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的时候，工科大二学生巴曙松为了追求外语系一年级的小妹妹，痛下苦功。“到处找笑话书看，还背了很多名人名言。”就这样一边抖机灵、一边掉书袋，小妹妹跟他走了。 一直到现在，“现在我们就像左手握右手”，巴曙松笑眯眯的，左手握右手有什么不好呢？“在略带倦意的中年”，左手随时能够握得到右手，是多么踏实笃定的幸福。 踏实、笃定，是他推崇的态度。他喜欢金庸小说，自比郭靖。“做经济学研究像郭靖一样挺好的，智商中等，很勤奋。但是情商很高，重大问题上不犯错误，他找一个太太挺好，他拜师父也没拜错过。他有基本的坚持，不是折衷的。” 这二三十年来，身边的牵手人没有变，但是他的专业、角色却是走马灯般变幻。从动力工程专业跳到经济学领域，从书斋到金融一线，又从金融现场撤回到研究机构。历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银香港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助理总经理、中国银行(3.990,0.00,0.00%)杭州市分行副行长等职务。递过来的名片上简明扼要地印了几行，博导、研究员。有个职务瞅着挺唬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不管怎么变，做研究的心态没断过。”他说因为有这份坚持，自己在金融一线时始终“心情比较平静”。他的勤奋可以从中国期刊网检索出来，自199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到现在，累计发表文章近550篇。 他说起去年带领学生一起做的10多万字的《中国电影行业投资分析报告》，兴致勃勃，“嗬嗬，这是我去年做的比较离谱的事情，我每年都做一点离谱的事情。” 2005年是中国电影百年，中国电影人在这一年拍摄了260多部电影，却陷入了资金黑洞。“有谁看到这些电影了？资金从哪个地方流入，又在哪里漏损，这个故事我得把它讲清楚。” 他把自己2006年的金融评论文章集命名为《在金融业的现场》，而在他的博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 对于那些批评他不够“纯学术”、褒中带贬地赠给他一顶“媒体经济学家”帽子的人，他在去年岁末的手记里已经毫不客气地给予了回敬，“我也要感谢那些对我不喜欢甚至反感的人，我要告诉他们的是，我对他们的感觉与他们对我的感觉是一样的，这种反感提醒我，一个人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今年，他像往年一样奔走穿梭在研究所与金融前沿，但是依然不参与任何“不能被证伪的讨论”。比如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没有5个；经济学家能否解决现存的民生问题；经济学家应不应该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他买的股票又赚了，他坏笑着说很多经济学家是不炒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比我们更高明。”他说金融学是一门具有很强现实性的学科，“站在旁边看的，终归还是个看客。” 最后，他索性连经济学家的堆儿都不扎了，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金融工作者”，一个市场的参与者。 这个金融工作者与学生刚刚完成了弗里德曼著作的翻译工作，70多万字的《美国货币金融史》即将付梓。 他带的硕士、博士已经超过50位。他要求自己的学生朴实一点，哪怕是做博士论文，也要摒弃宏大叙事，“写具体一点，小一点，A股和H股差价的形成及影响，这样就很好。把小题来大做，把一个问题看清楚，往往会得出让你意外的结论，对事情有帮助。” 对于经济学家的操守，对于“为民请命”、“为老百姓代言”那些让人良心发烫的流行词汇，他尽量躲得远一点。 “要把真实的东西说出来，需要一点揭穿皇帝新衣的那个小孩子的勇气。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对学者的要求不高，不用说‘皇帝没穿衣服’，你只要说‘皇帝的衣服很透明’，公众对你就不错了，觉得你这个人还可以。” 更多的时候，他赞赏豁达、科学的专业立场和态度。 “经济学家都很长寿，你没发现吗？我的导师张培刚先生90多岁了，弗里德曼93岁。厉以宁老师、吴敬琏老师都年过古稀且非常健朗。一个彻底地相信市场的经济学家，是很豁达的。你担什么心啊？市场是很聪明的。” “如果市场这么聪明，那就什么都交给市场好了，我们还需要经济学家做什么呢？” 他笑起来，“经济学家要经常提醒，市场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当你试图去干预的时候，你要想，市场会失灵，但是干预可能也会失灵，而干预失灵的成本也许比市场失灵还要大。所以在市场面前，一定要保持谦卑之心。” 