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天使投资 中国互联网, 浙江省, 金华市, 实验室, 开幕式

cfaathen

2006年9月16日~17日，金华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中国互联网创业与投资高峰论坛”在浙江省金华市今日大酒店举行。开幕式上，金华市委书记、副书记、副市长、政协副主席以及浙江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等政府高官先后登台致辞或演讲。
“在金华这样的三级城市举办如此高规格的互联网高峰论坛，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金华本地媒体在用整版的大篇幅报道论坛进程的同时发出如此感慨。另一方面，虽然本次论坛名为“中国互联网创业与投资高峰论坛”，但是“天使投资”却是贯穿论坛始终的话题，这使得它看上去更像是互联网实验室发起的“2006年天使行动”的金华站。互联网实验室同时也是本次论坛的承办单位之一。
根据本次论坛另一承办单位金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提供的数据，目前该园区内已有46家电子商务企业。其中，中国服装网、中国包装网、千禧100等被《互联网周刊》评为“中国商业网站100强”之后还受到了创投的追捧；而那些没有入围的互联网企业，比如中国食品产业网、中国五金网等也都在跟创投进行密切接触。2005年，金华38家网络企业实现产值2.1631亿元人民币、利税1402万元人民币，规模和效益在浙江省仅次于杭州，处于领先水平。
虽然别具特色的IT产业为“中国互联网创业与投资高峰论坛”选择在浙江金华召开提供了部分理由，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刚刚在今年7月份拿到博士学位的方兴东本人就是金华人，“老家就在金华市内的义乌”。
叶落归根
“叶落总是要归根的，我们这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华侨也大抵如此。”除了近日开始担任互联网实验室副董事长一职外，50多岁的林富元头上顶着众多头衔：橡子园创投育成中心(Acorn Campus)共同创始人、硅谷玉山科技协会理事长、天使投资人等。
从1987年就开始在中国内地办工厂算起，林富元先后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投资活动。如今，林富元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中国内地。30年前，林富元刚刚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的时候，就跟自己的父母亲讲，“我搬到美国，但是我决不离开亚洲”。
“30年来我做到了。”林富元有些自豪地表示，自己的天使投资项目超过了50家，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退出的项目有20个。“目前，我手上的项目还有30多个，包括互联网实验室在内一共有20多个分布在中国内地，这还不包括我在橡子园时参与投资的20多个项目。”
“和国内充满激情的年轻创业者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2005年，林富元一共做了6个天使投资项目；到目前为止，2006年他个人的天使投资组合中又增加了9家企业，“其中有些项目的发展势头非常不错”。
相对而言，美籍华人刘耀伦对亚信的投资更加代表了一种使命感。1960年底，中国香港出生的刘耀伦赴美留学。1968年从美国德州南方大学(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取得生物硕士学位后，刘耀伦先是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73年开始转行从事房地产投资及管理工作。
“刘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房地产商，更是一位热心的爱国华侨。”这是田溯宁经常在公开场合对刘耀伦给出的评价。1993年，当互联网还是一件非常新生的事物时，田溯宁和丁健决定开始创业，并经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和总领事邱胜云的介绍结识了刘耀伦。刘耀伦欣然同意给田溯宁投资，但却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将来必须回国去工作；第二，做高技术项目，而不是搞房地产。
这两个条件对于田溯宁来讲，不仅不是什么难以实现的条件，反而正中下怀，于是双方一拍即合。1994年，在刘耀伦50万美元投资的支持下，田溯宁组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达拉斯创建了后来成为纳斯达克第一只中国概念股的亚信公司。1995年3月，亚信总部转移到北京，并率先将互联网络技术引入中国。
在52岁时将其在美国创立的WebEx带上纳斯达克的朱敏则代表了一种趋势：创建WebEx获得的巨大成功，使朱敏有足够的本钱和阅历去做一些天使投资。早在2002年，朱敏就在浙江大学附近开始了以“Min''s Lab”为平台的天使投资生涯。　
天使基金
尽管在投资阶段上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详见本刊2006年第28期《迷失的天使》)，但是个人化的天使投资和集合化的创业投资基金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天使投资主要是基于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展开的；创业投资更多的则是受到了商业利益的驱动。
但是在中国天使投资发展的初级阶段，天使基金却将这两种因素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日前，靠会展业务起家的清科公司募集完成的清科中国天使基金Ⅰ(Zero2IPO China Angel Fund I)就是这样一个载体。清科中国天使基金Ⅰ注册成立于开曼群岛，根据清科集团一位高层人士的说法，清科中国天使基金的规模为2000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于美国的一些顶级机构投资者”。
“我们这只基金将专门用于支持一些只需要10万美元、20万美元、30万美元至多50万美元的早期创业企业。”清科集团创始人兼CEO倪正东表示，“清科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在这些企业正式获得VC投资之前，帮助支持它们发展。”
事实上，除了像清科专门募集的这种天使基金之外，一些创业投资机构也在其基金中划出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天使投资。例如，赛富亚洲基金(SAIF Partners)就曾经在博客网、数字鱼的草创阶段对其分别进行了几十万美元不等的投资。
“我们新基金的规模将锁定在1.25亿美元，根据我们和有限合伙人之间达成的协议，这只基金的5%，即大约600万美元可以用于早期种子投资。”在智创投合伙人陈友忠看来，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天使投资人的做法，“但是以创投机构的人力资源配备，是很难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天使投资上面的。”
