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1日，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突然与各方失去了联系。后来的消息证实，其已被湖北省方面监视居住在湖北鄂州，至今月余而无明确定论。
全国工商联闻讯后指示石油业商会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前往湖北。将近20天之后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递交给了全国工商联主管领导。报告建议立即成立危机处理小组，维护石油商会会员的合法权益，要求龚家龙事件应由证监会与公安部直接办案，由中国银监会与全国工商联法律部对天发集团实施资产债务重组，以规避地方利益冲突……
石油商会
借势与地方政府博弈？
“龚总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确切的定论”，1月25日，长联石油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司马志达向《资本市场》记者平静地表示，“一有消息我就会马上向各位通报”。“京城大厦那边天发集团所属的几家公司都已经人去楼空，宣布放假2个月，估计春节以后才能恢复正常办公了”，石油商会副秘书长董虹光23日透露道。这一说法很快就从司马志达的回答中得到了证实。
2006年12月21日，龚家龙在赴武汉与债权银行协商债务重组的路上被湖北公安部门带走，从此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毫无音讯。至今与各界失去联系已经一月有余。
据记者了解，1月22日、23日，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连续召开了一天半的闭门会议，内容秘而不宣，秘书长王俊杰对此出语极其谨慎，丝毫不露半点口风，也没有什么好声气，甚至饱含敌意，生怕以讹传讹，导致错谬流传；而此前的1月14日，石油商会特别调查小组专门就龚家龙会长事件提交了调查报告，并将有关声明呈报给了全国工商联会员部赵岳仑副部长，欲借工商联的渠道向湖北地方政府交涉。中华全国工商联虽然名为中国民间商会，但从来不缺官方要员出没其间。然而，事态暧昧之时恐怕谁也只能静观其变。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在龚总出事之后就给商会来过电话，但我们现在同样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石油商会副秘书长董虹光解释。工商联石油商会与巴基斯坦方面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已经开始了项目评估，筹建瓜达尔港石化工业园区1000万吨炼化基地一事迫在眉睫。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天发集团与荆州市政府的陈年老账反复多次之后再度突现，出乎意料之外，甚至险象叵测。
拖欠清偿并非主因
龚家龙出事之后，全国工商联会员部指示石油商会了解石油业商会会长龚家龙的真实情况，商会特别调查小组与其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的张叶飞律师和夏欲钦律师前往湖北做了为期20天的调查。
“从2006年10月开始，产权定性之后的龚家龙已将其天发集团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的还款计划先后送交到了证监会，而且天发石油的还款计划已获证监会批准；天颐科技的还款计划因为地方政府的牵掣而晚了10天，但也在12月7日呈交给了证监会，还款的总资产价值还高于欠款总额”，商会的调查报告如是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恰恰就在12月7日，在荆州市委与市政府的分歧与争执之下，湖北省政府出面将天发集团原先定性的私人产权又划回为国有资产了。原因就在于，先前全国工商联的光彩49集团与雷曼兄弟公司洽谈债务重组之时，风传中粮集团将拿走天发集团的农业板块，而中石化集团将取得石油板块。如此一来，天发集团的优质资产将被瓜分完毕，而湖北省就只剩下所背的债务了。产权的变更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好像是地方政府和龚家龙开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玩笑。
“应该说，2004年以前我们对龚家龙的评价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1月11日，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对记者说，“他在1990年代末就率全国风气之先筹集了4个多亿的产业基金，并在当地政府推动的并购中开创了石油与农业两大产业格局”。
