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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写真》

这是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奔忙,完全称得上是狂奔。 一天下来,你会感觉自己给累垮了架,因为你一整天都 得保持亢奋状态。简直是奇迹,时间可以凝滞不动,又 可以转瞬逝去。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时觉得一分钟怎 么老是过不完,有时又觉得4个小时转眼便消逝。全球之内,每分钟的证券交易额可达若干亿美元。交易之 所以能如此神速进行,且金额如此之高,全赖于电脑和通讯技术 的飞速发展,同时还得力于每天进出世界金融市场的巨额资金。这么多的交易这么快就得以实现,就连股市老手们也觉得不可 思议,有时免不了周章失措。因为,倘若利润就是这样成倍增加,那么末卷入交易的人就会注定要落后——没有哪个人甘心情愿当落伍者的,头上顶着量子物理学和数学高级学位的“金融工程师们”,操纵着手上的电脑,买卖着愈来愈复杂的金融票据。电子交换的出现,使得买卖可在电脑之间直接进行。资讯技术把金融世界融为了一个整体。印尼出现的动荡,可在几秒钟内影响纽约的股票价值。
  ——纽约加里·兰佩奥尔

第一章   巧取豪夺

金融市场的交易数量,远不是人们想象力所能企及的。在全球货币市场上,年平均交易额超过了3万亿美元;全球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额,高达15万亿美元;债券的交易则达到了27万亿美元;单是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一家,每天就有2000多名交易商在里面忙不迭地交换着期货合同,日成交额2700亿美元。换一种说法让你明白这些数字有多大,美国政府花去了整整200年的时间,才构筑出它的l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么大的交易额,让人无法理喻。它无疑对产品,对政府,对投资活动,对一切人每天都要接触的领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电脑的演进鼎革,其运算速度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在孕育一代新型交易商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电脑技术使得交易商们能既快又多地成交。交易商已经成了巨额资金流入市场的避雷针,要弄清他们把资金引向何方,弄懂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弄懂他们的做法,是观察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硅谷称得上真正隐遁山野,远离世界任何一个金融中心。然而就是在硅谷,那里的人及电脑,利用“太阳微系统”工作站和中性网络,悄无声息地在从事着更快更有效率的交易。当然,最大量的交易,仍然发生在将电话当作最重要的交易工具的那些市场里。交易商们使用电脑,只是为了接收和处理即时的数据资讯。在人工交易的市场里,人们写下报价单,面对面地叫买叫变。买进沽出则要用置放在大厅里人们身边的电脑,向市场内的其他人传递刚刚出现的新行情,及至人们垂下手来,表示同意某桩交易,新的价格便传输给电脑,并通过新闻广播传达给全世界。

  这种电脑与资本的联系实现了金融市场的民主化。它击溃了时间障碍,打消了地理间隔,填平了地位差别,消除了性别不同,打开了金钱的闸门,使之流向任何企业、任何国家与任何个人。它还允许资金自由流动,流向任何币种、任何股票与债券.流向任何种类的期货与商品。运转中的国际民主化为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资金。

  如果你把“交易”视为两个意见一致的成年人或都想获得对方拥有物的双方的交易,通过成倍增加每日在全球实现的干百亿美元的交易,那么你首先得想像这种交易给国际经济增长所来的好处。交易活动使无数先前并不认识的人走到了一起.使先前并不了解对方的人能聚首相会,使交易得以圆满达成这些人或机构可能来自地球的另一半,可能操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货币。正是靠交易商发挥中心作用,才使他们能在几秒钟内各有所获。

  保险公司、银行和企业,需要把多余的钱用来投资。交易使一切想买证券的投资者能把握最佳时机进出市场,实现投资计划。没有交易商,投资者就只好靠电话或书信,与每一家想卖股票的公司或个人联系。这样的做法势必使价格难以出现变化。公司将根据公众的供需状况来决定股票的价格,而不是由公众来决定究竟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划算,还是投资那一家的股票划算。

  有一个人想购德国马克,而不是法郎,有人想要IBM公司的股票,另一个人则需要现金。有一家公司愿支付长期利息,而另一家公司则只想付短期利息。他们怎么才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交易对方?

  凭借一部电话,或者敲击一下电脑的键盘,交易商就可在几秒钟的时间内,把上亿元的资金,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做一笔交易只需几分钟,以合适的价格锁定某种未来才用的商品,交易商在眨眼功夫,就可为公司及其股东赚上几百万美元。交易商给原本死气沉沉的市场带进了活力,每一个入市者都感到节奏明快,效率极高;

  通过提供交易机制,利用交易过程给某种市场或某种证券带来流动性,或让其充分活动,从而使买卖得以毫无困难地进行,交易商就这样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通过从交易对方那儿悟得一种创新,获得生产某种产品的念头,交易商们就能帮助建立市场,促进行业进步。

  迈克尔·冯·克莱门是对欧洲资本市场的成长做出最初贡献的人士之一。他回忆起一位叫奥斯华德. 格鲁倍尔的交易商所做出的创造性努力。
 
  奥兹一上午参加了两个会议。他一直大声疾呼“你们知道,我们极需最好是美国公司发行的5年期的3A欧洲美元债券。这么久来这种债券数量极少,有这种债券的人捂着不肯卖。”欧洲资本市场一百就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根据奥兹对市场看好的坚定信念,我们决定购买GMAC发行的全部新的5年期美元面额的债券。当GMAC听到此事后,他们就发行了这种债券,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这是欧洲资本市场的第一笔‘进货’。

  这个主意不光使GMAC公司筹措到了资金,通过一次次地发行债券,欧洲资本市场也就慢慢地活跃起来。需要某种特定回报以及某种特点的债券的投资者,由于欧洲资本市场发行的馈券能满足其要求,数量也就日益增多。

  交易商用手中的权力能做出什么事,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一点的确有必要弄清楚,也值得弄清楚,因为利害关系不明着实让人担心。许多人对交易商了解甚少,其实交易商是整个资本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应该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因为正是人创造了市场。人的动机及其信念,决定了市场的活动,决定了市场未来的走向。

  天啦,电话铃响个不停。
 
  布赖恩伸手打开床头灯,笨手笨脚地摸到电话目
  机。此时是凌晨3点。电话是从东京打来的。打电话
  的是在东京办公室的Y。布赖恩掌管着5000万元10
  年期的美国国库券,期货市场上套头交易的情景不妙。
 
  他可能面临亏损一半的困境。在凌晨3点的肘刻,他
  必须就这5000万美元的事做出决定。
 
   他感觉头痛,但他明白他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他
  开始观察床头边放的电脑屏幕。他想,这大概就是别
  人给我发奖金的缘故吧。他点了一下键益上的空格
  键,激活了6英寸x6英寸的电脑屏幕。现在,价格下
  跌22/32。事情糟透了!
   他爬起来,冲了一个澡,在4点半时进入办公室,
  开始打电话。到了7点钟,他已经全部清仓,开始喝咖
  啡了。7点半钟,他参加了第一个会议。
 
   此时,一天的工作日才叫真正开始。欢迎进入交
  易商的世界! 又过了一个时辰,他知道他该“枪弹上
  膛”,对付美林证券、戈德曼·萨克斯和所罗门兄弟公司
  了。建仓时必须与他们进行竞争,一如在清仓时也必
  须与他们竞争一样。此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上
  帝啊,我可是凌晨3点钟就起床的人呀!
  在一个我们大家十分惶恐的环境里,交易商们则必须学会从容应对混乱。货币的价格可在突然间暴跌。交易商会在清早发现,一夜功夫,他头一天晚上才在另一个时区的市场上建的仓,此时已经亏损了20%。股票价格也可能突变。在他回家途中,某家公司可能披露重大消息。其他上班的交易商,则可能得知股票的价格已经下跌了30%甚至更多。如果那个交易商同时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都有买卖,那么这些价格的大变动就会合力成一个不间断的巨变,造成一个又一个需要解决的新难题。市场本身的周期经常要几年才让人看清,这一点大家都习以为常,问题是它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期间形成一个小周期。在经济学史书无法解决问题之际,确实需要保持极大的灵活性与宽阔的胸襟。

  有些时候,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失去了理智。埃里克·斯坦伯格说:
 
  我必须对你说,我每天都与我的一些以前的同事
  一道吃饭。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30多年都没有看到
  过,一个小时的时间,股票的价格就垮了50%。绝对
  是疯了。为什么用那种价格开益?这一定是颇有来头
  的投资者干的。他们只管在市场上买和卖。IBM的
  股票为何今天大涨?甚至还未开盘就出现这种上涨趋
  势? 因为这是第三方市场交易的结果。如果你有它的
  股票,你就赢定了。
 
  这种看似乱哄哄的场面有时会进入工作环境。商品交易所易大厅是最大、真正最乱的交易场合。它有一座飞机库那么大,可同时进行各种商品的拍卖活动。一旦跨进大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强大的声浪。成百上干的交易员尖着嗓门在狂呼乱叫。等你走出大厅,嘈杂声仍还在你的耳边回荡。

  开展有组织的交易的交易大厅一般都十分宽敞,可以容纳上干人同时进行活动。1983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新修了一座大楼,内有一处4000平方英尺的交易厅。此大厅还可再扩展3000英尺。纽约商品交易所也于1997年搬进了一幢有2.5万平方英尺的交易大楼。

  这些当然都是巨型交易场所。诸如所罗门兄弟公司或美林证券这类大型国际资本银行或投资公司,都拥有各自的大型交易场所,情形跟大家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的一样。一排排的交易商坐在一排排的电脑面前,守着一部部的电话。交易在大庭广众中进行。经纪商公司都是一些规模不小、能量颇大的推销机器。他们的活跃劲,不亚于在大厅里上窜下跳的那些交易员。他们总是竭力想促成生意,达成交易,获得好处,超越对手,从竞争者手中把业务拿过来。一天中交织着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沮丧,当欢乐与发泄消除了紧张,日子就过得忒有情趣。当然,所有这些宣泄,无不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

  然而,当你走进因斯汀网络公司时,你就会发现,这个位于曼哈顿中心的由路透社拥有的经纪人/交易商电子交易机构,活像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指挥室。这是一座象征未来空间的灰色钢铁建筑,三个大平台架构成露天看台,形成一个巨大的U型。每个人在干什么都一览无遗,俯视则中心大厅的一切奔来眼底。开会时,交易商无需离开自己的电脑与电话,就能看到对方.并能与站在中央的讲话者交谈。由于这是一座由电脑统治的高科技建筑,因而大厅里看不见人头攒动,听不见嘻杂声。

  如果你走进斯库德·斯蒂文斯和克拉克公司的交易大厅,你就会觉得,这个纽约的共同投资基金公司,竟有一种私人俱乐部的静谧意味,这儿的交易大厅四面敞放,面积中等,长方型的房间中央是桃花心木的会议圆桌,周围安放转椅,可坐20余名交员。地上铺着地毯,装备着电子交易设备。整个色调是柔和的,甚至称得上庄严肃穆。证券交易商俨然一副董事会候选人的样。自命不凡、炫耀自己拥有高科技手段的爱来这个地方,因为这儿的交易员都爱追新鲜潮流。每一位交易员的面前都有一台电脑,他们都获得过很高的学位,对各个行业的前途态度审慎,且个个都是电脑专家。

  我所见到过的最令人称奇的证券交易大厅,设在D.E·肖公司里。交易厅又小又黑,犹如走进了女人的子宫。天花板与墙壁都漆成暗色调,墙内安放的电脑荧光屏幽光闪闪。进门时有一种要护着自己的头的感觉。屋子里只有一个证券交易商在那儿扮演母亲的角色,因为这里的一切交易,全由电脑自动操

  现代市场的营运效率和雅致的装饰风格与过去的市场不可同日而语。且听美林证券公司的科林·泰勒讲述1960年的伦敦证证交所的情形吧:
 
  在我干这一行的时候,伦敦证交所可谓是一座老
  市场了。证交所老态龙钟,每个周五的下午,交易员们
  都要烧一把火。有趣极了,跟小学的孩子们一样顽皮。
 
  有人点燃某个交易员桌上的报纸,扔在地上,其他人便
  将自己的报纸丢在火堆上。我还没有资格烧火,干这
  种事的人必须要有高级的地位。有趣极了。那个老市
  场。
 
  的确是相当古老的市场。然而今天人们依然怀念那个市场内洋溢着的同事情谊。在今天的电脑主宰一切的证券交易所内,人们主要跟电脑打交道,很少与人打交道。伦敦查尔斯。斯坦利公司的菲尔·内森回忆说:

  要知道,我那时跟人说话的语调,就像眼下跟你说
  话一样。我可以凑近交易商的耳边,与他讨论一桩大
  买卖。他只轻轻回应:“行,我干。”不用交换文件,他转
  身走开,只对你眨眨眼,或者做一个别的什么动作,生
  意就成了;于是你走到电话机前,打电话说:“我们已
  经成交了某笔生意。。交易就是这样达成的。梆!那真
  是一种了不起的制度。当然,它可能已经不适应今天
  的世界了。
 
  无论是太注重“电脑屏幕”还是太喜欢“大呼小叫”(在交易大厅进行面对面地交易),都可被视为一代人的偏爱。然而,人总得跟上技术的进步。究竟哪一种方法在市场上更有效率?两者都在市场上有用武之地。两种方法都还会继续下去。不过,旧派”概念与市场结构显然能从“新派,,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做证券交易,而且权力越来越大的人,必需是那些能够理解、且能跟上金融市场节奏,敢于利用新技术的人。俗称的“老家伙网络”统治金融市场己相当长的时间了,现在,新一代的证券交易商正在倔起,成为市场的新型推动力量。

走到他们前面的那些人,可以追溯到若干年前。尽管有种种不平,还是成功了。他们没有背景特权,也没有钱来吹嘘自己。事实上,就在金融界、证券交易商们也被看作是与外界老死相往来之人。证券交易把人分成了不同类型,而不是形成了金融界的精英集团。他们以口音划类,以教派分堆,以毕业学校不同构成自己的团体。他们是伦敦东区来的叫卖小贩和带布莱林口音的人与常青藤学校或伊顿公学的天才的区别。后者还常被当作投资银行家与分析家受到欢迎。今天的大多数证券交易商,则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懂得操作电脑。今天,这两类证券交易商仍然活跃在市场上。

  新的精英们并不像握有世界金融市场权力结构的那些人。他们没有经理套间,也没有董事会会议室的大沙发。他们极少召集客户开会。只有他们达到地位的顶峰,这种情形才会稍加改变。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喜欢只穿衬衫、不着外套的气氛,仍把他们的办公桌搬到交易大厅。

相当多的人预测,证券交易的发展趋势是电脑对电脑,人工干预会进一步减少。矛盾的是,尽管电脑化的效益明显,电子交易己不可逆转,但交易商作为最终交易工具的价值.却依然在增加。你无法把无形的东西编进电脑程序,至少眼下还做不到这一点。你可以把过去的统计数据编入程序,可以把概率与非概率编进程序,但有直觉的,能感受市场的,还是交易商,因为交易商能够思维。

  证券交易商拥有推理和反应这种人的艺术,而且总是正确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合伙人、颇具传奇色彩的鲍勃·姆努欣告诉我:
 
  我打开报纸,读到一条消息。我下意识地对自己
  说,呀,是不是在做空?我不是在对西北烟草或伊利诺
  斯的什么生意评头品足,因为我是一名交易商,我应该
  想想那是不是在做空头,那是不是一次机会。
 
  伦敦太阳生活公司的首席交易商马库斯·胡珀,也对新派手法持相同见解:
 
  交易商在谈论交易成本时,常常忘记了最大的交
  易成本并不存在于交易本身。该成交时你不成交,你
  就完蛋了。流动性是一切。你必须让其流动。如果你
  未让其流动,你就使公司置到了天下第一大的损失。
 
  速度是关键。绝不能停下来宾思苦索。要在机会
  未溜走以前就把握住它。电脑了不起,了不起的电脑。
  让电脑去做。你再快,快不过电脑。

尽管马库斯对电子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仍然清楚地看到,电子交易的好处在于能给交易商更多的时间思考:
 
  倘若你问一位高素质的交易商面对购买指示作何
  反应,他会回答:“先看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如果跌下
  去,我就买一点。我就坐在那里,静等价格下跌。这就
  是我的全部策略。”他所说的他当时的感觉是十分真切
  的。这是人性所为,你摆脱不了的。电脑拿它都没有
  办法。当我招聘交易员时,我所考虑的只有一件事,他
  会不会思考。只要他善于思考,那就成了。
 
  历史地看,只要你先于其他人几分钟就掌握了资讯,你就拥有了交易的优势。资讯融于金融电视新闻的摄像机的光亮中,来源于路透社的即时新闻报道,显示在交易商工作台前的布鲁伯格电脑终端上。由于资讯是即时的,每个人都能及时获取。它等于平整了运动场,加快了运动及反应的速度。

  资金与价格也是资讯,转眼间进了电脑和电视荧屏,一直受到人的跟踪。不管交易商喜欢电子交易还是人工交易,只要他一起床,他就在吸收资讯。他们在思索,他们所获得的资讯对白天将要进行的交易有何影响。由于世界市场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地方的事态,对另一个地方会产生影响。事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如果你弄清了这种关系,你干交易时就会变得游刃有余。这就是交易商一边穿衣,一边观看金融电视新闻的原因。他们读报纸,在上班途中不停地打电话,一到工作台更是电话不断——那时还没有开盘。资讯一刻不停地流动:

  ……昨晚日经指数飚升至20000点大关。……美
  国东南部气温降至历史最低点,农作物严重受损。
 
  ……中东和谈陷入僵局。……昨天IBM股票收益们
  为98元,下跌1美元。关键就业指数周五下降,交易
  商开始等待。GDP指数利好,债券价格上扬。……4
  季度每股收益15分,但是,……德国联邦银行决定
  
  你马上就记住了这些资讯。当你必须作出反应时,你不是盲目做反应。有些资讯属于内部消息,有的则是你熟知的老一套。你可以立即利用,也可能等一天或等一周再作理会——不管你在家还是在上班途中,你一定会思考这些资讯的背景。事实真相,印象,过去的知识,经验与记忆,与你打交道的那些人的感觉.所有从电视屏幕上获得的资讯都会一整天在你的脑海里盘旋。将无形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赋予理性,在市场的嘈杂声和寻利的交易中,就能找到真实,获得大不一样的结果。

  然而,有些成功的交易商则拒绝接收铺天盖地而来的太多的资讯。他们另辟路径,选择“自己的资讯”。维克多·尼德霍夫在其名著<教育投机家)一书中,就展示了一位大交易商的思想脉络。他的交易法可否称为反其道而行之?

  我只读(民族探索)这一家报纸。我没有电视机,
  不听新闻,在交易日不跟任何人通电话。不是100年
  前的书一律不看。
 
  他把这场博弈,看成是一种奇特的大杂烩:网球,音乐,月亮的月相,跑马,做爱,蚂蚁的行为,世界风向,与他的家庭和朋友的关系。奇归奇,但他是成功者。搞证券交易是要费一番脑子的的。纽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证券交易商直率地说:

  我不愿这样对你讲,但凡在证交所取得成功的人,
  比起其他行业的人的工作都要繁重得多。他们的活力
  更强,拥有别的人没有的内在东西。这一点你没有办
  法,完全是一种遗传基因。生下来的智商只有100,你
  就不可能将它搞成150。
 
  他继续发表高见。他说,大多数的人都无法了解,走上证券业的成功的顶点有多么困难。
 
  比当体育明星还难,NBA也没有这么辛苦。在这
  一行里干一般工作的人,比其他行业干同样工作的人
  拿的工资要少。证券交易赔钱比赚钱的比例高。我今
  年47岁了,比起跟我同年一道进入这一行的人,我算
  是佼佼者。这意味着其他人都是失败者。一半的人:
  40岁就退出了证券业。
 
证券交易业当然无平庸之辈。许多人一到某个年龄段,便无法承受压力,只好另择出路。还有的人进入此行原本打算大攒一把,没有想到他自身缺乏干这一行必需的才能与智慧。倘若赚钱轻而易举,谁还会给交易商付那么高的工资?

