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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1930年8月30日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他从小就极具投资意识,1941年,11岁的巴菲特购买了平生第一张股票。1947年,巴菲特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财务和商业管理。两年后,巴菲特考入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熏拜师于著名投资理论学家本杰明.格雷厄姆。1956年,他回到家乡创办“巴菲特有限公司”。1964年,巴菲特的个人财富达到400万美元,而此时他掌管的资金已高达2200万美元。多年来,在《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富豪榜上,巴菲特一直稳居前三甲。 用手接住雪花,积少成多,揉成雪球;把雪球放在地上慢慢滚动,推着它滚过草坪,滚出院子,继续向前……这样的游戏,你我小时候都不陌生,而半个多世纪前酷爱玩滚雪球的男孩沃伦.巴菲特,恐怕也未曾料想自己会推着“雪球”一路前行,几乎全部的人生都用来寻找“很湿的雪”——在合适环境中能够不断滚动增长的资金和“很长的坡”——让资金有足够时间变大、变强的企业。 无比专注的基因 作为公认的财富王者,围绕巴菲特的“揭秘”类图书、文章一直层出不穷,他自己倒像个看淡世事的禅者,在一次晚宴上,将成功的决定因素归结为貌不惊人的两个字——“专注”。听到这个答案的人们大概都会有“重重举起轻轻放下”的不过瘾之感,难怪巴菲特的传记作者艾丽斯.施罗德用不乏调侃的口吻写道:“他除了关注商业活动外,几乎对其他一切如艺术、文学、科学、旅行、建筑等全都充耳不闻,所以才能专心致志于渴望占有的东西。”调侃归调侃,在少年巴菲特身上,的确很难分辨出“吸金”和“专注”,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其天赋本能?6岁左右,他的爱好和兴趣就围绕着数字打转,看着1美元,脑袋里想的却是它加起来就会变成10美元。他随时随地都在思考数字,即使在教堂也不例外。通过赞美诗集中赞美歌作曲者们的出生、死亡日期,他逐一计算他们的寿命,以此消磨时间。从中他学会了计算概率,“环视周围,到处都存在可以用概率来计算的事物,关键就在于收集信息,你能够找到多少是多少,尽你所能。” 1942年春天,巴菲特为自己和姐姐多丽丝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3股优先股,共花了114.75美元。那年6月,市场向下击出低点,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股价从38.25美元一股跳水到27美元一股,在上学的路上,多丽丝每天都提醒弟弟,他的股票正在下跌。巴菲特说,当时他觉得压力大得可怕,因此在股票回升时,他选择以40美元一股的价格卖出,赚5美元了结。不过,城市服务公司的股价很快就高涨到202美元一股,这让巴菲特领悟到一生都受益无穷的三个教训:第一,不要过分关注股票的买入成本;第二,不要不动大脑地急于抓住蝇头小利;第三,不要轻易对其他任何人的资金负责。 看,“专注”在表面上也许是个没有多少智慧色彩的词语,即便跟同样“不聪明”的“勤奋”一词相比,它也似乎略逊行动力。但纵观巴菲特的投资经历,不难发现“专注”在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下的可贵:它不但是一种保持理性、排除干扰的控制力,更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魄力,一门减少枝蔓、宛如修炼的艺术。 华尔街之王 大多数渴望积累财富的人都会想象:等我有了100万元,我就要用这笔钱买房产、名车,抑或高额保险、环球旅行……巴菲特的起点并不比大多数人要高。将他引入财富大门的,不是日后令他奉若神明的格雷厄姆研究班课程,而是一本名为《赚1000美元的100招》的通俗小册子。然而,他对“如何支配金钱”的心态却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超脱:“钱可以让我独立。然后,我就可以用我的一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工作。我不想别人主导我,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巴菲特的大学时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把努力在大公司里向上爬看做成功的必由之路。在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战后及大萧条后期的美国,安稳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人都相信,从政府到大企业,这些公司和机构在本质上都是乐善好施的。在庞大的蜂房里找到一间巢室并尽快适应它,这是人们普遍选择的道路。 但巴菲特不愿步人后尘。尽管在跟室友相处、跟异性约会等很多琐事上都笨拙得像头大象,但只要一谈起“股票”,他便底气十足,最终选择毕业后做一名投资顾问。汇合众人的资金,风风火火地往返奔忙于纽约和家乡之间,背痛和精神紧张几乎要将他击垮。