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无论从指标标准还是达标时间上均高于母版，比如对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总资本三个最低资本要求方面分别高于巴塞尔Ⅲ1.5、2和2个百分点；而在时间表上，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别在2012和2016年达标，远快于全球时间表。
按照银监会的建议，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1%，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此外还附加了0~5%的动态调整空间。
不过，与巴赛尔协议Ⅲ有所区别，如巴塞尔协议Ⅲ要求2.5%的法定留存缓冲资本和0-2.5%的反周期缓冲资本，而中国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并未区分留存缓冲资本和反周期缓冲资本。
征求意见一出炉，就遭到了部分商业银行的强烈反弹。
一位大行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中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在股权结构和业务模式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国外大多数商业银行不是国有控股，像花旗、汇丰，众多小股东且股权分散，市场化程度高、市场约束也高；而中国商业银行主要是国有控股，市场约束是否高于国外商业银行值得商榷。”他说。
交通银行周昆平说，未来五年之内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转型步伐不会太快，资本消耗会快于国外商业银行。新的监管标准之下，太高的杠杆率也会妨碍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理财业务是中间业务中的主要业务品种，将表内外资产业务一起打包进入杠杆率的分母，势必使理财业务受到限制。”
事实上，银监会对商业银行2009年以来不断膨胀的表外业务也开始发出警示，从2010年8月份开始，要求商业银行表外银信合作业务入表并计提相应的拨备和资本。
在信贷额度收紧后，银行只有提高贷款利率，以价补量了。
不过考验尚在后面，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金融体系的一系列改革，为巴塞尔协议Ⅲ中国版落地形成了阻力，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利率市场化。
在多数银行业人士看来，利率市场化将会使商业银行利差收窄，因此利率市场化挑战甚至大于机遇。
武剑说，利率市场化可能会大幅度削减国内银行的盈利空间，如果与巴塞尔协议Ⅲ叠加，银行业能不能承受？同时，汇率体系也要市场化，这会导致银行业资产结构调整，可能进一步增加银行业的经营成本。另外，发展资本市场会产生“脱媒”，也是一项压缩银行业盈利空间的改革。
不过，对于银监会而言，政策出发点直指过去几年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范文仲认为，引入巴塞尔协议Ⅲ，便可通过资本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贷波动。
同时，范文仲还认为，此轮国际监管改革确定的标准过低，且过渡期太长，即从2013年到2023年，长达10年；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曾笑言，如此长的过渡期，“可能没等我们达标，就又来了一场金融危机了。”
银监会内部初步研究结果是“各方面都能达标，但未来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压力会在一段时间之后释放。”
银监会的主张，得到了央行的呼应。2010年11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亦表示，中国尽快引进巴塞尔协议Ⅲ不见得是个坏事。
3.业务转型：破解资本之道
监管层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并没有为银行打开另一扇窗。
一位国有大行风险管理部人士向本报记者坦言，“我们一直在向央行和银监会呼吁，加强监管没问题，但一定要扩充资本补充渠道，你得让我有地方去融资。”
目前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大型银行和中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仍然是11.5%和10.5%；然而，巴塞尔协议Ⅲ中国版落地，确定逆周期附加资本，商业银行必将再次出现资金缺口。
在大多数银行业人士看来，目前商业银行没有更好资本补充方式，主要通过两大渠道，一是自我积累，二是社会融资，自我积累潜力用完了，只能转向社会融资。
目前，几大国有银行再融资基本需依靠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的注资，而汇金的注资资金则来源发债融资。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汇金公司1875亿元发债计划便已告知公众；不过，如此模式到底能持续多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超曾对汇金发债收益和发债成本进行过评估，汇金公司正面临发债成本上升和分红不断下降的尴尬。
“发债的成本是汇金支付的债券利息，由于接下来进入加息周期，因此发债的成本会上升。而发债的收益是购买普通股之后获得的分红，现在的分红比例大致是45%的水平，以后会下降。”陈超分析。
从2008年、2009年每股股息来看，几家大银行的每股盈利是三到五毛钱，每股股息是平均两毛钱左右，由此可知，汇金通过分红获得的收益率大概是5%，甚至更低一点。
由于利息负担在不断增加，而收益却不断下降，汇金在发债模式中将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资本市场质疑这种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陈超说，或许有一天，汇金会说这样做是不合算的，银行应该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
周昆平也认为，建立资本补充渠道可以进行创新，比如，到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外的地方如到美国、英国去上市。
“但是，到美国、英国上市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挑战更大。一方面，对信息披露要求变得非常严格，内幕交易受到严格控制；另一方面，监管成本会很高。”周昆平表示。
浦发银行风险管理部一位人士也向记者表示，如果资本要求太高，会导致银行杠杆率下降，在资产回报率确定的情况下，随着杠杆倍数的下降，银行资本回报率也是要下降的；但如果资本充足率提高导致资本回报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话，会对银行的业务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银行会发现，通过资本来支撑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还不如资本运作，比如兼并、收购等资本投资获得的资本回报率高；这会导致商业银行在业务布局上产生重大调整。”上述人士分析。
如何破解中国银行业资本难题，实质上是如何调整中国银行业经营模式，即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业务扩张模式；而这种模式在2009-2010年的狂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面对近两年商业银行呈现出“垒大户”、以量补价等同质化竞争现象，一位股份制银行副行长向本报记者无奈表示，这是商业逻辑之下，银行业的本能反应，“银行一定是什么能够持续稳定的赚钱，就去做什么。”
不过，随着货币政策转向常态，过去两年银行业依靠大规模增加贷款、高速扩张的模式正在面临挑战。如何摆脱资本和监管双重困境，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的尝试或许能够代表商业银行的心声。
2010年12月底，姜建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中国会更快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之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这一切都会给银行原有的营业模式带来冲击。
因此，工行要更多地依靠内涵资本增加来补充资本，靠资本优化和节约来减少资本耗用；即从原来的“高资本占用”的业务模式，向“资本节约型”业务模式转变。
目前工行整个收入结构大概是6∶2∶2，即：60%的收入来自于利差，20%来自中间业务（手续费或佣金），另外20%来自投资和交易收入。
“如果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竞争加剧，利差收窄，无疑将会对现在占比很高的60%的存贷利差收入产生很大影响。”姜建清表示。
为此，姜建清为工行制定了一个业务转型时间表，即希望用未来5年时间，使收入结构从6∶2∶2变成5∶2.5∶2.5，然后再花5年，达到4∶3∶3。
一家民营银行的股东，对于该银行需要不断补充资本金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过去银行的关注点都是在资产管理、负债管理上，而对资本的管理能力较弱。随着监管机构对资本约束的强化，今后银行应该重点关注资本管理，以便能够科学、合理、精细的使用资本，而不是单纯的依靠外部“输血”。
上述浦发银行人士表示，要破解这种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改革措施，而不是某一个领域的纵深直入，比如利率市场化。如果存贷款利差仍然客观，很难从根源上控制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 |
发表于 2011-6-16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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