  拿别人的钱去交易证券,用别人的钱去投资,我承受着可能亏损的风险,接受这个事实,本身便给我上了严肃的一课。有些交易商和金融经理最终离开这一行,就是因为他们感到不应该让别人的钱遭受损失。他们心太软。心软是件好事。心软才能在市场交易中以谨慎甚至是战战兢兢的态度,严格遵守交易中的清规戒律。当然,无论动机如何善良,现实情况是,每次都赢闻所末闻,哪怕你是最杰出的天才。

  对证券交易的一个重大误解是,许多人认为,它是由一群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的。这些年轻人的注意范围只有小昆虫那么大,却敢挪动他人的巨额资金进行操作。可以这样说,任何一家想保持自己声誉的大公司,想让自己的“底线”有盈余的大公司,都不敢让没有经验,或未被证明有能力的年轻人去操作证券的。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这一行就没有一个能人。绝大多数的年轻交易商在开始涉足证券交易时,动用的都是有限范围内的少量资金,以后才逐步加码。当然,这一行中确有粗人,后面的章节将介绍他们的事迹。

  在证券操作中,没有哪种方法或所谓的秘密武器能确保光赢不输。只赢不输委实是特殊人才。每一个市场每一个交易商所做的事,所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要当一名好的交易商,就必须精力旺盛,聪明过人,敢于冒险,目的明确,眼界超群。有人可以教你一些基本常识,诸如承认亏损,不要再给亏损头寸加码,明确准备亏损的额度,遵守规则,勤奋工作等等,但要想获得成功,光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它需要惊人的心智修炼,出色地把握出入市时机相对市场的真正感知,需要承受高强度的压力,而且在每一个压力层次上都表现杰出等等。

  证券交易商共同决定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东西的价格。“发现价格”的过程起源于交易(一个交易商出价购买,另一个交易商开价出卖。双方同意的价格即为“发现的价格”),其影响从橙汁、面包到在冬天购买取暖的油等无所不包。货币市场上的买卖,决定着你度假旅行时的货币汇率,你想购买的日本汽车的价钱,以及你的公司打算出口的商品所预期得到的收入。

交易商的买卖形成了价格,其形成过程却往往出自于一系列世界事件的复杂的因果关系。新闻与资讯对交易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敢掉以轻心,原因盖出此。如果交易商听到或读:捌中东要开战的新闻,他就会判断,世界需要的来自那个地区的石油供应会受到严格限制,他就会立即决定购买石油合同。有些人是想趁价低时买入,价高时卖出,给自己的账户增加盈利;有些人则是想在价格还未被推到最高时,替自己的客户买一点让他赚钱。由于大家都这么想,于是油价便一路攀升。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使交易商们动作起来,形成共识,最终决定了诸如油价这类东西的价值。

但是,在考虑投资是一种值得的活动的时候,证券交易却往往被视为投机。投机有高低之分,投机商有好坏之别。你最不想遇到的事情是,一个笨蛋或者一个根本就没有理性的人拿着公司的大笔钱去搞投机。他们带来的风险,比可能损失的钱还要大300倍。他们会让你跟着他们一起倒霉。好在笨蛋的日子都不会太长。

  投机一词源于拉丁文,意即“偷看或观看”,暗示进行思考或观察某个问题,并根据观察结果进行判断,采取某种行动。在末做出决策前,如果你的判断十分合理,十分正确,能充分利用到手的资讯,就能减少碰运气的成份。这个理性化的过程可以允许你深信决策正确,增加赢利的可能性。

  好投机与坏投机的区别,不只表现在拥有精明的交易方略,更体现在能承受多大的损失的现实估计上。评估市场状况,在购买证券时对其加以理解,识别机会所在,在达到目标或少受损失时便敢于出手,就能使智慧融进决策过程。你对问题越深思熟虑,越能有效地限制风险。

  好的投机家会把不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纳入考虑范围。人的本性及天意都是可能性。政治动乱,货币政策的突然改变,台风、地震,都是其中因素。你无法预测它们,只能将其考虑进去。正如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不能预测买了寿险的人能活多久,在什么时候他们该赔多少一样,任何一种可能性、知识、风险以及一切无法预测的事,在交易时都应加以考量。

  好的投机家对于做好一笔生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与银行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希望他们购买的股票、债券和外币能够升值。他们受利益的驱动,不想亏损。一旦实现利润,就能回报股东。一些小企业也在
不动产和高风险的业务上投机,一旦成功,就会跃升成让人另眼相看的大企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工作职位。消费品每年都被大量引入超级商场的货架,商场每年都预先做市场调研,但他们仍不敢保证消费者就一定喜欢他们引进的商品。如果消费者喜欢这些商品,生意就会兴隆。

  这些就是投机。进行合理的猜测,仔细地思考,下一个经过认真计算的赌注。风险总是避免不了的,不愿冒险便没有进步,由于你结合资讯、直觉和经验进行评估,投机反倒有助于你获得成功。

证券交易商赌博吗?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假如他们是不问青红皂白就瞎赌一气,而不是有理性地猜测机会何在,那么,他们最好用自己的钱去赌,不要用我们的钱下注。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承受经过计算的风险,他们为此吸收了足够的资讯,比另一个利用形势的好处捞取利润的人更聪明。风险存在于每一桩交易的中心,谁也不敢保证,你购的股票一定会上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总裁汤姆·斯特劳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在你参加赌博时,你已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了,不
  管你打什么牌,抛什么殷子。很明显,好的风险承受者
  感到,他们拥有知识或资讯流,足可使他们利用机会为
  股东、为他们供职的公司赚取利润。
 
  我的感觉还要窄一点。我将其视为一种类型的赌博,不是将其认为是一种骰子或者吃角子机。它是结合了推理的赌博,更像打桥牌,可用概率与统计来帮助决定承受多大的风险,而不是众多热衷于此种赌博的交易商的偶然巧合。

  如果货币交易商从可能妨碍经济健康运行的角度应付某条政府法令,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一个不好的政府会窒息经济,阻碍社会实现繁荣。他们迟早会“投机”,从而危害国家。凭着这样的推断,他们会出售货币——离场。出售的最大理由将是保护他们的客户或他们自己的资金,以免其价值在可能的暴跌中受损。投资人委托其资金的条件是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环境,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在尽力做好事,增加透明度和公开信息,使之为每一个人所获得。如果这种形势不存在,那么他们就会很有理性地再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投放资金。

  人们对在银行工作的交易商的最低期盼是他能保护银行及储户的钱,最理想的是他还能用这些资金去赚钱。倘若投资者与交易商在同时得出相同的结论,即政府的导向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被迫处置这个问题,而且宜早不宜迟。

  当某一种股票在股市发行,股票交易商就会再去投机。假如数据显示该股票的利润很低,公司的产品销售一路下滑;如果公司管理层非但不马上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反而在官僚机构内扯皮,那么交易商就会认为这个公司的股票不值另一家管理有方的公司的股票,因为那家公司的管理层雄心勃勃,踏实努力。他们会立即抛掉那家不好的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来,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便面临着一种压力,股东们也会因股票表现欠佳而大为不满。这种压力与不满,对于公司搞好管理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都会带来好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证券交易商在金融市场的活动一直是一个谜。参与炒作证券的公司也喜欢隐姓埋名,不愿曝光。他们觉得,报上发表文章,作者著书,导演拍电影,都可能影响公司的形象。他们决定少抛头露面,在外界不知不觉中炒他们的股。本书将要对他们加以曝光,让大家看清楚他们是如何在动作。

  证券交易界的现实情况是,男人的数量正逐步在减少,女交易商正在登堂入室。数量虽然没有激增,但毕竟势不可挡。缪里尔·西伯特进入证券界,克服了自60年代起就存在于金融界的性别歧视,成为在纽约证交所占得一席之地的第一位女性。她把这个机会当作跳板,建立了当今美国首屈一指的令人称羡的成功的贴现经纪公司。有一批强有力的人物在背后为她撑腰打气。读者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她的活动。

  有一些证券交易商是相当有眼界的。迈克尔·布鲁伯格即为一例。他最初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炒债券。以后他发现,证券商们离不开信息,于是他决定创办一家媒体公司,将各种金融新闻与资讯直接送到交易商的办公桌上。有的交易商的事迹充满传奇性,但他们喜欢当幕后英雄,至今不声不响地在炒作。

  看看利奥·梅拉米德的情况。他是一名大屠杀的幸存者,后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搞交易。当他听说私人不能交易货币时,他冒火了。只有商业利率才能由银行通融。他创办了第一家成功的外汇期货交易市场,然后在全球各地开办了其他货币及衍生物交易市场。

  在70年代,华尔街的一些公司拒绝了一些小公司或风险较大的公司从事资本经营活动。作为回应,时任德雷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交易商的迈克尔·米尔肯,创立了一个高回报率的债券市场,实现了筹资民主化。CNN及MCI这些声名显赫的公司的高速成长,无不得力于他的帮助。

  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传奇人物古斯·李维,首次提出大宗交易,交易商要成为交易一方,不再充任中间商。罗伯特·达尔和路易斯·拉涅里,原先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任职,后来发明了抵押证券。其他类型的以资产担保的证券品种的出现,均受此启发,它们无不成为巨大的、收益颇丰的行业。

  有些交易商曾当过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后现代政客。乔治·索罗斯即为他们的代表。他目前仍经常就哲学、经济及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慷慨陈词。还有一些人曾登上过世界桥牌冠军的宝座,……当然,银档入狱者也不乏其人。

  我们应把交易商当成普通人来理解,了解他们的生活观,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对事情作出反应,他们活动的动机是什么。洞察他们的那一方天地,有利用于我们了解金融市场的内情。除非你本身就在金融市场中工作,否则你很难有这种机会。从众多的交易商身上,我们实际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从他们的带头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为其他交易商树立了榜样。他们同时还为我们看清世界发展大势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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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诺千金
 
  这个行业的运行靠的是诚信,因为你在交易时,一切都靠口头约定。你对人家说,我要这样做或那样做,你不愿意一个钟头后被别人叫回来,指责你没有履行诺言,言行不一。我一直就是这样搞交易的。因而这个行业特别讲究相互信任,讲究承诺以及参加交易的组织的信誉。

   ——林达·斯特鲁姆夫
 
  从40年代的交易环境中长大的那一代人,形成了一种道德规范。这种规范至今仍是所有交易商的特点——一诺干金。交易所以能得以达成,而且交易数量极大,就是因为有这个规范。

 
  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董事长阿伦·格林伯格这样解释了行为规范:
 
  交易商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重信誉的世界。生意的
  本质的一个部分是诚实与正直。在这一行,个人之间
  可以打一个电话,就谈好了一笔成百上千万元的交易。
 
  放下电话就算数,没有合同,没有证人,也无需律师在
  场。然而大家都充满信心,知道生意成了。哪一个行
  业能这样做?美国一天成交的几目亿美元的股票,就
  是对那些能让这种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人的品格的一
  个明证。
 
  在其他行业,如果同一家公司做一笔涉及金额很大的不动产交易,就必须召拢14个律师,写出合同,否则无法成交。
 
  一诺干金的行事规则来源于两个方面:经济生活发展的必然性和做这种生意的人所形成的特殊行事方式。
 
  从50年代和60年代起就在华尔衔证券交易区工作的大多数人,来自一个牧师居住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多数居民是犹太人、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在那时,只有具有这种少数民族背景的人才能在华尔街找到这种工作。交易商们必须拼命干才能爬上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从喧闹的交易桌走上管理岗位的。他们管理其他人的交易,为公司打开新的业务,站稳了脚跟,逐步消除了金融界先前存在的那些偏见,成为了金融界的英雄。

 
  在许多方面,他们还是属于外来者,必须抱成团。相互依赖意味着相信对方的承诺。
 
  经济生活的必然性——指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为了以公平的方式追求利润。早在30年代,政府便公布了一系列的监管条例,清楚地表明了政府的是非对错标准。在此之前,这些监管条例如果说有,也属凤毛麟角。

 
  在伦敦和纽约,在有组织地开始股票交易的年代之前,交易是在街角巷尾和咖啡店进行的。它如同以前没有规定行为举止的西部蛮荒之地。不妨看看这个例子。1933年至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宣布实行证券登记与信息披露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此之前,有关这些方面的规定竟是一片空白。没有个人收入税。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入市进行交易。利用内部消息炒作股票,纠集一帮庄家垄断市场均是合法之举。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列维持于1995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成熟的投资者约翰·梅拉德·凯
  恩斯,将他所知道的股票市场称为“赌场”。在1929年
  股市大崩溃之前,股价基本上与公司的经营状况无关,
  因为公司的经营情况从来就没有公开过。
 
    不光股市是赌场,更可怕的是,在这个赌场中,输
  赢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人们给《纽约时报》和《华尔
  街时报》的记者大笔金钱,贿赂他们散布有关公司与股
  票的假消息。
 
  1869年,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试图垄断黄金市场,引发了“黑色周五”的金融恐慌,许多人要求严惩这两个人。美国众议院认为,这两个人并没有犯法,不应受到惩处。30年代前的许多著名交易商都赚了钱。他们赚钱的方式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这些人有:古尔德;伯纳德·巴鲁克;肯尼迪总统之父乔·肯尼迪;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办人比利·迪郎;还有丹尼尔·德鲁。他们都精于心理学,更是投机老手。

 
  这些人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们的每一个活动,每一次共谋,每一条计策,都成为新闻界的追踪报道热点。他们一个人的收入,那伯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属高得惊人。威廉·克拉波·迪郎在60岁时从GM退休,像一只鸟儿似地栖息华尔街。1928年,他用10亿美元的资金参加炒作。以后,他又为同伙凑集来的20亿美元做投资指导。

 
  这些人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最后都捞到了经济上的大好处。他们放肆地炒买炒卖,掀起一股股投机狂潮。他们的做法犯了众怒,结果引发出一系列监管措施出台,以保护众多的小投资者和小公司免受其害。

 
  美国建立融资的公平与有序的市场,以壮大其工业经济的必要性,奠定了从1934年起延续至今的金融证券交易理念:一诺千金,信誉至上。
 
  这种理念甚至决定了交易大厅的设计格式。你不妨对照比较一家传统的公司的实际布局与交易大厅的布局思想。
 
  公司的办公地点通常由办公室构成,办公室都有可以关闭的门。房间的作用是把人分开而不是聚拢,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办公室开会讨论问题,进行私人会见。在这种安静的环境里,人们能进行思考,研究问题,起草报告、计划和备忘录。我参观过大小不等、风格各异的交易厅,它们共有的特点是开放性,其隐含的意义是,公开与信誉是进行交易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站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观众席上。那儿一片昏暗,使我产生了孑然一身的感觉。接着,我注意到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的交易大厅,双手紧紧地抓住面前的栏杆。

 
  我们开始交谈。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一个交易商,几天前损失了40万美元。他现在正在努力地想把损失捞回来。
 
  他属于大交易商们称之为“老表”或“穷光蛋”的那类人,就是说,是用自己的钱进行交易的小商人。亏损40万美元足可以把他击倒,他完了。
 
  在我靠近她的那个时刻,他拾起头朝我们站的地方张望。显然他完全清楚他的爱妻身在何处。只见他竖起大拇指,一脸推笑,示意他的妻子回家。
 
    他本来每天都要赚5万美元。上个星期五,他甚
  至赚了8.7万美元,简直棒极了。谁知风云突变,我们
  遭了大损失。我想是因为我们太贪了的缘故。我都快
  受不了啦,可他还恋恋不舍哩。
 
  我们回头再看交易厅,里面欢声雷动。整个大厅色彩斑斓,然而感觉中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市场的反复多变激起的阵阵狂热,掀起了如林的挥舞手臂,人们大呼小叫,你冲我撞,那里有一丝一毫的雅致可言。

 
  然而妙处刚好就在这里。发财的美梦伸手可企。金钱如潮涌来,又如潮般退去。人们齐聚这里,因为他们有把握自己命运的确定感觉。那女人的丈夫一头扎进市场,在里面苦苦拼搏。他明天和后天还会冲进来。你可以放心,甘冒风险者大有人在。

 
  炒股不枯燥。证券交易充满高压,令人惊心动魄。无论你在交易大厅还是在电脑面前,你都得对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做出反应。你本身便是这场大戏中的一个角色。这是交易商们的爱之所系。许多交易商甚至等不到周一早上开盘,就想承受那足可以使我们完蛋的压力与紧张。如果我们头一天亏损10万美元,次日捞回5万,下午又输了回去,我们能不垮吗?

 
  证券交易可被比喻成当海军陆战队——在对付压力时不至于精神崩溃,同时还得在一刹那间做出应对飞速变化的环境的决策。199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还真的找证券交易商学习在重大压力下做出决策的诀窍。在进入纽约商品交易所大厅的时候,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在解释他们来此学习的理由时,不无感慨地说:“因为证交商每天都在作战。”

  在模拟天然气期货合同交易时,海军陆战队士兵试图弄清在一片混乱与嘈杂声中如何进行操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经验,运用于战斗环境中。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等同于在交易大厅商品“肉搏战”,那是最极端的压力测验。但是,所有的交易商都知道,如果他们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学会应付在压力下产生的各种感情问题,将其疏导去争取最佳结果——赚得利润。

 
  我采访过的大多数交易商都宣称他们喜欢这项工作。他们称得上热情奔放,那怕已经赚了上亿元,仍然热情不减。没有激情的人最终会被驱逐出局。
 
  交易商们都十分自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将要达到的目标,可能会让人觉得他们未免太自负了。但不管怎样,他们的自信心,的确能使他们屹立于极其困难的环境而不倒。我很少听说交易商对自己的能力与信心表示怀疑,这样的心态只会招来危险。每一桩交易都包含风险,交易越多,金额越大,人就变得越发不怕冒险。在这个冒险的行当中,最佳的交易商,必定是那种善于将风险转化成盈利的交易商。

 
  证券交易商从接受训练之初就在学习如何与压力打交道。涉足交易时,最难逾越的障碍是不懂人们的谈话。交易商都有自己的行话。行情发生变化时,分分秒秒事关大局。他们应对的是增量的数额巨大的资金的价格运动,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因而交易要求严格的精确性。为了做到及时传播信息,交易商就摘出了一种简洁的交流方式。

  达尔通一格赖纳一哈特曼和马厄公司的买方交易商霍利·斯培尔,在曼哈顿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里用电脑和电话进行交易。她描述了她初入此道的情形:
 
    那一大堆交易术语对我这个新手而言简直是一部
  读不懂的天书。听电话时真不知对方在说什么。他们
  的讲话快的就是让你不知他在说什么。
 
    记得我刚上岗时,我发疯式地记下一个电话,然后
  说,行,我会给你回电话的。我挂断电话,一屁股坐下,
  说,他的开价是第八,上5点,涨25,他妈的究竟是什
  么意思?难懂。我当然弄错了。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
  时候。
 
  那是出现在纽约的情况。为美林证券伦敦公司工作的科林·泰勒,第一次走进伦敦证交所时,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也给弄糊涂了:
 
    进入证交所的第一天,一切都乱了套。你听不懂
  别人在说什么。相反,我们现在用的是辅市报价。它
  们是1/4,3/6。在旧制度下,用旧的钱报价,给他们的
  名字是:“近数”意思是3便士3先令。
 
    也还有用辅币报价的。你不能说2便土先令至3
  便士3先令,你必须说3便士‘近数’。当然,在发音
  时,不能发成3便土近数,而应说“3便近”。
 
    在这种场合是无人对你发慈悲的。如果没有听
  懂,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对方就会回答:
 
  “把单给我,伙计,我才不想再跟你饶舌哩。”
  由于证券交易已成为国际化,搞不懂文化差异便成了大问题——那怕大家讲的都是英语。前瑞士联合银行商务文书经理迈克尔·保罗,便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次事故。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当时,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太平洋证券公司供职。英国的交易方式进入了伦敦。太平洋证券购买了霍尔·戈维持公司的25%的股票,公司把双方的交易商都叫拢来开个会。会议在银行的交易大厅召开。

 
    我清楚地记得,一名叫迈克尔·佛兰根的交易商那
  时在美国国库券柜台做金边债券交易;霍尔·戈维特
  的债券交易柜,正对着我们的交易室。
 
    佛兰根见大盘上攻,便顺势抬价。这是无可非议
  的。那时交易尚未达成。价格下跌,佛兰根准备与投
  资者成交。此时,大厅里喊声如雷。语言所赋予的不
  同文化含义,便在此时发生作用了。
 
    佛兰根是纽约人。他打起精神,站起身子,挥舞话
  筒,大声说:“你不想跟我再来一次么?。
 
    买方的回答格外彬彬有礼:“我说,伙计,你的价格
  不一致。”这就是文化的不同。“别着急,伙计,你的价
  格不一致。。
 
  美国的交易方式会吓坏一些人。交易中有怪话,语言一点也不婉转,直来直去。如果你正在与他谈话,他转身离去,你一点也别见怪。这意味着他的生意来了,他必须走开。他们都是那么急不可待的模样。当一笔交易的金额达到上千万美元时,交易厅便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交易厅没有办公室供人去争沦,一切都是公开的,因此吵架也是公开的。

 
  市场的变化随时出现,你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你称呼某人的方式是否得体,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哪个人的情感。如果你的心思在这个上面,那么生意便会离你而去。人们就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交优雅风度的习惯。不过,假如你十分顽强,人又聪明,工作努力,你就会有好名声,就会得到别人的信赖,就会有人照顾你。没有经验的交易商会被安排在有经验的人的身边,让他学到交易的本事。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让你吃苦头,这样你就会牢记一辈子,这叫后事之师。

 
  达尔文主义主导着证券交易。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已为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接受。竞争是一件大好事。只有那些更聪明、更强大和动作更迅速的公司,才能活得更好,那些动作迟缓且不聪明的人,只能一落干丈。

 
  竞争出现在交易商中间,迫使交易商发挥全部才能胜出市场力量,才能存活下去。假如交易商表现欠佳,或者比另外的交易商稍逊一筹,那么他们的日子就不会太长。那些期盼办公室的清静,还有小秘和稳定收入的人,是绝不敢来当证券交易商的。那些超级活跃的交易商的性格等级为A级,他们敢于迎接任何形式的挑战,对付任何压力。在他们的眼中,成功是第一目标,金钱是极端要紧的。

 
  穆尔资金公司的常务董事斯坦利·肖普科恩,过去曾经担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权益交易、出售相对冲交易经理。他说: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交易商,性格等级均是A级。
   我认为必须如此,因为A级是想赢的那种人。A级还
  能警告他们,他们可能面临失败。当他们行动时,这一
  幕也就到头了。然后他们准备再干。A级人物的心理
  要求就是要做好,而且必须做正确。这一点太重要了。
 
  成功容易使人变得自信。要行动迅速,即时决策,自信必不可少。犹豫不决肯定误事。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智慧且能有勇气认识到自己的失误。但是,过于自信就成了狂妄,就会失去理智。这已不是什么自信了。最好的交易商是能分清二者的区别的。
如果交易商遭遇挫折,他不能诿过于人,只能怪自己。因此,与那些做错了事就骂公司、骂老板的人的工作相比,证券交易商称得上是高度个性化的工作人员,高度自我驱动的工作人员。每天下班,交易商都知道自己的成就几何,是有所收获还是一败涂地。每天清早上班,一切又从零开始。

 
  A级性格的人是受左脑控制的。这一点十分独特。交易商把右脑的直觉,把记忆模式的能力,感受情感与抽象思维的能力,与左脑的冷静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概率与统计数字的能力结合了起来。这是一种罕见的结合。将这种思维能力应用于应对万分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从而取得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交易商也自然形成了高低之分。它特别适合于将未曾预料助事情加以定量化,或者参加进去以便加以控制环境。

 
  考虑到上面这些因素,想要在证券交易中胜出,就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你只能当常胜将军,随时赚钱不亏本。这一行对那些未赚到钱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假如人们工作的公司是将赚钱放在首位的公司,则公司的人的生活中心就是盈利,特别是他们能为公司赚到数量极大的钱时,情形更是如此。没有哪个证券交易商不了解自己的价值,金钱是为获得成功而进行竞争的最大动力。

 
  纽约威特利集团的加里·戈德斯坦多年来一直在干招聘证券交易商的工作。我问过他他付给证券交易商的报酬有多高:
 
    70年代兴起的CMDs(抵押责任)为超级证券交
  易商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抵押交易商成了这条街上工
  资最高的人。以后才轮上业主交易和套利基金。掂押
  交易风光了好些年。事实上,较之纯粹的商品交易,他
  们今天仍然是收入最高的交易商。在那个时代,一个
  好的交易商的年薪是100万美元或150万美元(包含
  奖金在内)。而大多数商品交易商的年薪才lO万美
  元,有的只拿到7.5万美元。我想,在那些年头,约翰·
  古特弗雷奥一年也没有挣到200万美元。因此,他手
  下最好的交易商,充其量只能挣到100万或150万美
  元。
 
    眼下不同了。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第一流交易
  商的年薪是1200万美元,而所罗门只弟公司的第一流
  业主交易商的年薪可多达2500万美元至3500万美
  元。套利基金中的一些家伙的年薪,超过了1亿美元。
 
  当然,这些都属登峰造极之辈,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地步的。正常的情况是,纽约的一个好的交易商的年薪,差不多是100万美元,包括奖金在内。伦敦的交易商的工资较美国的交易商的工资要少一些,而法国巴黎的交易商的工资,比英国的还要少一半。

 
  收入最高的金融家是迈克尔·米尔肯。当他在70年代在德雷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当交易商时,他的收入没有锁定在一个水平上。他交易的是高回报率的债券。“胖子”伯纳姆回忆说:

