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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金融调控不力是墨西金融危机曝发的重要原因之三。墨西哥在1994年下半年相当彻底开放了金融市场，外国金融机构,包括外国银行、证券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等均可在墨开设分支机构。1994年底止，已批准外资金融机构58家，其中外资银行18家，金融集团5家，证券机构16家，保险公司12家，融资租赁公司1家。据统计，1992年底，8家主要外国金融机构拥有股票5525亿比索，占墨西哥金融市场股票总额的86.4%。墨证券市场在监管规则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由于外资的大量参与而膨胀。从1990年底到1994年底，墨西哥股市的上市股票市值从几百亿美元上升到2000多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从40亿美元增加到344亿美元，增幅达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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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一方面过快地开放了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政府的金融宏观调控又很不及时，也不得力。由于墨西哥的巨额贸易赤字主要靠外资弥初，当外资停止流入甚至撤资时，政府就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来填补亏空，因而造成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墨西哥90年代初实行比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90年代前5年累计下来的通货膨胀达53%，外贸逆差1001亿美元，在外汇比价没有反映上述情况的条件下，比索贬值是必然的。1993年初墨西哥一些官员曾经提出为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及早对比索实行20%的竞争性贬值，但任期将满的萨利纳斯总统出于竞选考虑，没有对汇率进行适时的调整，致使货币政策调整和汇制改革贻误了时机，给这场危机埋下了祸根。不仅如此，墨政府还靠消耗外汇储备强硬支撑比索，直至储备下降到危险水平，经济无法运转时，才被迫决定比索贬值和对美元汇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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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把搞活经济的基点放在私有化上也是墨西哥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府可以减少对经济效益不好的和亏损的企业的补贴，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公共部门，调整失调的经济结构。同时，私有化还能够使企业资金来源多样化，吸收一大批国内外投资者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因而极力主张发展中国家把私有化作为搞活本国经济的契机。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1988年上台以后，加速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进程，把私有化作为搞活企业，改善结构、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1988年墨西哥拥有国有企业618家，5年后仅剩下258家。然而，墨西哥私有化实践的结果并未出现新自由主义者描述的美好局面。相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经济实力和调控能力受到消弱；宏观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旧的失衡没有解决，新的失衡却已出现。主要表现在：由于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优势的外资大量进入，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膨胀过快，并被外资所控制，据统计，到1992年，21个跨国金融集团及其所属76家企业的注册资产总额达6390亿比索，相当于墨西哥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3.8%；第一产业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粮食产量不足，每年要用大量的外汇进口粮食，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第二产业，除了出口加工业发展相对较快外，基本上是处于低增长状态，传统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处境艰难，纷纷破产，1993年有5000家中小企业倒闭。相当一部分已私有化的企业经营管理差，效益低。据墨西哥官方统计，1994年墨西哥国内上市企业清偿能力下降幅度达87%；同时，约50%的小企业因资金不足而倒闭。这说明墨西哥经济十分脆弱，一环脱节，难免导致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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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会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导致政局动荡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墨西哥在危机前6年的改革中，造就了24个被列入世界巨富名单中的超级富翁和4000万穷人（全国人口8400万）。这些富翁拥有的资产达220亿美元，平均每个拥有9亿多美元。这些富翁的财富，主要是在私有化过程中通过低价购买然后拍卖国有企业攫取的。在4000万穷人中，有1700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月收入低于140美元。另外，因中小企业破产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大量裁员，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危机前公开失业人数达350万，半失业人数几乎占经济自立人口的一半。 再者，由于农业的持续衰退、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减少和外国农产品大量进口，造成数百万农民破产，并大批流入城市，使全国近1/4的人口聚集在首都墨西哥城。这一系列分配不公现象增加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直接后果是1994年1月恰帕斯州农民发动武装暴动。该州农民暴动未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又向政府宣战，封锁公路，攻占了38个城镇。1994年又发生了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和总书记鲁伊斯先后遇刺身亡事件。凡此种种动乱事件的发生，不仅破坏了社会安定，搞乱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正常秩序，而且动摇了外国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前景的信心，他们纷纷把资金转移他处，造成墨西哥外汇资金大量外流使墨西哥当局不得不动用国际储备填补亏空。应该说，这是引发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助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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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由于墨政府是在矛盾已经变得相当尖税的时候采取突然的一次性大幅度贬值的简单做法，广大民众、企业界和外国投资者对此毫无心理准备，结果比索一次性贬值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社会对比索的不信任，加速了危机的爆发。此外，由于萨利纳斯总统上台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为此不得不保持较高的利率，以增加国内储蓄。