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两年之久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终于走完了它的保尔森时期。
亦如前几次，12月5日，在第五次SED结束之后，保尔森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但此后，随着美国财长职务的到期，他将无法出现在第六次SED的会场上了——如果还有第六次的话。
“保尔森已经很不容易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说，“后院着火，但他还是来了。”自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保尔森就一直忙于“救火”；加之现任的布什政府班子成员也大多开始收拾办公物品，准备为奥巴马团队让路，这次美方代表团的人数和级别较上次有了不少折扣。但保尔森的如期出现，便已说明，这位美国财政部长尽管不会说中国话，但对中国有着多么大的关注和热情。
在12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保尔森略显疲惫，声音沙哑到如果不认真听，已经有些难以听清。他说，他不愿意预测奥巴马政府是否还会让SED继续。但这位在大学橄榄球队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球员”（Letterman）荣誉的大个子，仍然饱含热情地说：“我对SED抱有极大的信心。”
有用？无用？
2006年，应布什邀请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后，保尔森提出了一个设想——建立一个中美经济对话机制。
尽管这样的对话机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并不罕见，但保尔森将其做到了极致：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都由本国主管全盘经济事务的高官代表国家元首领衔，两国所有的重要经济部门的行政首长几乎悉数出列，而且是高频率的一年两次。
无怪乎保尔森在第四次SED结束时，不无得意地说：“我常常讲，最好的恭维就是模仿。”他是指在SED“试水”成功后，日本和欧盟都分别效仿此道，与中国分别建立了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和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其他国家对这个对话机制确实是很羡慕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孙哲对《财经》记者说，“虽然有G20等机制，但能‘一对一’的，而且是这么高级别的定期对话，是极为少见的。”
就连一向对SED并不那么看好的裴敏欣也承认：“通过SED，中国赚足了面子。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得到美国如此的重视。”
但是，风风火火的SED到底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成果？
无可否认，保尔森在赴任之初便力主设立SED的主要初衷，是为了解决中国对美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问题。而中方似乎也在有意配合这位对中国充满热情的美国财长，在前四次SED召开之前，人民币都会对美元有或多或少的升值。但对于SED过于“务虚”的指责一直不断。
也许正是为了取得一些“看得见”的成果，2007年5月的第二次SED，便将主题圈定在开放服务业、加强能源和环境合作、保护和鼓励创新，以及平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四个看上去最能“出成果”的主题展开。尽管这次对话之后双方也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但是这次对话最终还是被人民币汇率问题所笼罩。
一些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显然也远非几天的对话所能解决。例如知识产权问题，就一度成为双方刻意回避的话题。
“应该多谈一些实质性问题。”孙哲对《财经》记者说，“比如，中方可以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高科技出口的问题。”只可惜，是否还会有第六次SED，已经远非热情如保尔森者所能掌控。
前途未卜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中方这次似乎并没有像前四次那样，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配合保尔森的“谢幕演出”。在这次SED开幕之前，人民币汇率第一次出现贬值。
但是，中方对于SED的热情，仍然可以从号称SED历史上最完整的代表团阵容中略见一斑。主管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领衔，正部级官员包括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发改委主任张平、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在内的九人。整个中方代表团共由26名高官组成。
即将主掌白宫的奥巴马是否愿意将这一对话机制持续下去，仍然不得而知。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资深众议员、现任安可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唐邦可（Don Bonke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奥巴马团队）不用再对前政府承诺的伊拉克政策、伊朗政策负责，对华政策亦是如此。”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能源和商务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利文（Daniel S. Sullivan）则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现任政府和奥巴马未来政府班子正在一切领域进行严密的交接配合，其中便包括向奥巴马交接政府介绍SED的重要性和延续的必要。”
有消息称，奥巴马曾经在提及SED时，说这是一个“Good idea”（好主意）。但他并没有做其他明确表态。显然，还在观察。
上月底访问北京的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提前透露此次SED将特意邀请奥巴马交接班政府中的两三名成员一同参加。孙哲也对《财经》记者证实，在SED召开期间，他已经接待了几位来自美方的有关人员，专门为SED的后续进行调研。“他们现在好像也还没有形成什么最后的决定，”孙哲说，“主要还是在听中方的意见。”
目前奥巴马的经济团队中，保尔森的继任人选为原纽约联储主席蒂莫西盖特纳。据与其父亲有交往的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其父亲曾担任过福特公司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可以算是一名“中国通”。盖特纳本人拥有国际经济与东亚研究硕士学位，通晓中文和日语。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基辛格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起步——基辛格则一贯被看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一切。一句中文也不会说的保尔森曾经70次造访中国，而奥巴马指定的商务部长人选理查森同样也曾经供职于基辛格咨询公司，但在1998年的“李文和案”爆发时，时任能源部长的他，指责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向中国政府提供核机密。事后调查证明，这一指控完全没有根据。这一事件不仅使理查森遭到国会共和党参议员要求其辞职的压力，同时也断送了他在2000年成为时任副总统戈尔竞选总统搭档的希望。
关于未来SED的命运，现在坊间有多个版本流传。“但这对奥巴马并不重要，”裴敏欣说，“经济上他们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说继续保持对华经济沟通，那是可以排在奥巴马工作计划的头几位，但是SED，恐怕要开列20位之外了。”
“施压机制”
保尔森在建立SED之时就表示，这是对日美战略对话模式的“拷贝”。当时美日经贸关系与今日的中美经贸关系极为相似，日本对美国一直保持高额贸易顺差，而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则面临诸多不利。于是，美国人利用这一对话机制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并成功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曾有学者将这一做法称为“施压机制”。
而在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希泽斯看来，SED在未来对中国的“施压”应该远远超过经贸层面。他在一篇题为“美中经济对话：需要严厉的爱”的论文中指出，因为中国近年来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已经有所减缓，所以如果奥巴马政府打算将SED进行下去的话，就应该将重心转移到促进中国进一步进行“富有意义的”市场化改革上。
“美国在任何对话机制中都是强硬的。”孙哲对《财经》记者说，“现在对话的情形已经有很大改善了，大家基本上已经是比较坦诚，又针锋相对了。”
“我真希望你们也都看到上周那些闭门会议里对话的质量。”在第四次SED结束后，美国财政部对华经济战略对话特使艾伦霍尔默对媒体说，在会谈中，王岐山副总理和美国财长保尔森都向对方成员提出了许多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与会者几乎都是即兴发言。
这种对话机制，往往能让那些有才华的官员找到极好的发挥舞台。
王岐山在第四次SED结束时，曾经做了一个主旨演讲。他临时决定不再按照准备好的演讲稿，而是即兴演讲。面对当时美国国内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他说，在参观密苏里时，当地官员和议员们带他去看了密苏里拱门，一个象征当时西部开发起始点的不锈钢拱门。这让他产生一个灵感。“站在那里，我想到，美国应当是有门框、没有大门的国家。”王岐山说。
至少那次SED，并不再仅仅是对中国的施压。
王岐山的演讲之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phen A.Orlins）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你几时见过中国领导人面对五位美国内阁成员即兴演讲？实际上，现在能脱稿做讲演的美国官员都不多。王岐山的演讲是发自内心的，非常打动人。如果他将这席话说给国会议员听，效果也会非常好。这也是我们这些美中组织建议，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中国官员到美国来，同美国人直接接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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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0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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