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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称郁知非邀请官员家属出国旅游导致落马

10月10日晚,上海茂名路锦江饭店,前国足张玉宁的婚礼上,上海国际赛场总经理郁知非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一身黑色西装的他,周游于老友新朋间,习惯性地右手插袋,左手比划。
第二天,见诸申城各大报刊的婚礼报道上,他的名字被刻意忽略,只在一份体育类日报上,被不经意地提及,头衔是前申花总经理。
这更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谢幕表演,一周后,官方媒体披露其被有关部门传召协助调查,自此不见踪影。
上海诸多体育记者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国庆期间的F1大奖赛上,9月29日在媒体接待会上,郁知非依然笑脸相迎,宛若无事。此前,上海的各大报刊已收到有关通知,不得在F1报道中出现其名字和照片,“我们知道,他肯定要出事了”。
这次的F1上海站赛事在连绵的阴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20万观众冒雨赶往远在嘉定的赛车场,车王舒马赫在最后关头超车成功,一举夺冠,挽回了最后的尊严。
这原本应是自2002年加盟F1的郁知非最可告慰的时刻,但“泰山压顶,还得强作笑颜”,一位与其相熟的记者事后对本报记者称,“那几天,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可怜。”他还发现,郁变得沉默寡言,热情的寒暄后会突然语塞,然后匆匆作别。
此前,从中国足球大佬,到成为F1教父,郁知非一直走得十分顺利。他突然落马令一些老友不解。老申花足球队球员祁宏回忆,“那天他热情地拍拍这个肩膀拍拍那个肩膀的,没看出有什么事。”10月18日,上海一家媒体报道他被调查的原因是“涉及上海腐败案及上赛场(上海国际赛场有限公司的简称)运作中存在的违规操作事宜”。
11月23日,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郁知非在F1的推广工作中,有太多的“公关”活动,比如邀请官员家属出国旅游,正是这些“沟通”,导致郁知非落马。“其实也是以公司的身份去活动的,F1是个巨型活动,牵扯到的领域太多,海关、工商、交通、公安等无一不涉及。”
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大厦36层的办公室,正对十六铺码头——当年上海滩浪奔浪流的名利场,他曾多次玩笑着将自己比作许文强,那个从十六铺码头开疆辟土,最后又折戟上海滩的硬汉。如今,这句玩笑一语成谶。
走进他办公室的许多记者,都会提及郁知非时常走到窗口,拉开窗帘,遥指陆家嘴灯火佳处指点江山的架势,“浑身散发着踌躇满志的气息。你会感觉,那个时候,他就是个上海滩的人物。”
郁知非前传
11月21日,记者来到上海黄浦区金陵东路339号——上海申花电器的总部。这里看不到上海滩的繁华,让人感觉置身于1990年代初的上海。申花电器所在的办公楼是一个临街的四层旧楼,楼内的地板陈迹斑斑。
十几年前,郁知非就在这座小楼的三楼办公。从这个地方,步行仅20分钟就能到达他在久事大厦的办公室。这20分钟的路程,在郁知非的职业生涯里,走了足足20年。
生于1952年的郁知非,1969年顺应当时的潮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了9年兵,东北的生活给他性格中增添了北方式的豪爽。1978年他回上海;在正式“就业”之前,一边收废品,每天拿几毛钱的补助,一边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大专的课程。
1980年代初,下乡返城的知青们找不到工作,以街道为单位成立生产组,成了解决工作的办法之一。郁知非参加的那个里弄生产组,开创了一个街办企业的奇迹,1983年成立了三灵电机厂,先后生产了电子琴、空调用的风扇等电气产品,并于1993年改名为上海申花集团。
“转折点是申请到了洗衣机的生产指标。”一位郁知非的好友说,“当时是计划经济,产品奇缺,能生产出来,就有市场。”随后,洗衣机和热水器成了申花集团的主要盈利产品,郁知非出国,会带回样机或者产品说明书,“那时候的主要办法就是仿制国外的产品。”
1980年代的三灵电机厂俨然是中国白色家电的龙头之一,与当时的海尔、小天鹅相比并不逊色。郁知非此时从最初的销售科长逐渐成长为申花集团的董事长。
1993年下半年,上海确立了发展足球产业的方针,分管领导是市委副书记陈良宇。