我是一个金融工作者，你跟我谈点具体的 记者：弗里德曼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又有人说，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经济学家能够解决的，现在诸如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等许多民生问题的产生不是不够市场化的问题，而是“伪市场化”，以及政府职能缺位，而这些不是经济学家所能够掌控的，你会因此生出无力之感吗？ 巴曙松：实际上是我们太把他的这句话当回事儿了。他说了那么多话，为什么我们偏偏记住这一句？中国人有个诺贝尔奖情结。事实上中国已经产生了这么大的经济奇迹了，它靠的不是一个两个经济学家，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安徽的农民创造的。 我不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程度上是过渡性的人物，只是碰巧上学的时候西方经济学介入，我们接受了一些系统教育。但是要是论真正系统的学问，国际上的水准，我觉得自己在理论上很难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我只是一个市场的参与者。 我建议做金融研究的人，自己也做一点理财投资，我不相信一个个人理财做得一塌糊涂的人，他的金融研究会做得很好；不相信一个把自己家里的财政搞得一塌糊涂的人，他出去讨论如何解决国家财政危机时，能够提出很好的方案。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学在中国越来越热，经济学家也成为一个被追捧的群体，现在大众又对这个群体甚多诟病，一个经济学家在社会中的正确定位应该是怎样的？在未来的改革中，经济学家的地位会逐渐被法学家、社会学家所取代吗？ 巴曙松：(叹气)我不喜欢争论宏大的问题。我说我是一个金融工作者，你跟我谈点具体的，我愿意跟你聊。比如说你让我推荐哪支股票。为什么？因为这些是可以被检验的，是明天市场就能出答案的，是可被证伪的问题。至于那些宏大的问题，还是留给那些具有缜密宏大思维的、纯学术的人来讨论吧。这些含糊不明、个中充满陷阱的讨论，我是不参与的，让愿意争论的人争论吧，争论不是也可以挣点稿费吗？也许还可以评上职称。 自诩“为老百姓代言”的，出卖老百姓的时候比谁都快 记者：房地产是2006年绕不开的话题，你也在不同场合就此发言，你特别强调房地产市场是个分级市场，将所有人都推向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巴曙松：这话是我说的，现在说廉租房、中低收入人群住房比较缺，为什么缺呢？都交给市场了，市场上对此的金融支持不足。但是你老在那儿批评、批评，有什么用呢？批评别人就能显得比别人高明吗？ 我组织了我的学生来研究这个课题，怎样为中国的廉租房建设融资，分析了可行的10种渠道：政策性引导、土地的开发证券化、租金等等。这是建设性的态度，也是我一贯的态度。与其在那里争论房价到底是涨是跌，涨了说你在为房地产商代言，跌了…… 记者：你谈到“下一步中国经济最大的调整，就是培育内需”，在内需拉动里面，房地产业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一个健康发展的房地产行业，对于下一步中国的增长动力，从过分依赖外需转向内需具有非常关键性的意义。”可否预测一下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向？ 巴曙松：这就像预测明年的股票涨不涨一样，这种问题争论起来惹起很多是非。中国城市化20年，中国城镇人口占人口比例的40%多一点，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国家，它们的城镇人口比例大概在55%。我们要达到这个比例，就意味着未来10年要有一两亿人进入城市居住，这些进城的人要住房子，就决定了房地产在近20年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 这个话我曾经在一个会上讲过，但是后来被香港媒体以巴曙松预测“房价要涨20年”为题发表了。(摇头)这样的处理是把学者的观点娱乐化了。事实上，城市化并不等于房价上涨，像新加坡、香港都通过廉租房建设解决了这个问题。 记者：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提醒关注“土地财政”，地方政府收入的狂涨，尤其是卖地所获得的预算外的合法小金库的膨胀，并不意味着其打算用于教育、医疗、就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的建设。如今房地产问题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土地财政是否有剃刀边缘行走的危险性？如何规避风险，有效约束并合理利用地方政府卖地所得？ 巴曙松：地方政府官员跟我们一样都是理性的人，他为什么不去做(提供公共产品)？你看看地方财政的现实状况，正常收税只够公务员发发工资，你又要搞城市化、又要搞GDP增长，又要搞环保……钱从哪里来？只能卖地。卖地的收入再进行分析，征100亩地在沿海地区只有10%到25%是市场招标的，其余文教卫用地属行政划拨，绿地建设你还得花钱，工业开发区用地那是赔本的，最后就指着那10%到25%来补窟窿了，这个收支状况不改变，你让那些写文章的人去当这个市长试试。 