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银行改革需要有牺牲 建设银行, 公司, 董事长, 中信集团, 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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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振明,1956年生,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并于纽约保险学院取得MBA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中信实业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信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裁、中信嘉华银行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和中信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4年7月,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近日，常振明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呈，将重返中信集团工作。在离任前，常振明作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接受了《华人世界》的专访。
银行改革需要有牺牲—对话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
7月17日下午2时30分,中国建设银行即将迎来上市一周年之际,在北京金融街25号中国建设银行大楼21层会议厅,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接受了《华人世界》的专访,并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畅谈。
面对记者的提问,常振明的回答字斟句酌。他谈到此番与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20多项合作,谈到建行的发展愿景和正在进行的多重改革,谈到他经常担心自己的大思路是否正确,谈到他的围棋心得和从业经历,也谈到他对于财富的理解……建设银行的盈利能力将会保持更高的水平
《华人世界》:常行长,您好!我们看到两份令人欣喜的榜单,一个是在最新进行的“亚洲银行300排行榜”评选中,中国建设银行在“纯利最高的银行”和“利息收入净值最高的银行”两个专项评比中摘取桂冠,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银行”。 另一个是财富杂志最新评出的“全球500强”中,中国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均榜上有名。您怎么看待两份榜单?
常振明:首先,在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0强中,四大行都在榜上,我想这非常正常。因为从总资产的角度、从中国整体经济目前在国际地位来看,中国的四大行在全世界范围确实排名很靠前。
另外,中国建设银行被评为亚洲最赚钱的银行,其中一个是“利息收入净值最高”的银行。“利息收入净值”也就是建行的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之差,这点我们确实做得很不错。另一个“纯利最高的银行”,这是按照我们建行2005年年底利润净值470亿人民币,税前利润是553亿人民币这个数据来计算的。因为建行去年有一个财务重组免税的因素,这部分税务好处大概为78亿人民币,如果减去这部分税务好处,实际我们的税后纯利为49亿美元,可能不是绝对第一。但我相信我们建设银行的盈利能力将会持续保持更高的水平。
《华人世界》:那么,建行是如何做到的呢?
常振明:其实建行本身的底子很不错,一直以来盈利能力就很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建行在中央金融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帮助下进行了重组,这使我们的盈利能力变得非常强。另一个原因是建行的内部因素,特别是去年郭树清董事长来了后,我们建行制订了一个整体发展战略。我们管理层就是在董事会整体战略指导下,制订了很多发展规划，并正确地贯彻执行。
如果说得细点,那是因为首先在建行的总资产中,个人银行业务占到49%,其中近54%是活期存款,建行的资金成本是中国银行业内最低的。此外,建行过去的贷款是国家建设贷款,这是长期固定利率的贷款,这部分的利率比较高,所以从利差的方面来看,建设银行是中国最赚钱的银行。举个例子,比如从客户贷款的总量来看,建行只是东京三菱银行的40%左右,但由于利差大,所以建行的利息收入净值要比其高很多。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资金成本低,而相对较高利率的贷款量占比高。
《华人世界》:常行长,请您具体谈谈建行将如何保持更高的盈利水平?
常振明:我们提出了一个战略愿景,要把建设银行打造成一个“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为员工提供最好发展机会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建行38个一级分行都分别制订了各自的愿景和发展战略。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把很多发展目标都具体量化。比如我们希望建行每年的贷款增长12%,其中个人类的贷款增长20%,公司类贷款增长与GDP保持同步，约10%左右,中间业务收入增加30%以上。按照这些非常细化的数字来分解我们的战略目标,再分解到38个分行。
我们的整个管理层团队包括38个分行行长都非常敬业。我们达成了几点的共识:一个是以客户为中心,一个是提高风险控制与回报的能力。银行业本身是经营风险的行业,片面地强调风险或利益都是不对的，关键是风险与回报平衡的能力。
《华人世界》:在建行改革上市的这段过程中,您感到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
常振明:我觉得是重组。重组中建行的同志们包括基层的员工都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但是虽然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程很艰辛,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
建行目前对人才的需求极其大
《华人世界》:一流人才是银行今后发展的根本保证。请您谈谈建行的人才需求。
常振明:对,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一直在讲要加强风险管理、我们银行要争取发展中间业务、要全球化。虽然每句话都非常简单。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执行这些想法的人。因此,现在整个建行的执行力是需要大力加强的。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共识非常重要呢？因为建行的事情必须大家一起做才能完成。我们是一个有30万人的企业。我们对人才，尤其是优秀管理者的需求非常大。
去年建行完成了审计体制改革,即审计开始由总行直接管。今年已经完成了风险体制的改革,即总行设首席风险官,下面每个一级分行设风险总监,风险总监直接向首席风险官报告工作。此外,风险经理和客户经理平行作业。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行资产保全体制改革、人力资源体制改革,以及后台会计体制改革。
最近我们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建行网点所有的职工大概8%的时间在销售我们的产品,92%的时间在做后台管理工作。因此,一直以来银行的主要流程是为了管理方便而不是为了客户方便。我们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让网点柜台的人员大部分时间用来销售,而后台则通过会计体制改革实行集中处理。
我们还要进行个人银行体制改革,公司银行体制改革,包括科技体制改革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而现今建行人员不足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了。最近有好多人都来找我谈论关于建行人才需求方面的构想。因为现在很多事情都统一到总行来做,所以总行目前对人才的需求极大。我们正在逐步进行这一改革,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建设银行要做中国最好零售银行
《华人世界》:建行原来的口号是“哪里有建设,哪里就有建设银行。”,而今天建行的口号为“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转变?