 
    迈克从事的交易,没有哪个人有兴趣。我给他的
  年薪是2.8万美元。随后,我授权他可以交易数额为
  50万美元至200万美元的业务。我同意他每挣3美
  元,就提成1美元。1年后,他的交易权力翻了一番。
  但我们之间的交易没有变。
 
  1987年,迈克尔·米尔肯挣了5.5亿美元。
 
  加里·戈德斯坦这样回忆道:
 
  请看看垒球运动员的情况。请把现在的票价与5
  年前或10年前的票价作一个比较。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因为运动员的工资提高了。这其实是一个供
  需关系。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看垒球,仍然想用美元来
   玩,那么市场就会自动纠正不足,找到可以容忍的价格
  水平。假如大家不看球,还抗议说票价太贵,那么运动
  员的身价就会掉下来。必须降价。
 
  对大多数交易商而言,金钱是表明成功的一个标记。与其他人相比,你给公司挣的越多,说明你的成绩越大。这样也形成了攀比工资的压力。没有哪个人愿意自己的工资比别人少。通常的情形是,当你听说某交易商转到了另一家公司,得了100万美元的签约费,你一般就会另择高就。当然,这决不是说,在华尔街和伦敦证交界内长期盛行的那种合作精神已不复存在。那种宗族式的社会心理因素把人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行为,使人们愿意呆下去与公司共存亡。迈克尔·布鲁伯格在其名昨《布鲁伯格论布鲁伯格》中,就大谈“作为所罗门公司的人”的荣耀。老派交易商们仍然对激发他们向公司效忠的“团队精神”怀念不已。

 
  以往的许多公司都有一群合伙人。他们在公司、拥有股本,因而在公司内就萌生出了其他公司难以出现的团队精神。由于合伙人自己的钱面临着风险,他们就抱成了一团。合伙人文化于70年代开始在华尔街走向衰落。那个时候,许多企业开始扩张,需要更多的钱,不得不引进更多的人。合伙人文化在伦敦不吃香,始于“大革新”(1986年10月27日英国金融市场停止执行限制性措施,开始推行协商价格与竞争价格;取消固定佣金制;公司也可成为证交所会员;金边证券市场上的某些垄断也被打破等。这一重大革新被称为大革新——译注)以后。这个规定因允许各种企业参加交易而改变了市场结构。美国式的投资银行活动成为时髦,将证券银行活动与股票经纪活动合并成了—块。结果使剩余的合伙人制度,即那些从事股票经纪活动的公司不复存在。

 
  今天仍然保留合伙人制度的公司是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但是,由于其他公司不再是合伙人公司,它的合伙制,正面临着团队精神的出现而引起的退化。因为业务的发展要求它必须从其他公司引进人才。

 
  埃里克·森伯格在戈德曼公司干了40年。他指出,80年代公司的发展异常迅速,从而引起文化的变化:
 
    我们必须聘用外人,因为业务太多,人手显然不
  够。
 
    过去,我们一直从大学毕业生中直接选聘人才,将
  他们稍加培训就上岗。现在这样做不行了,业务太多,
    我们不得不从其他公司聘请入。这些人会带进来什么
  习惯,只有天才知道。 。
 
    我们曾经中止过一个交易商的聘用合同。此人把
  政治活动带进了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活动的办公室。这
  是一个悲剧。他经常把工作人员带出去,还把别人的
  老婆也带出去。他向这些人说,他要把他们的丈夫搞
  成合伙人,他只想从他们的太太身上弄清楚她们的丈
  夫的私人生活情况。我们无法理解此人为何要这样
  做。这与他的工作有何关系?讨厌死了!
    随着工资的提高,合伙制开始解体。对公司的忠诚也不复存在。新的企业环境出现了,那就是以“我”为中心的环境。该不该对公司表示忠诚?难道这仅仅是一种怀旧情愫?这对交易商来说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环院,让劳动力流动。另一方面,你也不得不考虑,别让这些人把公司搞垮了。因为他们所以敢冒险,无非是想得到更高的个人报酬。

 
  由此想到尼克·李森这个搞垮了伦敦的巴林银行的交易商的事情。他对公司绝无忠诚可言,他与公司的利益格格不入。他只想到他能拿多少年终奖,能挣多少钱。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他终于铤而走险。

 
  随着大型外国银行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进军伦敦与纽约,他们为延揽人才不惜花费重金。人们为能进入这种可以付重金而非精神奖励的公司拼命竞争。问题变得严重起来。

 
  增加工资和争夺人才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它有时让交易商采取为交易而交易的态度,他们只想更多更快地赚钱。寻求竞争性的人才的环境强化了这种取向。
 
  斯坦利斯拉斯·雅苏科维奇在80年代曾任美林欧洲公司的董事长,他曾面试过一些大学毕业生。那些人“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令他吃惊不小。而他们那一代人进入证券交易行时,却全然不是这种动机:

 
    有人对我说,这儿出现了三四个了不起的交易商
  明星,我们必须得到他们。由于戈德曼·萨克斯及其他
  公司也想获得他们,我们就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先下手。
   我对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
    我的意思是,你们应当首先了解我们美林公司所
  做的事,然后花一两年时间到处转转,调查整个行业的
  情况。
 
    不行。他们回答说。我想交易土耳其里拉。
 
   理由何在?因为有人对我说,这样能挣很多钱。
   他们还给我说,除非你派我去做那件事,否则我对一切
  都不感兴趣。总有人要我去做它的。
 
    我说,好吧,你们的长期打算是什么?想不想当公
  司的经理?不想当,我没有兴趣,没有做经理的野心,
  我只想赚钱。
 
    我可以想像,为个人获取利益这个美国梦对一切人都带来了好处。如果不想赚钱,我们还干这一行?尽管这种说法时常引起争论,但面对今天边个日趋复杂的市场,专业化对于交易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这与旧派交易商们的理念大相径庭。鲍勃·姆努欣这位曾当过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合伙人的著名交易商告诉我:
 
  你知道,世界正在飞快发生变化。当今世界的专
  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50—60年代,我们正在当学
  徒,那时的专业化还未出现。我搞的工作涉及一些场
  外交易股票,一些可转换债券和普通股交易,全都搞在
  一块儿。于是,你不得不把每一种都搞清楚。
 
  雅苏科维奇也承认变化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过去我们都是多面手,然而现在的国际资本市场,
  则是由专家在维系。我们这一代人,诸如迈克尔·冯·
  克莱门等,也是在各方面都有所涉猎的多面手。我们
  都懂得债券是如何交易的,如何出售,谁是买主,为什
  么要买债券等。我们也懂得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建
  立公司,我们在没有特殊技能的情况下从事一定量的
  金融工程工作。今天,特殊技能显得尤其重要。
 
  工资诚可贵,名誉价更高。对一些人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名誉成了身份的象征。加里·兰佩奥尔现任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副总裁,他告诉我他在交易所当交易商时的情形:

 
    我在交易所干了许多年,我的交易商证章成了我
  的身份象征。如果我的编号不是零号,我真不知道我
  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问他零号是什么意思:
 
    零号是我的交易商证章编号,也是我的交易员顺
  序编号。但我还是我,零不过是我在那里的号码。零
  比兰佩奥尔还要厉害。16年了,没人能把它与我分
  开,要分开等于问我怎么是我这个问题。
 
    零号非常出名。在这个国家乃至世界许多地方都
  如雷贯耳。许多人不知道加里·兰佩奥尔是谁,我遇到
  不少人,他们并不知道我就是加里·三佩奥尔。他们只
  会说:呀,你就是零号加里。不当零号加里,却去当加
  里·三佩奥尔,怎么可能?真是难事一桩。
 
    这与当体育明星十分相似。你可以挣很多的钱,根据你的技能,工资也水涨船高。随着工资提高,你的名气、名誉也变得对你极为重要。
 
   将证券交易与体育相比,似乎是对这个宗族似的行业的恰当比喻——尽管女性正在步入这个行业,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总裁汤姆·里安是这样进行比较的:
 
    当市场处于开放状态时,你必须作出决策,确定正
  确与否,决定自己是赢家还是输家。要定性是相当容
  易的。
     因此证券交易行与打体育十分相似。我们尽量要
  打好一场比赛,就可能出现一些失误。我们都想打赢
  这场比赛。你必须明白,竞争来自何处,市场会发生什
  么变化,供需情况怎样,顾客需要什么。必须明白,决
  定市场走向的毕竟是各种变量。
 
  然而当交易商又比当体育明星还要难。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赢得很多。赢多了,又怎么回头?加里·兰佩奥尔像个打垒球的小孩一样兴致高涨回答这个问题:
 
    你开始取得成功,赚了一些钱时,就与打体育一样
  了,而且好像还在为某个队打中锋。当我们挣了更多
  的钱时,我们就把自己与报纸上的那些网球明星加以
  对比。我们议论说,瞧,我们是联赛第4名。你就坐不
  住了,你说,瞧,我与米奇·曼特尔挣得一样多。太令人
  激动了,太好了。
 
  如同体育明星,交易商都知道自己一生中挣大钱的时间并不长。交易大厅里的白头发并不多。每一天都要承受那么重的压力,当然不可能持久。只有极少数的人挣大钱的时间超过10年。一如市场有一个周期一样,他们也不可能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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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买进沽出
 
   在股票交易行中,你不再表示谦恭,以为自己掌握
  了某种东西,你就基本上算是达到了活动的顶点。通
  常的情形是,你也被拴住了牛鼻子。
 
  ——斯坦利·肖普科恩
 
  他觉得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最奇妙的情景。在一间挺大的、充满汗臭的交易厅里,人们摩肩接踵,你推我搡。
 
  有人从他的身边挤过去。他抬眼望去,只见那人挤进一大群交易商中间,那群交易商个个挥舞双手,好像垒球手在投球或接球。每个人都扯开嗓于吼叫,在一片声浪中,他们怎么能听得清相互的说话?
持到他走近那群交易商,他渐渐听懂了他们在吼些什么。群交易商们吼叫的模样,犹如一群狂吠不已的疯狗。每一句话中都有一个“他妈的”,例如:“卖他妈的3000!”,“买他妈的3000!”他妈的不绝于耳。
  他们活似一群退役的足球运动员。有的穿着棉布衫,有的人的衣衫上,印着热带鱼和旗帜的图案。他当过教师,觉得自己难以适应这样乱糟糟的紧张的场面。这些人表现出来的紧张,来自于一种急切与局促不安,好像在等待某种不祥的事情的发生。一旦事情出现,他们就要抽身先逃。
  这时是1973年。现任纽约商品交易所总裁的兰佩奥尔,那时刚刚丢掉了工作。他虽然新娶了媳妇,却仍觉前途渺茫。他的一位亲戚在干证券交易,利用星期天吃烧烤的机会,说服了他来交易所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挣到钱。他饥不择食,每天坐火车从纽黑文到交易所,当上了一名收入微薄的跑单员。他心想,有这份工作至少不会吃亏。
  下班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一位先前在耶鲁大学认识的学生与他谈起了当资本主义走狗的事。那个时候,资本主义在校园里名声并不好。学生们问他现在干什么工作,他竟然无言以对。在他眼中,交易所里面的人似乎都在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对另外的人的倒霉,好像特别开心。
  一干就是4个月,他多少懂得了一点人们在交易所干什么了。有一点他从来就不含糊,他进交易所的第一天起,他就觉得那里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电流,事情重要得很。他还喜欢上了那些百万富翁们的谈话及交友方式。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话说到你想达到的程度。那伯你住在昆士区的普通公寓里,只要你聪明伶俐,他们这些住上东区豪宅里的人,也丝毫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几年后,他变得更聪明,进一步弄清了发生在那间交易大厅里的形形色色的事,以及这些事对相邻的普通人家造成的影响。于是,在激动之余,他又对这些普通人产生了怜悯之情。
  当他开始从事商品交易时,正值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他一周仅能得到够开两天车的汽费。还必须一大早起来去加油站排长队。有时还得把妻子也叫去帮忙排班。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担心油价会上涨,商品交易所的人们开始交易油井,锁定油价,以免自己遭受外面世界的疯狂事情的侵害。
  他渐渐明白,这一切都与经济的运行有关。经济运行对每一种日常消费品都产生着某种隐含的影响。他没有参加石油交易,但他密切关注着这些交易的进展,知道这些都是极有用的经济指标。石油的意义不仅与供暖所用的油和开车的汽油有关,而且对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关。就连人们身上穿的化纤织物,也是从石油里提炼出来的。他的妻子所用的凡士林,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假如石油的价格上涨,他家用于取暖的油也会上涨。电费也不会停止不动,因为发电机是要用汽油来驱动的。衣服与食品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因为生产这些商品的成本会提高,厂商就会把成本想法摊到消费者的身上。
  有趣的是.纽黑文的居民们每天都通过报纸了解汽油的批发价,只要这个价格一上升,不出一周,它就会反映在加油站的油泵上。
 
  他告诉他的邻居,去取暖燃油的供应商那里了解冬天的油价,这样就可以预算费用。作为房产的拥有者,你不会卷进商品交易所,但你肯定希望分销商能进去。如果卖油给你的那个商人在夏天搞了对冲交易,那么他就能保证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对每一加伦的油都不会加太高的价。因为他购买了那个称为“期货合同”的东西。当这个合同交割时,也就锁定了他要支付的价格。如果与一个未进入商品交易所的汽油商做生意,他的成本无法固定,他就可能向你索要高价,因为他不知道明天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水准。
  不过,一旦天下大乱,那么油井交易就变得凶险难卜。加里记得: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海湾战争。每个人都
  在担心战争可能导致世界的石油供应出现短缺或禁
  运,油价就会暴涨。基于此,交易所的油价大幅上扬,
  价格振幅剧烈。许多分析家和石油专家预测,油价会
  涨到每桶100美元。交易所的人全都疯了。
 
   一天,就在收盘时,人们知道美军开始进攻伊拉
  克。美军是那天深夜采取行动的。次日开盘时,交易
  所的最初反应是油价先拉升,接着一头扎下。原因是
  大家都觉得战争结束指日可待,用不着担心石油生产
  可能出现混乱。交易所的油价下跌到往日的水平。一
  周后,加油站的油价也开始恢复正常。
 
  他同时也弄懂了,只要有一场猪瘟袭击了美国的中西部地猪肉的供应就会随之减少。在需要吃猪肉的人没有相应减少的情况下,猪肉的供应就会出现缺口,这就会提高猪肉价格。与此同时,超级商场里的咸肉价格也不会不动。影响市场价格的事情可多着呢。例如,美国人时兴吃无脂肪、低脂肪的食品,这种时尚也会给猪肉价格造成影响——在超级商场购买咸肉的人大大减少。
  以前,当人们知道你在商品交易所工作时,会以为你是在副食品商场做事——交易一点鲜花、水果和蔬菜什么的,你就会对那些人说,你其实在华尔街做事。这就会马上转移话题。现在,公众几乎都知道了商品交易所这个字眼。这个字眼之所以变得如此耳熟能详,还与《交易所》这部电影的公映有关。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证券交易所赚了不少钱,成了新闻采访的重点。
  然而,在交易大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们为何要在那里狂呼大叫?
 
  美国原有6600多个商品交易所,交易黄油、奶酪、鸡蛋、洋葱和牛群等,甚至在圣·路易斯还有小狗小猫交易所。今大,美国只留下了9家商品交易所,英国则只剩下4家,全世界加起来一共47家。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内,人们还交易战略物质,比如白金、黄金、紫铜、原油、燃油、天然气和电能等等。代表全国各地商人的经纪人在交易厅中从中撮合,锁定价格、买进卖出。
  拥有金矿的人会在交易所进行期货合同交易,确定他们能接受的交货价格。这不仅能使业主准确算出他们的收益,还能保证在价格下跌时免受损失。这样的套头交易能让商品生产者固定其收入与成本,减少做生意的风险。
  从事金融商品而非农产品或能源商品交易的交易所,基本功能与上述的那些交易所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需要购买或出售金融票据,从而锁定他们能确定并计划的利息或货币成本,免得货币或利息的变动影响“底线”,最后损害消费者与公司股东的利益。
  假如银行是你的客户,用这种办法固定成本,就能为客户提供利率固定的贷款及抵押。你进行的交易做到了这一点,客户就能有把握获利。
 
  这些客户来到交易厅,请你帮他们搞一点交易。一旦有了好的价格,你就适时地进行交易。他们请你为他们搞期货合同交易。
 
  在交易时,你通常站在一个半圆形的区域,大声叫喊,挥舞手臂。如果你打算买,就用手心对着自己,要卖则手背对着自己。你的喊声越高,越能惹人注意,效果就越好。你买卖的报价,由站在另一个半圆形的地方的人记录下来,输入手提电脑,报价送进了交易所的电脑主机里。
  与此同时,主机把价格信息传达给布鲁伯格或路透社这类信息提供单位。在你的手垂下来后几秒钟,你报的价格便为全世界的炒家所掌握。这种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即时,价格绝对不走样。获悉这一价格信息的交易商同时就能确定是否买卖——效率既高,又能保证不存在秘密交易。

 
  交易所的另一种交易方法是由独立的交易商完成的。他们对于交易所的正常运转功不可没。原因是他们促进了“流动性”如果没有他们用自己的钱为自己的账户搞投机,市场就很难运转。加里·兰佩奥尔描述了这种交易的情形:

 
   假如投机商是一个厂家,比如石油生产厂家,它就
  能感觉必须保护它的石油生产的利润。它就决定有必
  要以每桶20美元的价格出售石油,以赚取利润。
 
   然而某个消费者说,我觉得那桶油连19美元都不
  值。于是投机商便走了进来,说,你懂什么,我就是觉
  得石油值20美元。他将油买走了。他有能力转移风
  险。投机商可能看错行情,但毕竟是他自己在承担风
  险。他使交易市场得以转嫁风险,为交易所提供了流
  动性,使之能正常营运。
 
  在金融交易所里,投机商是最不能让人理解的交易商。然而他们的作用实在不可小视。且有相当重要的经济目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前童事长利奥·梅拉米德这样对我说:
   如果交易只在金融票据的使用者中间进行,事情
  就办不成。原因是,大多数的金融票据使用者在同一
  时刻都走向同一方向。要么都当买方,要么都当卖方。
 
  他们经常都在一个方向上运动。
 
   因此,一个相反的力量的出现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这个相反的力量便是投机商。没有投机商,一个有效
  率的市场就不会出现。必须要有投机商,在大多数情
  况下,投机越多,市场就越有效率,变得更加富有竞争
  性。
 
   就是说,只有商业力量与投机力量的结合,才能创
  造出一个既有活力又有竞争的市场。
 
  在纽约商品交易所里,投机商被称为“本地投机商”或“白天投机商”。这种人占了投机商的50%。他们挣钱的技术,源于他们对正在交易的商品的理解。同时也得力于他们对其他交易商的理解。他们能看别人的眼色,琢磨对方的心思,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交易关系。他们在其他市场上也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即形成了将风险转移到认为自己能从交易中获利的人那里的机制,从而创造或生成了又一次交易。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人担当过这种角色。他们的出现,决定了某些东西的价格。
  交易商挥动手臂,大喊大叫的形象,已深深映在我的脑海中。不过,他们的那副模样,主要出现在商品交易所,在证券交易所则有所收敛。商交所与证交所是两大金融市场,交易都在正式的交易厅进行。
  无论交易的是货币,是金融衍生物还是证券,不管是在交易厅进行交易,还是由大银行、大公司或投资公司来进行交易,交易商起的作用及其交易的目的,在一切金融市场都是一样的。
  在交易所的大楼里,交易总会有双方,交易商也因此分成两大类,一类叫买方,另一类叫卖方。
 
  我们不妨想像一下买方的思路。在大多数情况下,买方一般都不做投资决策,不当风险的承受者。他们是可选方案的大集中的导航者。某个基金的投资经理决定购买英特尔公司的股票,至于何时是购买这些股票的最佳时机,则要由交易商确定了。交易商的面前摆放着一排排电脑,铺着一条条电话线,他面临着一系列的选择。他时刻不停地比较这些选择方案,确定最好的价格和贴现幅度最深的票。
  交易商深思熟虑,对市场保持着最高的警惕。他经常更新交易策略,以适应随时变化的各种因素。在一些大型公司,交易商一次就能运动价值几亿美元的证券。想想,这些交易商无人恨他。他得到业务,得到佣金。现在,这种交易商数量极大。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卖方的思路。他想得到买方的业务,为此在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进行竞争。他知道,他将要进行一笔额度极大的交易,一次便可为公司捞上几千万元。如若不然,他就只能每天做若干次交易,每次都挣一点钱。最后为公司赚上一笔。他从事的交易并无轻松可言。大多数在美林公司这类经纪公司工作的卖方交易商,都能对买方客户产生很大用处。

 
  在卖方营垒中,还有另一类交易商。这批人叫做业主交易商。他们用自家的钱从事交易。他们是风险承担者,接触的是“高压电”,在垂直的风险/收益曲线上运作。倘若算计准确,保准能赚上一大笔。
  一旦你超越了买方/卖方的最基本分界线,就会看到交易商其实是在极不相同的环境中做着迥然不同的工作。
 
  我第一天遇到约翰时,他刚从睡袋里钻出来。昨夜,他工作到很晚,只睡了两个小时,便连忙起来,到电脑面前开始工作。他喜欢在D.E.肖的公司工作。在那儿工作犹如回到大学的学生宿舍。你大概不知道,这家公司是美国极为出色的一家对冲基金。它的交易商和电脑程序员,是这一行业收入最丰厚者。
  他们都是一群年轻人,除了戴维·肖之外,我没有看见过谁穿过西装。只要你肯干事,有创造性,你就没有假期,也没有正规的上下班时间。肖挑选的为公司做事的人,个个技艺高强,全都长了一个极佳的数学脑袋。他们的办公室,装扮成了他们刚刚毕业的那些学校的教室模样。墙上挂满了标语,电脑终端上摆放着奇形怪状的软毛玩具。整个房间有一种凌乱的感觉。约翰以为这很不错,因为他从未进入华尔街的任何其他投资银行的大门,他不知道那里的摆设。
  交易在那些屋子里静悄悄地进行,由他们设计程序的电脑完成。在金融市场工作的相当数量的交易商,都跟约翰一样在量子基金工作。他们是定量分析家,有时我们把他们叫做电脑虫。他们阅读《有线报》和《华尔街日报》。这批新人都获得过高级的学位,有的是电脑科学、数学或物理博士。
  量子基金交易商是新派交易商,对用电脑进行数学演算深信不疑。当电脑程序设计员是他们的首选。他们一门心思想当专家,除了精通他们活动其中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的其他领域全无兴趣。他们交易着公司的股票,却对公司进行的研究、销售、公司开发的新产品,以及公司的内部运作情况漠不关心。
  这是没有激情的交易。如果你试图把这些“量子”从电脑面前拉开,就如要叫小孩子别看电视那样难。如果叫他们不看电脑屏幕,重新关注现实,他们的眼睛与思维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适应。这就跟观看电视播放的打斗片一样,看多了就不再对打斗感兴趣,他们对手上交易的巨额资金产生了免疫力。当然,光用看电视来比喻还远远不够。他们的交谈声及其周围环境都十分低调,静得你完全可以听到苍蝇飞过的振翅声音。
  与这种“高压电交易环境”相对的则是另一个极端情形——在那种环境里,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极为重要。摩肩接踵,大声喊闹,竟也被视为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
 