因此，陈友忠希望寻求跟天使投资人之间的合作，“如果天使投资人看到一个项目不错，他掏20万美元，我们掏30万美元，加起来一共就有50万美元，这种投资组合对于早期创业企业或者团队来说也是蛮不错的。”
其实，早在陈友忠说这话之前，国内一些天使投资机构或者准天使投资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投资了20多家企业，累计投资总额大约为3000万元人民币。”清华科技园副主任罗建北透露，“清华科技园对单一企业的最小投资额只有8万元人民币(约合1万美元)，最多的也只有400万元人民币(约合50万美元)”。
清华科技园已经成功地从两个8万元人民币的投资项目中退出，“这两个项目给我们的回报分别是3倍和30倍，其他的项目也大都状况良好。”或许是受到了来自这些成功退出项目的鼓舞，清华科技园计划将投资种子期的基金规模扩大到2亿元人民币。
目前，除了以自有资金完成投资的3000万元人民币外，清华科技园还受海淀区的委托管理4000万元人民币的种子基金，“我们向北京市发改委申请委托管理的资金也有3000万元人民币的规模”。
尽管管理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等相关机构，但是从投向上来看，清华科技园管理的这些资金却跟天使投资有着非常一致的地方。罗建北说，“我们管理的钱只投资给清华科技园内的企业。”
在美国，大多数天使投资人也只选择离居住地较近的项目进行投资。
创业者轮回
相对而言，在中国更加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情况是，创业者在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企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天使投资生涯，其中有些表现得还比较积极。例如，沈南鹏还在携程任职期间个人就投资了好几家企业，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包括分众传媒、如家酒店和百度，当然这些也并不完全都算得上是天使投资。
携程的主要竞争对手，艺龙创始人唐越在圈内也曾经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天使投资人。国内有过天使投资经历的创业者至少还应当包括：陈一舟、刘健、林欣禾等人。　
蓝海诱惑
在美国，天使投资人主要由大公司主管、医生、律师、会计师等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以及成功的创业者组成。通常的情形是，几个投资人联合在一起，大家拿出10万美元～100万美元，换取被投资企业20%～30%的股份。
目前，美国天使投资已经普遍开始采用天使投资联盟的方式进行运作，并且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之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链关系(详见本刊2006年第28期《迷失的天使》)。相反在中国，整个投资链条尤其是天使投资部分还存在着严重的断层现象。
造成这种断层现象的背后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中产阶级尚未成型，而且少数可以称得上中产阶级人士的人手中的闲钱也并不多；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到30年，大多数幸存下来的私营企业主还在忙着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或者向第二代创业者进行交班，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天使投资。
但是对于商人而言，断层其实意味着机会。套用时下流行的“蓝海”说，存在巨大断裂带的我国天使投资领域无疑就是展现在国内外投资者面前的一片广阔的蓝海！
面对蔚蓝色的诱惑，每一个有想法的人都很难说不会心动。国内一些比较心急的私营企业主甚至在没有多少知识、资源储备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行动，比如从事工艺品生意的浙江红鼎创始人刘晓人以及互联网实验室。
同样禁不住诱惑的还有大洋彼岸的一些成功的创业者以及投资机构。继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爱德华.罗伯特投资由该校毕业生张朝阳创办的爱特信(搜狐)之后，来自大洋彼岸的这类天使投资人当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Myspace创始人Greenspan了。截至2006年9月，Greenspan已经在中国投资了20家余互联网企业。
1986年在美国成立的FARALLON CAPITAL管理资产高达160亿美元。FARALLON CAPITAL在中国不仅投资了像易居(中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汽车网一类的大型项目，而且FARALLON CAPITAL还是优酷网的天使投资人。　
傻瓜还是魔鬼？
天使投资之所以被称为“天使”，就在于这类投资行为往往寄托了投资者个人的一些美好愿望。正是由于这种特性，天使投资失败的概率甚至比创业投资还要高。在美国，甚至在刚刚投入资金时，就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投资人认为他们的投资可能会失败。
在国内为数不多的天使投资项目当中，失败的案例也并不鲜见，而且就算是那些具有丰富创业背景的天使投资人也未能幸免。WebEx创始人朱敏的经历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单纯出于帮助中国软件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良好愿望，朱敏曾经在国内一家软件公司做了几年的股东。不幸的是，由于商业模式不够成熟，朱敏投入的几百万美元最终还是打了水漂。
如果说由于商业风险而导致的投资失败，天使投资人还是能够接受的话；那么由于创业者个人的败德行为而产生的投资损失则是投资者所无法容忍的。但是由于距离遥远，一些国际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时还是难以完全避免“被骗”的命运。硅谷银行国际创业投资部高级副总裁关达强，就表示自己曾经给国内的一家企业投资了50万美元，后来却连这个企业的人都找不到了。
反过来，站在那些真正创业者的角度，最为担心的就是获得投资后投资者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营横加干涉。如果再碰到一个对企业所在领域并不熟悉的投资者的话，企业面临的无疑将会是一场灾难。在一个缺乏所有者文化的国度里，国内投资者对于控股权的偏爱和天使投资要求的少数股权特性也是相悖的。
这也是我国天使投资人难以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去充当天使投资人就具有了特别的意味。“成败其实已经并不重要。”林富元说，“政府参与的更大意义就在于营造一种适宜天使投资发展的文化和氛围”。
2006年，林富元自己则计划以天使投资联盟的方式投资中国企业，就像在美国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