常振明:从1954年建行成立以来,一直是一家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目的的银行，我们这里很多建行的老同事都知道。比如,原先国家拨款给煤矿,这笔款子就由建行来负责分发,建行则专门分派业务员负责工程咨询和工程决算，这就是建设银行最初传统的职能，所以原先建行的口号“哪里有建设,哪里就有建设银行”的提法,对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非常好。直到目前,建行对国家基础设施贷款在中国仍然是数一数二的,因此这个口号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要保持建行这个优势。
新提出的“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包括“要买房找建行”等等口号,都是希望在未来几年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建设银行打造成中国最好的零售银行以及国际一流的国际银行,一家以客户为中心,为老百姓提供最好服务的银行。
建行的个人贷款有5400多亿,违约率很低,都在2%以下,公司贷款违约率则相对较高,在4%左右。所以从风险来看,个人银行业务是贷得越多，盈利就越多。基本上不受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的影响。包括香港SARS期间,建行的个人银行的还款状况依然十分良好。香港的银行情况也一样。
建行A股上市暂无时间表
《华人世界》:中国银行在A股成功上市,建行考虑何时在A股上市?
常振明:我们现在尚没有明确、具体的计划。从股市上筹措资金可以说是最便宜的,因为这是不用付利息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因为股民要求的资本回报率是相当高的。因此资本筹措比较贵。此外,上市还得看资本充足率。
《华人世界》:控制不良贷款率,提高经营能力等问题都是投资者的关注焦点。在建行上市以来的大半年间,这些问题有否得到改善,建行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常振明:我们将风险关口前移。我们提出了风险管理不是一个人的事,因此设立了首席风险官、风险总监等职位,包括客户经理,他们都是风险管理的第一关口。我们首先从组织上保证控制不良资产，在技术上我们利用风险工具。另外,我们的内部评级系统也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我们还有一个系统叫风险预警系统，这个系统从行业、地域、产品三个角度,通过过去历史上的数据对贷款进行分析。比如这个系统告诉我们,现在大概有15个行业有风险了,那么系统就会发出蓝色预警,告诉你在这个行业里,只有特殊的、非常好的客户才能给予贷款;橙色预警告诉你在这个行业里一般的客户不能贷款,或者需要更高一级的审批才行。我们就是在技术上运用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对贷款进行判断和分析。
另外,我们现在对各分行也实行差别化授权,叫专职审批人制度。就是说96%的贷款审批都是在总行和一级分行进行。如违约概率比较低的地方,像上海、厦门等地,当地的一级分行行长有八九亿贷款审批的权力,但有些违约概率比较高地方,那么可能一级分行行长就只有批一两亿贷款的权力。对于各地违约概率的计算都是通过一些相关工具进行的。
因此,完善一些计算机工具系统,也是控制不良贷款的技术保证。目前有76个IT项目在开发。诸如此类需要细化的东西非常多。因此,我还是强调,银行整个流程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
与美国银行的合作年底可出成果
《华人世界》:请您谈谈目前建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状况。
常振明: 我们与战略合作者美国银行的合作是目前很多人最关心的。我们现在和他们有20多个项目在合作,有6个比较关键的项目:零售网点转型、个人贷款中心建设、客户之声、直联汇款、自动提款机免费取现、呼叫中心改进。每个项目都有一个项目组,每个项目组在美国银行和建设银行都有一个总组长来协调所有相关事务,建行这边是我来任组长。其中有一些风险类的项目进展非常顺利,而且非常快,到今年年底就会有很多成果出来。
这些项目我们采取的是六西格马的方式,我们运用了核心五步:定、测、析、改、评。但在中国,前两项是非常难做到的。比如统计客户流失率问题,有一个分行行长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客户等待10分钟之后客户的流失率是多少,即客户等待时间和客户流失之间关系的问题。最后统计出,客户等待10分钟后,流失占到20%,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这样的数据统计,在这基础上,我们才能知道每个不同的网点该采取怎样具体的措施和管理方式。我们的每个项目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进展时间上可能会慢一点,但进行得非常顺利。国内银行与国际银行相比既有优势又有差距
《华人世界》:您认为国内银行与国际银行的差距在哪里?