1988年，龚家龙在海南创业，开始经营石油天然气，成功地进入石油化工这一多年来的垄断性行业。1992年以后，龚家龙所组建的荆州地区生产生活资料公司与原有的国有企业脱钩，挂靠在荆州市物资局名下，再次冠以国有“红帽子”，并与辽河油田、锦州炼油厂和锦州铁路局等单位联合经营石油贸易业务。
凭借“红帽子”的身份，龚家龙的天发石油股份公司1996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当时股市的火爆成就了天发石油原始出资股东70倍增值的股市奇迹。上市后的天发石油投资大型储油设施，建立了跨省市的加油站网络，龚家龙由此成为拥有上百家加油站的“民营石油第一人”。
1997年，龚家龙领国内产业基金发行之先，在中央和湖北地方政府支持下发行了“三峡后勤保障基金”，筹集到4.6亿元民间性质的信托管理资金。为运作这笔资金，龚家龙再次用国有名义注册了“红帽子”的天发集团。在政府没有投入任何资金的情况下，以信托管理的4.6亿元资金投资菜籽油生产，重组了天发石油股份公司，建立起拥有石油、农业两大板块的天发集团公司。
1999年至2000年，天发集团应荆州市政府的要求，收购资不抵债的“活力28”上市公司，承揽了其债务危机；并将其与随后在湖北境内收购其他几家菜籽油生产厂家重组，后纳入天颐科技股份公司(“活力28”上市公司)之中，形成了横跨石油与农业的两大上市公司并存的格局。龚家龙此时已经开始构思将部分菜籽油转产生物柴油，打通农业与石油两大板块产业链，打造民营石油大公司产业化的宏伟战略。
2003年至2004年，天颐科技公司的生产规模节节扩张，菜籽收购资金也愈加紧张。龚家龙四处奔走，得到了湖北省各级政府与国务院领导的有力支持，从国家开发银行拿到了6亿元的资金额度，全面缓解了天发集团面临的暂时性困难。如果2004年不出现荆州市政府与龚家龙之间争夺产权的冲突，天发集团已经实现百万吨的菜籽油产量，而且将会在石油价格暴涨之初就转入生物柴油的生产行列。
商会调查报告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从1988年到2004年的16年间，天发集团的每一步发展都创造着民营石油企业的奇迹，在2004年被政府抢夺产权之前的龚家龙，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天发集团也没有拖欠过任何银行的债务和利息，此时的龚家龙可以说是一个民营石油企业创业与创新的商业奇才”。
2004年以后，天颐科技公司的产权被荆州市政府强行拿走，天发集团几乎陷入瘫痪而无法向各债权银行还款。另外，天发集团为两家上市公司贷款所提供的巨额担保又导致了其总值8亿多的优良资产被查封、质押或抵押。据一名知情人士解释，“即使证监会的监管部门也应该对此十分了解。何况大股东挪用、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一直以来就是全国上市公司的恶性通病，龚家龙在2006年10月初取回天发产权、变更工商登记之后即着手还款，此次被当地公安部门带走并不是因为拖欠两大上市公司的欠款而引发的”。商会的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
律师数次南下交涉
2006年12月24日，石油商会秘书处得知外界盛行会长龚家龙的种种不实传闻之后随即派出相关人员与律师，两次前往湖北省公安厅交涉，只被告知因涉嫌经济犯罪而被监视居住在鄂州地界，并且拒绝律师与龚家龙会面。
“根据《宪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及司法实践，被监视居住人应当有权与外界保持联系(包括通信与通讯)，有权与妻子等家人共同居住，有权与聘请的律师自由会见”，石油商会两名随同调查的律师指出，“国家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98修订)》也有明文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
“但从目前的现状看，湖北省公安机关对龚家龙采取的强制措施及做法(不告知其家人被监视居住的地点，不让其与外界保持联系，置其聘请的律师会见要求于不顾等等)已远远超出了监视居住的限度，实际上已经成了变相羁押。上述行为已经明显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构成了严重的违法办案”。
1月18日，记者致电当时随行的夏欲钦律师，想从侧面了解一下其成文的调查报告背后是否还有无法言说的隐情，以及是否遭遇有关部门的阻力或者其他层面的细节。他说他不日又将出差去湖北，再度与当地公安以及政府部门交涉，与龚家龙会长见上一面，眼下倒没有时间接受采访——结果将会如何令人拭目以待；而从其谈话中得知，石油商会内部显然已经牵头组建了一个营救小组，各司其职，甚至就连舆论的发布也得统一口径，记者的询问还必须征得其牵头主事者的同意。
