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红利博弈激起千层浪 将助长股市分红潮流 国务院, 申能集团, 上海市, 是, 上海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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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集团、建工集团、市政工程院等20多家上海国有控股单位，赶在2005年结束前，纷纷赶往银行将一大笔钱打进了同一个专用账户，账户的主人是上海市国资委，用途是收缴和管理国企的红利。
上海国有企业向国资委上缴红利，打破了自1994年以来税后利润全部留存在国企的惯例。惯例破除的背景，是上海的国有资本预算框架已经构建完毕，上海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开始名正言顺地收缴国有资本的投资收益。
对上海国资预算制度的先行先试，国务院国资委不但大加鼓励和赞赏，还把该项制度建设作为自己2006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今后，中央企业按一定比例向出资人——中央国资委缴纳国资红利，也将成为一个新惯例。而这些红利所形成的资金池，将是国资委履行“管人、管事、管资产”职责的“源头活水”。
上海社科院国资问题专家杨建文教授指出，国资预算的重大突破之一是国企税后利润的重新分配，原来净利润都是国企全部留存自用，现在国资委以享有收益权的出资人身份，要求切割一块利润“奶酪”。这也意味着在国资预算制度创建后，国有企业与国资委之间必定也会有一番明争暗斗，双方博弈的焦点将是红利上缴的比例。
国资委的强制分红要求，还将改变股市分红派息原有的消极局面，使占总数三分之二的国有上市公司在这方面不得不更加积极大方，从而助长整个股市的分红潮流。
国资预算破题
原定于去年12月召开的华源重组新闻发布会至今没有下文，表明中央国资委主导的首次重大战略性重组绝非举手之劳。问题主要出在资金上，国资委钦点的重组方中国诚通集团自己拿不出50亿元资金，必须通过银行贷款。
如此一来，一次突击救火式的重组便演变成了一场持久战。而华源重组的难产，也许让中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古训。
对于这位雄心勃勃的国资管家来说，今后要顺利地按计划推进中央国企整合重组，不建立和实行国资预算根本只能是纸上谈兵，更遑论有效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终极目标。
中央国资委成立之初，就提出要逐步建立国有资本预算体系。从2003年底开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正式议程，从课题研究，到立案讨论，前前后后已经历时一年多。原本打算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局的国资预算，因为在是否独立于财政部方面仍有争议，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突然启动，而不得不暂缓。
现在股改棋到中盘，进展得异常顺利，而中央国资预算的编制权也有了明确说法。去年12月23日，李荣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资委已经形成了国资预算编制的初步工作方案，从2006年开始国资委将正式试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杨建文认为，李荣融的言下之意显然表明国资委已稳操国资经营预算的编制权，而财政部拥有主导权。
红利多少是争议焦点
“现在国资委最大的权没有落实，就是收益权，因为出资人最重要的权是收益权。”李荣融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掩饰国资委对征收国资红利的急切心态。
国资委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透露，国资委统计评价局与产权管理局正在起草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条例，今后国资委将以该条例为依据展开国资预算工作，其中会对红利的收缴方式方法作出规定。
“我们对建立国资预算并无异议，可觉得还是比预想的要来得快，”五大电力集团之一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国资委要求上缴利润的比例，这才是最敏感的问题，“处理好了是个双赢局面，处理不好的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难以避免。”
这位人士的说法非常具有代表性。国有企业只缴税而不纳红利已逾十年，在不少国企领导人的意识里“税”就是“利”，通过缴税已经实现了对政府的义务，自然对今后再上缴一块税后利润有抵触情绪。甚至，有的国企已经盘算着今后有必要在账面上将净利润额做低，这样就可以少缴红利。
国资预算体系是建立在每个国企年度财务预算的基础上，因此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对国企财务预算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上海一家纳入了国资预算框架的国企负责人表示，实际经营过程中要面对的情况千变万化，但是国资预算要求企业预算必须尽可能减少偏离度，而这也是国企领导人的重要业绩考核内容，这给国企经营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上海国资委试行国资预算过程中，就发现有的国企“为编预算而编预算”，过于强调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于预算的影响性，存在简单地以业绩考核目标倒排预算目标，以简单的指标增长顺推预算目标的现象，而对财务风险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关注不够。