常振明:就拿我们的合作者美国银行和淡马锡来讲,他们认为我们有些地方做得比他们好,而我们发现有很多地方和他们是有差距的。我们有我们的强项,也有我们的弱项。弱项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加强和改善的。
通过和战略投资者合作这些项目,我们建行派了大量员工到美国去考察,很多很年轻的管理者回来后都表示收获极大。例如,美国银行一共有5000多个网点,每个网点的排班都是由总行直接控制的。每个员工有一张卡,今天你可能在这个支行上班,明天可能在另一个支行上班。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操作风险。所谓的流程银行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但这其中有一个最大必要条件,就是要统一所有的操作流程。比如我在这个网点做的事情,到另一个网点的流程必须一样。像过去以行政为主的银行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要让建行14000个网点统一到一个流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IT和管理工程。目前,我们在IT和管理上还有一定距离。
我们的优势主要是我们的一些硬件,包括计算机等设备、现有的人员一级计算机开发能力都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和优势,此外,我们的一些风险管理理念也非常先进。
《华人世界》:面对今年年底中国银行业向外资全面开放,建行将从哪些方面入手应对外资银行的全面竞争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挑战?
常振明:我们按照董事会对管理层的要求，不会刻意地去和外资竞争。但我个人认为,当外资要真正和我们形成竞争态势的时候,在业务竞争上，我们会比较有优势。比如,同样一个软件开发,我们的应用是对我们14000个网点的30多万员工,而他们付出同样的价钱可能只对一两个网点,因此他们的成本会非常高。所以,短期内还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但他们可能会来我们这里挖人,对我们的人才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国内有很多银行家
《华人世界》:最近有人提出中国没有真正的银行家,您怎么看?
常振明:我认为,我们国内有很多银行家。和国外一些银行家不同之处可能就在于赚钱的多少吧。国外银行家如果到中国来管银行一定是管不好的,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包括对行长和风险总监的问责制。因为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
实际上中国的银行家不一定就是银行行长,有很多专业人员像建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一级分行的行长,包括管理层的各部门的负责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非常优秀的银行家。
《华人世界》:加入建行以来,您感觉最大的压力和挑战来自哪里?
常振明:从改革至今,我们都是在探索。最大的挑战是对于整个改革的战略思考。经常会担心自己的大思路是否正确。比如我们科技的架构如何往前走,这样走到底正确不正确。建行今年上半年贷款确实很多,我们认为公司类贷款确实有风险,假如风险可以控制的话尽量多贷些,有时候担心,贷这么多到底对不对?
下围棋与搞企业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强调执行力
《华人世界》:我们知道,您还是围棋高手,在棋盘上的战略战术是否也会体现在对于建行的管理上呢?
常振明:我是1979年“新体育杯”那场比赛中,获得第三名。后来,一批年轻人起来了,非常厉害,我感觉到自己再要在围棋界有很好成绩和发展很难,就退役了。围棋下到后来,技术都不是问题,最后比的是心态的稳定与否,不烦、不躁、信心等都是综合性的因素。
如果说围棋和工作有什么关系。我想围棋是比输赢的,不管你前面走得多好,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有赢或输。围棋的执行力、战术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还是战略。也就是执行力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经营企业有相似之处。因为不管你之前说得有多好,最后还是要看执行力,就是怎么去做。
实际上,我感觉围棋对我的帮助主要就是执行力提升。下围棋怎么把这盘棋赢下来是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延伸到工作中,比如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事,这是不够的,最关键的是怎么做、如何实现,也就是英语的how to do的问题。
另一个感受就是,要学会取舍。不能什么都要,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舍弃,虽然在这过程中,有些做法是有痛苦的。银行改革也一样,也是需要有牺牲的。
《华人世界》:我们知道常行长是学日语的,后来怎么会从事金融工作呢?请您谈谈您的从业经历吧。
常振明: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日关系和现在不同,当时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比较多。我毕业后就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虽然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但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邓小平同志批准成立的,由荣毅仁先生领导,公司冲破了很多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最早发行债券的公司,而最早发行债券的地点是日本。当时发行说明书是没有中文的,只有日语,因此需要懂日语的人。
于是,我就有机会直接参与到债券发行整个过程,当时还没有资产负债表,对于国际上债券发行的一些做法都是在工作中了解的。而我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是做外汇交易员,这段经历使我对经济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之后,去美国读MBA。
我对投资银行比较熟悉,我曾担任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理事长。1998年,中国证券业协会90多家证券公司选举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中国证券业的理事长单位,我当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所以便是协会的理事长。只此一届的理事长是通过公开选举产生的,第二届就开始由中国证监会直接任命了。
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在于投资银行一年做一两个项目就可以了。但是商业银行每天都有几千万笔交易,关键是程序、制度和思路。投资银行一年就赚一笔钱两三亿就够了,员工也少。建行有30万员工,如果按一个家庭三口人来计算,相当于100万人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
《华人世界》:作为银行家,您如何理解“财富”?
常振明:我认为真正的财富实际上是一个方法。做任何事情,方法掌握了,就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东西。就好比一个心理测试题:有一个人进森林,饼干和猎枪,你会选择什么?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