“当时上海著名企业不少,市里希望能有企业拿出钱来搞足球产业,但能直接拍板拿出几百万搞足球的,没有,”那位郁知非的好友回忆道,“而郁知非又是一个非常听领导话的人,再加上从1991年开始,就曾经两次赞助申花足球队的前身上海足球队,最终,他肩负起了借足球打出上海新精神面貌的重担。”
1993年12月10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隶属于申花集团。这是中国职业足球的第一个俱乐部,郁知非任董事长。在郁知非和主教练徐根宝的配合之下,“抢逼围”的战术让上海足球一下子从“软脚蟹”变成了“疯狗”。
申花神话
从1994年至1998年,五个赛季中,三夺联赛冠军,一夺足协杯冠军,被誉为蓝衣军团的申花足球俱乐部成为中国足球的霸主。借助申花足球,郁知非也成为中国足坛的大哥。
郁知非在申花足球俱乐部顺风顺水的过程,也正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黄金时期。申花是中国首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并是在足球产业中做得最优秀的俱乐部之一,其成就并不能用获得的名次来简单涵盖。
“郁知非对足球的认识及运营能力,在中国是绝对一流的。”申思如此评价他以前的老板。申花在足球上的成功离不开另一个人,他就是陈维力,其父亲是上海市主要领导之一。
“陈维力在队里的时候,是郁知非与其父亲联系的桥梁,其父亲很多对球队的指示,都是通过陈维力传达。在陈维力离开球队之后,郁知非和陈维力父亲直接沟通的桥梁就没有了。”接近郁知非的人士回忆。
1999年是郁知非充分展现自己体育经营才能的一年。他运作了曼联与申花队的商业比赛,差不多赚了1600万元,被誉为中国足坛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商业比赛。不为人知的是,此时的郁知非已经是强弩之末。
“郁知非对外宣称申花俱乐部一直赢利,别的俱乐部都亏钱,就他能赚钱?实际上,大概从1997年开始,每年的亏损都近1000万,但要承认,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了。”那位郁知非的好友,揭示了这个中国惟一一个号称赢利的足球俱乐部的另一面。
其他取得优异成绩的球队,都有大财团支持,惟有申花,财力有限实在难以支撑,“最后不得不以寅吃卯粮的方式,用下一年度的赞助费广告费来平衡本年度的运营费用”。
该人士对郁知非这段职业生涯的总结就是:历史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他似乎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大家则在底下吃力地将外表光鲜的他举得高高的。
郁知非在1998年的时候曾拿着一个假路易威登皮包,还以为别人看不出,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那是假的,被熟人指出后,马上就不再用那包了。“外表光鲜之下的郁知非,其实有很多并不被人知的辛酸之处。”

他领导的申花集团戛然滑向另一个方向

败走申花
1999年,在郁知非领导下的申花足球到达巅峰之时,他领导的申花集团却戛然滑向另一个方向。
“我们的企业从开始搞足球的时候,就不太行了。”11月21日,一位还在申花电器专卖店工作的老员工回忆道。
“到了2000年,把申花集团分为电器和足球两块,实际上,那时候的申花在产品上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很多员工够了50岁的就直接退休了,郁知非的太太也是那时退休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郁知非的太太是当初组建里弄生产组108个人之一,“虽然郁知非是天才的体育经理人,但是做企业,他欠缺的东西太多了,他的能力仅体现在营销上。”
为了改变申花经营上的颓势,申花也曾投资过生产烟用过滤嘴的PP树脂项目,但因多种原因以巨亏告终。申花还投资了几个小房地产项目,可惜1990年代初的上海房地产市场,还是个发育不良的孩子,根本没有10年后的风光际遇。
在申花集团经营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申花俱乐部的运营费用却节节上升。在中国职业联赛的初期,每年运营费用仅需几百万元,最初范志毅是工资最高的球员,月工资也仅为2500元;但几年后,申花俱乐部每年运营费用则突增至近亿元。
