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成就快公司 主旋律, 管理者, 新世纪, 资金, 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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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经济金融全球化是主导这个新世纪的经济活动主旋律,这一命题已为大多数人所承认。单从语词层面研判,金融即“资金融通”,而资金的全球融通又等于货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由于今天资本全球配置过程的大部分阶段都要经过金融市场通道,这意味着,资本正日益被标准化为金融资本。借助金融市场的复杂交易工具,进入实体经济的资本在流动过程中还可以被进一步虚拟化并被反复放大。通过金融资本管理者在全球范围内有目的地选择、投入、运作和获利抽离的过程,金融资本巨手推动了优势企业与潜力企业的发展,同时塑造了关于“快公司”的神话。
不过,我们看到的“快”只不过是“好”公司在成长中的表象,而它们的成长也绝非一个 “快”字可以笼统的概括。限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当今的国内观察者大多容易被“快”感染,沉醉于歌颂某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神速、经营利润提升飞快。但是, “快公司”之所以“快”的真正动力却往往被一笔带过。在论及表现平庸的企业时,他们又乐于用周期波动、管理水平差异、人力素质差异等原因为之开脱。其实, 经济周期即使进入低谷期也不乏明星企业;管理水平的落后者假以时日也可以照猫画虎、“日清日高”;人力素质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诀,在今天开放的人力市场上,通过制度变革汰弱留强也并非难事。
笔者认为,造就“快公司”奇迹的力量除去企业内部原因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外部决定性因素应归于金融资本。有了来自外部的资本,企业通过扩大规模、加强宣传、增设渠道、提升技术、产品换代、引进人才,优势地位能够巩固,原本的劣势局面也可能得到扭转。即使在某一产业门类完全失去腾挪空间,还可以借助资产重组重新打开局面。
总之,没有强大资本的支持,一切有关“快公司”成长的内外环境要素几乎都无法充分展开,“得资本眷顾者得天下”。
成长型产业的“快公司”:资本的轮盘赌
外界看资本的力量,如同花季的孩子关注明星八卦,最多的注意力留给了高科技等新兴成长产业领域的“快公司”。确实,风险投资拥有时髦的外观、刺激的情节,又往往和青年才俊相联系,吸引眼球的能力自然胜人一筹。在数年前的互联网时代,风险投资商更给人留下了乐于听故事、敢于烧炒票的深刻印象,不过,资本推动企业可绝不仅仅等同于风险资本推动科技企业。
就规模总量而言,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活动的金融资本并不属于资本主流,而是一部分具有特殊风险偏好和收益要求的“特殊”资本。从属性上讲,风险资本应算作爱好风险的过剩资本。与投资银行和基金从业者给人的保守、沉闷的印象不同,风险投资资本的市场表现总是激情洋溢,灵气四射,它们或者一战成名,或者一文不名。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为了控制投资风险、保证一定回报,即使是限定在某一产业的专门风险投资基金,也会将资本有序配置在几家不同的企业上,在“春种秋收”的过程中,风险资本所有者很少参与企业管理或者专业性更强的研究与开发,这样就给风险投资一定的施展空间。从资金运作的逻辑上,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企业的投资,更类似于“轮盘赌”,但几十上百次下注后,只要有一个“尚德”,有一个 “百度”,就可以在整体上摊平损失并获得回报。这种生存逻辑加剧了小资金的操作难度,于是,风险投资资金的大型化就成为现实趋势,小型资本的持有者只能依托并信任大资金的管理者,而大资本也通过合并、联合更多的小资本实现了资金的“滚雪球”,并在资本膨胀的过程中,风险资本也增强了抗拒风险和支持目标企业的实力。
风险资本关注的企业往往是典型的小企业,分散配置资本的过程,类似于“播种”。由于风险资金基本不介入管理和研发,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的“快”更多地来自于自身技术的先进与适用。在微观层面,风险资本的表现似乎很懒惰,但当大多数风险资本集中投入某一产业领域时,却可能产生“产业催熟”效果,促动该产业提前进入上升期。例如,网络泡沫的上一次破灭,尽管有巨额的风险资本被消耗,但风险资本同样在雅虎、Google等典型案例上取得了成功,风险投资的大规模投入对今天互联网的推广普及和各种多媒体技术应用也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使网络这一新兴产业快速完成成长和走向成熟。
传统型产业的“快公司”:资本的整合力
产业可能有朝阳夕阳、潮涨潮落之分,但企业却永远只有快和慢之别,身处传统产业的企业一样也会产生“快公司”。在传统产业领域,资本表现出来的则是强大的整合力。
传统产业毕竟是整个产业部门体系中的主体,因此,在这些传统部门流动的资本占据了金融资本总量的大多数。由于资本量大,资本管理者的风格相对保守,注重长期内的稳定回报,这使得他们的眼光更多地投向产业中的主流产业和主流产业中的主流企业,投资目的是取得高于产业平均利润水平的回报。资本管理者在每个产业往往只对领先者进行投资,选择优势企业对业内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进行整合,以加快业内“马太效应”的生成。为使收益达到预期特征,资本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盈利思路——资本所有者更乐于参与企业管理等战略决策,并尝试采用股权激励合约等方式推动管理层保持更积极、甚至激进的经营风格。在短期内,如果资本能够达到预先的目的,往往会使产业原本格局加速嬗变,其间生成的“快公司”将会迅速完成对局部资源垄断,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收获市场,资本回报丰厚。