石油商会作为民营企业的社团组织，虽然可以在其内部会议上措辞激烈地指斥地方权力机关，但在自己网站上发表的声明却仍然像温吞水一样，态度的游移不定也耐人寻味。正如商会秘书长王俊杰和副秘书长董虹光说的那样，“我们石油商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只能依赖全国工商联以及上级组织，等事态明朗之后再做决定”。看来，石油商会暂时还是有所克制和隐忍，在律师来往穿梭于湖北与荆州之间的调查之外，他们更多的还是期待着官方的解决。
四次文件主导产权变更
“2004年以后天发集团全面危机出现的根源，是地方政府抢夺民营企业产权的不当行为”，商会的调查报告如此陈述。
天发集团的产权变更一波三折，四起四落。荆州市数年内的4次红头文件就记录了产权纷争的整个过程。
2000年～2001年，荆州市政府第一次下发红头文件(相关文件有：《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62期》2000年10月24日；荆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文件荆国资委[2001]第5号《关于湖北天发集团公司发展及产权界定情况的批复》，2001年5月11日)，承认天发集团是为了经营需要而冠以国有名号的红帽子企业；承认政府没出一分钱，不具有公司产权，只要求天发集团对政府的历史贡献给予一定的收益补偿。
基于上述文件，天发集团的产权第一次得以明确，龚家龙将原来登记为国有的产权变更到天发工会和另外六家收购兼并而来的子公司名下。
2004年，换届以后的荆州市委市政府突然推翻上届政府的文件，不承认天发集团的民营性质，并强行派人接管了天颐科技股份公司的控制权。商会以及律师从调查中获悉，天发集团高管普遍认为这场产权纠纷背后有明显的腐败嫌疑。因为政府抢走天颐科技后，把这家改制后日渐完善的公司给了与个别市领导关系密切的一名房地产个体老板。此人仅仅出资几千万就拿走了整个上市公司。不过，由于其对农业一窍不通，又没有办法处理好公司与债权银行的关系，3个月后菜籽油生产便告停工。这名房地产老板撤走资金，将企业重新甩给了政府，使这家本来生产与效益都很好的上市公司至今处于停产瘫痪状态。天颐科技的困境从此开始。
2004年，龚家龙在企业产权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离开湖北，来到北京组建了民营石油商会，挂靠在全国工商联，而天发集团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和无人负责的境地。
到了2005年，荆州市政府接管后的天颐科技公司两年里没有向股民披露停产的消息，整个集团的28亿债务全都变成了烂账，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欠款以及股权分置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股民与农民怨声载道，员工与银行利益受损，监管机构焦头烂额；……在此种状况下，工商银行作为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席单位，引入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进行重组债务，荆州市政府此时也积极响应，下发了第二个红头文件，将资不抵债的公司产权全部定性为民营产权(龚家龙占65%，工会占35%)，并由市长签字向国际跨国公司——雷曼兄弟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明确保证：天发集团是与政府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民营企业。但是，据调查了解的内幕说，由于市委与市政府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上述红头文件再次被否决，债务重组等事宜久拖不决，天发集团步岌岌可危。
2006年，江平等七位著名法学家经过了解和论证，出具了明确的法律意见：天发集团的产权与荆州市政府无关，应该执行2001年和2005年的市政府文件，将产权过户给龚家龙与天发工会(见中国法学会《关于湖北天发集团有限公司性质界定的专家法律意见书》，2006年7月28日)。2006年8月，再次换届后的荆州市委第三次形成红头文件，同意法学家的意见，并于9月在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见中共荆州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06]第3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北天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风险处置和资产重组工作的会议纪要》)。2006年10月，龚家龙重新接管了天发集团的全部管理权，接纳了雷曼兄弟公司邀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开始进场调查，同时天发集团筹划解决大股东的欠款问题，债务重组逐渐推进。
