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重点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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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一研究课题组在分析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时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再次面临从“偏快”向“过热”转化的风险。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有必要对房地产发展政策和出口政策作出大调整。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向本报提供的报告指出，经济趋向过热的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和出口的过度增长，我国不断增大的过剩流动性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和京沪苏浙粤五个最发达地区。房地产的长期过度增长不仅带来了房价的过快增长，引起民怨，而且对产业升级、城市化及收入差距扩大等有很大的负作用。
报告指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不是减少流动性过剩，而是有效地利用流动性过剩，主要是重新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调整。第一步要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阻止日益增大的过剩流动性向房地产业的高度集中，抑制房地产过度增长；第二步是创新模式，使过剩资金流入急需的产业升级部门及社会事业发展部门。同时，还要大力度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抑制出口增长过快，遏制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或逐步减少顺差。
由王小广等执笔的这份报告指出，国家和地方都要放弃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提法，在发展政策上改变“房地产偏好”，还房地产业的本原，即民生性产业。当前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应是促进“卖房”，在住房发展政策中要明确规定不鼓励居民拥有多套住房，用经济的手段来抑制第二套住房的需求，从而来释放有效供给。
报告建议，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应对房地产发展采取适度抑制的宏观政策；尽快征收物业税（不动产税）和对房地产商征收暴利税或空置税，促进住房供给的释放；提高居民住房转让所得的税率，由目前的20%提高至50%；取消期房销售制度，改为现房销售制度；对居民购买第二套以上的住房采取抑制性的金融政策。
在外贸外资及外汇政策方面，报告建议，抑制出口过度增长，加快下调出口退税率，在2年至3年内将总体出口退税率水平降至5%左右；调整“慢升值”的汇率政策，努力保持中期（5年）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外资由普遍优惠政策转向差异优惠，并加以引导；在金融改革上重利率市场化而轻汇率市场化；此外，应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

宏观调控：重点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
——2007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从一季度的经济运行看，今年我国经济再次面临从“偏快”向“过热”转化的风险。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存在两个“过度增长”问题：即房地产的过度增长和出口过度增长。所谓流动性过剩主要反映为房地产投资的过度增长，我们用投资资金来源小计对投资完成额的超出量来定义流动性过剩，近几年流动性过剩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分析显示：不断增大的过剩流动性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和五个最发达地区。2003年以来有30%的超额资金追逐房地产投资，自然造成房地产的持续过度增长，并带动投资热的反复。房地产的长期过度增长不仅带有了房价的过快增长，引起民怨，而且对产业升级、城市化及收入差距扩大等有很大的副作用。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是出口过快增长而引起顺差过大，导致基础货币供给大量被动增加，对货币政策形成较大的压力。因此，有了缓解经济增长的结构矛盾，有必要对房地产的发展政策和出口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加快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上。为此，我们提出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的宏观调控思路：当前的宏观调控重点不是减少流动性过剩，而是有效地利用流动性过剩，主要是重新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调整。总体思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第一步，下决心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阻止日益增大的过剩流动性向房地产业的高度集中，抑制房地产过度增长。第二部分或第二步是创新模式，使过剩资金流入急需的产业升级部门及社会事业发展部门。这种新机制就是模仿美国的做法，将过剩的流动性通过资本市场与升级型重化工业发展结合。同时，还要大力度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抑制出口增长过快，遏制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或逐步减少顺差。

近期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两个“过度增长”
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总量增长水平并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增长结构的失衡,其中主要是存在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增长严重的不平衡。二是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在不断加剧。我们认为，造成这两个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政策对房地产及出口两部门的过度依赖,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住宅投资的过度增长和出口过度增长。要从根本上扭转两大失衡问题，并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有必要下决心对房地产的发展政策和出口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加快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上。