  许多交易商并不仅仅在交易大厅才从事交易。他们并肩坐在交易厅的工作台前,如同养鸡场鸡栏里的鸡群一样。他们用电话和电脑展开交易。这种情形的交易,较之交易厅里的叫喊,声音要小几个分贝,然而它包含的激动、紧张和忙碌,并不比交易大厅的交易小。在实际的交易中,人们动脑筋,甚至直觉也派上了用场。他们的主要工具是电话与电脑,监视着全世界的价格的变化。他们是介乎于“量子”新派与旧派交易商之间的人。
  有多少种类的金融票据,就有多少种类的交易商和交易风格。一些股票交易商“随波逐流”,全凭他们的感觉买卖股票。假如他们觉得某支股票要涨,他们就买那支股。当然,只要觉得要跌,他们就赶快出手。
  美林公司有一种喜欢“助人为乐”的交易商。他本人并不入市,却喜欢帮客户的忙。他们的用意是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为客户提供服务。
 
  在对冲基金工作的交易商则是另一种类型。他们见啥做啥。交易货币,固定收入证券,权益股票,金融衍生品——哪样能弄到钱就干哪样。他们用研究宏观经济的方法研究世界经济。他们本人就能做投资与交易决策,也可听命与基金经理的指示。
  对冲基金的经理都是交易商,至少是有交易头脑的人。虽然他们把许多具体的交易操作都交给手下人去做,但他们通常都是一些极富冒险精神的人。迈克尔·斯坦哈特经营着一家私人投资公司。他最初是一名分析师,后来转而搞交易。当他经营自己的基金时,胆子大得惊人。乔治·索罗斯在开办自己的投资基金以前,曾在纽约的一家小型投资公司当交易商。对他众口一词的评价是,索罗斯是很懂交易奥妙的。他可以在一天之内进行大笔买卖。纽约的一些名气很大的对冲基金的经理们,都经常亲自操作电脑,与手下工作人员一道进行交易。
  一些在没有公布价格的交易市场从事交易的人们,不得不到处打听他们所要交易的品种的成本价。我们大家称为阿里的那位女交易商,就职于一家兼并投机公司。假如她打听到某家公司将来可能被兼并,她就买那家公司的投票。此外,她还搞高回报率的债券交易:
   你没有办法看到价格。你只能相信给你传递信息
  的那个人没有扯谎,不存心欺骗你。在交易时,你只能
  到处打电话。可能要打一个小时的电话才能做成生
  意。
 
   那些用电脑程序来进行交易的人,眼睛只管盯着
  电脑屏幕。某只股跌得太深,他们就介入。如果超跌,
  他们就大把买进,同时卖出期货合同。反之亦然。他
  们就这样在市场上来回反复折腾,以期赚取利润。
 
  纽约证交所的专家都是交易商,或者说,是交易商的交易商。他们站在自己的交易席位上,为另外的交易商“供货”。他们也给自己的账户做买卖。
 
  投资公司的大宗股票交易商买卖的是“规模”。他们调拨公司的资金,从愿意出售股票的机构那里收购股票,持仓待涨,瞅准时机抛出,以此来为自己的机构客户服务。
  银行也有一些交易商,24小时都在忙碌。他们交易的是货币、债券、股票、期货及金融衍生品。
 
  还有的人专门从事企业与政府债券的交易。债券商们关注经济大势、利率和政府的财政政策,作为进行交易的基础。
 
  有些人则坐在家里搞交易。例如马特·施瓦茨就管理着投资者与自家的资金,积极地参加交易活动。
 
  这些人的交易方式不拘一格。有人喜欢面对面交易,有人喜欢用电话交易,还有的人则只用电脑代劳。一谈起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大都趋向一致。他们都相信开放与自由市场,信奉能人治世,一诺千金。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密切关注交易所里的那些交易商的反应。当他们觉得政府的政策无力,有害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时,当他们发现税收太高,当他们看出某家公司的管理混乱时,他们就会拇指朝下。
  他们带头为私有化喝彩,为自由贸易协议欢呼,为富于企业家精神的高科技公司的成长而赞不绝口。税赋过重,增长迟缓,利率提高,感觉不对,所有这些情形都令他们不高兴。他们坚信一生要有所建树,如果某人干得不好,他们就对那个人不客气。交易商都可能是最乐观的人,同时也怀疑一切——尤其怀疑政客与公司的管理阶层。
  他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的?他们一旦没有信心,就会把手中的相应的票给抛出去。一旦他们看出大势有望激涨,他们就会大把买进。他们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的发展兴趣最大,因为这些与他们的生意息息相关。他们中相当多的人认为,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越少,经济就越繁荣昌盛。

  这些自由市场的斗士们在经济的第一线冲锋陷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外界感受到他们的意志。以后我们将介绍这些人的来龙去脉,看看他们是怎样从默默无闻之辈,跃上权重一时的宝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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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代天骄
 
   在我涉足这一行的时候,一天能成交400万股就
    已经是天量了。到了1966年,我们一天就要成交4.5
    亿股。技术的威力韦人叹为观止。
   ——比尔·约翰斯顿
 
  “你上来吗?”
  我的眼前一片昏暗,只能伸出手摸着楼梯的扶手往上走。抬起头来,我看见楼梯的上面那个招呼我的人身穿花呢衣服,头发蓬乱。他的模样好似一位潦倒的教书匠。在公园大街旁的一幢古旧的石头大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鲍勃·姆努欣。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商,60年代便涉足证券交易行。他的主要功劳是开辟了机构大宗交易市场。机构投机者可在一张价单上买入或卖出巨额股票。

 
  眼下,此人又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他经营着一家名为C&M的艺术投资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在世界各地收购最抢手的抽象派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主要是马克·罗斯科、威廉·孔林和杰克逊·波罗克的作品。他和他的妻子还在康涅狄格的起伏群山中,修复了一座历史久远、华丽气派的乡村酒店——五月花酒店。

 
  我进了他的房间,眼睛仍然无法适应暗淡的光线。墙上的卤素星灯映射着一幅幅油画。人们必须事先预约方能进来参观或购买。整个厅堂充满着一种教堂般的庄严气氛。

 
  上了二楼,我们落座。举眼一看,全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屋于里十分静寂。房顶很高,使我们交谈的声调变得有些古怪。这儿的安静与交易所里的喧哗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鲍勃居然从大学一毕业就呆在那种环境里,他怎么过下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十分纳闷:

 
   我在华尔街的交易市场寻找工作。那时的华尔街
  并不像如今这样热门。当交易商的人,多半当过打字
  员或电报员。还有的人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我毕业于
  常青藤学校,会外语,要寻一份工作自然不难。我的工
  资每周52美元(1957年),相当可观了。
 
  证券市场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一个变革是开始了大宗交易。在债券市场上,这种交易是存在的。所谓的大宗交易,指的是交易商不再充当中介,而是站在交易的买方或卖方一边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出现的导火线,似乎是1962年的“肯尼迪镇压”。当时;肯尼迪总统竭力劝说钢铁公司不要提价。市场对此十分反感。道·琼斯指数像陀螺一样的旋转。8天下泄100点,接着又在3小时内狂跌40点。那一天,纽约证交所创下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天量。记录磁带跑了两三个钟头才完毕。当天,人们观察到,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个人投资者购买的股票最多。戈德曼·萨克斯、奥本海默、史密斯·巴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大举入市。

 
  姆努欣当时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当交易商。在交易的复杂性、规模及其范围都大到叫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机构交易出现应运而生。姆努欣从开始便卷入到这种交易中。交易额从当时已经够大的5000股直线上升。古斯·李维和鲍勃·姆努欣这两位交易商的功劳,不光使得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拥有了敢与机构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名声,而且使得这种交易方式得以存在并沿袭下去。姆努欣师从于李维,此人坐在交易大厅的玻璃窗后面摇扇指挥:

 
   古斯·李维是个了不起的人,称得上超凡脱俗。今
  天,我懂得了耐心的意义,就是从他那儿学会的。一旦
  我做错了,他就要骂我。我认为,对现在的许多人来
  说,古斯·李维才称得上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交易商
  先生”。是他率先搞起了机构大宗交易。古斯如果还
  称不上是华尔街的最大套利交易家,至少也是一位极
  其严肃认真的投机家。政府的监管措施将公用事业和
  铁路证券分成了两个部分。你必须要有信用证券与保
  证金,而目价格不同。你可以购买优先债券,并按这种
  价格将其售出。当时是1945年。
 
  古斯说,这样做好极了。但我把这些信用债券买
  给谁呢?于是他向好些个机构打电话,对它们说,你们
  应该关注这些票,它们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有些票的价格低,但若无人问津还是没有用处。古斯·李维就老想劝人卖掉他们手中的一些股票,换出钱来购买信用债券。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凡是因为要买他手上的信用债券而出售的任何种类的股票他都悉数收买。鲍勃继续说:“这就是大宗交易的开始,是大宗交易的第一粒种子。”

  古斯力图让他的推销术,在机构购买者那儿显得十分得体。他宣布将买下机构售出的任何股票且立即付现,而不是往常那样等一个月甚至半年。这样做增加了流动性,创造了一种令买卖双方都觉得十分顺利的环境。没有流动性的市场就没有交易,流动性对做成任何生意都必不可少。

 
   我们将此作为增强流动性工作的一个部分宋对
  待。在这些交易中,我们能找到买下他们的全部或部
  分股票的买主,也能找到想买股票的机构,或者在两边
  都建个仓。我们为此得到了相当多的佣金。有些人还
  希望我们能管理他们的资金,在我们没有找到买家或
  卖家时,这些钱便留在我们的账上,我们的佣金也不减
  少。
 
  有一天,古斯·李维与他直接指挥的伙伴一道共进午餐。当时,除了姆努欣还在餐厅,其余的人都走掉了。这时,进来了一位年轻的机构推销商。他对李维说,他要卖掉账户上的某支股票。当时,他们两个都觉得十分突然,因为他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笔生意:

 
   拉里,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向波土顿、费城
  的所有入都打了招呼,我们真像一只高音喇叭:大家听
  着,我们得到消息,有人要出售大笔股票,大得不得了,
  有人愿意买吗?
 
  古斯·李维掌管着好几家的账户,而且有几个年头了。由于老板不在,姆努欣便去打电话:
 
   电话那端的交易商问我,你有多少股票?我告诉
  了他。他回答说,我们有兴趣购买,但我不能主动出
  价,只能听你们的报价。我说,这个没有问题。我马上
  打电话给你们报价。
 
  他给他的推销商拉里通了电话,询问股价。拉里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了姆努欣他的客户的意思:
 
   我们不能主动出价。我甚至不该告诉你我们有股
  票要出售。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先报股票的价。
 
  
姆努欣坐下来,想了几分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荒唐事。一方是个机构,给他讲了有股票出售,这本来就不该讲这件事。它这样做了,却又说不能主动报价。另一方也是一家机构,有兴趣买股票,但仍不能主动出价。鲍勃继续说:

 
   我在干什么?我很快明白,这件事实际上是,第
  一,我是否有权去做,其次,我有没有勇气去做我需要
  做的事?
 
   上次卖的股票的售价是525/8。我对卖方说,我
  要给你的佣金比上次的佣金少1/2点。52 l/8卖你们
  的5万股股票。我出了价,心中暗自祈祷,上帝啊,希
  望哪个机构能够说,我要买你们的股票。他很快回来
  对我说,我以52 1/8的价格售出了你们的52400股股
  票。
 
   现在,我马上拿起电话,对那个机构的人说,阿里
  斯,好消息,上次的售价52 5/8。现在,我有52400股,
  实盘价是52 l/4。她对我说,别挂电话。我问她,要等
  多久,她说,不太久。
 
   天啦,时间过得多么慢。她终于回电话了。好的,
  我们愿意以52 1/4的价格购52400股股票。于是,我
  连忙对卖家说,听着,我有好消息给你。你不是有
  52400股股票卖价是52 l/8么?你不会以这个价格卖
  出股票。我让你有1/8点的赚头,买家出们是52 1/4。
 
   他大为惊讶。我们把价一公布,所有的人都齐声
  高呼。他们一下拥过来,我的意思是说,简盲像欢庆一
  个重大的胜利。
 
  古斯吃完午餐,把姆努欣召进办公室。他说他听到了RCA股票的事。他向姆努欣表示祝贺。姆努欣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朝办公室门走去。他随后回过身,对古斯说:

 
   古斯,我在想,这是否该这样做?你知道,我没有
  人出价,也没有一个客户。是我自己在出价。如果没
  有客户,我们就得自己把所有的股票都吃掉。能准许
  我再做这样的事吗?
 
  古斯说:“你无非是运用了你的良好的判断力。是的,我想我会准许你这样做。”姆努欣得出结论:
 
   我就这样当上了交易商。因为,在这笔交易以前,
  我不过是一名跑腿匠。
 
  从60年代中期起,随着保险公司与养老基金开始从购买债券转而购买股票,交易的规模逐步增加。随着货币投机商的胃口变大,大宗交易也越来越多。市场热闹非凡。道·琼斯指数至1967年上升了45%。究竟什么东西造成这一局面,是货币投机商的需要与风格发生了变化,还是他们意识到企业是一种新型客户?共同的看法是两者同时造成了这一局面。在华尔街的公司每股可赚3角,于是几家有实力的公司便参加进来,调拨资金扩大市场占有率。这就是交易商开始赚钱的时候。

 
  在资金委托之前,当一名交易商并不特别需要交易技巧。交易商充其量在发挥秘书的作用。从1929年股市大跌之后,华尔街的臭名声便一直延续到50年代。60年代始,纽约证交所的交易量开始攀升。大宗交易出现。机构开始积极地关注股市。它们研究工业集团,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些公司能把流动性带给他们,或者通过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能立即兑现,他们便能确定拥有那些最好的股票。及至60年代末,在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数量,就达到了1000万股。

 
  那时,交易商仍然使用着相当落后的工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60年代意味着肯尼迪总统被刺与嬉皮士运动。但对交易商来说,那个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1967年出现了电话直接交易。交易点公司的斯坦利·罗斯当时在伦敦工作。他说:

 
   1967年出现电话交易时,我立即懂得了技术可能
  发挥的作用。当我们的交易室被电话线与世界相连
  时,它在一夜之间就推翻了我们在50年代与60年代
  大部分时间进行国际贸易所用的全部方法。你能想像
  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还有,电传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资金相联,能用各种方法进行保
  密,甚至还能计算各国的货币。
 
  姆努欣记得,在纽约,他们除了用电话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进行交易外,几乎没有用别的什么方法来开展交易:
 
   机器上有一大卷纸,那卷纸带通过你的办公桌。
 
  你坐在桌前,目光注视看眼前的纸带。一旦交易达成,
  它就被传送到这台机器上,再打印到纸带上。
 
   老交易商们说,他们只要一听到行情机转动的声
  音,就能分辨出行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当机器运转速
  度加快,纸带通过办公桌前的速度也就加快,声音就会
  不同。此时,行情靠得住在发生变化。他们是靠听纸
  带走动的声音来感知行情变化的。我就是从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我目不转睛地盯住纸带,与纸带在进行交
  流。
 
  在60年代,商界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电脑那时刚运用于商业运算。当时的电脑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体积庞大。1962年伯纳姆公司安装了第一台电脑用于会计工作。1966年,公司拥有了第一台巨型IBM主机。在60年代的股市热中,由于交易量大增,经纪人手忙脚乱。没有电脑,经纪人就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进入60年代后期,200多家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人兼并。原因是这些公司没有数据处理设备,更无能够用电脑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的人才。60年代后期,纽约证交所为了应付大宗交易,开发出了BAS系统(大宗股票交易自动化系统),用于大宗股票的自动交易。1969年,一个名叫“蓝屋”的交易室开始投入使用。

 
  如果办公桌上不放一台电脑,工作起来就令人觉得紧张。从60年代过来的交易商开始谈论市场的神奇力量,谈论它的声音及气氛,它的种种玄妙之处。他们其实并没有今天那种叫交易商得益甚多的不间断的资讯,他们无非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用自己的激情去推动市场,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他们的交易风格本质上是一种直觉。对于电话的依赖,意味着必须要依靠一种关键性的技术。同时还要弄清电话那一端的交易商的手上掌握着什么样的王牌,以便确定自己能走多远,能不能吓倒对方,能不能引他上钩。因此,灵敏与聪明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些曾经当过邮差的交易商,一些曾在半夜打扫过清洁的人,只要脑子能胜任16位数的运算,能在眨眼功夫得出分数结果的人,都有可能走到交易商的办公桌边去学艺。一旦他们在市场上干得得心应手,他们就会获得众人的尊敬。当然,无论他们的才能如何出众,他们都很难进入公司的权力机构。

 
  在交易市场初露端倪之际,交易商们就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些脱颖而出者开始控制了交易,进而控制了公司。姆努欣当上了首席交易员,继而成为公司的部门经理。然后成为合伙人,在董事会有了一把交椅。他最后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有了立足之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亲自参加交易。

 
  随着70年代一天天过去,“想法活下去”成为挂在每个人的舌头尖上的词。石油危机使我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指数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如脱缓野马。“越战”开销更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债券价格变幻无常,利率则跃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了70年代的最后一年,竟然高达20%。紧接着,欠发达国家又出现了债务危机。从1969年到1970年,股票价格下跌了35%。固定货币利率被迫取消.货币随之实行浮动。1972年的商业一片萧条,美国经济也于1973年和1974年进入衰退。“水门事件”曝光,尼克松下台。1978年到1979年,通货再次膨胀,市场深受其害。每个人的脸上都刻上了愤世嫉俗的情绪。

 
  于是,在1972年和1978年之间,证交行掀起了兼并浪潮。生意难做使各家公司只有走合并之路才能苟延残喘,挤出一条生路。金融市场的动荡,给交易商们送上了一份厚礼。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选择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不过,这种急剧变化给强者打开了一条道路,使之能走出困境。

 
  在那个时代,强者开始崭露头角。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应算在三件事情的出现的账上。第一件事是,在1975年前,美国的买方给卖方的股票佣金,一直是个固定数。1975年后,佣金则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加以改变。讨价还价是个关键字眼,意味着交易技巧变得重要。

 
  折扣经纪公司的发起人缪里尔·西伯特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埃里沙”来了。当肘,我们把“自亚当创世以来发
  明的每件事都荒诞不稽”称为‘埃里沙。。这就是说,你
  必须想法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你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以
  最低的成本办成每一件事。于是,在那个时候,专业的
  交易商应运而生。
 
  结果是能够预测的。一旦可观的固定佣金被取消,收入就会随之下降。不能适应这一变化的公司,就只能退出证券交易行。佣金降低带来收入下降,只能依靠增加交易活动来弥补收入的损失。

 
  佩因·韦伯公司的董事长唐纳德·马雷在对《机构投资者》发表的谈话中这样评说道:
 
   使佣金下降的最大的原因是证交行业的发展过
  快。这一行中的公司数量太多了,旦增加势头不减。
 
  要想从这个人为的结构中脱身出来,就只能鼓励人们
  多进行交易。事情的变化真是太快,太快。
 
  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交易性的资本密集型的交易环境。随着竞争加剧,承受风险并战胜风险的能力决定了哪些公司胜出,哪些公司败阵。在华尔街的证交所里,许多人丢掉了饭碗。不少退出证券交易行的公司,甚至连他们是怎么失败的都搞不清楚。当然,也有的公司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风险,因而不愿意,也无能力从事大宗交易。凡是能干大宗交易,且干得十分出色的交易商,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工作的公司的无价之宝。

 
   我不想干律师这一行。但我又在华尔衡没有找到
  工作。日子真难呀。人们问我,干啥要当交易商呢?
 