然而，天发集团的产权变更遭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出面干预。据了解，2006年11月，荆州市地面就风传省里领导已将天发集团的三块主要资产许给了不同的国有机构，中粮集团拿走农业资产，中石化收购石油股份，武汉市坐收当地的地产部分。荆州市委市政府在省里行政干预的强大压力下，开始逼龚家龙退还产权。据商会的调查报告说，“政府逼龚家龙的最后手段，就是在大股东偿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上设置障碍，并威胁龚家龙，若不退还产权就让证监会抓人。龚家龙被迫做了有保留的让步，用协议转让方式将他本人持有的股权转给了原来持股的六家子公司，坚持捍卫产权的非国有属性。
此后，龚家龙先前已经接洽的全国工商联所属的光彩49集团与雷曼公司联手，要求政府将全部产权转给光彩49集团，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债务重组。荆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同意光彩49集团介入。2006年12月19日，荆州市政府第四次发出红头文件，同意由光彩49集团与雷曼兄弟公司共同主导天发集团与银行的债务重组谈判，联手推进资产债务重组(见荆政函[2006]82号：《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求对天发集团实施改革重组意见的函》)。但是，12月19日文件发出后，12月20日荆州市政府的分管领导又坚决反对。据知情人士透露，龚家龙当日传回的消息是，个别市政府领导再次以动用公安抓他相威胁。果不其然，12月21日，龚家龙就遭遇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中央统战部出面斡旋？
石油商会的调查报告认为，“2004年后的天发集团乱局，不是龚家龙的行为所致，而是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抢夺民营产权带来的必然结果。按七位著名法学家的说法，政府四次下发确定民营产权的红头文件，又四次由自己推翻，这在中国产权改革历史上也算是绝无仅有的奇闻怪事。因此，天发集团的困境，荆州地区金融重灾区的产生，两大上市公司的股民利益的严重受损，以及荆州地区广大农户的巨大损失，其责任应该由出尔反尔的政府来负”。
先前传闻天发集团与光彩49集团的接洽并非空穴来风。龚家龙促成了天发集团与光彩49集团的资产重组，意欲将天发集团的资产与经营牌照注入长联石油，由长联石油与光彩49集团合作，共同出资西进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筹建石油炼化基地。所以此次龚家龙事件“对工商联石油商会是一次无情的挑战，也是一次能力的考验”。
据了解，“石油商会的两大重要职责，一是打破石油垄断经营，二是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很显然，龚家龙事件使石油商会的两大宗旨正受到了如此的挑战。
在有关人士看来，民营石油商会的会长被政府抢夺资产，是对民营商会性质的无情践踏。如果商会不去维护会员的产权权益，将会成为社会的笑柄。为此，商会内部人士主张本次事件应通过中央统战部，力主中国银监会、全国工商联接管天发集团全部资产与债务，会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合理解决产权纠纷与资产债务的重组。
据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2006年初就有传闻说荆州市政府曾经推荐中石油所属公司与天发集团协办资产重组；2006年10月起，湖北方面再出传闻说，中石化介入了天发集团的资产争夺战，引发了湖北省逼迫龚家龙退还产权的奇闻。虽然这一切都被天发石油最近发布的公告予以了否认，但是，如果这一动向存在，那也将是对民营石油商会反对石油垄断的一次最大打击，也是对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的莫大讽刺”。
石油商会将何去何从？是否应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对龚家龙事件的态度？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事关龚家龙会长的调查报告已递交到了全国工商联领导的案头。石油商会此前已建议由证监会与公安部直接接管，并由工商联法律部与国家银监会成立危机处理小组，重新拟订资产债务重组方案，商会也希望借龚家龙事件化危机为机遇，打破石油垄断经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有鉴于此事的把握仍然无法确定，商会的内部讨论也就顺理成章地隐入了层层帷幕之中。