2004年度上海国资预算决算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净利润外，试行国资预算的国企部分主要经济指标的预决算偏离度都较大。2005上半年执行情况汇总分析的结果表明，多数单位能够做到“双过半”，但也有“半年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和“半年仅完成1/5全年任务”的现象存在。
杨建文认为，过去不收红利一方面是因为国企效益普遍不好，一方面是政府为了国企轻装上阵进行改革。现在国企尤其是中央国企的经营效益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之国资管理体制与彼时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授权国资委作为出资人来管理国企的“人、事、资产”，出资人的本质就是股东，而对所投资的资产享有收益权也是投资人最看重的权益。
所以，国企应该更新观念，积极向出资人上缴红利，而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收缴红利时也不能“霸王硬上弓”。据悉，今年中央国资委将选择部分央企试行国资预算，各家企业该缴多少利润将根据企业所在行业和具体经营状况而定，不会搞平均主义的一刀切。
据了解，能源、电信等盈利丰厚的国有独资的垄断性企业，有可能率先纳入试点行列，而国资委打算逐一与这些企业谈判确定红利上缴的比例。
助长股市分红潮流
当中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一心谋划着搭建国资预算体系的时候，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由国资预算铸就的红利“资金池”将会给股市带来一场汹涌的大潮——股市分红大潮将波涛涌动。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有14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三分之二是国有控股公司，这些国有上市公司是国资的脊梁，亦是国资收益的主要贡献力量。但是大凡涉身股市的投资者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我国上市公司圈起钱来没完没了，分起红来不啻铁公鸡拔毛。
证券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国资预算的推行将进一步扭转过去上市公司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形象。国有上市公司除了要考虑再融资的需求之外，还不得不面对终极实际控制人国资委的分红要求。根据同股同权原则，中小投资者可以搭国资委的便车从上市公司分到一定的股利。
然而，我国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基本雷同的特殊上市背景和过程，是国资委收缴红利时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因素。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动国企改革和改制，满足企业上市的各项要求，以使之能尽快地发行股票融资，国企普遍采用了存续分离改制方式，即将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业务及相关优质资产予以剥离、重组，实现所谓的改制上市，集团整体上市的少之又少。
而残留在集团手中的大都为盈利能力差的不良资产和辅业，国企集团中“老子穷，儿子富”的现象非常普遍。即使富得流油的中石化、中石油这样的资源垄断型中央企业，类似问题也照样存在，就更不用说竞争力弱的地方性国企集团了。
大部分国企集团效益一般，尚需仰仗国有上市公司来“养老”，而国资委要求国企集团上缴红利，等于间接向国企集团下面的国有上市公司要求投资回报。鉴于出资人对收益权的要求有强制性，则向国资委分红便成为国有上市公司潜在的法定义务。
国有上市公司经常性分红对股市投资者而言自然是桩好事，不过也有人担心在国资委征收红利的强大压力下，最终国有集团公司会为完成预算中的红利上缴任务，开足马力从上市公司“抽血”——以前国有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案例已屡见不鲜。此外，过度分红对上市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非常不利，最终还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记者获悉，上海国资委在试行国资预算时，对于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红，采用先收缴然后再返还的政策，也就是最后把这部分来自股市的分红返还给了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据分析，上海国资委这样做的重要原因，就是不希望将国资收益的压力通过集团公司全部传导给上市公司。
根据法定程序，上市公司分红派息必须经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收缴国企红利过程中，国资委不但要与下属国企博弈，还要跟千千万万股市投资者过招，分多分少就不是国资委一家说了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