资本之所以在传统产业强调整合力,主要在于此类产业原本利润空间和成长特性的限制。传统产业的运行比较平稳,特别是某些产业的整体成长性已经表现平平,单凭周期因素来推动业内整合非常困难。在一般的市场条件下,即使是大企业也只能在生产 -扩产的平面方向进行规模扩张,很难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参与纵向和横向整合,因此,即使是业内的领先企业也有相当部分的成本外化,产业内合理的协同优势随之丧失,但是,如果企业刚完成规模升级就仓促开始进行纵向整合,又容易陷入小而全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如果要获得超额利润和稳定回报,不可能只依靠投资标的企业自身的利润积累来实现。
外部资本的进入可以帮助传统产业内的优胜者在横向整合提升竞争优势的前提下,对产业链进行重构并取得内部化效益。逻辑上,资本对传统产业进行投资时,非整合不足以使企业加速成长,而如果企业不能快速做大、提升份额,则资本快速获得收益便无从谈起。因此,资本在传统产业往往不会分散投资,而会采取重点扶持优势企业的策略,依靠其非线性的整合过程来取得跳跃式发展的效果。
中国:新兴市场中最大的资本机会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区域内,表现稳健的传统产业和成长型产业的区分非常明显,由于需求相对饱和,尽管其市场空间和容量较大,但是资本的选择面却相对狭窄。中国则不然,由于仍处于市场机制导入阶段,产业分野并不明显,在西方已经归入传统产业的钢铁、化工等产业门类,在中国仍面临快速增长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资本的获利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的部分风险资本“名不符实”的疑问——相当多名为“风险”的资本却进入了传统产业领域投资。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传统产业本身就处于快速成长中,其中高成长企业并不罕见;而在具有科技含量的成长型产业内,由于有庞大的需求支撑,企业的盈利周期还可以进一步缩短,这些有利因素使中国成为新兴市场中资本机会最多的投资目的国。
2005年是中国风险投资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以IDG和软银亚洲等风险投资商募得更多的新资本为标志,国际上更大规模、更有实力的风险投资资金纷纷涌入中国。尽管2005年中国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额比2004年下降16.3%,从 12.69亿美元下降至10.57亿美元,但是在中国从事风投的境内外机构却总共完成了40亿美元的新基金募集,成为中国风投历史上募资最多的年份。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的风险投资已经耐心撒下了种子,未来在各个新兴产业领域出现一批“快公司”应是令人期待的。
在中国的传统产业内,来自外部的资本也在努力通过整合制造“快公司”。比如出身于食品业的蒙牛、日化业的纳爱斯都通过引入资本快速完成生产规模展开和市场渠道建设,而后通过上市完成价值增值。对外资而言,在国有大型企业投资存在壁垒的时候,蒙牛、纳爱斯作为民营企业理所当然得到了更多关照。而目前,在六部委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后,外部资本正在利用政策的松动开始大规模介入具有市场
领导力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随着行业细则的出台和实施,这一趋势尽管有反复,但仍将会强化。由于具有这一特征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并购、投资所需资本相对巨大,因此,外部资金的主体规模也在不断升级,凯雷、华平、黑石、新桥以及欧洲的3i集团等国际大型私人股权基金都已设立瞄准亚太,特别是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徐工、洛轴、青啤、双汇等知名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外资收购、入股活动也都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
不过要警惕的是,今天金融资本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似乎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个世界本就应由它们统治,但是金融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路径却提示我们记住昔日的波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金融资本流动一度达到很高程度,但由于那时不成熟的资本持有者更乐于将资本投入虚拟经济领域反复放大,使投资资金在短期内异化为投机资本并形成泡沫。作为泡沫破碎的代价,1929-1933年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大萧条和世界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早期的金融资本流动也因此戛然而止。对于看好中国的外部资本而言,整合产业的工作虽然过程繁琐但前景光明,针对土地、
股票等资本品的投机虽然收益快,但很可能受到不成熟的政策影响,投资风险和政策风险相权衡,显然政策风险要更加难于把握,为了得到中国起飞阶段最丰厚的利润,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资本管理者还是应该善始善终、埋头务实。
作为自身资本积累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引入外部资本来发展民族产业一直是国策的大方向。经过了二十年发展,如果继续依赖传统“直接投资结合出口导向”的路径,曾经耀眼的“世界车间”称号很容易在后起国家群起效仿的局面之下突然失色,而本国劳动者也无法从出口增长中获得更多利益。随着结构转换的新思路推出,其实正隐喻着深刻的意味——要通过产业调整造就更多具备自生能力的产业龙头,通过进口替代完成宏观的增长模式调整、中观的产业体系重构和微观层面的企业地位跃迁。从经验来看,在未来的这些产业龙头型“好企业”无疑将以“快公司”面目出现,并将留给我们更深刻的记忆。
今天,中国的“快公司”依然太少,因此,资本塑造产业过程仍不过刚刚开始。虽然关于“外资国资”、关于“民族产业”还有争论,未来也可能会有新的曲折,但是,新的机遇毕竟刚刚来临,相信未来的故事会比已经发生的传奇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