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强势与悲歌
“龚家龙实际上浓缩了1980年代至今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类似经历”，一名与龚家龙相熟的业界人士向《资本市场》记者感慨，“他们目光敏锐，头脑活络，胸有韬略，会经营也擅长周旋于政商两界；他们一般都具有领袖型的草莽气质，会笼络人心并使之为己效力；当然也往往强势、独断，甚至力排众议，固执己见……”
“出身于草根阶层的民营企业家往往都具有多面的个性，既洞悉世事又人情练达，能屈能伸而且意志坚定。战争年代，他们不是将帅就是英雄；而到了和平年代，他们不是商界巨子就是资本高手……总而言之，他们不是业界翘楚就是天生奇才。以此来观照那些在各界呼风唤雨的成功人士就很容易找见其中的规律。他们善于利用一切机会亮出自己的能耐，也善于借势壮大自己，但也可能在阴沟里翻船，就像曾国藩说的那样：不信天不信地，信的是运气”，一名擅于观察的咨询界人士调侃道。
龚家龙最初在江汉平原崛起之时恰恰就是资源短缺的1980年代。他在2005年6月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就毫不忌讳自己当年倒腾紧缺物资的业迹，笑称自己是从“投机倒把”开始创业之旅的。
1988年，龚家龙开始组建自己的公司，并挂靠在荆州地区物资局。公司就在荆州与海南之间倒腾紧俏的石油液化气。这一十分凑巧的挣钱机会让他闯进了几大国有石油企业垄断天下的领域，并且开始面向社会集资槽罐车扩展公司的规模。
1990年代初，沪深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开始发行股票。龚家龙所辖的公司因为戴着“红帽子”的方便，也面向社会发行股票。1994年，国务院点名严厉批评108家单位自行社会集资、变相发行股票，天发集团私自犯规也榜上有名。
“红帽子”企业就拥有“红帽子”的便利。“但是，又有哪家企业没有得到过国家的支持和扶助呢？”2005年7月，龚家龙曾经如此反问过记者。不过，天发石油1996年12月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之后，龚家龙的战略扩展野心勃勃；在荆州市政府撺掇下，2000年他兼并了1996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活力28”集团，是非就开始与深沪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命运也随之跌荡起伏……
在产权进退之时
“龚家龙应该算是比较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个企业家，腾挪于天南地北之间。1988年发迹于海南的石油液化气，1992年与东北的几大石油企业结成联盟，1994年入驻北京京城大厦设立天发投资控股公司，1996年天发石油深圳上市，2000年取得天颐科技在上海证交所的一席之地，2004年发起300多家民营石油企业成立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2005年组建长联石油控股公司，后来成为全国工商联属下光彩49集团的股东，跳出国门西进巴基斯坦寻找石油商机……但囿于官本文化的现实以及中国商业文化的局限，这也可能被人看作是眼高手低，——毕竟你想到的未必就能实现；再说，中国一直就有红顶商人的传统，看似缺乏独立人格，其实也是迫不得已；依附于政府既可以大获其利也难免是非缠身。——行走于政商之间仍然是一种现实策略”，一名业界好友这样评价。
“1990年代末，国内企业改革已经开始了国退民进的趋势。产权的界定虽然一时难以在企业与政府之间一刀划断，但的确有不少人就在官与商之间的身份变换中一飞冲天，凭空身家倍增。在这样的情势下，龚家龙不能不为此心动”，一名与记者相熟的企业研究专家分析道。
“2001年荆州市政府已经明确的产权界定文件显然为2001年至2004年龚家龙的迅猛扩张提供了一种动力”，一名为天发资产重组出谋划策的咨询人士说，“2001年至2006年荆州市政府的四次红头文件使企业产权的变更如此随意，这绝对是政府方面的责任，而且容易给龚家龙以及别人造成一种政府抢我东西的印象”。
2004年，荆州市政府强行将天颐科技划走让本来乐见其成的龚家龙大意失荆州。然而这一次转折也使他的龚家人马转移到了北京。凭借多年在石油业界的资历与声望，组建民营石油商会就成了他的重头戏，纵横捭阖于石油企业、全国工商联以及海外市场之间。石油商会在2007年1月的调查报告中如此评价：“从2004年至2006年，在创办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组建长联石油公司和展开巴基斯坦的民间能源外交方面，龚家龙功不可没。”
