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与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就中国经济问题展开了讨论，具体内容如下：
问题所在
胡舒立：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创造了持续高增长的奇迹。不过，增长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代价已日益凸显，增长可持续性，即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构成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挑战。你觉得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当前的局面？
秦晓：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依然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但这三个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刘易斯拐点”出现和人口红利衰减、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还有就是你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方式产生的社会、环境代价已经日益凸显，比如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缺失，等等。
这表明，持续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需要通过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均衡的、可持续的轨道。
胡舒立：中国模式一度备受推崇，现在虽然面临较多争议，但经济增速仍然全球领先。如何客观地分析其利弊呢？
秦晓：中国经济崛起的特征可简单地概括为两句话：总量大，但质量不高；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
质量和效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等。
结构失衡则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经常项目下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等。
胡舒立：你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总量增长很可观，但质量和结构却长期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以至于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这反过来成为总量增长的瓶颈。那么，如何突破当前我们面临的困境呢？
秦晓：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中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需要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如何改革和调整呢？
当代中国改革的历程已经证明：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兼顾短期波动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即从一个主导经济的政府转变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变为宏观层面的调控，政府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财、税、价的配套改革可以作为新一轮改革政策工具的重点。
改革目标
胡舒立：从中期来讲，比如五年，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否可以确定一组改革的主要目标。
秦晓：质量不高与结构失衡不只是经济发达水平低的表现，也反映出体制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因而，改进质量、调整结构就成为新一轮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在未来五年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分解为如下七个方面：
1）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2）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3）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4）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增加值；5）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6）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7）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胡舒立：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应是惟一的出路，但改革方案和方案的实施也应考虑社会的承受力。
秦晓：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首先把握改革的约束条件，也就是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因为一个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改革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
——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改革涉及到财政、税收、价格诸方面，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
指标的定量化区间
胡舒立：作为一个可实施的改革方案，无论是目标，还是约束条件都需要做定量的研究。
秦晓：定量研究需要搜集数据和建立模型。目前在初步论证的基础上可确定一个定量的区间。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这个回落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如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对此看法不一。
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 这是一个通胀约束下市场需求决定的产出指标。
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这有全球化扩大生产边界（需求）、人口红利（供给）等条件的支持，也有体制的问题，如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要素价格，特别是资本和能源价格的管制、环保代价等。因而，以往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我的方案采用的指标是“十二五”规划中的7%。
胡舒立：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量级，速度调整是必然的。问题在于，速度降下来了，失衡的问题就能改善吗？
秦晓：失衡还表现在其他几个方面，需要逐一讨论。
指标二就是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
美国提出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IMF的初步研究认为顺差6%、逆差4%为判定失衡标准。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提出中国经济的指标是不超过3%。
胡舒立：经济的再平衡固然需要国际收支平衡，更要求提高内需和消费的比重。
秦晓：因此第三个指标就是内需与消费。如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3%，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
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以上，其中居民消费应从目前的35%提高到40%。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消费增长与服务业的发展紧密相关。这就是第四个指标。
目前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是43%，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平均年增长1%，我们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胡舒立：前面几个指标主要是改善经济失衡问题，关于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的改善也应有一个定量化的目标。
秦晓：要改善效益和质量，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第五个指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在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5个百分点。
第六个指标是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峰值时间提前五年。
胡舒立：我所理解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经济增长、环境友好、社会稳定。你前面的指标涵盖了前两个方面，后面的指标想必与社会稳定有关。
秦晓：制定关于社会稳定的指标当然必不可少。指标七就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当下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国际机构估计中国基尼系数为0.47-0.52，超出0.40的警戒点。我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0.03。
关于约束条件也设置了一组数量区间。指标八是就业和通胀。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我提出的登记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力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提出通胀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占GDP的比例。我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 和6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应控制在2.5%以下。
政策组合
胡舒立：要实现你提出的改革目标，具体需要运用什么政策工具组合？
秦晓：这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还要配套推行要素价格改革。
财政政策包括：第一，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第二，加大公共产品，特别是社保、医保、教育、住房等反映民生等方面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10个百分点；第三，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第四，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第五，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税收政策包括：第一，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第二，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第三，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5%；第四，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同时，要推行要素价格改革。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加大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
发表于 2012-7-30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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