（一）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反映为房地产的过度增长
从投资的资金流看，社会相对过剩的资金基本上全部流入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剩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的一种全球性长期现象 ，主要是指社会资金过剩，通常都明显地超过了它的需求，而且货币流动性明显增强，不过，流动性过剩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种结果。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现象总是伴随着生产过剩及通货紧缩。但实际上流动性过剩并不必然是坏事，关键是如何利用，美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充分有效地利用流动性过剩的一个结果。高科技的发展与流动性过剩的结合构成了新经济。我国2003年以来开始出现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表现为存贷差的扩大、银行间短期资金流动性增强等。就投资的角度看，就是过量的资金追逐投资，造成投资过快增长。这里我们用投资资金来源小计对投资完成额的超出量来定义流动性过剩，即用资金供给超出投资实际需求数额的多少来衡量流动性过剩大小。
再看看房地产业的情况，由于房地产投资需求一直都比较强劲，2002年之前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小计均超出投资额20%，2003年以后超出率超过30%且逐年上升，2006年提高到38.7%，比2002年提高13.6个百分点。有30%以上的超额资金追逐房地产市场，自然导致房价大涨，房地产投资过度增长。2005年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合计超出额为5488.6亿元，2006年上升到7497.7亿元，分别占全社会投资口径资金超出额的94.4%和92.0%，即我们定义的流动性过剩绝大部分为房地产吸收。或者说，扣除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的超出额，其他各行业投资加总资金来源与投资额是平衡的，即从大产业上讲，只有房地产业存在投资过度问题，因为房地产投资过度，所以与其高关联的产业必然也存在投资过度问题，这些产业包括钢铁、建材及一些化工原材料产业，并导致能源产业的过快扩张，而这些产业都是高耗能产业，而且因其对应的市场（房地产市场）对产品的技术含量是明显偏低的，因此，这种投资结构下的投资高增长必然是投资严重的非均衡扩张、且能耗环保压力越来越大。
就流动性过剩的流向看，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过剩资金主要是流入最发达地区的房地产行业。而这些地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它们也是最有能力搞好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上发挥先导作用的区域,但遗憾的是这些地区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制约着产业升级。
（二）为什么需要对房地产发展政策进行大的调整
我们认为，对投资的宏观调控关键是要对房地产的发展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在抑制房地产投资（特别是住宅投资）过度增长的同时，调整过剩资金的宏观流向，将过剩的资金引向升级型的重化工业和社会发展事业，增强国家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减少资源环境压力。
有以下原因要求对房地产发展政策进行大的调整：
一是房地产增长存在明显的过度问题，并引起房价持续过快增长，导致民怨增多。
二是在房地产投资高增长主导下的投资高增长，能源资源消耗的代价将更大。房地产高投资带动的行业都是高耗能产业，因此，房地产既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又是一种技术层次偏低、高耗能型产业。以钢铁业为例，目前钢材产量的60%是满足房地产市场，而满足房地产市场的钢材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长材产品，即高耗能型产品。因此，只要房地产投资继续保持过快增长态势，投资高增长将会反复，同时，节能降耗问题将不会得到明显缓解，能源资源压力会继续增大。
三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将影响长期的经济结构升级过程。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房地产的大发展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以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过度强调房地产的发展不仅容易发生房地产泡沫、投资过热，而且会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而这两者正是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核心。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没有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经济发展对它的依赖性不强。日本房地产泡沫出现在工业化完成后的许多年后，即起始于1986年，5年时间出现了一个大泡沫，我国台湾省的房地产泡沫也出现在工业化之后，即八十年代末期，美国也一样，房地产大发展是在战后。相反，那些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发展（或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国家如东南亚“四小虎”却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明显影响了长期竞争力的提高。因为房地产的过度发展会阻碍经济结构升级过程：大量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过度地追逐房地产，将使制造业升级缺乏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从而使重化工业竞争力提高面临巨大障碍。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创造重化工业的国家竞争力。过度发展房地产还会阻碍城市化的进程。高房价像一堵隐形的“经济围墙”，将农民远远地堵在高墙之外，“三农问题”的解决将更加困难。
