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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与对策选择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人们还深陷迷惑和恐惧之中。这场危机的根本问题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和不完善所致,是在美国拥有美元发行"特权"、美元作为世界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背景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和做法所致。

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将这次危机的异常喻为"百年一遇"。金融大鳄索罗斯断言:"由次贷掀起的这场危机,将结束60年来的超级繁荣"。人们用"金融海啸"一词替代惯用的"金融风暴",表述这场金融危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提升。这场"海啸"的严重性不仅表现在虚拟经济领域的掀天波涛,实际上愈来愈挫伤实体经济这一根基。更难以摆脱的是,公众因危机摧残而无奈滋生的"预期"和"信心"受到压抑且难以扭转。因此,正视教训并寻求缓解途径,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而重大课题。

辛乔利、孙兆东在最近出版的《次贷危机》一书中指出:"次贷危机是世界上最成熟与最强大的经济体使用最精巧与最复杂的金融工具放大和表现出来的人性弱点"。粗看,似觉模糊,然细细品味,更感深刻。从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到全球金融海啸,究竟得到哪些启示可以给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呢?

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指金融领域各种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和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它是金融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即既有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也可能带来金融风险。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和爆发过程中,金融创新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次贷"转化为"次债"这种"资产证券化",实际操作过程是房地产金融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算得上是20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但创新的实现并非只是想像,而是要有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实施环境。由于金融创新只是成为金融资本趋利性的唯一手段,完全依赖偏高的信用评价和非理性追捧,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的不配套或不能及时跟上,促使金融创新难以实施和无法奏效。可见,与日俱增的金融创新绝不能脱离严格的金融监管这一金融运行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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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当今世界,通过金融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互动和促进,带来了全球经济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一个经济体的实际增长率等于其潜在增长率,那么经济发展就处于最佳状态——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下的成本最小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如果前者低于后者,表现为发展不足;反之,高于后者,则呈现发展过度。近几年,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主的虚拟经济呈几何级数递增,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资料,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到2007年末已达516万亿美元,为同期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多倍。这种依靠高杠杆率过度发展起来的、实际价值难测且信息披露不足的金融衍生产品,不仅造成货币"边界"模糊,而且扭曲了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由此形成长长的泡沫链日趋复杂,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最终会被海浪冲塌。可见,整个衍生产品市场要审慎渐进,要建立在"虚拟资产"为标的的市场基础上,没有基础的衍生品市场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市场。由此,切实把握好主要依附于实体经济的、处于当今虚拟经济领域的广义货币必要量这个"度",对实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互动和互促非常重要,特别要防范因虚拟经济过于庞大而造成的金融泡沫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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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实行"扩大内需"的基本国策

所谓扩大内需,即要立足国内扩大需求,努力开拓国内市场。这一国策既符合中国人多地广、市场潜力巨大的特点,也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相对恶化的态势相适应。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一国过分地强调以出口为导向,必然会加大该国对外的依存度,长此下去,会不断削弱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剧本国产业结构的"洋化",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内需潜力很大的大国来说是不相匹配的。另一方面,国内需求的扩大也必然会推动国外需求的开拓,两者具有既相互消长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投资的增长就不可能保持经济活力。同时,有投资才有消费,投资拉动消费,因此投资必然是消费的先行者和启动器。可以肯定,投资需求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取决于有无既服从于全局又切合实际的、合理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构成,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有效性能否经得起消费需求的检验。所以,扩大投资需求应以引导和实现消费需求为最终目标,而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要规范和刺激投资需求,两者协调配合才会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双向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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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情况下要扩大内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宽的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套尤为重要。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有:加大基础建设力度,实施一系列惠民惠农政策,实施减税政策措施、加快文教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和开拓市政债券市场等。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有: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求下,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以拉动就业和消费、放宽信贷限度支持各项投资和经营活动,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等。总之,将民生作为扩大内需的基础和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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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扩大国际金融合作和交流平台

针对当前全球金融海啸中暴露出来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创建适应21世纪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国际平台已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强调,"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新体系"。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指出,"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体系已经过时,必须组建包括新兴经济体内的国际新体系来应对当前的危机",他构想建立"包括西方7国与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在内的14国集体(G14)或范围更大的新集团(G20)"。

在创建国际金融合作平台的同时,对我国而言,应密切关注与此联系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元贬值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早在美国尼克松政府期间,财长约翰.康纳利告诉欧洲同行:"虽然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其错配及其造成的全球不平衡,可是你们的问题"。美元作为世界性交易和储备的国际本位货币,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软约束的货币体系,可以利用这一"特权"发票子,在全世界买东西,从而占有更多的世界资源。特别是由中美两国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所决定,不能忽视由美元贬值直接和间接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所以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是国际金融合作平台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是如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币。届时,人民币通过持有全球化分工的顶端权力,就可将国内强大的生产力和创新精神通过全球化释放出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全面减少中国对外经济的汇率风险;大幅降低外汇储备持有量;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贸易成本;建立中国的逆差融资能力以高效平衡国际收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投资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扩张获取丰厚的金融收益;极大地提高中国的货币管理能力。人民币的国际化既是一个中长期系统工程,也是人民币区域化的自然延伸,但相信它终究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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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应对全球金融海啸

直面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历史上罕见、冲击力强大、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需要坚定信心、协力同心、共渡难关。

一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当前出现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是市场本身的罪过,也不是创新本身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我们没有把握住市场发展和运作规律所致。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调动和发挥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一种最有效、最适于创新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最少的政府干预、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本身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周期性波动、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人们心理预期的偏差等,这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此间,掌握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结合的度尤为重要。这里,特别需要政府具有及时把握、统筹安排、重点突破、"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治理能力。

二是努力提高改革开放水平。改革开放永远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质量提高的法宝,绝不能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而放松和滞后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才能得以真正解决,任何"恐惧病"、"封闭症"、"市场失效症"都是有害全局的,关键是要以冷静、务实的心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科学发展,努力提高前瞻性研究水平,着力从体制建设上下功夫,开拓更科学、更开放、更有效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和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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