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重构政治格局 中国力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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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于6日在德国小镇海利根达姆举行，在此次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超过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地区安全等老议题成为本次峰会的最重要议题之一。针对这种态势，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先生。
记者：你是否注意到此次八国峰会上气候问题占据主导，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苗头？
刘军红：实际上，冷战结束后，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地壳板块漂移期”，在此过程中，八国峰会积极扮演主导世界秩序的角色。新世纪以来，围绕国际秩序，八国峰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课题，比如2000年的冲绳会议，提出了“IT宪章”，主张“缩小数字鸿沟”。此后，八国峰会又不断将“贫困、传染病”乃至“开发援助”等作为时代主题，突出了道义、法制、科技、市场等新手段。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2008年到2012年的首期减排义务迫近，地球环境成为新主题。对此，德国抓住时机，顺势主导国际秩序，也堪称对八国峰会主题的延续。
记者：主席国德国在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建议，但建议遭到了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的“根本性反对”。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在不久前因为无法完成减排任务，收回了自身在《京都议定书》中的承诺。该如何看待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关于环境问题的博弈？
刘军红：大凡国际制度的变更，都关乎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堪称“国际大政治”，自然总免不了大国间的政治博弈。纵观国际关系史，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体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制”，都演绎着大国政治的博弈史。而在政治博弈中，谁掌握了战略主导态势，谁就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优势。
关于减排问题，各国提出了不同目标，也采取了不同态度。这与各国在“二氧化碳世界”中的地位有密切关系，从各国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比例，及其增减状况可略见一斑。以G8为例，截至2004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2.1％，日本占6.0％，而积极主导将减排纳入八国峰会的德国仅占3.2％，提出更大胆目标的英国占2.2％，法国占1.5％；另一方面，从截至2004年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减情况看，与1990年相比，美国的排放量增加了15.8％，加拿大增加了26.6％，意大利增加了12.1％，日本增加了6.5％，相反，德国减少了17.2％，英国减少了14.3％，法国减少了0.8％，而俄罗斯更是减少了32.0％。显然，德国为主的欧盟具有“先天优势”。在此，针对德国提出的新减排目标，各方意见不一，也在情理之中了。
记者：中国也被邀请参加了此次八国峰会，另据估计，中国今年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外电认为，中国正在承受来自国际社会的“环境威胁论”压力。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刘军红：就算这种预测是有科学依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并不客观，理由是，第一，中国已经制定了能源消耗与节能相互协调的战略，提出了“两个20％指标”，即到2050年，能源总消费量减少20％，同时，单位能耗削减20％。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必将直接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第二，目前我国的森林植被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不足20％，而日本则占70％左右，俄罗斯更高。在今后的50年内，如果我国能顺利增加森林植被，其自然吸收空间巨大。在此，我国已经启动了振兴农业、退耕还林等战略，利用农林产业的发展，将农林植被与天然森林植被相结合，增强“吸收减排”能力。如果说我国存在“环境瓶颈”问题，那么应该说是江河湖海的污染、城市垃圾的处理以及传统产业的更新难题。这些领域的环境污染及其课题，才是作为发达国家应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给予积极关注的焦点。
记者：中国最近出台了两个重要的环保方案，一个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应对方案。另外，新华社也在6月3日受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这两个方案的颁布，是否说明中国应对环境问题的姿态更为主动了？
刘军红：可以说，这两个方案表明我国已经开始正视环境问题，愿意积极参与全球秩序制定过程，维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权益，主动承担全球责任。
但清污减排、降低能耗是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的，堪称技术创新的最前沿领域，并不是当年即可见效的，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短期目标只是这个过程中的阶段性目标，还不能体现今后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当前，我国的环保、节能理论应该是世界一流的，这一点就连日本1998年出版的“亚洲环境白皮书”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国的问题是，理论、技术以及环境产业化的各个环节缺乏内在的互动性，企业的积极性、创新性还未能及时调动起来。任何产业的发展其根在民间，如何调动民间力量，使理论进步与技术创新、产业更新相结合，恐怕是今后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