最后，在经济仍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房地产的过度繁荣会进一步扩大已经明显拉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房地产的繁荣更多地体现一种分配机制，主要是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这种分配机制与税收体制有明显不同，它是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对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无益，而且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和谐。
房地产过度增长既是造成当前投资总量持续偏快、投资过热不断反复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经济结构性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房地产长期保持过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增强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与国家、地区对房地产发展采取长期性刺激政策的共同作用，最终形成巨大的财富效益，不断引发大量的社会资金向房地产行业流动。尽管近几年国家对房地产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总体是温和的，而且目前的房地产政策仍然是相当宽松的。首先，利率水平一直偏低，目前明显低于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为5.25%）和欧盟（3.75%），更大大地低于过去我国的长期利率水平。其次，税收政策不合理及不完善，过度地刺激了购房的投资性或投机性需求，主要是持有环节不征税及对投资收益征税的税率偏低且执行不力（执行不力导致税负转嫁）。并导致投机性住房需求的过度增长及房源释放的“短路”，形成虚假的供不应求的格局，从而不断推高房价。再有，就是在住房销售制度上采取期房销售的形式，刺激了房地产的投机活动。因此，要有效抑制房地产投资过度增长，必须加大力度调整房地产业的发展政策，遏制过剩资金继续向房地产业集聚。
（三）为什么需要对外贸外资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进行大的调整
1、出口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外贸外资政策过于刺激
近几年外汇储蓄的过快增长使货币流动性被动增加，这一趋势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上升及顺差继续扩大的趋势作用下短期内将难以改变，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较大压力。
从外贸顺差的构成看，主要是外资企业的顺差，2002年以来，外资企业顺差的比重在明显上升，2005年达到了55.7%，比2002年上升13.9个百分点，2006年有所下降，但仍高达50%以上。形成顺差的加工贸易主导的特征更为明显，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为1888.8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比重为106.4%，即加工贸易之外的贸易形式是逆差。
顺差过大的重要原因是出口增长过快，出口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对外贸外资发展采取过度的刺激政策，这体现在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过度偏好上。入世以来我国出口高速增长一方面由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即出口增长加快和顺差扩大有必然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对外贸外资长期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导致外贸出口出现“过度增长”的情况。造成近期我国出口超常高增长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汇率存在一定的低估，二是长期采取高的出口退税率政策，三是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如低价出租土地、提供各种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等。其中，后两个刺激政策是主要的，长期采取多方面的刺激政策，必然导致外贸出口的过度增长。
2、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上升是导致“虚假出口”或名义顺差扩大的新因素
不少研究者猜测近期我国出口额中有“虚假出口”的成分。我们也觉得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增长异常。我们发现，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出口交货值的增长与出口额的增长明显不一致，这可以证明“虚假出口”的确存在。我们估计去年8-12月因“虚假出口”导致顺差同比虚增175亿美元，占同期贸易顺差的17%。
而出乎意料的是，出口虚增的主要原因却是人民币汇率在去年8月以来的加速升值，我们可以判定这一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顺差问题，相反会扩大顺差，因此，目前采取人民币汇率“小步快走”的政策值得重新反思，我们建议应主要依赖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来减缓顺差快速增长的趋势。

有效利用流动性过剩优化经济结构
当前的宏观调控重点不是减少流动性过剩，而是有效地利用流动性过剩，主要是重新调整过剩流动性的流向，向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调整。总体思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也是第一步，下决心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阻碍过剩资金向房地产业的高度集中，抑制房地产过度增长。第二部分或第二步是创新模式，使过剩资金流入急需的产业升级部门及社会事业发展部门。同时，还要大力度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抑制出口增长过快，遏制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或逐步减少顺差。
（一）大力度调整房地产的发展政策，切实加强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
前两轮房地产宏观调控成效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在“促进卖房”和抑制过度的住房投资或投机需求上着力。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对房地产发展政策进行大调整：
一是国家和地方都要放弃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提法，在发展政策上改变“房地产偏好”，还房地产业的本原，即民生性产业。而且在住房发展政策中要明确规定不鼓励居民拥有多套住房，用经济的手段来抑制第二套住房的需求。
二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都应对房地产发展采取适度抑制的宏观政策。即把对房地产的过度刺激政策，调整为中性政策，甚至是中性偏紧的政策。