龚家龙主导的长联石油开始与全国工商联所属的光彩49集团组成战略联盟，筹谋在天发集团债务重组完成后，将生物柴油与石油批发、零售等产业链装入长联石油；再与各地石油企业交叉持股，借助光彩49集团的平台募集民营石油产业基金，整合提升民营石油企业的力量，力争与三大国有垄断石油集团并驾齐驱。
“在所有的民营石油企业老总当中，我的思想与见解肯定是老大”，2005年6月龚家龙就向记者作过如此表示。“在石油商会会长的位置上，龚家龙就像在他天发集团那样强势显然是行不通的，不过，哪一家企业的老总又能够做到完全彻底的民主而不独断专横呢？石油商会是在他天发集团失势的背景下运作的，如果换作是前几年，财大气粗的时候再过分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陕西一名石化公司的老总评价道。
龚家龙因天发集团产权争执失利而进京再次创业，是在没有大资本支持的困难条件下开始的。商会的调查报告认为，“两年多来，石油商会成为会员最多、地方分会发展最快、向国家反映石油业反垄断意见最尖锐、在国内外联络石油界企业最广泛的大型商会，龚家龙作为会长是功不可没的。在建立长联公司的问题上，商会内部出现过不同意见，但作为会员之间的自发组织的投资行为，长联石油迅速创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使之很快成为民营石油产业反垄断的旗帜”。
2006年4月，在全国工商联胡德平副主席的主持下，龚家龙率领石油商会开展巴基斯坦的民间能源外交，推动民营石油和能源企业走出国门寻找石油商机；石油商会特为此举办了中巴能源论坛；2006年6月，石油商会的部分会员在上海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总统，洽谈瓜达尔港的炼化基地事宜；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为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巴基斯坦的合作项目签字，“石油商会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调查的结论说，“龚家龙会长在北京的再次创业中，虽然存在一些工作方法上的欠缺和问题，但他对商会的贡献，对民营石油企业反垄断的推进，对中巴两国的民间石油外交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
在传闻与调查之间
龚家龙被湖北方面监视居住之后，坊间各种传闻甚嚣尘上。石油商会特别调查小组就各方人士可能的6种猜测进行了调查，认为都有很大疑点，而且“明显存在办案不公的种种迹象，怀疑是另有产权争夺的隐情而先抓人再查证”。
一是职务侵占、海外转移资产、侵吞国有资产等。调查报告认为，“这些罪名将因为当地政府2001年以来所发的四个红头文件而产生前提动摇，它将把法律争论焦点集中于政府与民企的产权纠纷之中，成为争议很大的罪名”。
二是28亿多元的银行债务问题、违法借贷、银行骗贷与损失责任等。调查认为，“目前的天发集团银行债务，一半以上是收购兼并时从政府手中带来的历史债务，如若深入追究可能涉及很多政府的失误与问题，与龚家龙无关；而天发集团在2003年的鼎盛期，生产经营急需资金，不会存在违法借贷问题，也不会对银行进行骗贷。而整个28亿无银行债务的损失责任，很容易转到政府抢夺产权行为的头上，龚家龙很难承担具体责任”。
三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调查认为，“由于2004年以后的产权纠纷责任转至政府，近乎瘫痪的天发集团占款不还，存在着充足的理由。另外，天发集团为两家上市公司贷款提供了巨额担保，致使总值8亿多元的优良资产被查封、质押和抵押。这些情况证监部门十分清楚。即便如此，2006年10月开始，两家公司的还款计划都已送交证监会，而天发石油的还款计划已获证监会批准，天颐科技的还款计划因政府阻挠而晚了十天，但也在12月7日送入，且还款的总资产价值还高于欠款总额。至于大股东挪用资金问题，是全国上市公司共有的现象，不该对民营企业进行歧视性的、不公平的随意惩罚”。
四是虚假财务报表。调查称，“这个问题应该说是2004年以前的历史，而在此期间，公司已被证监会查过多次。到了2005年和2006年，两大上市公司已严重亏损，公司报表没有做虚假利润的必要”。
五是长联石油欺骗股东集资。调查认为，“长联石油成立后，各方股东在现金出资上并不踊跃；而到了正式发照之时，所有股东都被正式告知可以退股转让。2006年9月、10月间，原有几个大股东大多提出转让，新股东购买股权的价款已经支付。目前，现有股东已进入平稳合作期，公司正在等待光彩49集团的战略重组。如按商业欺诈起诉，多数法律专家认为十分滑稽，不仅无法定罪，而且很难收场”。
