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日本覆辙中国应警惕美元危机 萨默斯, 联合国, 中国经济, 日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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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经济泡沫”，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这些词汇经常出现在全球财经媒体的版面上。在这些词汇的背后，是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一个月前，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中国应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中就认为：“尽管这两个国家之间有着明显差别，但其相似之处也足以引人注目，值得中国及其贸易伙伴从日本先前的经验中汲取一些教训。”
中日模式的差异
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相比有自身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开放程度更高，与全球化趋势结合得更紧密。
联合国2005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选择研发全球化的第三首选地，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现在61.8%的跨国公司表示他们将把中国作为研发全球化的首选地，这表明，中国将来会超过美英成为全球首选研发基地。这些优势都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换代和加强国际竞争力。
但是，中国模式相对日本模式也有明显的弱点。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在《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一文中指出，日本模式在资本形成方面“完全依靠内生资本”，而中国模式则是“内生和外来并取”。由此可见，日本通过“本国比较健全的金融体制，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了产业资本进行投资来发展经济”，而中国却要“依赖外资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投资过热。
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日本模式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而中国模式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而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发明的技术”；在GDP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上，“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而中国在2004年已经达到74%；在资源利用方面，“日本今天在能源利用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而中国在2004年却“使用了当年世界1/3的钢铁与水泥创造了大约相当于6%的世界 GDP总值”；在财富分配方面，“中国只是刚刚开始还远远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日本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高柏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在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的生存能力肯定要比日本弱”。
日元升值的教训
在高柏教授看来，中国“靠廉价劳动力支持的比较优势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条件下会在转眼之间烟消云散”，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后的教训，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在面临内外矛盾时的种种困惑。理解这些困惑对于今天的中国似乎有着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
1985年，日本以及美英法德四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引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了近一倍。
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指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当时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不应将日本经济泡沫完全归咎于日元升值。
实际上，中国自2003夏天以来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局面和日本在1985年的时候十分相似：美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美元随时有急剧贬值的可能，而中日两国拥有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两国都面临来自美国要求本国货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但不幸的是，“日本的回应伴随着几个致命的误判”。
高柏教授认为，首先，日本错误地认为一个生产大国可以自然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其次，日本在受到蒙代尔-弗雷明三维悖论的困扰时一再出现选择失误。这个悖论是指一国政府在稳定汇率、维持货币自由兑换和控制国内经济局面这三项政策目标中，同时最多只可能实现两项，而不可能实现三项。日本政府在履行“广场协议”的过程中曾两次犯了政策性失误——先是让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衰退，后是为了摆脱衰退让美元升值，结果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再次，强势日元导致了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涨，利润空间下降，导致企业纷纷从生产领域转向服务业，以寻求新的利润机会。1986年，东京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888家公司中有 371家转向了新的投资领域，如建高尔夫球场、炒房地产等。在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时期，一张最贵的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可以卖到3.5亿日元；最后，日本政府通过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了金融自由化，虽然大大地增强了企业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却严重地削弱了日本央行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地增加了企业面临的金融风险。
美元危机的“蝴蝶效应”
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现在也面临两难的局面：如果不想办法减少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元危机会进一步加剧，使中国经济蒙受其害；但是，如果中国在短期内让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或者开放资本账户，那么中国经济很可能马上会遭受打击，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高柏教授认为，中国至今为止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一直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并且从1994年起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汇率一直比较稳定。尽管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05年夏季开始小幅浮动，并在2006年浮动加大，但这与把货币的汇率完全交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还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但是，美元危机的加剧正在改变这一切。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负债早在几年前就已达到3万亿美元，相当于30%的GDP，并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连续四年破纪录，2006年达到7258亿美元。如果不是亚洲国家大量买进美元债券，美国政府靠自身实力根本无法负担其庞大的财政和预算赤字。
中日韩三国目前拥有的外汇储备已达到2.19万亿美元，加上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亚洲主要国家的外汇储备已接近3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
一方面，如果亚洲国家寻求优化外汇储备的货币和资产结构，把手上的美元资产转化成其他投资，则会大大地削弱美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的地位，削弱美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有可能使美国经济出现倒退。这样一来，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出口会受到沉重打击。另一方面，随着格林斯潘时代的结束，美国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个人储蓄不断恶化，美国政府的金融政策目标很可能是让美元大幅度贬值，以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必须赶在美元贬值的“危机”爆发之前，从根本上调整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有效地扩大内需，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减轻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高柏教授认为， “这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该尽可能地延续“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避免人民币对美元急剧升值，而采用其他手段来缩小贸易顺差，从而赢得时间完成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