三是尽快征收物业税（不动产税）和对房地产商征收暴利税或空置税，促进住房供给的释放。物业税征收可考虑按面积分档确定税率，近阶段给予人均30平方米的免税额，人均住房30平方米至50平方米为第一档，税率1.5%，人均50平方米以上为第二档，税率可定得较高，如定在3%。房地产商牟取暴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捂房不卖”，可考虑征收暴利税或特别收益金（或提高土地增值税税率），还可考虑征收房地产商的住房空置税。
四是提高居民住房转让所得的税率。由目前的20%提高到50%，对仅拥有一套住房的住户出售房屋所得税可实行税收返还，即重新购买住房时全部返还。同时，税收征管部门应强化执行力，主要是防止税收的转嫁。
五是取消期房销售制度，改为现房销售制度。
六是对居民购买第二套以上的住房采取抑制性的金融政策。
（二）创新模式，使过剩的货币流动性集中流向产业升级部门和公共部门
过剩的货币流动性从房地产部门退出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将社会过剩资金导入产业升级部门和公共部门。产业升级部门主要是产业技术水平较高、市场容量大的现代制造业和装备工业。主要包括汽车、通用装备、大型专业技术装备、船舶、精细化工等重化工业。由于这些过剩的资金相对分散，且流动性很强，喜好投机，因此，无法直接导入产业升级部门，因此，需要一种机制将其间接导入，主要设想是将发展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过剩的流动性逐步向股市流转，造成股票市场的繁荣，这是一种好的动向，但要避免的是股市的发展只有泡沫而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不大。过剩资金导入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制定产业差别化的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政策，主要是明显放宽对升级型的重化工业部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条件，促进重化工业的资本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升级型的重化工业都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借助资本市场来强化其资本规模和创新能力。
二是成立一批支持升级型重化工业发展的产业投资基金，吸收保险资金和社会剩余资金大量投入。
三是制定针对性强的优惠政策支持升级型重化工业兼并重组，促进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外部资本扩张。同时，在金融、税收政策上鼓励升级型重化工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走出去”等。
（三）调整外贸外资政策，抑制出口的过度增长
首先，应加快下调出口退税率，将出口鼓励政策由“过度激励”向“适度激励”转变。总体原则是鼓励出口的政策应与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一致，重点鼓励升级型的重化工业品出口。
其次，调整目前实施的“慢升值”的汇率政策，努力保持中期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要坚定地避免加快升值，既不能搞慢升值，更不能搞急升值，升值不能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投资过热及结构失衡问题，也不能减少顺差，相反加快升值会促进投机性的美元流入，扩大顺差。更重要的是大幅升值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在工业化未基本完成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未完成时采取逐步升值或快速升值的政策将增加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且阻碍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要缓解外部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外要传递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息：人民币在现阶段缺乏大幅升值的基础，升值不仅将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不能解决顺差扩大问题，保持较长时间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之一。
三是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加快转变引资观念，逐步减弱地方政府的“引资偏好”，淡化对引资的数量考核指标，促进引资从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转变。尽快取消外资在各地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政策，加快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外资的政策优惠要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应把实行普遍优惠转变为实行差异优惠，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的权限应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鼓励引入技术辐射能力强、吸收就业能力强、资源节约型的外资企业，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环保和服务业等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
（四）采取双向货币收缩政策
一方面，可继续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来收缩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利率仍然偏低的情况，继续提高利率水平，抑制货币需求。而且利率调整要体现两方面的政策意图：一是引导投资结构继续优化，对房地产这一存在明显暴利的部门要更大幅度地提高贷款利率，而且严格贷款条件；二是利用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金融改革上应“重利率市场化而轻汇率市场化”。
(五)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
人为压低生产投资成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尽管可以在特定历史时期迅速把国内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但是，当汇率升值压力增大，贸易顺差过大明显增加流动性过剩的风险时，“两害相权取其轻”，主动提高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不失为上策。在我国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相应的升值压力会减轻，最后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也较有限。