六是瓜达尔港开发区的涉外违法问题。调查宣称，“在石油商会与巴基斯坦的民间外交中，巴方在龚家龙会长的策划推动下，同意将10000平方公里交给石油商会，建立全面开放的能源经济开发区。龚家龙从国家建立中东能源走廊的战略角度出发，认为开发瓜达尔港可以聚合伊朗、沙特与印度的资本，并借此打通中国与中东的能源走廊，改变世界石油的控制格局。因此，未经工商联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同意，以长联石油名义与巴方签署合作协议。但如果是为此事影响国家安全，应该首先通知工商联有关领导，不应如此办案”。
调查报告认为，“与上述违法办案与犯罪疑点相对应，产权争执的政府方正在紧锣密鼓地抢夺产权。据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政府已在监视居住地逼龚家龙将产权转给荆州市建设投资公司，而且开始与银行直接进行债务重组谈判。还有传闻称，武汉市政府已接管了与天发集团存在严重交易冲突的企业与地产。这些迹象都能清楚反映当地政府对天发产权的青睐，同时不排除有人为掩盖政府四次抢夺产权造成不利局面的真正原因而竭尽全力将龚家龙作为替罪羊的可能”。
平心而论，龚家龙的六大传闻都有很大疑点，容易混淆视听。石油商会的调查报告站在其自身的立场上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仇富心态浓重，惩治民企原罪之风越刮越强，由争夺产权的一方政府办案，更有执法不公的可能。为此，这一全国上下人所共知、国内国外高度关注的著名民营企业家案件，应该由证监会与公安部直接办案，由国家银监会与工商联法律部实施资产债务重组，以便公开公正地解决刑事与民事的不同问题，避免利益冲突的黑箱操作”。
在政商之间的行走
“19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存在以国退民进和国退洋进为标志的两大路径，其中的产权变换在收购与兼并行为中与政府的碰撞最为激烈”，一名专事企业并购的刘姓律师对记者说，“产权纠纷的根源就在于大政府时代政府主导了一切资源。纯粹的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各种利好，譬如上缴税收、上市指标等等，所以只有挂靠国有单位的企业才能得到近水楼台的便利。到了国退民进之时，产权的界定就成了一大难题。可以说，龚家龙事件仍然是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
“龚家龙虽然有相当的能耐，其经营的天发集团也曾经是湖北的一杆大旗，但也的确获得过政府方面的不少扶助。在2001年的产权界定文件里，荆州市政府索要一定的补偿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至少从表面上来看，龚家龙还是没有异议的，但2004年的政府官员换届就推翻了原有的决议，这对于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个别官员的意志凌驾于政府的结论之上实际上就是对政府形象的贬损，而现在湖北省政府出面将龚家龙监视居住又将意欲何为呢？如果真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按照先取证调查再拘捕的法律程序来吧”？一名企业研究专家直率地向记者表示他的看法。
“天发的债务只有我一个人说得清楚”，龚家龙在2005年6月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这样坦言。“可以说，龚家龙难免有他的个性缺陷，或者独断专行，或者恃才放旷，或者对官商之间的利益潜规则领悟得不够，但这根本不足以影响他经营企业的能力，何况任何一个出自草莽的企业领导者都有他自身的性格棱角呢”！陕西的那名石化公司老总抱怨。
2006年12月17日，138家民营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组成的“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在京成立，挂靠在国资委名下的中国商业联合会。刚刚从工商联石油商会退会出走的会长赵友山向记者表示，在“和谐石油”的目标下，不会对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构成威胁，同时也希望能早日与外资、国资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其言辞的乖巧，似乎就想体现一种“民不与官斗”的生存智慧。与龚家龙纠结力量西进巴基斯坦的举动相比，这是否显示了某种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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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31 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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