  你是一名律师呀,律师怎么能当交易商呢?要知道,在
  那个时候,人们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看重,我想当
  一名投资银行家,却上错了学校。
 
  他在勒勃·罗德公司打工,做查利·布来克和莱昂内尔·史密斯的下手。他们对他进行各种处变不惊的训练。他们不停地问他,当这种或那种情况出现,你该怎样对付?他们还教他识别陷阱。训练起到了作用:

 
   莱昂内尔休假去了。全球航空公司与INA保险
  公司开始进行交易。当我观察纸带上的行情时,我的 .
  经纪人在交易大厅与我通电话。我记得,当时的纸带
  上出现了N…A…了…E…R这几个字母。我立即反应
  出,这几个字母应该是。完成。。
 
   我立即对经纪人说:。马上购买30万股INA公司
  的股票。”我开始查看纸带,上面开始记下:10万股43
  1/4,20万股43 1/2。……。就在此时,查利走到我的
  桌前,问我道:“情况如何?”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INA公司完成了兼并。”
  查利问道:“你的反应是什么?”此时,INA公司的股票
  已经跃升到47元1股。我核实了一下经纪人,我们买
  的股票.比INA公司此时售出的票,每股要低4至5
  元。查利看着我,夸奖道:“棒极了!但是,你为什么不
  多买一点?”然而我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不能太贪
  了。
 
   我们在勒勃·罗德公司干可转换债券买卖时,使用
  的是可以自己印制的转换卡。这张卡能告诉你在哪一
  个价位上可转换债券与股票等值。因而你必须将此卡
  随时放在交易桌上。你买多少种债券,就要在桌上摆
  多少张卡片。你还可以把它们摆成一排,放在纸带机
  边,一边观察纸带上的价格,一边把债券价格换算成纸
  带上标注的价格。
 
   由于没有电脑,每件事都得自己动手去做。美国
  电话公司那时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手上有卡,可以
  用计算器来进行计算。应该说,那时进行交易与现在
  有所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工具太少。今天的交易商
  根本不会费神去更新什么图表资料,只需在脑子里记
  下一些数据就行了。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的
  动作是十分快的。在4年内,我一直在从事可转换债
  券与套利基金买卖。
 
  1975年,斯坦利被调到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事大宗股票交易。所罗门兄弟公司一直在为成为投资银行而努力拼搏,因此斯坦利的使命,就是要当好首席股票交易商,树立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的形象,为公司的投资银行部门赢得委托权。他是敢冒风险的交易商的集中体现。在交易桌上,他们发明了债务转股交易。就是说,企业可用发行股票来抵消其债务,再由斯坦利拿去进行大宗交易。在那个时代,这是大手笔。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形式的交易以及敢冒风险的壮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总裁汤姆·斯特劳斯叙述了这些做法如何成为了公司传统的一部分:

 
   以理智的方式承担风险,是我们公司的文化。我
  们十分懂得这一点,知道承担损失的意义。我们就是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氛围需要若干年才能
  形成。约翰·古特弗雷奥在此事上功不可没。约翰在
  奠定今天的辛迪加方式,并将其变为风险交易方面,比
  公司的任何其他人都做得多。这种做法很快扩展到公
  司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做好了把公司的钱拿去冒险的
  一切准备。
 
  当时.监测大宗交易刚刚问世,通过看交易量的上升与下降就可确定其是积累还是分。今天,这一切均有电脑来做。用电脑来帮助交易商完成交易,是80年代才出现的事。及至80年代中期,计算器全部退出,一切计算工作都由电脑取代。

 
  第二件大事的出现,得力于人们重新关注新产品。新产品变得越来越精细了——金融期货,衍生物,期权,抵押证券——需要更高级的数学与统计学知识才能把它们弄懂。1973年4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期权挂牌上市。操纵电脑的交易商们开始关注这些新玩意儿,用HP手提计算器加以计算。这种老式HP计算器有一个卡片,当要转换到另一个功能时,就需把这个卡片放进去。根据那个所谓的布兰克一斯库尔斯公式,60秒钟就可计算出一个品种的期权的数据。当然,如果要计算更多种的期权,或者要大规模地开展买卖,计算器是难以满足需要了。

 
  10年后,PC机成为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帮手。期权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布兰克一斯库尔斯模型以及巧妙的定价结构。这些知识是传统的交易商不具备的。能够就这些新产品进行讨价还价的人,立即成为公司的宝贝。到了1977年,期权交易大量出现。

 
  交易商们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抵押债券的问世。抵押债券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罗伯特·达尔与刘易斯·拉涅里的发明。达尔与拉涅里将抵押加以分类,创制了一种可以出售的证券,这种债券大行其道。抵押交易商成了明星,是华尔街工薪最高的人。

 
  证券交易行的电脑运用越来越普遍。1971年,直接交易的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行情报系统(NASDOQ)投入运行。交易商们可以根据电脑终端屏幕上的信息直接买卖股票。债券商则使用政府公债经纪屏幕,后堂的买卖行为开始上网,成为自动化,支持前台的任何计划的实现。进入70年代中期,交易大厅里挤满了电脑迷。他们为新技术能使他们大展才华而欢欣鼓舞。电脑的神力与大脑的神力相结合,产生出一种又一种的新产品来进行交易,而且交易的速度越来越快。

 
  新一代的交易商除了其他的新鲜花样以外,还能用电脑编制程序设计套利战略。这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70年代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超级明星。当了超级明星,工资支票数额与权力也就会随之配套,至少在公司内部与在华尔街是如此。刘易斯·拉涅里、约翰·马尔赫伦、拉里·芬克、豪伊·鲁宾、迈克尔·米尔肯以及斯坦利·肖普科恩等人的名声如日中天。

 
  回过头来看,很难想像苹果电脑是仅在1977年才横空出世的。然而苹果电脑很快流行开来。到了1979年,交易商们便都带上电脑进入交易场所。这是因为苹果电脑运行的软件名叫VisiCalc,能够以极快速度进行数字运算,还能胜任一般运算器无法进行的复杂数字运算。过去,多方交易商需要在记录本上记录下他们的买卖,在交易日结束时用计算器计算平均价格。现在.他们可有了帮手了。

 
  80年代是能人辈出的时代。这一方面得力于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的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经济环境的改变,同时,新闻界对金融市场的兴趣大增,也起了催化的作用。伊万·布斯基出现了,丹尼斯·莱文也出现了,在新闻界给我们经常带来反面角色的同时,金融界则因约翰·古特弗雷奥、刘易斯·格卢克斯曼、彼得·布坎南以及理查德·费雪尔的崛起而大获好处。他们一跃成为他们公司的顶尖人物,坚定不移地把公司推向前
进。
 
  巨大的变革,在经济技术两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及其市场参与者。在里根执政时期,不加拘束的资本主义精神达到顶点,税率、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于1982年在美国开始下降,股市牛气了5年。纽约证交所拿出2000万美元进行技术改造,以便扩大市场容量。

 
  随着实时资讯的重要性在市场上日益明显,根据证监委415号预先登记规则,公司财务方应做的募股文字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公司财务工作必须与之保持同步,因而更加依赖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时间表极大压缩。所谓的预先登记,指的是公司可在证监委预先登记未来两年公司将要发行的股票的数量。根据市场条件,发股可在一天之内完成。这同时说明。公司可在最后一时刻进行选择,让谁帮助它们发股。投资公司必须要有快速发股的能力。而在以前,提出登记及其他文字工作所需时间,一拖至少是好几个月。

 
  预先登记制度的引入,意味着投资公司与交易商必须步调一致地工作。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这样做,那么他们就没有戏。这是一场大的改革,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两种公司从来没有这样干过。他们的背景与文化不同。

 
  公司再也不只依靠一个精英,而需要的是一代新的交易商。这样的调整在公司内部带来了若干文化问题。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内部,就无法接受听命于交易商、交易商对企业举

  斯坦利·肖普科恩是另一种敢于面对风险的人。他现在担任纽约资金公司的董事长。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尚在勒勃·罗德公司工作。他对变革期间的交易情形记忆犹新:

 
   我们的报价机还是纸带机。你在纸带上的位置代
  表着你在交易大厅里的地位。纸带是要走到纸卷轴那
  儿的。四五个交易商坐成一排,地位最高的则距纸带
  机最近。获取资讯的源泉,是一台道·琼斯股票报价
  机。机器距行情收录机很近。一旦有重要消息,机器
  就会响起来,响三次意味着消息极端重要。
 
   一号交易员莱昂内尔·史密斯坐在离机器与纸带
  最近的位置。如果你的位置在最后,你必须反应极其
  灵敏,因为等你看到了行情,别人已经早你十几秒看到
  行情了。
 
   关键是,每个人都想尽量靠近机器,占有好的位
  置。我不知道你们看见那种老式的道·琼斯指数机没
  有。那种机器的墨汁都要溅出来,我每隔一周都要弄
  脏一件衬衫,因为我的地位低,要干给机器换纸的活
  儿。
 
   1973年以前,交易商每周都能得到一本图表,你
  自己得动手把图表内容翻新。如果不这样,那么就只
  能等到下局五才能看到新的图表。每周的图表都是用
  特快专递送到交易商的家里。大家都盼若那个东西能
  在周五的晚上或周六的早上到手。
 
  那个时候,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运气、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肖普科思最初是想当一名律师,他进了布鲁克林法学院,考上了律师.还当了一阵子律师。然而,他觉得律师这一行索然无味,于是踏进华尔街:

  易商,造成内部冲突加剧。迪龙·里德没有这么做,莱曼兄弟公司全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公司都面临一个逐步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造成交易领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到了1983年华尔街已被新的个人电脑所淹没。1981年,IBM公司便把PC机推了进来。跨进证交所的新人都熟悉电脑技术。伦敦证交所“大革新”后,市场监管相对放松。这些年是交易商们发迹的好年景。他们为经纪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工商管理硕士过去一度所不屑的证交界,一下成为他们趋之若鸯的地方。
80年代的另一个景像是资金如浪潮般涌入股市,且一浪高过一浪。80年代末,共同基金平地倔起,交易量之高令人咋舌。1987年股市大跌,股民认识到,单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的。于是,更多的资金流向共同基金。由于人都有跟风的习性,加上广为流传的购买产权、企业兼并等都可以赚钱,使股市热浪滚滚。这个时代同时也是“垃圾公司债券”大发展的时代,所有这一切使得全世界都看清了股市原是很有一番作为的。

 
  约翰·古特弗雷奥和斯坦利·肖普科恩在1982年开始炒石油股。油价直线上升,石油股票在全世界所有股市的价格都超过了100美元。斯坦利说:
 
   我们觉得,石油股已经炒得过热。我们购石油公
  司的股票只打算炒短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
  的。1988年的石油股的流动性极强,炒短线的人如此
  之多,以至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还是
  美国市场上的石油股票的清算中心。我们在所罗门兄
  弟公司进行的这些短线炒作赚了不少的钱。我们进行
  的一些大宗股票交易,主要是为巴塞斯公司做的。我
  们与莱曼兄弟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一起,帮助卡
  尔·伊卡公司丢掉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重仓。我们
  还协助费雪兄弟公司出手了阿玛石油公司的大量股
  票。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进入证交行,就有进行大宗
  交易时冒风险的打算。
 
   所罗门公司与约翰·古特弗雷奥都有过人之智。
 
  一旦真要采取行动了,他们就会说,我们需要在旁边观
  察三四周,或者说,我们需要从投资的角度思考一下这
  个问题。我们在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与洛克希德公司
  的股票时,也是这么干的。所罗门公司之所以能在交
  易与投资上都有长足发展,跟这种态度不无关系。
 
  一代新人,一代与前辈迥然不同的新人,定进了华尔街。当全世界仍为趾高气昂的交易商所把持的时候,这批用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交易商,则不声不响地进入了证交行。他们用新技术解决了搞幕后活动的人头痛的种种问题,他们开发出专用软件.扩大了人的技能,使之能在诸如风险套利交易领域大展身手。有一位交易商对我说,1986年她还在大通公司工作,那时,每6个交易商才能拥有一部PC机。而在以后的几年,电脑大量运用于证券交易,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层出不穷。技术曲线的突变使得市场突破各自的地理界限,实现了全球化与自由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突飞猛进。

 
  于是,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的多方交易商,过去一直居于幕后,现在终于第一次跳上前台,聚集在一起谈论市场问题。他们不只是在高尔夫球场与宴会厅,而且还在会议室召开正式会议,大谈如何成为一支指导市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些人已经远不是70年代那些多方交易商手下的职员形象,他们从一开始便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空方经纪人与养老基金的多方经纪人在报酬上的差别是十分大的。他们要追问为何会出现这种区别,尤其是当他们的桌上已经摆满了金钱时,更是如此。

 
  当然,发生在80年代最大的事,莫过于1987年的股市大崩溃。在交易市场工作的人,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有一番经历,都有一段故事向人叙述。在股市崩盘时,有的人傻乎乎地望着屏幕,不知所措;有的人聚集在交易室,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唤,上帝!你能相信么?噢,上帝!”真是天下大乱。在交易市场工作了20年之久的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损失是巨大的。它极大地挫伤了市场内外的人气。斯坦利·肖普科恩还记得交易所当时的情形:

 
   震荡,山崩地裂。在股市暴跌的曰子里,人们的情
  绪也忽上忽下波动。个个斩仓出逃,保命要紧。大家
  脑子里只有这个想法。
 
   我敢说,比尔·约翰斯顿的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
  就在那一天,一些所谓的专门公司差不多濒于完蛋。
 
  然而,市场体系还是挺过来了。.所罗门公司的头儿约
  翰·古特弗雷奥给了交易伙伴很大的帮助。还助证交
  所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们一臂之力。他与证交所的管
  理阶层共渡难关。当然,政府本身也在密切关注股市
  事态发展。
 
  可能在纽约证交所当交易商的那些人受的打击最大。比尔·约翰斯顿也是一名交易商。他现在则是纽约证交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崩溃的那一天,比尔并不觉得有多么可伯,回到家里才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明天他怎么还别人的钱?银行还会给他贷款吗?

 
  那是1987年10月17日夜。在经历了一整天股价狂泄的折磨与混乱后,比尔回到家。在那一天,人们守在华尔街证交所门口,打探里面的消息。路边上,停满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顶上架着巨大的抛物天线。电视记者四处乱窜,寻找他们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的知情者,或者有话要说的人。世界末日论者开始在华尔街游行,标语牌宣称世界已经完蛋。

 
  在交易大厅里,经纪人已经无法跟上交易的节拍。卖单如瀑般泄下来,令他们忙得团团转。依照交易规则,交易经纪人必须为他们代表的股票,建立一个“公平与有秩序的交易环境”,这就是说,当股票下跌时,如果没有买单,他们就得把股票包下来。于是,当灾难降临时,交易所的交易商们个个重仓在身。为此,他们必须要拿出钱来。比尔说:

 
   1987年10月17曰是星期一。那一天收盘时,我
  们手上的股票已经多得不得了。我必须要在10月26
  日,即一周后付清所有的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钱
  一般只够5个工作曰的清算之用。如果不从银行贷
  款,我就无法付清。尽管我可以使部分存货变现,但我
  必须付清。
 
   我连忙给伦敦证交所的朋友通了电话,想从他们
  那里借钱。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以前
  也曾援助过他们。伦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费伦找
  到联邦储备银行,请联储开方便之门。联储找到一些
  银行,请他们出面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就是这样没有
  被请出局。感谢上帝,一切全赖朋友们伸出的援助之
  手。
 
  股市还在下跌,只是跳水的速度有所放慢。这种情形还会重演吗?可能,它毕竟伤了人们的元气。在股市崩溃后进行的调查中,各种调查报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纷纷提出建议,建立新的监管措施,至少应该做好对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与准备。

 
  有人把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电脑程序交易商(即大机构用电脑程序进行的交易。大机构同时购入或售出15种不同的股票,金额达100万美元,平均一天可有10%的赚头——译注)。在纽约市场上,每天至少有15个程序交易商在活动。他们的派头很大。这些人不搞投资,只在市场之间搞对冲套利。如果市场不利于他们套利,他们就要想法改造市场。如果期货相对于股票价高,他们就购进股票,做期货空头。反之亦然。他们的利润是两者之间的价差减去交易成本。这种套利行为从来就存在,且交易简单,十分直观。

 
  而“程序交易”则是共同基金之类的大机构采用的交易方法或风格。他们通常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朝一个方向共同行动。例如,一齐动手出售股票。假如有34个基金经理决定将其拥有的400家股票的投资组合卖掉,那么就通过与纽约证交所相连的电脑,在几分钟内抛掉所有的股票。这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普通交易商要在交易厅处理价值1000万或4000万美元的不同股票,会用相当长的时间,全然谈不上什么效率。现在,程序交易已经占到全部股票交易总量的10%到12%。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方式的交易大行其道。钱的影响力以及场外资金滚滚入市,是技术进步的动因。

 
   比尔·约翰斯顿1962年开始搞股票交易。时年23岁。
  我15岁那年,妈妈借给我一些国库券。以此作为
  抵押,我开立了一个经纪人帐户,开始买卖股票。在我
  小的时候,我爸爸在吃晚饭时,经常大谈股票的事。我
  立下志向,大学毕业后就去华尔街工作。我想,这是受
  了我爸爸的影响。
 
  1964年,他成为一名交易商。1967年,他以交易商的身份负责5种股票。这些股票是:
 
   大西洋城电力股票,橘城与罗克兰公用事业,旧金
  山与圣路易斯铁路,芝加哥与东伊利诺斯铁路及克罗
  格尔铁路。眼下,两支铁路股已不复存在,公用事业股
  还存在,大西洋电力于1996年与德尔马电力合并。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交易商,搞双向股票交易。他居于一个拍卖市场的轴心买卖双方都以某一种价格汇集于他的周围。他一方面积极参与交易,一方面密切关注电脑屏幕上的各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因此能比别人快20秒做出交易决定。

 
  如果你在交易市场上走一遭,你就会看见,交易商们站在他们的交易席位上,周围挤满了交易员,吵吵嚷嚷地买卖股票。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可能用自己的钱去平抑价格变化。一个好的交易商熟悉手中的股票,一如鸟儿熟悉天空一样。他们懂得市场的变化,懂得经济运行对市场的影响,懂得在什么时候出手,懂得何时手上的股票会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在过去的日子里,交易席是一个又高又圆的亭子,今天,这个亭子扯满通讯电缆,头顶上悬挂着电脑屏幕,有的屏幕直接与商务电视频道相连。

 
  我不清楚比尔是否还怀念以前的那个交易场合。大厅里人声鼎沸,地上撒满纸屑,一片狼藉。现在,比尔的交易场所转到了经理区域,里面一尘不染,警卫森严。那里的一切称得上华丽,华丽的地毯,华丽而厚重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宽敞的过道。当人要进入总裁区域内他的办公室,就必须从一张很大的红木桌子前经过,桌上摆有一个水晶缸子,里面放满了色彩绚丽的巧克力豆。在左边,有一条长沙发,紧靠一条同样长的条桌,桌上放有两台电脑,电视则播放金融节目。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沙发,墙壁上悬挂着古画。

 
  作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市场里的一位外交官,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位驻外代表,他需要一种静谧与平和的气氛来阅读他桌子上的各种材料,撰写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的文稿,拟定与各国政要保持接触的计划,以便让他们有兴趣与这个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保持联系。从一个交易商爬上今天的这种地位,比尔的生活与过去有天壤之别。他成功了。

 
  每天清早,一辆豪华轿车把他送到健身房,他先在那里锻炼身体。接着,车子再把他接去与客户或公司的代表共进早餐,然后他才去正式上班。在过去,他得先去交易席,看看买卖单有多阳,打听他经手的股票有何消息。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先弄到手的。现在,他只需去一下RAMP指挥中心便一目了然,指挥中心监测着所有的系统的工作状况。

 
  余下的时间是一连串的会议,包括拜会上市与未上市的公司的代表。午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通常在旧的交易所的楼上的午餐俱乐部与交易所的成员一道吃饭。有时,他也与客户一道,在最有绅士氛围的餐厅用餐。那间餐厅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同样是高高的弯顶,原木装修的墙上镶嵌着金叶。

 
  如果你不尾随着他进入午餐俱乐部,你就很难领略到他在交易所的重要性。从他经过那座镶有铜板的立柱进入大厅始,有的人就对他闪身让道,有的人则拥上来与他握手,有的人则从座位上仰头上望,高喊他的大名,希冀目光相会。他十分平易近人,不无幽默,但他还是得拿出领导人的那种仪态来。

 
  一天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要在下午4:00回到交易厅,擂响收盘的木槌。在收盘铃响起的时候,他那长有杂乱胡须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交易大厅的阳台上。他喜欢出头露面,每晚他都要抽时间出去与客户或交易所成员共进晚餐,倾听他们的呼声。夏天的周末,他会戴着驾驶帽,出现在充满闲情逸致的曼哈顿的海滩上,以超过时限的速度开车兜风。

 
  他爬上这样的高位,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我总是在与我认为的一种古老文化作斗争。人们
  以比我想像的更为平和的方式在做生意。现在是后生
  可畏,年轻人带着各种新鲜的观点在追赶老人。一年
  前,我在我的公司的每一个层面都看到,年轻人在发挥
  着更加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交易既快又好,大出
  我们的预料。他们敢冒风险,善于冒险。对于股票交
  易,他们并不那么冲动,不太容易“爱”上某支股票。一
  旦他们发现哪支股票的走势有违他们的初衷,他们就
  会出手。在我的公司,我就提倡这样干。
 
  我不知道股票交易是否可以被人教会。从某种程
  度上讲,它凭本能行事。如果你喜欢炒股,善于炒股,
  就不要怕受损失,要接着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
  面对亏损。一旦事态出现转机,又回到股市中。
 
  进入80年代,每个事物的运行节奏都在加快。电脑接手了过去最费时费事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搜集信息。任何一位交易商或一群交易商,都没有想到电脑会把这项工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快。没有电脑,交易商只能管理好有限的几只股票。有了电脑,他们就能有效地在同时料理多只股票,为公司赚更多的钱。若交易所里上千名交易商都这样做,你就会明白交易量何以会大增,交易速度何以会加决。技术造就了交易所与交易商都能得到的第三种力量。

 
  在纽约证所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伦敦证交所则问题多多。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激增,到处都在盛行兼并,鼓吹合并,但入市交易者数量却在下滑。许多人认为,下滑始于1986年的“大革新”,股票交易从交易大厅移到电脑屏幕系统。老式的大喊大叫买卖法在一个星期内便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电脑遥控交易。此外,第二年开始启用的新型“图努新股票交易系统”运行不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套系统的性能曾被大肆渲染过,结果它带来的损失则相当惨重。

 
  直到现在,交易所还安排了其他几套交易系统,因而对现在的这套交易系统构成了一种挑战。例如“交易点屏幕系统”就能立即向交易商显示伦敦证交所的最好报价以及他们的最好报价。这样,交易商就可进行选择。要么把自己的单传给伦敦证交所,要么交给“交易点系统”。前者市场广大,成交速度极快。后者费用低廉,成交速度较慢,因为只有出现了与你的价值相同的买卖对方才能成交。选择何种交易系统取决于交易商对于成交的急迫程度。

 
  埃里克·森伯格非常喜欢伦敦证交所的那种喧哗。这个人有一副刻意修饰的外表,嗜酒如命,喜欢古玩。他是交易所一个令人可怕的人物,因为他太好竞争。他早期接受的是“大喊大叫训练”,当时这种方式,跟今天的电脑训练一样重要。

 
  埃里克告诉我,他于1956年起就一直利用暑期为纽约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工作。他的老板是古斯·李维。
 
   正当我快返校读最后一学期的肘候,古斯把我叫
  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毕业后有何打算。我对他说,我想
  回来干股票交易。他说,好极了,正中我下怀。今天,
  人们说,如果不写一个东西,嘴上说的什么都不算数。
  他说是这样一个人,叫做一诺千金。
 
  埃里克回到了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坐进了唯一的一个空缺的交易席上。在他的身边是一个专门从事可转换债券的交易商。此人已经7l岁,在公司干了50年。埃里克当时只有21岁。那时不兴什么专门培训,所谓的培训只有OJT在职培训。于是,他就干可转换债券交易,一直干到1975年李维叫他接管公司债券的交易工作。1984年,他被调去负责“非美国证券交易”,后来又干外汇买卖、债券买卖、股票和期货交易。

 
  这个经验丰富的美国交易商来到伦敦。他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伦敦进行的大宗交易方式,并不像他在美国纽约搞的那种方法。他把美国的交易方式带给了伦敦,多少也搞了一次“小革新”。

 
   伦敦所谓的大宗交易是,当有人要出卖大宗股票
  时,必须要给10%的折扣。我觉得这是开玩笑。我与
  姆努欣一道工作,我经常对他说,这种交易方法全无道
  理。因为如果有人在纽约售出大宗股票,假如他卖出
  的股票比上次的少,或者比上次卖出的价低8%,你就
  不会去做这笔交易。这种情形从1989年底一直延续
  到1991年。
 
   我们作为美国公司,很难理解一个客户,无论是想
  买公司的1%的股票还是5%的股票,都必须要给出低
  于市场价格10%的折扣的原因。我老是在问,这样做
  怎么赚钱?当时把持着这种生意的公司是史密斯·纽
  科特公司。他们精于此道。在我们到了那里以后,以
  低于市场价格3%或5%的价格购入大宗股票,就等于
  每天夜晚都有一个圣诞老爷爷到你的家门口一样不可
  能。如果你卖不出去,你就大祸临头。
 
