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度刘郎今又现？香港学者激辩“新调控” 房地产, 人民币, 宏观调控, 经济过热, 其他行业

tiantianniao

梁红认为，此轮“新政”背景与风险和2003-2004年的“经济过热”时期极其相似，根本原因均源自于对人民币的低估。
马骏预测，其他行业的调控也会相继出台。房地产方面，应该从需求入手，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提高首付比率。
H股回调征兆
4月24日，发改委公布水泥、焦化和铁合金三个行业的结构调整目标，正式揭开今年中国宏观调控“新政”序幕。
反应最快的永远是市场力量。事实上，早在发改委公布新政之前，香港投资者就已经有所反应。有关行业H股也急挫下滑。
“建行和交行已经连续多日回调，跌回年初的水平，这其中当然也有获利回吐因素，但是从第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和信贷增长，大家普遍预测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到来。”一位私募基金经理26日说，“我觉得近期中国银行股还是会有压力。”
不过摩根大通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李晶则认为，宏调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有限。早在国家发改委行动之前，李在4月20日就已预测，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会采取措施抑制过度扩张的贷款增长。“但这对H股市场只会造成短暂的冲击。”她说。
“从历史上看，每次宏观调整出台，资本市场都会有所反应。”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资本市场上，宏观调控会引发一些公司股价下调。“短期的调整可能过度，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市场会根据调控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判断公司的价值。”
“影响最大的是建材行业，如钢材、铝业、水泥、房地产等。”马骏说，“近期这些公司股票价格跌幅较大。而银行方面，主要的担心来自贷款的增速。”
摩根大通大中华区经济研究分析师吴向红则认为，与前一次相比，这次宏观调控的力度并不大。“房地产主要的问题还是资金过多，其根源是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项目控制的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十一五计划比较重视内部需求，这不会让房地产市场下跌，所以我们仍看好房地产。”她说。
“新政”根源之辩
与2004年宏观调控相比，“新政”的出台，也引来颇多对比与解读。
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在4月25日的研究报告中认为，此轮“新政”背景与风险和2003-2004年的“经济过热”时期极其相似，而根本原因均源自于对人民币的低估。“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挑战一直不变：就是政府是否愿意通过升值人民币放缓外部需求，以进一步诱发内部需求，同时避免通胀的压力。”
梁说，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强劲增长，达到10.2%的水平，贷款也是一路高攀，已经引发投资者的警惕。
她认为，2004年时，中国的宏观调控造成了内需受压、出口激增。而这一次，她基本上看好宏观调控的前景。其理由有三：首先，中国政府经过前一轮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能力更加自信；其次，在经历前一轮的外部需求过度增长后，中国政府认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将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这一次会尽力保证内需的增长。“这与前一次的宏观调控将完全不一样。”她说。
一些具体措施会更市场化，是梁看好这轮宏观调控的第三个原因。“中国已经实施了汇率改革，有更大的空间来运用资金的价格(如利率和外汇等)。”她说。
梁红预计，中国政府将在第二季度通过利率和汇率手段收紧融资条件，同时，中央政府会进一步要求银行和地方政府收缩信贷规模。
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流动性没有被抹干。”
对于宏观调控原因，马骏的理解与前述二位并不完全一致。
“从政策出台根源上看，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两项贡献近70%的经济增长，虽然政府公布的数字是10.2%，但是我们内部通过测算，应该是在13%左右，明显太快。而且，经济增长的结构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使得经济增长是依赖不稳定的增长源，这是需要政策调整的原因。”
马进一步表示，“中国第一季度投资增长是27.7%。我们算过，如果保持每年25%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整个经济里就全部都是投资，没有消费了。如此持续下去，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巨大风险，包括利润率下跌，产能过剩，以及银行坏账的大量增加等。这些都是宏调的原因。”
调整目标如何算出来？
马骏预测，其他行业的调控也会相继出台。短期内，政策的出台会减少投资的增长速度，对钢铁水泥等建材的需求会放缓，从而使其价格受到一定的压力，但是长期来说却是个好事，这些行业的能力增长受到政策的限制，可以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
“从银行来说，长期的效果会是正面的，可以协助经济平稳地着陆。如果投资继续按27%的增长，如果因为微观机制使经济突然停滞，对银行打击就太大了。宏调应该创造一个银行软着陆的环境，避免其不良贷款幅度过快上升。”
而宏观调控对于房地产的影响，马骏认为应该从需求入手解决问题，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提高首付比率。“目前房地产过热的症结不是在于供求过多，而是需求过多，而这种需求是由于一些金融和货币政策导致的，比如：利率还是不够高，首付条件仍较宽松，在这种条件下，对房子的需求，特别是对第二套(投资)用房的需求仍很大。”
他建议，在供给方面，要谨慎处理。土地政策方面应该有所调控，但是整体方面应该是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性的调控，否则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通货膨胀。从结构方面讲，应该保证低端经济用房的土地供应，但是控制高端用房的土地供应，除此之外，浪费大的项目应该得到更严格的控制。
陶冬则坚持应该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操作。“中国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了投资过剩，但这只是发展的问题，例如钢铁，当前可能过剩，但是过几年不会过剩，应该由企业作出判断，而不是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打压。”
“这三个行业的结构调整目标，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让市场来决定呢？与其让政府扮演上帝的手，倒不如让市场来决定。”他相信新一轮的宏观政策会陆续出台，且主要针对信贷和房地产。
对于梁女士所称，人民币汇率问题是根源，陶冬表示，内部流动性和外部流动性是同时存在的，但是更主要的是内地流动性。“流入中国的热钱就算有1000亿美元，的确是个大数目，但是和中国整体的内部流动性相比，仍是很小的数字。如果说政府过分地关注于人民币汇率，使金融政策受到严重的掣肘，游资问题没有办法正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