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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财经媒体一扯到前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时都说他是证券界“猛人”，真不知他何“猛”之有？就笔者接触和了解，阚治东与他同时期的券商老总如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徐卫国等比起来，横竖都看不出“猛”来。相反，他谨慎得近乎刻板、不善言辞、不事声张的行事作风还常常给人以“窝囊”的印象。
给我的如此印象是从1992年3月开始。1992年3月《证券市场周刊》创刊，老板王波明命我带2000本杂志去上海卖，并“强横”地说：“卖掉了就买张火车票回来，卖不掉你就就地离职，自谋生路了。”老波明给我的唯一“便利”是三封他给阚治东、管金生和汤仁荣的亲笔信，请求这三家沪上最大券商的老总提供可能的帮助。见到申银证券总裁阚治东说明来意，他说了不过三句话，便安排我见他的办公室主任。想趁机采访一下他对上海股市的看法，他立即正色道：“你不懂，证券公司高管是不能随便谈对股市看法的。”后来笔者在上海做外派记者两年，采访了尉文渊、管金生、汤仁荣等多位证券界“名角”，就是一直没采访成阚治东。较之其他“名角”，阚治东的确是一贯低调得很。甚至连申银证券主做的股票，沪上投资者都戏称“阚二毛”，意思说他们做股票常常是见利跑，谨慎得很。
但蔫人却又爆出冷门。1997年5月，在政府五次三番出台政策、措施降温股市扭转不了局面时，央行再次宣布严禁银行给证券公司贷款炒股票；同时对工行上海分行贷款给申万证券（1996年申银与万国合并）炒股票一事进行查处，免去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和申万证券总裁阚治东的职务。一贯低调的阚治东居然成了杀一儆百的“典型”。似乎应了那句老话，“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
这之后阚治东消失了五年。2002年他和同样是在1997年犯了错误的深发展银行行长贺云搭班子，执掌积弊丛生的南方证券。而重新复出的阚治东一改过去低调的做派，曝光率骤增。似乎是从这时起媒体开始称他是“猛人”。圈内人都知道南方证券的摊子太烂，阚治东要是整治不好大概也就没治了，同时大伙儿也为他捏一把汗：上次下马圈内同情者居多，这次再弄不好可就难慰“江东父老”了。
三年后雄心勃勃的阚治东果然黯淡落马，而且还成为因公司亏损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个券商老总。今年初遇到监管部门的一位知情官员时，笔者流露出对阚治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解和感叹，这位朋友说，老阚是想挽救南方证券，但有病乱投医，居然还是用挪用客户保证金的方法想炒一把股票挽回些前任的亏损。可赌进的亏损更大。他当然要负该负的责任。
1997年阚治东下台时，笔者曾跟邵淳聊起过，老邵当时就开玩笑地说：“大家都逛过窑子了，终于你也把守不住也去逛了，偏偏赶上严打，就抓到你这么个刚下水的，怨谁呢？”阚治东低调矜持了十年，最后终于也“猛”起来一回，但一下就“猛”撞到“南墙”上了。回头晚矣。看人家牛冠兴低调矜持十几年如一日，从没风光过，却是第一茬券商老总里唯一还在老总职位上的。
这让我想起《教父》里老教父唐.科里昂的一句话：“每个人只有一种命运。”其实阚治东命运的悲剧，也像管金生、张国庆等其他第一茬券商老总的悲剧一样，并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还有更深刻、更发人深省的制度成因。这方面林义相博士做过专题研究。限于篇幅，笔者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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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9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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