   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有一天,拉扎德来找我,带来了埃塞维尔公司的大
  宗股票业务。当然,对这支股票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但我并不了解内情。我以为我们可以独占这支股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家公司都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当时是1991年,客户们都知道这支股票在出售,我们
  则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泄露消息。我们被告知,不得向
  外界披露机密,然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已经四处活动
  收购这支股票了。
 
   我们实在不明白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一天
  多的时间里,股票便从77盾下跌到71盾。我搞不懂,
  只能对自己说,有人在搞鬼。
 
   我以上次售出的这支股票的价格购买了大宗股
  票,我以为我并未与人竞争。然而事后我发现人人都
  在做空。因为他们的惯常做法是先做空,然后再买进
  股票,因为他们预测,他们最终会以更低的价格买进股
  票。我们则从不这样操作。在美国,如果有谁这样干,
  那就非进监狱不可。美国以外的情况就不同了,我想
  他们这样做是合法的。总之,我购的股票占公司的股
  份的10%。
 
   这支股票在伦敦交易,我从纽约向伦敦的一个交
  易商打电话,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做
  CBOT。”许多入认为,CBoT是芝加哥交易所的缩写,
  其实,我这里的意思是案板上任入宰割的肉。
 
   我下令:“购进xxx股”。接着出现的情况是,股价
  立即从71眉上升到77眉。由于人
  人都空,因此我控了盘。
   这支股的流通数是6亿,是很大的一支股了。
 
  他越发神情焕发:
 
  
     另一支干得不错的股票是法国的路易斯·维东公司股票
  。维东家族想与阿劳德公司分
  开,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想,维东是个聪明人,然而,他们都不再想经营公司。
  我也有一些怠倦,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竞争性太强。
 
   我以市场价购了股票。我还了解到,给路易斯·维东公司
  当咨询的那个人,告诉维东家族的人说,他们必须拿出2000万
  元放在桌上,原因是市场报价就低了10%。真是疯了。总之,
  这是一场相当大的交易。
 
   我买下了这个公司5%的股票,而且还得在市场上收购1%
  至2%的股票,因为每个公司都在抛股。后来,我们的主要竞
  争者都预售了股票。他们到世界各个市场买这支股票。股票下
  跌,我以上次的价格购进了股票,他们则在已经降低了10%的
  基础上,又降价10%。市场疯了,他们又一次全都空了。
 
   现在,人们对这只股票的兴趣大增。每个人都在
  买它。只有我们才拥有这支股票。于是他们又猜测,
  只要我们以那个价格支付,我们一定疯了,因为我们会
  资金短缺。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正好是资金。在证券交
  易行,有效利用资金是最重要的事。资金运用不当,绝
  对是一个最大失误。这场交易比埃塞维尔公司的那笔
  交易还要大。
 
   我告诉你,我们成了赢家。我们冒了风险。假如
  我们错算,我们的亏损也金非常大。但这场风险值得
  一冒。我从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交易的——我
  不考虑我能赚多少,而是担心如果我判断有误,我的亏
  损有多大。我们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不想犯错误,
  更不想倾家荡产。
 
   在伦敦,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之处。当他们做交易
  时,他们总是先预售股票。这佯看来,他们的交易风险
  更高。然而,你总得找几个大机构表态,至少要买下交
  易股票的一半。因此,他们的真正风险并不大,因为一
  半已经出手。在我看来,承诺并不等于已有买主,你得
  自己作判断,然后上市场去找那些承诺者,向他们推
  销。在1996年以前,他们习惯于干代理业务,因而谈
  不上有什么风险。这跟我们在谈判佣金以前的惯常做
  法极其相似。
 
  对于埃里克来说,他如同在一间黑屋子里四处摸索。在一个不熟悉的市场环境里如果不懂游戏规则,或考不学习游戏规则,是没有办法把生意做好的。他却能在半年的时间内干得轰轰烈烈,其交易数量之大是前所未闻。他给市场带来的另一个大贡献就是,他使市场更富有流动性。一旦生意来了,他绝不会先等3天。如果是一笔大买卖,他会立即与他的合伙人商量。鲍勃·姆努欣即为其中之一。他通常立即做出决定,半个小时就会回话。这意味着生意会很快成交,机构能很快得到现金。

 
   你现在知道了伦敦与纽约的区别了吧。关于大宗
  交易的最大区别是:交易没有佣金。在伦敦,如果你冒
  险,潜在收益极高。你可以算算,如果你以3%的折扣
  购得6000万股,并有一个机构能在24小时内动员全
  球的股票市场,假如你购买的股票价格适当,就算3%
  的折扣吧,然后以1%的折扣出手,你就可能在这次交
  易中赚120万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鹰已降落”这是他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打广告的用语。广告画面上有一只雄姿英发的老鹰,下面是他的家庭电话号码。“扬基债券商24小时服务。”他大概是24小时全球交易服务的始作佣者。这就是埃里克,一个绝对与众不同的人物。可以理解的是,他以为今天的交易商太倚重电脑,而不是自己对市场的理解。

 
   机器告诉他们如何动作。我曾经给这些人开玩笑
  说,如果停电,你们就大祸临头,你们都得一命归西。
   这绝非危言耸听。
 
   再看程序交易商,或者“追势交易商”。他们利用
  电脑来查看股票交易量的上升下降,据此决定买卖股
  票。他们不知道公司在干什么,这未免太轻率了。用
  电脑搞交易或听命于电脑,与听命于图表如出一辙。
 
  电脑说,事情是这样的,就参加这次集会。在这间屋子
  里有一个集会,你被邀请参加10分钟。请进。
 
  有趣的是,森伯格本人就是一个电脑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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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代天骄
 
   在我涉足这一行的时候,一天能成交400万股就
    已经是天量了。到了1966年,我们一天就要成交4.5
    亿股。技术的威力韦人叹为观止。
   ——比尔·约翰斯顿
 
  “你上来吗?”
  我的眼前一片昏暗,只能伸出手摸着楼梯的扶手往上走。抬起头来,我看见楼梯的上面那个招呼我的人身穿花呢衣服,头发蓬乱。他的模样好似一位潦倒的教书匠。在公园大街旁的一幢古旧的石头大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鲍勃·姆努欣。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商,60年代便涉足证券交易行。他的主要功劳是开辟了机构大宗交易市场。机构投机者可在一张价单上买入或卖出巨额股票。

 
  眼下,此人又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他经营着一家名为C&M的艺术投资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在世界各地收购最抢手的抽象派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主要是马克·罗斯科、威廉·孔林和杰克逊·波罗克的作品。他和他的妻子还在康涅狄格的起伏群山中,修复了一座历史久远、华丽气派的乡村酒店——五月花酒店。

 
  我进了他的房间,眼睛仍然无法适应暗淡的光线。墙上的卤素星灯映射着一幅幅油画。人们必须事先预约方能进来参观或购买。整个厅堂充满着一种教堂般的庄严气氛。

 
  上了二楼,我们落座。举眼一看,全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屋于里十分静寂。房顶很高,使我们交谈的声调变得有些古怪。这儿的安静与交易所里的喧哗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鲍勃居然从大学一毕业就呆在那种环境里,他怎么过下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十分纳闷:

 
   我在华尔街的交易市场寻找工作。那时的华尔街
  并不像如今这样热门。当交易商的人,多半当过打字
  员或电报员。还有的人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我毕业于
  常青藤学校,会外语,要寻一份工作自然不难。我的工
  资每周52美元(1957年),相当可观了。
 
  证券市场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一个变革是开始了大宗交易。在债券市场上,这种交易是存在的。所谓的大宗交易,指的是交易商不再充当中介,而是站在交易的买方或卖方一边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出现的导火线,似乎是1962年的“肯尼迪镇压”。当时;肯尼迪总统竭力劝说钢铁公司不要提价。市场对此十分反感。道·琼斯指数像陀螺一样的旋转。8天下泄100点,接着又在3小时内狂跌40点。那一天,纽约证交所创下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天量。记录磁带跑了两三个钟头才完毕。当天,人们观察到,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个人投资者购买的股票最多。戈德曼·萨克斯、奥本海默、史密斯·巴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大举入市。

 
  姆努欣当时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当交易商。在交易的复杂性、规模及其范围都大到叫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机构交易出现应运而生。姆努欣从开始便卷入到这种交易中。交易额从当时已经够大的5000股直线上升。古斯·李维和鲍勃·姆努欣这两位交易商的功劳,不光使得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拥有了敢与机构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名声,而且使得这种交易方式得以存在并沿袭下去。姆努欣师从于李维,此人坐在交易大厅的玻璃窗后面摇扇指挥:

 
   古斯·李维是个了不起的人,称得上超凡脱俗。今
  天,我懂得了耐心的意义,就是从他那儿学会的。一旦
  我做错了,他就要骂我。我认为,对现在的许多人来
  说,古斯·李维才称得上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交易商
  先生”。是他率先搞起了机构大宗交易。古斯如果还
  称不上是华尔街的最大套利交易家,至少也是一位极
  其严肃认真的投机家。政府的监管措施将公用事业和
  铁路证券分成了两个部分。你必须要有信用证券与保
  证金,而目价格不同。你可以购买优先债券,并按这种
  价格将其售出。当时是1945年。
 
  古斯说,这样做好极了。但我把这些信用债券买
  给谁呢?于是他向好些个机构打电话,对它们说,你们
  应该关注这些票,它们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有些票的价格低,但若无人问津还是没有用处。古斯·李维就老想劝人卖掉他们手中的一些股票,换出钱来购买信用债券。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凡是因为要买他手上的信用债券而出售的任何种类的股票他都悉数收买。鲍勃继续说:“这就是大宗交易的开始,是大宗交易的第一粒种子。”

  古斯力图让他的推销术,在机构购买者那儿显得十分得体。他宣布将买下机构售出的任何股票且立即付现,而不是往常那样等一个月甚至半年。这样做增加了流动性,创造了一种令买卖双方都觉得十分顺利的环境。没有流动性的市场就没有交易,流动性对做成任何生意都必不可少。

 
   我们将此作为增强流动性工作的一个部分宋对
  待。在这些交易中,我们能找到买下他们的全部或部
  分股票的买主,也能找到想买股票的机构,或者在两边
  都建个仓。我们为此得到了相当多的佣金。有些人还
  希望我们能管理他们的资金,在我们没有找到买家或
  卖家时,这些钱便留在我们的账上,我们的佣金也不减
  少。
 
  有一天,古斯·李维与他直接指挥的伙伴一道共进午餐。当时,除了姆努欣还在餐厅,其余的人都走掉了。这时,进来了一位年轻的机构推销商。他对李维说,他要卖掉账户上的某支股票。当时,他们两个都觉得十分突然,因为他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笔生意:

 
   拉里,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向波土顿、费城
  的所有入都打了招呼,我们真像一只高音喇叭:大家听
  着,我们得到消息,有人要出售大笔股票,大得不得了,
  有人愿意买吗?
 
  古斯·李维掌管着好几家的账户,而且有几个年头了。由于老板不在,姆努欣便去打电话:
 
   电话那端的交易商问我,你有多少股票?我告诉
  了他。他回答说,我们有兴趣购买,但我不能主动出
  价,只能听你们的报价。我说,这个没有问题。我马上
  打电话给你们报价。
 
  他给他的推销商拉里通了电话,询问股价。拉里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了姆努欣他的客户的意思:
 
   我们不能主动出价。我甚至不该告诉你我们有股
  票要出售。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先报股票的价。
 
  
姆努欣坐下来,想了几分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荒唐事。一方是个机构,给他讲了有股票出售,这本来就不该讲这件事。它这样做了,却又说不能主动报价。另一方也是一家机构,有兴趣买股票,但仍不能主动出价。鲍勃继续说:

 
   我在干什么?我很快明白,这件事实际上是,第
  一,我是否有权去做,其次,我有没有勇气去做我需要
  做的事?
 
   上次卖的股票的售价是525/8。我对卖方说,我
  要给你的佣金比上次的佣金少1/2点。52 l/8卖你们
  的5万股股票。我出了价,心中暗自祈祷,上帝啊,希
  望哪个机构能够说,我要买你们的股票。他很快回来
  对我说,我以52 1/8的价格售出了你们的52400股股
  票。
 
   现在,我马上拿起电话,对那个机构的人说,阿里
  斯,好消息,上次的售价52 5/8。现在,我有52400股,
  实盘价是52 l/4。她对我说,别挂电话。我问她,要等
  多久,她说,不太久。
 
   天啦,时间过得多么慢。她终于回电话了。好的,
  我们愿意以52 1/4的价格购52400股股票。于是,我
  连忙对卖家说,听着,我有好消息给你。你不是有
  52400股股票卖价是52 l/8么?你不会以这个价格卖
  出股票。我让你有1/8点的赚头,买家出们是52 1/4。
 
   他大为惊讶。我们把价一公布,所有的人都齐声
  高呼。他们一下拥过来,我的意思是说,简盲像欢庆一
  个重大的胜利。
 
  古斯吃完午餐,把姆努欣召进办公室。他说他听到了RCA股票的事。他向姆努欣表示祝贺。姆努欣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朝办公室门走去。他随后回过身,对古斯说:

 
   古斯,我在想,这是否该这样做?你知道,我没有
  人出价,也没有一个客户。是我自己在出价。如果没
  有客户,我们就得自己把所有的股票都吃掉。能准许
  我再做这样的事吗?
 
  古斯说:“你无非是运用了你的良好的判断力。是的,我想我会准许你这样做。”姆努欣得出结论:
 
   我就这样当上了交易商。因为,在这笔交易以前,
  我不过是一名跑腿匠。
 
  从60年代中期起,随着保险公司与养老基金开始从购买债券转而购买股票,交易的规模逐步增加。随着货币投机商的胃口变大,大宗交易也越来越多。市场热闹非凡。道·琼斯指数至1967年上升了45%。究竟什么东西造成这一局面,是货币投机商的需要与风格发生了变化,还是他们意识到企业是一种新型客户?共同的看法是两者同时造成了这一局面。在华尔街的公司每股可赚3角,于是几家有实力的公司便参加进来,调拨资金扩大市场占有率。这就是交易商开始赚钱的时候。

 
  在资金委托之前,当一名交易商并不特别需要交易技巧。交易商充其量在发挥秘书的作用。从1929年股市大跌之后,华尔街的臭名声便一直延续到50年代。60年代始,纽约证交所的交易量开始攀升。大宗交易出现。机构开始积极地关注股市。它们研究工业集团,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些公司能把流动性带给他们,或者通过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能立即兑现,他们便能确定拥有那些最好的股票。及至60年代末,在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数量,就达到了1000万股。

 
  那时,交易商仍然使用着相当落后的工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60年代意味着肯尼迪总统被刺与嬉皮士运动。但对交易商来说,那个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1967年出现了电话直接交易。交易点公司的斯坦利·罗斯当时在伦敦工作。他说:

 
   1967年出现电话交易时,我立即懂得了技术可能
  发挥的作用。当我们的交易室被电话线与世界相连
  时,它在一夜之间就推翻了我们在50年代与60年代
  大部分时间进行国际贸易所用的全部方法。你能想像
  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还有,电传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资金相联,能用各种方法进行保
  密,甚至还能计算各国的货币。
 
  姆努欣记得,在纽约,他们除了用电话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进行交易外,几乎没有用别的什么方法来开展交易:
 
   机器上有一大卷纸,那卷纸带通过你的办公桌。
 
  你坐在桌前,目光注视看眼前的纸带。一旦交易达成,
  它就被传送到这台机器上,再打印到纸带上。
 
   老交易商们说,他们只要一听到行情机转动的声
  音,就能分辨出行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当机器运转速
  度加快,纸带通过办公桌前的速度也就加快,声音就会
  不同。此时,行情靠得住在发生变化。他们是靠听纸
  带走动的声音来感知行情变化的。我就是从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我目不转睛地盯住纸带,与纸带在进行交
  流。
 
  在60年代,商界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电脑那时刚运用于商业运算。当时的电脑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体积庞大。1962年伯纳姆公司安装了第一台电脑用于会计工作。1966年,公司拥有了第一台巨型IBM主机。在60年代的股市热中,由于交易量大增,经纪人手忙脚乱。没有电脑,经纪人就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进入60年代后期,200多家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人兼并。原因是这些公司没有数据处理设备,更无能够用电脑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的人才。60年代后期,纽约证交所为了应付大宗交易,开发出了BAS系统(大宗股票交易自动化系统),用于大宗股票的自动交易。1969年,一个名叫“蓝屋”的交易室开始投入使用。

 
  如果办公桌上不放一台电脑,工作起来就令人觉得紧张。从60年代过来的交易商开始谈论市场的神奇力量,谈论它的声音及气氛,它的种种玄妙之处。他们其实并没有今天那种叫交易商得益甚多的不间断的资讯,他们无非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用自己的激情去推动市场,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他们的交易风格本质上是一种直觉。对于电话的依赖,意味着必须要依靠一种关键性的技术。同时还要弄清电话那一端的交易商的手上掌握着什么样的王牌,以便确定自己能走多远,能不能吓倒对方,能不能引他上钩。因此,灵敏与聪明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些曾经当过邮差的交易商,一些曾在半夜打扫过清洁的人,只要脑子能胜任16位数的运算,能在眨眼功夫得出分数结果的人,都有可能走到交易商的办公桌边去学艺。一旦他们在市场上干得得心应手,他们就会获得众人的尊敬。当然,无论他们的才能如何出众,他们都很难进入公司的权力机构。

 
  在交易市场初露端倪之际,交易商们就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些脱颖而出者开始控制了交易,进而控制了公司。姆努欣当上了首席交易员,继而成为公司的部门经理。然后成为合伙人,在董事会有了一把交椅。他最后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有了立足之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亲自参加交易。

 
  随着70年代一天天过去,“想法活下去”成为挂在每个人的舌头尖上的词。石油危机使我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指数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如脱缓野马。“越战”开销更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债券价格变幻无常,利率则跃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了70年代的最后一年,竟然高达20%。紧接着,欠发达国家又出现了债务危机。从1969年到1970年,股票价格下跌了35%。固定货币利率被迫取消.货币随之实行浮动。1972年的商业一片萧条,美国经济也于1973年和1974年进入衰退。“水门事件”曝光,尼克松下台。1978年到1979年,通货再次膨胀,市场深受其害。每个人的脸上都刻上了愤世嫉俗的情绪。

 
  于是,在1972年和1978年之间,证交行掀起了兼并浪潮。生意难做使各家公司只有走合并之路才能苟延残喘,挤出一条生路。金融市场的动荡,给交易商们送上了一份厚礼。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选择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不过,这种急剧变化给强者打开了一条道路,使之能走出困境。

 
  在那个时代,强者开始崭露头角。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应算在三件事情的出现的账上。第一件事是,在1975年前,美国的买方给卖方的股票佣金,一直是个固定数。1975年后,佣金则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加以改变。讨价还价是个关键字眼,意味着交易技巧变得重要。

 
  折扣经纪公司的发起人缪里尔·西伯特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埃里沙”来了。当肘,我们把“自亚当创世以来发
  明的每件事都荒诞不稽”称为‘埃里沙。。这就是说,你
  必须想法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你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以
  最低的成本办成每一件事。于是,在那个时候,专业的
  交易商应运而生。
 
  结果是能够预测的。一旦可观的固定佣金被取消,收入就会随之下降。不能适应这一变化的公司,就只能退出证券交易行。佣金降低带来收入下降,只能依靠增加交易活动来弥补收入的损失。

 
  佩因·韦伯公司的董事长唐纳德·马雷在对《机构投资者》发表的谈话中这样评说道:
 
   使佣金下降的最大的原因是证交行业的发展过
  快。这一行中的公司数量太多了,旦增加势头不减。
 
  要想从这个人为的结构中脱身出来,就只能鼓励人们
  多进行交易。事情的变化真是太快,太快。
 
  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交易性的资本密集型的交易环境。随着竞争加剧,承受风险并战胜风险的能力决定了哪些公司胜出,哪些公司败阵。在华尔街的证交所里,许多人丢掉了饭碗。不少退出证券交易行的公司,甚至连他们是怎么失败的都搞不清楚。当然,也有的公司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风险,因而不愿意,也无能力从事大宗交易。凡是能干大宗交易,且干得十分出色的交易商,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工作的公司的无价之宝。

 
   我不想干律师这一行。但我又在华尔衡没有找到
  工作。日子真难呀。人们问我,干啥要当交易商呢?
 