经济面临从“偏快” 向“过热”转化的风险
从近期总需求、总供给与货币信贷三组指标看，今年经济增长将继续偏热，“三过问题”在继续发展，宏观经济再次面临由“偏快”向“过热”发展的风险。而且过热的态势比前两次还要提前和迅猛，2004年投资过热发生在4月份，2006年投资过热出现在3月份，今年前两个月投资过热便开始显现。需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以避免下半年及明年出现全面的经济过热。
首先，三大需求全面升温。
一季度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三大需求中投资和出口增长继续处于偏高状态，且消费增长也呈缓慢升温趋势。1-3月累计，全社会投资同比增长23.7%，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比去年四季度明显反弹，增幅比去年四季度加快5.9个百分点。
投资运行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是住宅投资在连续9年偏快增长后继续加速增长，过热趋势继续发展。1997-2006年住宅投资每年增幅均超过20%,9年平均增幅高达27.4%。同期全社会投资增长为17.9%。一季度城镇住宅投资完成2462亿元，增长30.4%，比上年同期加快7.3个百分点。
二是一些高耗能产业继续保持过快增长趋势。一季度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54.8%；非金属矿采选、制品业投资增长41.2%；黑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12.7%，比去年明显反弹。这三大重工业的投资持续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受房地产持续过快增长的拉动。2006年全社会投资增长24%，比上年回落2个百分点，但住宅投资逆宏观调控而加速增长，2006年1季度、1-2季度、1-3季度、1-4季度分别增长23.1%、28.2%、29.5%和25.3%，呈逐季加速的态势，四季度因季度性因素而回落，全年住宅投资增长比上年快3.4个百分点。在住宅投资持续过热的问题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必然拉动与其关联度高的产业投资或产出过快增长。今年初投资增长明显反弹还与出口保持超强增长紧密相关。一季度出口总额为2521亿美元，同比增长27.8%，比上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其中2月出口增幅高达51.7%，比上年同期加快29.5个百分点，部分是因为去年同期基数较低。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消费增长明显有所加快，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1188亿元，同比增长14.9%，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增幅提高1.2个百分点。
其次，工业增幅创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的同期新高。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大幅加快增长18.3%，比上年同期加快1.6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猛升3.5个百分点（据我们匡算，2006年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受房地产特别是住宅投资热继续发展的驱动，与房地产相关的重化工业产出大幅增长。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钢铁为主）增加值同比增长27.5％，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水泥为主）增长23.5％，均比上年同期明显加快。重工业增幅创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的同期新高，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9。6%，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加快2个和1.7个百分点，并导致电力热力增加值及发电量的迅速增长，一季度电力热力增加值同比增长14.5%，比上年同期加快3个多百分点，发电量同比增长15.5%，与2004年二季度高峰值相当，这将明显加大今年节能降耗的难度。
二是受前期高利润增长预期的推动。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1%，且高利润增长率的行业呈明显的扩散态势。39个分行业中，33个利润增长率高于20%，22个超过30%，工业高利润增长的预期推动着工业的强劲增长。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2932亿元，同比增长43.8%，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22个百分点。
最后，货币供应量增长明显回升及贷款增长过猛。
一方面，尽管央行不断通过逐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在收缩货币供应，但货币供应量特别是其中的M1增幅不断攀升，流动性过剩问题继续发展。3月末，M1和M2同比分别增长19.8%和17.3%，比上年末分别加快7.1个和回落1.5个百分点，处于高位增长区间。由于企业存款的大幅上升（贷款需求反弹及前期企业利润大幅增长所致）导致M1增长再次回升到2003年初到2004年初的20%高位平台附近。不仅如此，流动性最强的货币M0增长的加速趋势也十分明显,2月末M0同比增幅高达25.1%，3月末M0增长16.7%，比上年同期加快6.2个百分点。持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使货币调控受到严重挑战。
另一方面，受流动性过剩的驱动及投资需求持续偏快增长的拉动，信贷再次迅猛扩张。一季度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同比增加14217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678亿元，同比增长16.3%，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分别加快1.5个和1.2个百分点，回升趋势较为明显。
从近期总需求、总供给与货币信贷三组指标看，今年经济增长将继续偏热，“三过问题”在继续发展，宏观经济再次面临由“偏快”向“过热”发展的风险。而且过热的态势比前两次还要提前和迅猛，2004年投资过热发生在4月份，2006年投资过热出现在3月份，今年前两个月投资过热便开始显现。需要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以避免下半年及明年出现全面的经济过热。

课题主持人兼本报告执笔人：王小广
课题组成员：樊彩耀、李军杰、易强
（本报告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仅为课题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