但其名字很快像病毒一样在投资者当中传播开来:“和沃伦.巴菲特一起投资会让你变富有!”从前是他请别人帮忙,而现在是别人恳求他帮忙;人们对他赚钱能力的信赖竟飞速发展为相当程度的倚赖:如果有人决定要从合伙公司把钱拿走,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亏欠了巴菲特。 11个合伙公司、超过100个投资者、接近400万美元的资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菲特仍一力承担事无巨细的工作:从打字、记账到申报税收、储蓄本息,只是在想起来的时候才到咖啡馆胡乱打发一顿饭。 1962年1月1日,巴菲特把所有的合伙公司放进了一个单个的实体——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公司(BuffettPartnership,Ltd.,简称BPL)。当时该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为46%,而道指同期只有22%。仅6年,他的合伙公司的规模就超过了恩师、也是老一辈华尔街投资圣手格雷厄姆,且在转瞬即至的低迷期毫发未损。 以后的故事众所周知:在47岁时,沃伦已实现了他的一切梦想,他的身价高达7200万美元,而他所经营的公司市价已达到1.35亿美元;他是3家公司的CEO,成功买进和卖出了许多公司的股票,而多数人可能一生也说不出这些公司的名字来;他最初的合伙人大都成了超级富翁…… 如果说,青年巴菲特关于“支配金钱”的一番言论多少还带点儿理想主义色彩,那么重重光环加身后,世人更清楚地看到,“挣钱”是最令他激动和兴奋的事——而不是金钱本身;“挣钱”和“痴迷于钱财”,在别人身上或许难以区分,但在巴菲特创造的惊人平台上竟然泾渭分明:他想做的就是继续“挣钱”,而不是“痴迷于钱财”。 财富是时代的票根 作为全球名列前茅的慈善家,巴菲特掌管的慈善基金远比其名字拗口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要名声响亮,然而他却从未建立过什么巴菲特基金会、巴菲特医院、巴菲特音乐厅,更没有一个大学的奖学金或一座大楼冠以他的名字。他不曾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项目,亦从未对资金用途辅以个人意向。 不通过慈善谋求个人表现,这或许是巴菲特阅尽世事后,油然而生的一种内心确信。早年巴菲特曾以“抠门”闻名,对自己、对亲人莫不如此,就更别提对外人了。彼时有评论说,巴菲特性格中有一些非常美国的东西:乐观但又无情,俭朴但并非看上去那样卑微。在妻子苏珊去世后,他显然扬弃了这个评价的前半句,而开始探索后半句在实践中的可能性。他说,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真正爱你的人的数目。不过,在对子女和慈善慷慨有加的同时,他对自己依然抠门,穿的总是几十年前的旧毛衣。 慈善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对此,巴菲特有过不断受挫又不断调整方向的切身经历,也抱有十分个性化的看法。早年他做慈善的主要方向是防止核扩散,“核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最终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它在一年内发生的几率是10%,那么在未来50内它发生的几率将高达99.5%,几乎接近100%。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调低,也就是说把一年内出现核战争的几率降到3%,那么在未来50年,比例将下降到40%。这是一件值得去尝试的事情,它可能会使这个世界变得完全不同”!后来由于核问题解决乏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巴菲特将慈善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人口控制上,“人类不仅应该继承谦恭温顺的性格,更应该继承地球”。不过,“即便是人口过剩,我也不会剥夺女性生产的权利,即便这个星球只有两个人,我也不会剥夺其选择的权利。世界人口总数和新生儿数量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我有7个孩子,我也不会把孩子的数量和人口过剩的问题扯在一起!”钱就是一把票根,应该投放到社会中去——特别在当下,“我们的资金可以有助于60亿比我们贫穷的人们。”年近八旬的巴菲特如是说。 随着年事渐高,他似乎也正在破除一些秉持已久的偏执,比如绝对的专注。“不仅仅是赚钱方面,在认识世界、结交朋友的时候同样需要‘滚雪球’。我们一生中要面临诸多选择,要争取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其实就是让自己的雪球在雪地上越滚越大,最好是一边前进一边选择积雪皑皑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回到山顶重新开始滚雪球,生活正是如此。” 他从不回望山顶,因为已走得够远,也因为看到了世界仍无限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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