  你是一名律师呀,律师怎么能当交易商呢?要知道,在
  那个时候,人们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看重,我想当
  一名投资银行家,却上错了学校。
 
  他在勒勃·罗德公司打工,做查利·布来克和莱昂内尔·史密斯的下手。他们对他进行各种处变不惊的训练。他们不停地问他,当这种或那种情况出现,你该怎样对付?他们还教他识别陷阱。训练起到了作用:

 
   莱昂内尔休假去了。全球航空公司与INA保险
  公司开始进行交易。当我观察纸带上的行情时,我的 .
  经纪人在交易大厅与我通电话。我记得,当时的纸带
  上出现了N…A…了…E…R这几个字母。我立即反应
  出,这几个字母应该是。完成。。
 
   我立即对经纪人说:。马上购买30万股INA公司
  的股票。”我开始查看纸带,上面开始记下:10万股43
  1/4,20万股43 1/2。……。就在此时,查利走到我的
  桌前,问我道:“情况如何?”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INA公司完成了兼并。”
  查利问道:“你的反应是什么?”此时,INA公司的股票
  已经跃升到47元1股。我核实了一下经纪人,我们买
  的股票.比INA公司此时售出的票,每股要低4至5
  元。查利看着我,夸奖道:“棒极了!但是,你为什么不
  多买一点?”然而我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不能太贪
  了。
 
   我们在勒勃·罗德公司干可转换债券买卖时,使用
  的是可以自己印制的转换卡。这张卡能告诉你在哪一
  个价位上可转换债券与股票等值。因而你必须将此卡
  随时放在交易桌上。你买多少种债券,就要在桌上摆
  多少张卡片。你还可以把它们摆成一排,放在纸带机
  边,一边观察纸带上的价格,一边把债券价格换算成纸
  带上标注的价格。
 
   由于没有电脑,每件事都得自己动手去做。美国
  电话公司那时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手上有卡,可以
  用计算器来进行计算。应该说,那时进行交易与现在
  有所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工具太少。今天的交易商
  根本不会费神去更新什么图表资料,只需在脑子里记
  下一些数据就行了。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的
  动作是十分快的。在4年内,我一直在从事可转换债
  券与套利基金买卖。
 
  1975年,斯坦利被调到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事大宗股票交易。所罗门兄弟公司一直在为成为投资银行而努力拼搏,因此斯坦利的使命,就是要当好首席股票交易商,树立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的形象,为公司的投资银行部门赢得委托权。他是敢冒风险的交易商的集中体现。在交易桌上,他们发明了债务转股交易。就是说,企业可用发行股票来抵消其债务,再由斯坦利拿去进行大宗交易。在那个时代,这是大手笔。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形式的交易以及敢冒风险的壮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总裁汤姆·斯特劳斯叙述了这些做法如何成为了公司传统的一部分:

 
   以理智的方式承担风险,是我们公司的文化。我
  们十分懂得这一点,知道承担损失的意义。我们就是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氛围需要若干年才能
  形成。约翰·古特弗雷奥在此事上功不可没。约翰在
  奠定今天的辛迪加方式,并将其变为风险交易方面,比
  公司的任何其他人都做得多。这种做法很快扩展到公
  司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做好了把公司的钱拿去冒险的
  一切准备。
 
  当时.监测大宗交易刚刚问世,通过看交易量的上升与下降就可确定其是积累还是分。今天,这一切均有电脑来做。用电脑来帮助交易商完成交易,是80年代才出现的事。及至80年代中期,计算器全部退出,一切计算工作都由电脑取代。

 
  第二件大事的出现,得力于人们重新关注新产品。新产品变得越来越精细了——金融期货,衍生物,期权,抵押证券——需要更高级的数学与统计学知识才能把它们弄懂。1973年4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期权挂牌上市。操纵电脑的交易商们开始关注这些新玩意儿,用HP手提计算器加以计算。这种老式HP计算器有一个卡片,当要转换到另一个功能时,就需把这个卡片放进去。根据那个所谓的布兰克一斯库尔斯公式,60秒钟就可计算出一个品种的期权的数据。当然,如果要计算更多种的期权,或者要大规模地开展买卖,计算器是难以满足需要了。

 
  10年后,PC机成为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帮手。期权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布兰克一斯库尔斯模型以及巧妙的定价结构。这些知识是传统的交易商不具备的。能够就这些新产品进行讨价还价的人,立即成为公司的宝贝。到了1977年,期权交易大量出现。

 
  交易商们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抵押债券的问世。抵押债券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罗伯特·达尔与刘易斯·拉涅里的发明。达尔与拉涅里将抵押加以分类,创制了一种可以出售的证券,这种债券大行其道。抵押交易商成了明星,是华尔街工薪最高的人。

 
  证券交易行的电脑运用越来越普遍。1971年,直接交易的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行情报系统(NASDOQ)投入运行。交易商们可以根据电脑终端屏幕上的信息直接买卖股票。债券商则使用政府公债经纪屏幕,后堂的买卖行为开始上网,成为自动化,支持前台的任何计划的实现。进入70年代中期,交易大厅里挤满了电脑迷。他们为新技术能使他们大展才华而欢欣鼓舞。电脑的神力与大脑的神力相结合,产生出一种又一种的新产品来进行交易,而且交易的速度越来越快。

 
  新一代的交易商除了其他的新鲜花样以外,还能用电脑编制程序设计套利战略。这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70年代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超级明星。当了超级明星,工资支票数额与权力也就会随之配套,至少在公司内部与在华尔街是如此。刘易斯·拉涅里、约翰·马尔赫伦、拉里·芬克、豪伊·鲁宾、迈克尔·米尔肯以及斯坦利·肖普科恩等人的名声如日中天。

 
  回过头来看,很难想像苹果电脑是仅在1977年才横空出世的。然而苹果电脑很快流行开来。到了1979年,交易商们便都带上电脑进入交易场所。这是因为苹果电脑运行的软件名叫VisiCalc,能够以极快速度进行数字运算,还能胜任一般运算器无法进行的复杂数字运算。过去,多方交易商需要在记录本上记录下他们的买卖,在交易日结束时用计算器计算平均价格。现在.他们可有了帮手了。

 
  80年代是能人辈出的时代。这一方面得力于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的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经济环境的改变,同时,新闻界对金融市场的兴趣大增,也起了催化的作用。伊万·布斯基出现了,丹尼斯·莱文也出现了,在新闻界给我们经常带来反面角色的同时,金融界则因约翰·古特弗雷奥、刘易斯·格卢克斯曼、彼得·布坎南以及理查德·费雪尔的崛起而大获好处。他们一跃成为他们公司的顶尖人物,坚定不移地把公司推向前
进。
 
  巨大的变革,在经济技术两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及其市场参与者。在里根执政时期,不加拘束的资本主义精神达到顶点,税率、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于1982年在美国开始下降,股市牛气了5年。纽约证交所拿出2000万美元进行技术改造,以便扩大市场容量。

 
  随着实时资讯的重要性在市场上日益明显,根据证监委415号预先登记规则,公司财务方应做的募股文字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公司财务工作必须与之保持同步,因而更加依赖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时间表极大压缩。所谓的预先登记,指的是公司可在证监委预先登记未来两年公司将要发行的股票的数量。根据市场条件,发股可在一天之内完成。这同时说明。公司可在最后一时刻进行选择,让谁帮助它们发股。投资公司必须要有快速发股的能力。而在以前,提出登记及其他文字工作所需时间,一拖至少是好几个月。

 
  预先登记制度的引入,意味着投资公司与交易商必须步调一致地工作。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这样做,那么他们就没有戏。这是一场大的改革,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两种公司从来没有这样干过。他们的背景与文化不同。

 
  公司再也不只依靠一个精英,而需要的是一代新的交易商。这样的调整在公司内部带来了若干文化问题。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内部,就无法接受听命于交易商、交易商对企业举

  斯坦利·肖普科恩是另一种敢于面对风险的人。他现在担任纽约资金公司的董事长。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尚在勒勃·罗德公司工作。他对变革期间的交易情形记忆犹新:

 
   我们的报价机还是纸带机。你在纸带上的位置代
  表着你在交易大厅里的地位。纸带是要走到纸卷轴那
  儿的。四五个交易商坐成一排,地位最高的则距纸带
  机最近。获取资讯的源泉,是一台道·琼斯股票报价
  机。机器距行情收录机很近。一旦有重要消息,机器
  就会响起来,响三次意味着消息极端重要。
 
   一号交易员莱昂内尔·史密斯坐在离机器与纸带
  最近的位置。如果你的位置在最后,你必须反应极其
  灵敏,因为等你看到了行情,别人已经早你十几秒看到
  行情了。
 
   关键是,每个人都想尽量靠近机器,占有好的位
  置。我不知道你们看见那种老式的道·琼斯指数机没
  有。那种机器的墨汁都要溅出来,我每隔一周都要弄
  脏一件衬衫,因为我的地位低,要干给机器换纸的活
  儿。
 
   1973年以前,交易商每周都能得到一本图表,你
  自己得动手把图表内容翻新。如果不这样,那么就只
  能等到下局五才能看到新的图表。每周的图表都是用
  特快专递送到交易商的家里。大家都盼若那个东西能
  在周五的晚上或周六的早上到手。
 
  那个时候,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运气、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肖普科思最初是想当一名律师,他进了布鲁克林法学院,考上了律师.还当了一阵子律师。然而,他觉得律师这一行索然无味,于是踏进华尔街:

  易商,造成内部冲突加剧。迪龙·里德没有这么做,莱曼兄弟公司全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公司都面临一个逐步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造成交易领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到了1983年华尔街已被新的个人电脑所淹没。1981年,IBM公司便把PC机推了进来。跨进证交所的新人都熟悉电脑技术。伦敦证交所“大革新”后,市场监管相对放松。这些年是交易商们发迹的好年景。他们为经纪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工商管理硕士过去一度所不屑的证交界,一下成为他们趋之若鸯的地方。
80年代的另一个景像是资金如浪潮般涌入股市,且一浪高过一浪。80年代末,共同基金平地倔起,交易量之高令人咋舌。1987年股市大跌,股民认识到,单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的。于是,更多的资金流向共同基金。由于人都有跟风的习性,加上广为流传的购买产权、企业兼并等都可以赚钱,使股市热浪滚滚。这个时代同时也是“垃圾公司债券”大发展的时代,所有这一切使得全世界都看清了股市原是很有一番作为的。

 
  约翰·古特弗雷奥和斯坦利·肖普科恩在1982年开始炒石油股。油价直线上升,石油股票在全世界所有股市的价格都超过了100美元。斯坦利说:
 
   我们觉得,石油股已经炒得过热。我们购石油公
  司的股票只打算炒短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
  的。1988年的石油股的流动性极强,炒短线的人如此
  之多,以至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还是
  美国市场上的石油股票的清算中心。我们在所罗门兄
  弟公司进行的这些短线炒作赚了不少的钱。我们进行
  的一些大宗股票交易,主要是为巴塞斯公司做的。我
  们与莱曼兄弟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一起,帮助卡
  尔·伊卡公司丢掉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重仓。我们
  还协助费雪兄弟公司出手了阿玛石油公司的大量股
  票。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进入证交行,就有进行大宗
  交易时冒风险的打算。
 
   所罗门公司与约翰·古特弗雷奥都有过人之智。
 
  一旦真要采取行动了,他们就会说,我们需要在旁边观
  察三四周,或者说,我们需要从投资的角度思考一下这
  个问题。我们在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与洛克希德公司
  的股票时,也是这么干的。所罗门公司之所以能在交
  易与投资上都有长足发展,跟这种态度不无关系。
 
  一代新人,一代与前辈迥然不同的新人,定进了华尔街。当全世界仍为趾高气昂的交易商所把持的时候,这批用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交易商,则不声不响地进入了证交行。他们用新技术解决了搞幕后活动的人头痛的种种问题,他们开发出专用软件.扩大了人的技能,使之能在诸如风险套利交易领域大展身手。有一位交易商对我说,1986年她还在大通公司工作,那时,每6个交易商才能拥有一部PC机。而在以后的几年,电脑大量运用于证券交易,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层出不穷。技术曲线的突变使得市场突破各自的地理界限,实现了全球化与自由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突飞猛进。

 
  于是,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的多方交易商,过去一直居于幕后,现在终于第一次跳上前台,聚集在一起谈论市场问题。他们不只是在高尔夫球场与宴会厅,而且还在会议室召开正式会议,大谈如何成为一支指导市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些人已经远不是70年代那些多方交易商手下的职员形象,他们从一开始便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空方经纪人与养老基金的多方经纪人在报酬上的差别是十分大的。他们要追问为何会出现这种区别,尤其是当他们的桌上已经摆满了金钱时,更是如此。

 
  当然,发生在80年代最大的事,莫过于1987年的股市大崩溃。在交易市场工作的人,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有一番经历,都有一段故事向人叙述。在股市崩盘时,有的人傻乎乎地望着屏幕,不知所措;有的人聚集在交易室,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唤,上帝!你能相信么?噢,上帝!”真是天下大乱。在交易市场工作了20年之久的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损失是巨大的。它极大地挫伤了市场内外的人气。斯坦利·肖普科恩还记得交易所当时的情形:

 
   震荡,山崩地裂。在股市暴跌的曰子里,人们的情
  绪也忽上忽下波动。个个斩仓出逃,保命要紧。大家
  脑子里只有这个想法。
 
   我敢说,比尔·约翰斯顿的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
  就在那一天,一些所谓的专门公司差不多濒于完蛋。
 
  然而,市场体系还是挺过来了。.所罗门公司的头儿约
  翰·古特弗雷奥给了交易伙伴很大的帮助。还助证交
  所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们一臂之力。他与证交所的管
  理阶层共渡难关。当然,政府本身也在密切关注股市
  事态发展。
 
  可能在纽约证交所当交易商的那些人受的打击最大。比尔·约翰斯顿也是一名交易商。他现在则是纽约证交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崩溃的那一天,比尔并不觉得有多么可伯,回到家里才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明天他怎么还别人的钱?银行还会给他贷款吗?

 
  那是1987年10月17日夜。在经历了一整天股价狂泄的折磨与混乱后,比尔回到家。在那一天,人们守在华尔街证交所门口,打探里面的消息。路边上,停满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顶上架着巨大的抛物天线。电视记者四处乱窜,寻找他们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的知情者,或者有话要说的人。世界末日论者开始在华尔街游行,标语牌宣称世界已经完蛋。

 
  在交易大厅里,经纪人已经无法跟上交易的节拍。卖单如瀑般泄下来,令他们忙得团团转。依照交易规则,交易经纪人必须为他们代表的股票,建立一个“公平与有秩序的交易环境”,这就是说,当股票下跌时,如果没有买单,他们就得把股票包下来。于是,当灾难降临时,交易所的交易商们个个重仓在身。为此,他们必须要拿出钱来。比尔说:

 
   1987年10月17曰是星期一。那一天收盘时,我
  们手上的股票已经多得不得了。我必须要在10月26
  日,即一周后付清所有的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钱
  一般只够5个工作曰的清算之用。如果不从银行贷
  款,我就无法付清。尽管我可以使部分存货变现,但我
  必须付清。
 
   我连忙给伦敦证交所的朋友通了电话,想从他们
  那里借钱。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以前
  也曾援助过他们。伦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费伦找
  到联邦储备银行,请联储开方便之门。联储找到一些
  银行,请他们出面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就是这样没有
  被请出局。感谢上帝,一切全赖朋友们伸出的援助之
  手。
 
  股市还在下跌,只是跳水的速度有所放慢。这种情形还会重演吗?可能,它毕竟伤了人们的元气。在股市崩溃后进行的调查中,各种调查报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纷纷提出建议,建立新的监管措施,至少应该做好对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与准备。

 
  有人把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电脑程序交易商(即大机构用电脑程序进行的交易。大机构同时购入或售出15种不同的股票,金额达100万美元,平均一天可有10%的赚头——译注)。在纽约市场上,每天至少有15个程序交易商在活动。他们的派头很大。这些人不搞投资,只在市场之间搞对冲套利。如果市场不利于他们套利,他们就要想法改造市场。如果期货相对于股票价高,他们就购进股票,做期货空头。反之亦然。他们的利润是两者之间的价差减去交易成本。这种套利行为从来就存在,且交易简单,十分直观。

 
  而“程序交易”则是共同基金之类的大机构采用的交易方法或风格。他们通常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朝一个方向共同行动。例如,一齐动手出售股票。假如有34个基金经理决定将其拥有的400家股票的投资组合卖掉,那么就通过与纽约证交所相连的电脑,在几分钟内抛掉所有的股票。这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普通交易商要在交易厅处理价值1000万或4000万美元的不同股票,会用相当长的时间,全然谈不上什么效率。现在,程序交易已经占到全部股票交易总量的10%到12%。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方式的交易大行其道。钱的影响力以及场外资金滚滚入市,是技术进步的动因。

 
   比尔·约翰斯顿1962年开始搞股票交易。时年23岁。
  我15岁那年,妈妈借给我一些国库券。以此作为
  抵押,我开立了一个经纪人帐户,开始买卖股票。在我
  小的时候,我爸爸在吃晚饭时,经常大谈股票的事。我
  立下志向,大学毕业后就去华尔街工作。我想,这是受
  了我爸爸的影响。
 
  1964年,他成为一名交易商。1967年,他以交易商的身份负责5种股票。这些股票是:
 
   大西洋城电力股票,橘城与罗克兰公用事业,旧金
  山与圣路易斯铁路,芝加哥与东伊利诺斯铁路及克罗
  格尔铁路。眼下,两支铁路股已不复存在,公用事业股
  还存在,大西洋电力于1996年与德尔马电力合并。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交易商,搞双向股票交易。他居于一个拍卖市场的轴心买卖双方都以某一种价格汇集于他的周围。他一方面积极参与交易,一方面密切关注电脑屏幕上的各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因此能比别人快20秒做出交易决定。

 
  如果你在交易市场上走一遭,你就会看见,交易商们站在他们的交易席位上,周围挤满了交易员,吵吵嚷嚷地买卖股票。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可能用自己的钱去平抑价格变化。一个好的交易商熟悉手中的股票,一如鸟儿熟悉天空一样。他们懂得市场的变化,懂得经济运行对市场的影响,懂得在什么时候出手,懂得何时手上的股票会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在过去的日子里,交易席是一个又高又圆的亭子,今天,这个亭子扯满通讯电缆,头顶上悬挂着电脑屏幕,有的屏幕直接与商务电视频道相连。

 
  我不清楚比尔是否还怀念以前的那个交易场合。大厅里人声鼎沸,地上撒满纸屑,一片狼藉。现在,比尔的交易场所转到了经理区域,里面一尘不染,警卫森严。那里的一切称得上华丽,华丽的地毯,华丽而厚重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宽敞的过道。当人要进入总裁区域内他的办公室,就必须从一张很大的红木桌子前经过,桌上摆有一个水晶缸子,里面放满了色彩绚丽的巧克力豆。在左边,有一条长沙发,紧靠一条同样长的条桌,桌上放有两台电脑,电视则播放金融节目。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沙发,墙壁上悬挂着古画。

 
  作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市场里的一位外交官,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位驻外代表,他需要一种静谧与平和的气氛来阅读他桌子上的各种材料,撰写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的文稿,拟定与各国政要保持接触的计划,以便让他们有兴趣与这个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保持联系。从一个交易商爬上今天的这种地位,比尔的生活与过去有天壤之别。他成功了。

 
  每天清早,一辆豪华轿车把他送到健身房,他先在那里锻炼身体。接着,车子再把他接去与客户或公司的代表共进早餐,然后他才去正式上班。在过去,他得先去交易席,看看买卖单有多阳,打听他经手的股票有何消息。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先弄到手的。现在,他只需去一下RAMP指挥中心便一目了然,指挥中心监测着所有的系统的工作状况。

 
  余下的时间是一连串的会议,包括拜会上市与未上市的公司的代表。午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通常在旧的交易所的楼上的午餐俱乐部与交易所的成员一道吃饭。有时,他也与客户一道,在最有绅士氛围的餐厅用餐。那间餐厅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同样是高高的弯顶,原木装修的墙上镶嵌着金叶。

 
  如果你不尾随着他进入午餐俱乐部,你就很难领略到他在交易所的重要性。从他经过那座镶有铜板的立柱进入大厅始,有的人就对他闪身让道,有的人则拥上来与他握手,有的人则从座位上仰头上望,高喊他的大名,希冀目光相会。他十分平易近人,不无幽默,但他还是得拿出领导人的那种仪态来。

 
  一天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要在下午4:00回到交易厅,擂响收盘的木槌。在收盘铃响起的时候,他那长有杂乱胡须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交易大厅的阳台上。他喜欢出头露面,每晚他都要抽时间出去与客户或交易所成员共进晚餐,倾听他们的呼声。夏天的周末,他会戴着驾驶帽,出现在充满闲情逸致的曼哈顿的海滩上,以超过时限的速度开车兜风。

 
  他爬上这样的高位,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我总是在与我认为的一种古老文化作斗争。人们
  以比我想像的更为平和的方式在做生意。现在是后生
  可畏,年轻人带着各种新鲜的观点在追赶老人。一年
  前,我在我的公司的每一个层面都看到,年轻人在发挥
  着更加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交易既快又好,大出
  我们的预料。他们敢冒风险,善于冒险。对于股票交
  易,他们并不那么冲动,不太容易“爱”上某支股票。一
  旦他们发现哪支股票的走势有违他们的初衷,他们就
  会出手。在我的公司,我就提倡这样干。
 
  我不知道股票交易是否可以被人教会。从某种程
  度上讲,它凭本能行事。如果你喜欢炒股,善于炒股,
  就不要怕受损失,要接着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
  面对亏损。一旦事态出现转机,又回到股市中。
 
  进入80年代,每个事物的运行节奏都在加快。电脑接手了过去最费时费事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搜集信息。任何一位交易商或一群交易商,都没有想到电脑会把这项工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快。没有电脑,交易商只能管理好有限的几只股票。有了电脑,他们就能有效地在同时料理多只股票,为公司赚更多的钱。若交易所里上千名交易商都这样做,你就会明白交易量何以会大增,交易速度何以会加决。技术造就了交易所与交易商都能得到的第三种力量。

 
  在纽约证所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伦敦证交所则问题多多。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激增,到处都在盛行兼并,鼓吹合并,但入市交易者数量却在下滑。许多人认为,下滑始于1986年的“大革新”,股票交易从交易大厅移到电脑屏幕系统。老式的大喊大叫买卖法在一个星期内便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电脑遥控交易。此外,第二年开始启用的新型“图努新股票交易系统”运行不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套系统的性能曾被大肆渲染过,结果它带来的损失则相当惨重。

 
  直到现在,交易所还安排了其他几套交易系统,因而对现在的这套交易系统构成了一种挑战。例如“交易点屏幕系统”就能立即向交易商显示伦敦证交所的最好报价以及他们的最好报价。这样,交易商就可进行选择。要么把自己的单传给伦敦证交所,要么交给“交易点系统”。前者市场广大,成交速度极快。后者费用低廉,成交速度较慢,因为只有出现了与你的价值相同的买卖对方才能成交。选择何种交易系统取决于交易商对于成交的急迫程度。

 
  埃里克·森伯格非常喜欢伦敦证交所的那种喧哗。这个人有一副刻意修饰的外表,嗜酒如命,喜欢古玩。他是交易所一个令人可怕的人物,因为他太好竞争。他早期接受的是“大喊大叫训练”,当时这种方式,跟今天的电脑训练一样重要。

 
  埃里克告诉我,他于1956年起就一直利用暑期为纽约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工作。他的老板是古斯·李维。
 
   正当我快返校读最后一学期的肘候,古斯把我叫
  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毕业后有何打算。我对他说,我想
  回来干股票交易。他说,好极了,正中我下怀。今天,
  人们说,如果不写一个东西,嘴上说的什么都不算数。
  他说是这样一个人,叫做一诺千金。
 
  埃里克回到了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坐进了唯一的一个空缺的交易席上。在他的身边是一个专门从事可转换债券的交易商。此人已经7l岁,在公司干了50年。埃里克当时只有21岁。那时不兴什么专门培训,所谓的培训只有OJT在职培训。于是,他就干可转换债券交易,一直干到1975年李维叫他接管公司债券的交易工作。1984年,他被调去负责“非美国证券交易”,后来又干外汇买卖、债券买卖、股票和期货交易。

 
  这个经验丰富的美国交易商来到伦敦。他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伦敦进行的大宗交易方式,并不像他在美国纽约搞的那种方法。他把美国的交易方式带给了伦敦,多少也搞了一次“小革新”。

 
   伦敦所谓的大宗交易是,当有人要出卖大宗股票
  时,必须要给10%的折扣。我觉得这是开玩笑。我与
  姆努欣一道工作,我经常对他说,这种交易方法全无道
  理。因为如果有人在纽约售出大宗股票,假如他卖出
  的股票比上次的少,或者比上次卖出的价低8%,你就
  不会去做这笔交易。这种情形从1989年底一直延续
  到1991年。
 
   我们作为美国公司,很难理解一个客户,无论是想
  买公司的1%的股票还是5%的股票,都必须要给出低
  于市场价格10%的折扣的原因。我老是在问,这样做
  怎么赚钱?当时把持着这种生意的公司是史密斯·纽
  科特公司。他们精于此道。在我们到了那里以后,以
  低于市场价格3%或5%的价格购入大宗股票,就等于
  每天夜晚都有一个圣诞老爷爷到你的家门口一样不可
  能。如果你卖不出去,你就大祸临头。
 
