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似乎改变了坚守了数十年的“资本流动不受约束”的信条。4月5日，IMF网站登出题为“IMF制定资本流入管理框架”的文章，计划为新兴市场乃至所有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在面对资本流入猛增时，提供一套包含资本管制措施的“政策工具箱”。与声明一同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指出，在穷尽货币、汇率、财政、金融政策后，一国可采取资本管制措施。这一政策框架已为IMF执董会接受。一些外部研究者发现，其实早在2009年巴西开始对资本流入征收2%的额外税收时，IMF就已放松“口风”，从一贯的强烈反对转为“不情愿地接受”。针对资本流动管理的研究也从那时开始。
IMF自1972年以后一直坚持在成员国内推行浮动汇率及资本自由流动，如今这一立场的软化可谓十分显著，它的出台也正是时势所迫。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与结束于1997年—1998年和2008年—2009年的前两轮“资本流入潮”相比，本次危机后的资本流入有了明显变化。在构成上，第一轮中，外国直接投资占最大比重，第二轮以银行信贷为主，现在则集中在证券化资产上，如巴西和韩国的资本流入过半属于此类。这些资本更“热”、波动性更大。此外，本轮资本流入在短短三个季度就占到这些国家GDP的6%，而过去达到这一规模需要至少三年。
这时，本币升值对出口竞争力、金融资产安全和市场稳定、央行对冲的成本及财政政策的政治阻力产生了巨大影响。于是从巴西到秘鲁，从韩国到印尼，从南非到土耳其，纷纷采取了对资本流入征税、规定投资额度和锁定期、提高准备金率等量价措施。面对这一局势，资本输出国迫切期望为资本流入管制设立全球规范，避免“大萧条”时期各国以邻为壑或“货币战争”的出现；而流入国则急需专业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最小的代价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流动突然、全面的逆转。
正因此，近日在南京举行的G20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上。法国财长拉嘉德表示，IMF需要对资本流入管制设立全球的“指导原则”，也就是这里IMF所指的“政策框架”。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que Strauss-Kahn）在4月5日发表演讲时说，过去以为对如何管理经济很有把握，因为“华盛顿共识”给出了一些答案。“但现在我们处在独特的历史时期，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IMF是近来变革的急先锋，但从“灵活信用工具”（FCL）等新型工具看，IMF并未放弃原则，变革也绝非对现有制度的“推倒重来”，而是更务实地优先处理最紧迫的问题。IMF的“政策工具箱”并非放任资本管制，其核心主张恰是各国必须把宏观政策和金融审慎措施作为“第一道防线”，这包括汇率低估的国家要向灵活汇率下的中期均衡水平靠近，积累必要的外汇储备，确保国内政策组合可实现公共债务的平衡及可持续。此后，在采取针对外汇币种的审慎措施的条件下，若仍无法有效控制资本流入，才可采取针对“投资人身份”的资本管制措施，执行中还必须设法将扭曲降到最低，并顾及其溢出效应。
如有需要，一国可采取针对总量的措施，但对资本进入本国后流向何种领域不该设限。IMF第一执行副总裁利普斯基（John Lipsky）日前接受采访时说，“根本上还在于对搞国内政策，使经济在遭受冲击时具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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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4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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