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证券 证券研究需要本土话语权 中信证券, 中国人, 证券市场, 定价权, 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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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首先是中国人的证券市场，应当由中国本土资金主导定价权，由中国本土研究主导话语权。”中信证券研究部和股票销售交易部执行总经理徐刚用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言辞表示，这是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坚信的理念和坚持的方向。
　　
券商综合实力平台和销售交易队伍是最大优势
　　
在“2006《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中信证券研究部囊括了32个行业评比中的12个第一名，夺得了“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的最高奖项，这证明徐刚和他的团队已经在今年的卖方研究市场中居于行业领先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在此之前，中信研究的品牌影响力弱于公司品牌，其近几年发展如此之快，引人关注。“卖方研究的水平和券商的综合实力是分不开的。”徐刚说，“中信平台比较大，具备品牌、投行优势”，能够使分析师更广泛地接触客户资源，更全面地把握商业动态，更全面地培养综合业务能力，“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他表示，许多券商的分析师几年都没参加过一个投行项目，而中信的分析师们每年将大量时间投入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投行项目。徐刚解释说，这种做法符合国际惯例，因为在外资投行的佣金收入构成中，投行项目的利润率高于二级市场，而且投行项目本身就是一次最深入的研究过程，有利于分析师贴近市场、培养创新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除了平台优势外，中信证券从2005年初成立了销售交易部，这在国内券商中仅次于中金公司。“与其他券商相比，我们更强调销售交易的作用，不仅要有好的分析师队伍，更要有一支优秀的销售交易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把好的研究成果推销出去。这次评比我们不仅获得了 ‘本土最佳研究团队’，而且获得了‘最佳销售服务团队’，就是这个道理。”徐刚并不赞同有些研究所要求分析师向基金经理推销自己的做法，他认为，分析师要把精力放在研究上，“服务需要专业化”，当然，这要求销售交易人员对证券研究有较深的理解和掌握。
　　
吸收“真正对卖方研究感兴趣”的人才
　　
在中信证券研究部获得“2006《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12人中，有3人是今年新加盟的。徐刚表示，中信证券研究部的进入门槛并不高，只要具备一定专业素质，在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都可以考虑，“最关键的是，要从内心里对卖方研究感兴趣”。
　　
徐刚表示，中信证券研究部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合理的考评体系，“《新财富》最佳分析师” 评选等外部评价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在国际市场，因为买方机构的佣金制度比较完善、透明，基金分仓量能够与具体的分析师挂钩，研究所对分析师的考评工作相对简单。而目前，国内的嘉实等基金管理公司也已经开始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组织基金经理对卖方分析师进行评分，“这说明外部环境正在改善”。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中信作为卖方研究新的本土领军者，该如何应对外资投行的强大挑战呢？徐刚认为，目前的证券研究市场尚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但是，国际经验表明，证券研究需要“本土话语权”，日本证券市场最权威的卖方研究是野村证券，韩国证券市场最权威的卖方研究是三星证券，对大的经济体来说，缺乏证券研究的本土话语权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本土券商在对本土市场的理解方面一定可以超过外资投行，因为对外资投行来说，其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只是“庞大体系中的一个细枝末节”，不可能具备更高的运营效率和更灵活的管理体制。不过他承认，中信目前在宏观和策略研究方面偏弱，“主要是合适的人难找”。
　　
未来发展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目前，国内卖方研究普遍面临着人才向买方机构流失的困境，徐刚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券商的盈利能力不足。“从国际市场看，卖方分析师之所以能够获得比买方分析师更高的身价和待遇，根本原因在于，卖方业务有更高的利润率和收入水平。”他指出，目前国内的交易佣金不仅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且结构倒挂：散户的交易佣金约为3‰，机构的交易佣金比例约为0.8-1‰；而国际市场上，因为机构客户所需研究服务较多，交易佣金也较高，基金公司约为3‰，社保基金甚至达到 6‰。那么，为什么国内券商无法从机构客户获得更高的佣金呢？在徐刚看来，国内券商受到的金融管制较多，自主配售权和做市商等制度缺失，盈利模式受限，无法为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而对基金公司来说，目前券商能够为之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服务只是基金销售，其支付佣金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基金销售的多少，因此，“永远是券商求基金公司到你这儿做业务”。
　　
徐刚强调，国内券商要取得更高的收入和利润，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金融开放”。只有放松对金融产品创新和对投资的管制，使券商能够改变盈利模式，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金融生态环境才会稳定，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新的券商盈利模式下，卖方研究能够在定价权方面充分体现价值。否则，“国内券商赚的交易佣金无法养活自己，就根本无法谈到卖方研究的发展”。
　　
徐刚曾经从事过投行业务和资产委托管理，但最终选择了研究工作。“我更喜欢研究。”他说，从国际上看，从事研究管理工作的人，自己也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基础并担任一定的研究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