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者形象影响并购潮 好孩子集团, 阿尔卡特, 中国企业, 中国公司, 哈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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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并购理解的错位
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对中国商业界的记忆是由一个个成功或失败的并购组成的，包括中国公司跨国收购和中国企业被外资收购。跨国收购有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TCL收购法国汤姆逊的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中海油收购Unical失利，海尔试图收购美国的美泰电器(Maytag)。被外资收购的案例有，生产童车的知名民营企业好孩子集团把全部股份转让给欧洲私人基金PAG，华平投资收购哈药集团55%股份，以及尚在进行中的美国投资基金凯雷集团收购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工集团。凯雷收购徐工被视为国际基金在中国垄断性行业进行私人股权投资的标杆性事件。
对并购交易中涉及的利益群体来说，他们考虑的是自身是否受到影响。而对于并不会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我们关心的通常是社会层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易者的形象。它通常不会影响单个交易，却能通过“公众-舆论-相关利益方-交易者”这个长链条最终影响并购交易的大潮流。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关心的是所涉及的公司的战略前景、能否产生协同效应，以及通常充斥专业术语的具体交易结构等等。在观察与我们没有直接影响的比如国际知名公司之间的并购时这种倾向尤其明显。比如，法国阿尔卡特收购美国朗讯，中文媒体里出现的分析大多是它如何重塑电信设备制造业竞争格局、它们之间的产业互补可能性，以及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将会受到什么影响等等，其实，大概只有身处电信设备产业之中的人才真正从这个视角思考。《商业周刊》的视角可能才是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和有广泛影响力的——它的观点是和它一直以来信奉自由市场基础上的全球化立场一致的，它试图说服人们相信，由法国国有企业演变而来的阿尔卡特收购美国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朗讯这个第一印象是具有误导性的，这两家公司都已经是全球化的公司，只不过恰好一个总部在美国、一个总部在法国而已，它特别指出阿尔卡特的很大一块收入来自美国市场。
交易者形象的影响
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我们会发现交易者的形象对于并购交易的潮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美国的公司并购主要发生在公司之间，而在1980年代的并购高潮中，并购的一方往往是金融家，他们当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观察交易者形象的绝佳案例。实际上，美国金融家在漫画中的形象一直是，他们不从事任何生产，只是攫取纸面财富，从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交易中榨取财富。1980年代的杠杆收购中，当他们成为交易的一方而不再隐藏幕后时，他们的形象一落千丈。在叙述杠杆收购先锋、金融机构KKR收购RJR纳贝斯克交易的《公司门口的野蛮人》一书中，KKR就被描绘成一个理性但不讲道德的玩家，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捞钱——以牺牲大企业和雇员的利益为代价。在这样的形象深刻地印在公众头脑之中后，杠杆收购这个在融资和公司治理两个领域都有着革命性的交易方式差不多彻底消失了。
近年来，国内许多企业家一直在试图做MBO(管理层收购)，然而他们都不得不极力避免让自己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MBO和杠杆收购基本上是同义，它们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美国1980年代的杠杆收购站在台前的交易者是金融家，他们形象被毁之后，这类交易就很少发生。在中国的MBO中，站在台前的是企业家，而在不断涌现的舆论浪潮中，这些进行MBO的企业家被描绘成侵吞国有资产的贪婪家伙，不管背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这种形象使得MBO备受争议，任何关于MBO的传言都可能激起公众的怒火。国际基金在中国大举进行私人股权投资，比如凯雷收购徐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能替代MBO，以市场力量参与企业改制、释放企业的潜在价值。
由于国际私募基金刚刚在中国兴起，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形象。不过，它们大体上被认为是与跨国公司有着天然联系的国际资本，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不利形象已经开始慢慢成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清晰地描绘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跨国公司在中国并购时的形象：跨国公司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完成后，往往有两种做法，一是终止企业运营，以达到消灭竞争对手，获取国内市场份额的目的；二是把并购获得企业转变为其下属的加工企业，作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的一个环节，“既没有知识产权，也没有核心技术”。去年，国际资本把南孚电池最终转卖给它的跨国竞争对手，使得这家中国的优秀企业彻底失去发展的可能。作为财务投资者的凯雷收购徐工受阻，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正是受困于国际资本的这种形象。因此，徐工管理层所谓“用美元打造中国品牌、打造徐工品牌，何乐而不为？”的观点对公众来说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如果看看韩国的案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国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交易者的形象更是妙，已经有点接近它在美国本土的形象。由于1997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国金融业较早就向国际资本开放。据《财经》杂志报道，2006年3月30日，美国著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龙星基金的韩国办事处被检察机关搜查，前驻韩首席代表被以涉嫌偷逃税逮捕。龙星基金2003年以12亿美元收购韩汇银行股权，今年3月24日以66亿美元卖出，获得近三倍于原始投资的利润。现在争议焦点是这笔巨额收益要不要在韩国缴税。2005年韩国税务当局就曾因一交易向龙星征收1400亿韩元的税款，但龙星至今分文未交。通常来说，国际投资机构都通过在百慕大、开曼群岛作为在韩国收购的主体，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但现在，龙星事件和韩国国会议员发起的争论极有可能在韩国重新设定国际资本的形象，从而影响以后的并购交易潮流。
中国企业作为跨国并购交易中主动的一方时，在形象上也有着一个极大的障碍：它们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制的企业。在面对西方公众和个人投资者时，与“国有企业”这个词联系的形象是效率低下、接受补贴、不公平竞争等等。在过去几年，联想、中海油、海尔跨国收购时，国际媒体都不断试图强化它们的国有企业形象。今年初，尚德电力纳斯达克上市后市值高达40亿美元，施正荣成为新的中国首富。虽然公开上市和并购交易并不相同，但在尚德身上发生的可能是剖析中国企业跨国交易中“国有企业”形象影响的典型案例。在2001年尚德成立时，无锡政府和当地一些国有企业是大股东，但是，为了纳斯达克上市，施正荣不得不说服国有股退出，这是因为，国有股占大股，很难经受住美国资本市场的考验，股价很难超过15美元。尚德的最终情形是，国有股退出获得了10～23倍投资收益，这应该还算不错；但假如不退出，国有股回报应该高得多。然而矛盾的是，如果国有股不在海外上市前退出，那么尚德能否成功上市都可能出现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