同时，墨为了吸引外资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也被迫实行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国内的实际利率高达20%以上，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在13.6%左右。企业贷款利率实际比这还高。由于投资环境差，多数企业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较差，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缺乏竞争力；又由于企业无法承受高利息成本而无力归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帐问题严重；为了对外支付高利率，又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货币贬值压力大，以至最终发生危机。这说明利率政策的不当也是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促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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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启示

 

有人认为，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游资大量进入可能发生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这种担心缺乏根据。就上述促成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五个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中国与墨西哥有很大差别。首先，就引进外资的情况看，虽然我国的引资规模很大。外债规模与墨西哥不相上下，在引资结构、外资使用效益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几个硬指标上，都大大的优于墨西哥。 一是我国一直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资为辅的指导方针，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的高水平，而且我国引进的投资主要用于生产建设性投资，不是用于搞超前消费。   二是我国引进的外资有70%左右是国际直接投资，只有30%左右是间接投资。我国外债余额80%以上为中长期外债，短期外债1997年仅占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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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我国1997年偿债率为7.3%，负债率63.2%，外债率15.5%，均大大低于国际通行的警界线，更低于墨西哥当时的数值。其次，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我国一直采取渐进的政策，逐步扩大市场准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没有接受西方大国对我国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苛刻条件，而是在恰当地估计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减税幅度和时间表，从而保证我国出口创汇能力的不断增强。 第四，就开放金融市场的情况看，一方面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外国银行和其他外国金融机构来华开展金融活动，至今批准30多家外国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改革了汇率体制，实行了单一的统一汇率，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1996年1月统一的银行同业拆借系统开始运行，拆放利率随之产生，2000年10月又放开了外汇大额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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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加强了金融宏观调控，我国开放金融不是采取一步到位的办法，而是采取积极试点，逐步开放的策略，金融市场的每一重大改革举措，都是先在局部地区和对部分外资银行试行，待取得经验后再加以推广。这说明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始终没有放松对金融的宏观管理。此外，我国目前较充足的外汇储备，也为我国抵御国际金融风暴的袭击提供了一道保护堤坝。第四，就搞活经济的基点来看，改革以来，我国自始至终把改革和发展的基点放在搞活国有企业上，并且在产权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方面取得进步，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企业业，尽管目前国有企业在前进中还存在不少困难，但我们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国民经济的大局，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第五，就社会政治稳定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发生，在实行让一部分 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时，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特点之一加以目标化、构建了改革开放的民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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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分析说明，目前我国不存在爆发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且把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其金融市场开放、国际游资冲击，进而认为我国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进金融市场国际化就会使国际投机资本大举进入，以致发生金融危机的看法，是十分肤浅的。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也应该看到，国际游资已经开始进入，其对我国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已经有所表现。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对国际投机资本的进入及其可能引发的麻烦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的对策，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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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只能逐步放松，不能一步到位。 目前我国放松了经常项目收支的管制，对资本项目收支仍实行较严格的管制。但金融市场国际化与资本项目的管制放松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资本项目管制的松动，金融市场国际化就难以前进，根据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方针，资本项目的管制也只能是逐步放松。在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初期，我们仍需要取行政手段（如开征惩罚性税收、规定外资停留时间等）限制短期资本的过量流入，但在两种手段的搭配上、行政手段分量应逐渐减少，经济手段的使用应逐渐加强。即使到了我国证券市场基本开放阶段，资本项目管制手段也不能绝对放弃。这一点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概莫如此，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取消所有外汇管制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且一旦出现货币危机可能危及国内经济的情况，它们也毫不犹豫地操起资本项目管制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