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金融办是金融风险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

近年来，我国地方金融办除做好地方金融发展整体规划工作外，还在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引导和发展金融产业、建立地方信用体系、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规范驻地金融机构行为、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在何世红看来，地方政府金融办就是建立和巩固最后一道防线的有力实施者和组织者。

我国农村人口站绝大多数，农村金融有着点多、面广、数额小、风险大、天灾人祸也比较多的特殊性。而现在的监管形式是中央集中统一监管,难免鞭长莫及。此时，更应该让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发挥本土金融的作用，巩固最后一道金融防线。

同时，从发展的角度看，“一行三会”主要关心的是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虽然也为地方金融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但在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防范之间难以兼顾和平衡，尤其是当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出现明显的矛盾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向金融监管方面倾斜，无意间忽略了地方金融发展，这正是近年来地方金融发展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金融创新大大滞后的原因。

去年两会期间，金融部门大部制改革一度成为热点话题，有专家认为，从监管角度来讲，需要一种大角度、大视野的监管思路和方法予以配合。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出现了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叠并存的问题。建议中国能否在保留现有“一行三会”的同时，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平衡调节各监管机构的功能和纷争，组成一个金融监管委员会来对所有金融业务进行监管。这样做既可以对证券、银行、保险业务的独立监管能有效地协调起来，又可以避免机构过于庞大而导致的效率缺失。

何世红认为，赋予地方金融办一定的管理职能，自上而下建立起更为完善的金融管理体系，是解决目前症结的最好途径。

然而目前，除了内蒙古、宁夏、上海、北京等省市的金融办运作较好、相对强势外，多数金融办是“寄居”在省政府办公厅下，面临“人手少、权力小”的尴尬处境。

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局长助理刘跃林表示，当年很多省市设立金融办，主要是由于金融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脱节。在他看来，金融办的设立和升格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各地金融办的主要职责是服务和联系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协助做好“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工作。刘跃林认为，金融办的“实体化”，会更好的帮助监管。

分析人士认为，更为熟悉地方情况的金融办此时可以填补监管空白。在“实体化”以后，有了经费预算、人员编制，金融办的协助也将更为有力。

实际上，目前的问题在于应该赋予地方金融办什么样的职能？

从责任角度来讲，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风险负总责，对非法集资的风险负总责，对地方金融机构产生的风险负总责。金融危机爆发后，还要对提振地方经济负责。但是恰恰权利和责任严重不对称。何世红认为，既然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由地方负责，它的准入也应该下放到地方。特别是在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方面，更应该赋予地方金融办行政审批权。其实许多地方金融办行使的职能，很多方面就已经涉及到了行政管理。

何世红分析到，“一行三会”行使的是业务上的监管职能，而地方政府缺乏的也正是对地方金融的行政管理。如果以“一行三会”代表中央形成线性监管防线，金融办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形成块状管理网络，风险就失去了容身之地。

“之前是纸上谈兵，如今已逐步落到了实处。”何世红认为，北京市金融工作局的挂牌，使得地方金融办的升格转型成为现实，这将是一起关乎顺利构建中国金融新秩序的标志性事件。

因为，地方金融办的转型，不仅仅可以构筑牢靠的金融防线，而且将从根本上促进中国金融管理体系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