郁知非当然明白如此难以为继,1997年就着手引进国外的体育产业投资者,“但他在这方面的谈判,就太业余了,每每喊出天价,认为申花足球的无形资产价值11亿元,两成的股权也动辄几个亿,引资当然失败。”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2001年12月16日,赛季遭遇六连败的上海申花队主场2∶0击败辽宁队,圆了联赛亚军之梦,3天后,申花被上海文广收购。当时,郁知非大哭。
“虽然名字仍然保留了申花的名字,但实际上,申花已经不存在了。”一位接近郁知非的人说,“那意味着,郁知非苦心经营近10年的足球事业没有了。”此后郁知非常对当年足球圈的记者说,“申花的事情不要再问我,我不会插嘴一句话。”
随着交接工作的展开,后来执掌上海电气的王成明(因涉及上海社保案被捕)成为申花新董事长。王因此被圈子里称为高俅——“以玩球取悦领导”。而郁知非则已经不能在申花足球俱乐部领工资,“原来的单位没工资可领,又没有新单位接收,整整闲了3个多月的时间。”此人回忆。
从申花离开后,赋闲的他曾被一位摄影记者捕捉到其当时的一照片——灰头土脸的样子;几个月后,郁知非加盟F1,偶遇此记者,打趣道:“我被你拍得像通缉犯一样,现在重获自由了。”
F1之累
2002年9月16日,国内的体育记者又见到了他们的老朋友,当天郁知非神采飞扬地出现在上海F1赛事的发布会上,他以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I have a dream”作为发言开头,阐述他的F1梦想。
2002年2月,上海国际赛场有限公司成立。5月,郁知非在上海久事公司董事长兼上海国际赛场董事长张桂娟邀请下,出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后升为总经理)。据了解,郁离开申花之后,曾在英国考察数月,其间他应上海市一位领导要求,从英国返回上海,旋即投身F1。
郁知非主管F1运营的日子,看似光鲜,但个中压力,亦不足为外人道。“越走,发现越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逐渐从老板成了一个标准的打工者。”一位郁知非的好友对记者评论他观察到的郁知非。
“他真正后悔的时候,就是在F1的时候。”该人士说。据此人回忆,在申花集团、申花足球俱乐部之时,郁知非均有机会通过企业的改制来确定其老板的地位,“申花集团本就是集体企业,政策上是允许成为创建这个企业的108位元老共同持有的企业,但郁知非没想过这个事情。”
“到了F1,郁知非发现,要权没权,要钱没钱,这与以前可拍板的一把手的落差极大,给人打工的日子的确不好过。”此人回忆道,其实到了申花俱乐部的后期,他已经开始体会到这种“掣肘”的感觉了——在后期,由于新股东的加入,郁知非逐渐开始大权旁落。
“我到了F1,花钱的事情和我无关,挣钱是我的工作。”郁知非到了F1后,经常和以前熟识的朋友们如此做他的工作报告。
郁知非上任不久,即开始面临外界的质疑。2004年,即F1进入中国的第一年,已有媒体质疑上海F1赛事举办权费用过高,“与欧洲各站比赛相比,上海几乎付出了3倍的费用购买举办权,有点不可思议。”文章还批评,上海赛道的总投资高达3亿美元,是目前F1各站赛事中最昂贵的赛道,比巴林站赛道的2.3亿美元还要高。
此文一出,郁知非亦频频被追问。他事后在与朋友聊天时,曾自觉委屈,辩解自己加盟F1时,申办和建设事项已经完成,且他只主管赛事推广工作,无涉其他。
2005年12月,在赛车场的一次活动上,本报记者曾与其有一面之缘,当年的F1赛事景况不如人意,为赢利问题困扰的郁穿梭在名门富豪间,不厌其烦地散发名片,他当时特别希望与高尔夫俱乐部、航空公司贵宾客户等联合,借用对方的客户资源,开发项目,筹划活动。
“他在F1中,做的就是推广及拉赞助,按照他自己的设想,利用他那张媒体熟悉的脸推广F1,必定事半功倍,但仍然遭到了突出宣传自己不突出团队的指摘。”为此,郁知非曾交代采访他的记者,注意低调处理他的言论。“他曾私下抱怨过,市里领导对他不好,嫌其太出挑,说他很烦。”一位与其接触频繁的体育记者说。平时,他也刻意避免提及自己与领导的关系。
“与普遍认为的他周旋于交际场合的形象不同,只要不是能拉来钱的社交活动,他罕有参加;只要参加的,肯定是为了拉赞助要广告,说实话,挺可怜的。”在那位郁知非好友眼中,他熟悉的郁知非是这样的:谨小慎微,不喜做官,小富即安,听领导话,从不诉苦,好给领导画大饼描绘以后的壮阔景象。
郁知非在推广F1时曾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一条肩膀是博尼.埃克莱斯通(国际汽联主席),一条肩膀就是上海这座城市。”更准确的说,巨人的肩膀是其在上海的人脉,当这条肩膀崩塌之后,郁知非再也不是中国体坛的拿破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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