记者：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越过了“理性场”，进入“道德场”发表意见，“为人民代言”是否有被某些人变成漂亮口号的危险？经济学家应该以什么作为判断的基础？ 巴曙松：我们有个学者10年前就说房地产要跌，竟然还有媒体记者把他视为“为老百姓代言”，这些人出卖老百姓的时候比谁都快。还是要尊重事实！经济学首先是给你一个解释，你理解了，再通过这个解释的结论去预测。它决不是一个算命机器。愤怒可以出诗人，但是出不了理性的经济结论分析。 你说房价要跌、要跌，结果老百姓持币待购，本来早点买还好了，现在房价都涨得……(有些激动)这些人应该出来跟老百姓道歉。 不要指望独立董事阻止所有问题的发生，那是上帝 记者：你自2005年开始有选择性地担任一些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顾问，个中体味一定很多，针对学者应不应该担任独董的争论，你是否可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一谈？ 巴曙松：要知道梨子的滋味，首先要自己品尝。独立董事是一个责任很大的角色。我在有的银行担任独立董事，还兼任审计委员会主任，有的是关联交易，你一签字，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不是说坐在那里摆摆样子的。坚持你的独立性，发挥你的专业特长，最终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记者：业界对“花瓶董事”、“人情董事”有不少批评，你怎么看？ 巴曙松：这种批评特别笼统。到底是什么行业、什么人，他是以什么身份、什么知识背景做的独立董事？我最反感别人问这种笼统的问题。你让那些批评的人来当试试。我倒觉得这是对社会尽责的一个渠道。你坐在那里，他们就会有所忌惮。那些批评者有个潜台词，就是指望独立董事阻止所有问题的发生，那恐怕就不是独立董事了，那是上帝。 记者：你觉得作为一个独立董事，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巴曙松：独立董事有他尽责的方式，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发挥作用了，尽责了，就可以免责。在他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制度来防范。如果这些制度都失灵了，还有监管、还有法规。如果说所有的都不管用，单单指望独立董事来解决问题，这种说法真是书生之言。 记者：张维迎先生说，独立董事的作用就如同在麻袋上绣花，不换麻袋就很难彻底解决问题。你是否有过麻袋上绣花的尴尬？ 巴曙松：我没看到张维迎写的这个文章，但是我跟维迎比较熟，我觉得这个话像他的风格，所以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能让时光逆转，让中国股市换一种活法，推倒重来，那当然是最痛快的。但是中国股市今天的局面是怎么来的？还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以渐进的方式换来的局面。第一我们承认也许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世的最优规则，但是时刻提醒我们的是，往往不同国家不同路径导致的差异很大，那你该如何选择？ 也许我们可以说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是好的，是丝绸，不是他们那样的，就是麻袋。怎么说呢,我们现在赞叹人家在丝绸上绣花，得心应手、畅快淋漓。但是他们也有一个从麻袋变丝绸的阶段，那个阶段对我们恐怕更有借鉴意义。 独立董事制度，我们就问一句，有，是不是比没有更好一点？如果说是，我们就应该继续去做。 记者：你对现有政策的包容，是否也来自你更多的在书斋之外的体察，不那么纯粹，不那么绝对？是有世俗之心的一种观察？ 巴曙松：什么叫书？不是说坐在书房里读的才叫书。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处读书，看你怎么界定书斋。所谓纯学术和非纯学术这种分类，是不是又设了一个局？现在经济学各个领域细分得很厉害，都说自己专业性很强，我看是试图通过分工制造某种阴谋。哪有那么神秘？隔行不隔理。 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斯蒂格勒的那句话，“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高低，可以看他对经济政策的批评的激烈程度，一般来说批评得越激烈，这个经济学家的水平越低，因为他不理解，一个经济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多次博弈的结果，是有现实的合理性的。”如果你都不愿意去做更深入的逻辑分析，只是停留在批评的层面，这种对于大众的迎合，实际上是在误导大众。 | 
发表于 2006-12-27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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