   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有一天,拉扎德来找我,带来了埃塞维尔公司的大
  宗股票业务。当然,对这支股票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但我并不了解内情。我以为我们可以独占这支股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家公司都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当时是1991年,客户们都知道这支股票在出售,我们
  则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泄露消息。我们被告知,不得向
  外界披露机密,然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已经四处活动
  收购这支股票了。
 
   我们实在不明白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一天
  多的时间里,股票便从77盾下跌到71盾。我搞不懂,
  只能对自己说,有人在搞鬼。
 
   我以上次售出的这支股票的价格购买了大宗股
  票,我以为我并未与人竞争。然而事后我发现人人都
  在做空。因为他们的惯常做法是先做空,然后再买进
  股票,因为他们预测,他们最终会以更低的价格买进股
  票。我们则从不这样操作。在美国,如果有谁这样干,
  那就非进监狱不可。美国以外的情况就不同了,我想
  他们这样做是合法的。总之,我购的股票占公司的股
  份的10%。
 
   这支股票在伦敦交易,我从纽约向伦敦的一个交
  易商打电话,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做
  CBOT。”许多入认为,CBoT是芝加哥交易所的缩写,
  其实,我这里的意思是案板上任入宰割的肉。
 
   我下令:“购进xxx股”。接着出现的情况是,股价
  立即从71眉上升到77眉。由于人
  人都空,因此我控了盘。
   这支股的流通数是6亿,是很大的一支股了。
 
  他越发神情焕发:
 
  
     另一支干得不错的股票是法国的路易斯·维东公司股票
  。维东家族想与阿劳德公司分
  开,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想,维东是个聪明人,然而,他们都不再想经营公司。
  我也有一些怠倦,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竞争性太强。
 
   我以市场价购了股票。我还了解到,给路易斯·维东公司
  当咨询的那个人,告诉维东家族的人说,他们必须拿出2000万
  元放在桌上,原因是市场报价就低了10%。真是疯了。总之,
  这是一场相当大的交易。
 
   我买下了这个公司5%的股票,而且还得在市场上收购1%
  至2%的股票,因为每个公司都在抛股。后来,我们的主要竞
  争者都预售了股票。他们到世界各个市场买这支股票。股票下
  跌,我以上次的价格购进了股票,他们则在已经降低了10%的
  基础上,又降价10%。市场疯了,他们又一次全都空了。
 
   现在,人们对这只股票的兴趣大增。每个人都在
  买它。只有我们才拥有这支股票。于是他们又猜测,
  只要我们以那个价格支付,我们一定疯了,因为我们会
  资金短缺。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正好是资金。在证券交
  易行,有效利用资金是最重要的事。资金运用不当,绝
  对是一个最大失误。这场交易比埃塞维尔公司的那笔
  交易还要大。
 
   我告诉你,我们成了赢家。我们冒了风险。假如
  我们错算,我们的亏损也金非常大。但这场风险值得
  一冒。我从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交易的——我
  不考虑我能赚多少,而是担心如果我判断有误,我的亏
  损有多大。我们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不想犯错误,
  更不想倾家荡产。
 
   在伦敦,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之处。当他们做交易
  时,他们总是先预售股票。这佯看来,他们的交易风险
  更高。然而,你总得找几个大机构表态,至少要买下交
  易股票的一半。因此,他们的真正风险并不大,因为一
  半已经出手。在我看来,承诺并不等于已有买主,你得
  自己作判断,然后上市场去找那些承诺者,向他们推
  销。在1996年以前,他们习惯于干代理业务,因而谈
  不上有什么风险。这跟我们在谈判佣金以前的惯常做
  法极其相似。
 
  对于埃里克来说,他如同在一间黑屋子里四处摸索。在一个不熟悉的市场环境里如果不懂游戏规则,或考不学习游戏规则,是没有办法把生意做好的。他却能在半年的时间内干得轰轰烈烈,其交易数量之大是前所未闻。他给市场带来的另一个大贡献就是,他使市场更富有流动性。一旦生意来了,他绝不会先等3天。如果是一笔大买卖,他会立即与他的合伙人商量。鲍勃·姆努欣即为其中之一。他通常立即做出决定,半个小时就会回话。这意味着生意会很快成交,机构能很快得到现金。

 
   你现在知道了伦敦与纽约的区别了吧。关于大宗
  交易的最大区别是:交易没有佣金。在伦敦,如果你冒
  险,潜在收益极高。你可以算算,如果你以3%的折扣
  购得6000万股,并有一个机构能在24小时内动员全
  球的股票市场,假如你购买的股票价格适当,就算3%
  的折扣吧,然后以1%的折扣出手,你就可能在这次交
  易中赚120万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鹰已降落”这是他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打广告的用语。广告画面上有一只雄姿英发的老鹰,下面是他的家庭电话号码。“扬基债券商24小时服务。”他大概是24小时全球交易服务的始作佣者。这就是埃里克,一个绝对与众不同的人物。可以理解的是,他以为今天的交易商太倚重电脑,而不是自己对市场的理解。

 
   机器告诉他们如何动作。我曾经给这些人开玩笑
  说,如果停电,你们就大祸临头,你们都得一命归西。
   这绝非危言耸听。
 
   再看程序交易商,或者“追势交易商”。他们利用
  电脑来查看股票交易量的上升下降,据此决定买卖股
  票。他们不知道公司在干什么,这未免太轻率了。用
  电脑搞交易或听命于电脑,与听命于图表如出一辙。
 
  电脑说,事情是这样的,就参加这次集会。在这间屋子
  里有一个集会,你被邀请参加10分钟。请进。
 
  有趣的是,森伯格本人就是一个电脑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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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人两面
 
   新闻界采访华尔街只为一个目的:煽情。无论《华
  尔街日报》抑或《金融时报》,只要煽情就好卖。在你能
  写这个人的坏事时,为啥一定要写这个人的好的一面?
 
  ——埃里克·森伯格
  进入80年代,证券交易业火爆起来。从业人员也十分有钱。年轻的证券交易商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十分投新闻媒体的口味。他们抽雪茄,穿红色吊带裤,挥霍摆阔。这是他们的形象。于是,新闻界对投资银行业的兴趣大增。哪伯事情并非如此,他们也不惜笔墨大肆杜撰。交易商们也就照着记者们描述的那样一发不可收拾。

 
  80年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人们用种种笨拙的方式赚钱。我所认识的一些年轻交易商做得实在
太过火,花钱如流水。连伦敦也难幸免。查尔斯·斯坦利公司的菲尔·内森说:
 
   当“雅皮土。这个词流行起来后,我以为这个城市
  就糟透了。它拈污了交易商的形象。但有些交易商说
  话大声武气,在酒吧狂啜乱饮,手上还捏着手提电话大
  叫大嚷。
 
  80年代中,交易商们受人崇拜的形象还持续了好几年。人们都希望交易商的形象能被磨砺得更加完美。这是一场镜子游戏。它养育了一种强悍的精神本性。而这种本性在以往一直被局限在某个界限以内。里根的演说撰稿人佩格·努南曾说过,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这些人越来越像演员,老是从媒体那儿获得采取行动的启发。随着金融媒体的实力增大,对国家的影响也水涨船高。它对交易商的形象的成型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据支持迈克尔·米尔肯的格伦·亚果说,迈克尔·米尔肯在未被判定有罪以前,新闻界便把他描绘成了罪犯。斯坦利·肖普科恩当时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他认为新闻界是影响华尔街形象的重要力量。他同意“无冕之王”一说:

 
   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时都会遇上那么一批人,他
  们不顾事实,杜撰出电影制片与小说作家才喜欢的那
  绯闻软事来。硬币的另一面是,如果你的生意取得了
  成功,或者你挣的钱比记者或作家想像的多,闲言碎
  语、飞长流短就来了。“你绝对发的是不义之财。”于
  是,他们在顷刻之间被说成污秽不堪。
 
   我极少接受记者采访。能用公正的态度对待你的
  谈话内容的记者实在太少。他们的兴趣是编故事。这
  一宗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电影《华尔街》中的那个人
  物实在少见。他对证交行的看法也实属罕见。任何人
  都能把自己的微观生活拍成他想拍的那种影片,但这
  绝不等于说,别人的生活就一定是那个样子。
 
  
这样说并非是指新闻界就毫无可取之处。伊万·布依斯基就极善于把新闻界的注意力,引向他认为他的最辉煌的成就上。他宣称的“贪婪可取论”便广为流传。《华尔街日报》这类报纸报道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不过,光靠阅读报纸就以为懂得了市场,也是天大的误会。

 
  EASDAQ(布鲁塞尔的泛欧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多为新兴的高成长公司——译注)的董事长斯坦尼斯拉斯·亚苏科维奇告诉我,他的看法是:
 
  
   伦敦的金融新闻界的质量每况愈下。原因是它无
   法吸引一流人土的注意。“列克士。栏目更是不堪入
   目,他们把什么都搞错了。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
   证券交易。我想,是不是因为经济栏目太多,他们的实
   力不够,无法应付之故?
 
  不暴露隐私、不接受采访、不与作家交谈,已成为金融界的行为准则。每家公司目前都设立了一个预算不菲的专职公共关系部门,以防卫的态势来对付传媒。一位著名的交易商非正式地对我说:

 
   我们不想通过媒体扬名。这有何用?我们要操心的事多得很。除非有助于公司的发展,我们都不想与新闻界的人打交道。
 
  比尔·西蒙以前曾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在公司负责政府与城市债券部门,后来当上了美国的财政部长。他说:
 
   有人在私营部门工作了一生,赚了一些钱,取得了
  成功,这本是公平合理的事,然而新闻界的一些人就会
  觉得,你肯定做了惊天动地的坏事,否则你怎么能有
  钱?今天,新闻媒体的好故事,就是整倒一个人。
 
  他继续写道:
 
   新闻界似乎为其本质的黑暗面所驱使,他们对失
  败情有独钟,幸灾乐祸。他们想法设法让人难堪。
 
   近些年来,交易商受到新闻界的另一种礼遇,那就是在美国生活电视节目中播出有关交易商的情景喜剧。且听《交易商》杂志所作的评论:
 
  
  《交易商》这部连续剧,描述了一群恶魔,使得筹集
  资金的过程从来没有这么臭不可闻。让我们还是保留
  一点幽默吧。这部加拿大生产的拙劣闹剧,是一种侮
  辱,是对证券交易这种科学与艺术的污蔑。加拿大《多
  伦多太阳生活》报的股票交易部主任桑德拉·麦克唐纳
  说:“我只看了第一部,心已被难堪与恐惧撕碎。它至
  少违背了20条交易规则,洗涮了20个证券管理委员
  会。嘿,不过不要担心,它毕竟是一部闹剧。。
 
  金融新闻电视台对证券市场及其从业者的报道,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家电视台已成为这一行业的组成部分。金融电视将企业领导变成名流,煽起了人们对交易与投资的热情。1981年金融新闻电视台诞生,是这一行业的标志性成就。现在,成立于1989年的CNBC电视台,在这一行业担纲。它向全美国的6200万户家庭播放新闻,在全世界收看它的人还更多。cNN的金融新闻也覆盖了800万户家庭。你经常发现,当某一个公司的老总接受了某一家电视网络的采访,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出现波动。有些时候,价格虽然没有变化,但人们仍然要关注它,生伯出现变化时自己没有抓住机会。因此,电视网络以自己的方式对证券市场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交易商都以先看CNBC或CNN电视节目,或者收看布鲁伯格财经新闻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他们首先要了解昨天夜晚发生什么事。纽约证交所辟出专门的地点以便让电视台进驻。这些电视记者如同一尊俄国雕像,蹲在房间的角落窥视着交易活动。在交易大厅的每一个交易亭上,在每一间经理办公室里,都装有电视屏幕。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只要卫星讯号能够到达,收看金融新闻便成了那里的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让金融界的人在工作时打开电视始于海湾战争。在过去的日子里,零星投资者一天要给自己的家人打几次电话报告股票行情。现在,他们只需打开电视,就能对全部交易情况了然于心。

 
  金融新闻似乎是美国的特有产品。财经电视新闻在欧洲的观众并不很多,因而那里的交易商,一般从布鲁伯格公司或者路透社收看他们想看的新闻。
 
  由于电视新闻几乎是同时传播给全世界的,因而它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挥作用,迫使交易商们立即作出各种决定。他们在电视上的所见所闻,是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影响市场?他们是否应该马上采取某种行动,还是等15分钟再做出反应?

 
  现在的问题是,金融新闻频道对播出的新闻是否经过编辑加工?假定有一些编辑成分在里面,那么是否准确地反映出了事件的真实性?一般来讲,不搀杂的新闻是难以看见的。如果是如此,那么观众藉此得出的结论或者与人讨论的那种影响,是不是该得出的结论或该产生的影响?

 
  假如上述的推理正确,那么它就必然对投资行为带来影响。多方交易商霍利·斯塔克发现金融电视节目对交易市场产生的效应十分明显:
 
  日本神户大地震及中东油田大爆炸这类事件,对于股市造成的损害是十分直观的。专业交易商都能得出直接的结论。但是,他们仍然要观看金融电视节目,以便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财这些事件的反应。交易商离不开资讯。资讯不一定只能从电视、报纸和收音机中才能获得,还可以从电脑屏幕中得到,而且不间断地对自己的头脑产生撞击。他们可以从数据库中取出发生在10年前的金融事件,也可以得到10分钟前的事情。金融新闻电视在揭发新闻的同时还穿插评论,没有重大事件出现一般不会中断节目。于是交易桌上的电脑屏幕就成了一切事件的汇集点。

 
  显然,这是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一个变革。在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获取的有助于交易的资讯少得可怜,因此谣言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谣言要经过一两天才能被验证。现在,是否是谣言只消几分钟就可到得证实。于是也就剥夺了一些人优于其他交易商的交易优势。今天,每个人都在同时拥有同样的资讯,资讯是公开的,不能随意隐瞒。

 
  80年代,贪婪是交易商的形象。它不光表现在金融界,而且以种种方式展现在这个时代的普遍文化中。里根主义与撤切萨主义对“求财观”即财富是可以获得的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过于追财逐利便成为一种谬误。伦敦城与纽约城的经历相似,这两个交易市场的人员相互感染。隐密的事实是,在证交界工作的人挣的钱多得骇人听闻。但他们也慷慨施舍,一边挣大钱,一边大花钱。

 
  过去,在伦敦证交所的车易大厅,要定期举行为慈善事业筹款的活动。查尔斯·斯坦利公司的首席交易商菲尔·内森当时就在交易大厅从事交易活动,他清楚地记得有些时候,人们把一加仑的威士忌酒,放在交易柜台上进行拍卖。今天,筹集善款主要是个人活动。内森是“英格兰之狮”的领头人物。有时,他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到处打电话,为他以为值得一做的事业募捐。交易商们个个都极善于用电话办事。1996年,他就帮伦敦城弄到一大笔钱援助克罗地亚。他和他的妻子率领40人,开着一队卡车,给克罗地亚的难民营送去了10万个包裹。1997年,他领导的团体搞来18个小孩在英国接受手术治疗。他还在同年访问波斯尼亚,监督那里援建的一座儿童医院的工程进展情况。用一周的工作日搞交易,在周末则搞募捐活动资助慈善事业。内森说,他的公司的人对他的这种活动充分表示理解。在伦敦金融界,慈善募捐晚会及体育义赛是经常节目,这些活动同时也给参加者带来了极大的愉悦。

 
  纽约华尔街积极支持为公众喜爱的机构筹款的活动。这些机构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都市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等。我所看到的纽约与伦敦的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纽约所募集的资金,较之伦敦的要多得多。许多套利基金同时也管理着一些慈善基金。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就经管着为城区公益事业服务的慈善基金会。保罗·图德·琼斯也为城区的公益事业募捐。

 
  扎根纽约的乔治·索罗斯也是一位闻名遐迩的慈善家。他已从个人资产中捐出10亿美元给东欧,培训教师,资助知识分子,创办大学以及援助波斯尼亚。从1991年起,他用大量的援助款购置复印机、电动打字机、印刷机、电视摄像机和电脑,交给需要这些设备的人,促进资讯的自由流动。索罗斯的基金会单在1996年一年,就捐出了3.6亿美元。索罗斯的家人也积极地资助纽约市的各种慈善团体与文化机构,花费时间帮助它们解决各种问题。

 
  搞慈善是华尔街的传统。曾任戈德曼·萨克斯公司老总、颇具传奇色彩的交易商古斯·李维,就是一个著名的慈善家。埃里克·森伯格说,古斯·李维会把人叫去,开口对人说,请赞助一点。他的请求一般都不会遭到拒绝。森伯格担任纽约警察体育协会的主席,他本人也经常从他的合作伙伴,包括古斯那儿得到慷慨资助,支持他的慈善活动。

 
  迈克尔·米尔肯在36岁时,与人一起组建了米尔肯家族基金会。这是美国最大的私家基金会之一。这个基金会赞助教育与卫生事业。尤其帮助城里和少数民族的教育与卫生机构。1965年,他谈起打破个人之间的壁垒,人与人应该消除隔阂。他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他和他的父亲在洛杉玑参加一次橄榄球赛时受到的启发:

 
   当时瓦茨暴动(瓦茨为洛杉矶地区一小镇,曾发生
  过一次黑人暴动——译注)刚刚平息,大街上满是装甲
  车,上面架着机关枪巡逻。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儿发生
  过极其错误的事。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社会与文明,
  到头来就没有强大的私人企业制度。
 
  
球赛后,他便专注地把自己的时间与金钱,用于帮助居住在贫民区的人。在公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给城里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开了整整20年的数学课。现在,人们都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了。最近,他又把攻克癌症列入了他的资助计划。他捐出2500万美元,成立了前列腺癌症治疗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从全球招揽第一流的研究者、思想家、医生和实验人员来工作。他还找来不少的制药公司支持这项事业,以期早日找到根治癌症的有效方法。

 
  比尔·西蒙将其慈善观,实践到大街上。他不光是认捐.还亲自抽时间去做善事。他和他的家人定期去几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坚持了好几年。他们还带着孩子去一家汤菜馆,下厨煮食,把饭食分发给穷苦人家。他们还给穷孩子们发放圣诞礼品。

 
  西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圣餐牧师,经常给纽约医院的病人送圣餐。他常常花几个小时访问东哈莱姆的库克红衣主教中心,关怀爱滋病患者。1993年,他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谈起了他对捐助的看法:

 
   我深信安德鲁·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对
  我们的忠告。有钱人应当把自己看成是财富的受托
  者,应该把财富用于全社会的福利。我们必须把自己
  的钱用来创造机会与工作,把它们放在楼梯上,让往上
  攀爬的孩子伸手就能得到它们。
 
  发迹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商迈克尔·布鲁伯格,称得上是金融界的科林·鲍威尔(海湾战争期间的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译注),他在其著作《布鲁伯格论布鲁伯格》一书里,不借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告诫企业界的人要不计成本地用各种方法参加捐赠活动。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董会主席,他本人就拿出了6500万美元,资助医药科研、公共卫生及护理,还办诊所医院。他还给钱给联合黑人基金会等机构。单是1994年,他便将价值260万美元的终端设备,赠给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使学生能遨游信息高速公路,学习各种技能,以便他们能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在华尔街工作的非洲籍美国黑人如凤毛磷角。

 
   当我问他对捐赠的看法时,他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相信有钱的人跟我一
  样都觉得,当你给博物馆买一幅画,给学校修一间教
  室,建一座医学试验室,给穷孩子设一个奖学金,应该
  与你购买其他东西没有两样,你应该问自己的是,你买
  一辆“奔驰”车得到的快乐大,还是帮助疗救癌症病人
  得到的愉悦大。
 
   可惜的是,我以为有钱人捐赠的钱还是太少。许
  多人只是说说而已,口惠而实不至,十分吝固。请记
  住,纽特·金里奇,比尔·克林顿或罗纳德·里根之流,经
  常在我们面前大谈慈善高调,据我所知,他们出手都十
  分吝窗。克林顿无非是把内衣、内裤钱省下来搞慈善
   而已。
 
  斯坦利·肖普科恩组织了一群人给圣裘德医院筹款。头一年,他只筹到几万美元。到了1996年,他们就搞到了200万美元,修了一座新实验室。斯坦利经常抽时间到圣裘德医院以及其它慈善团体工作。他的女友过去也是一名交易商,若干年来一直利用周末上午陪伴残障儿。他的高风亮节也打动了其他人。有人这样对我说:

 
   无论你信教还是不信教,许多人只想获得。其实,
  只问耕耘才是最好的因果报应。只有耕耘才会有收
  获。我是从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那儿懂得这个道理
  的。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你就很难理解我们。总
  之,我们都慷慨好施。
 
  当上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最高执行官的“英雄”格林伯格,过去也曾是交易商。他被视为纽约的联合犹太人吁请会的最大个人赞助者。他在公司定下一个规矩,每一个常务董事,必须把工资与奖金的4%捐赠给慈善事业。

 
  缪里尔·西伯特则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她建立了一个西伯特企业家慈善计划。公司凡承销新股,其收益的一半,须交给慈善团体。成立的第一年,她就捐出了3l万美元。现在,她一共捐出了400万美元。“这是我们的捐赠方法。我们将把90年代建成正派的十年。”

  这些事例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人会说,他们搞捐赠,无非想让自己的巨额财富,获得一种税收优惠而已。然而有些人出的钱,却超过他们付税金额的几百万。他们每周为慈善事所开的会,所打的电话,所做的计划,他们个人为此付出的时候,却是用税收无法抵消的。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许,这是从他们对工作的双重观点不输就赢中派生出的生活方式。他们过这种生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因此他们很可能习惯于把这种方式,看成他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因此他们的平衡,则更易于向另一边倾斜。当然,也可能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出身有某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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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位巨星
 
   本章将讲述三位目光远大的巨星的故事。三人都
  是从交易商起步的。所以要选择他们三位,是因为这
  三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通过将市场民主化从而
  将自由市场精神融入市场。布鲁伯格开放资讯世界,
  让全体交易商都能获取他们所需的信息,今天,人人
  都能同时获取相同的信息。市场环境演变成这个格
  局,他是这场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梅拉梅德不满外
  汇市场仅向公司开放,他愤愤不平,创建了外汇期货
  市场,使人人都能从事外汇买卖。最后一位是米尔
  肖,他使那些过去与资本市场无缘的新兴公司与没有
  资格获得贷款的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筹集到资金。
 
  迈克尔·布鲁伯格曾是所罗门兄弟公司旗下的一名交易商,是90年代极为重要的革新者,今天仍致力于改变交易商的交易大环境。布鲁伯格是受理想驱动的人。当所罗门兄弟公司与菲博公司于1981年合并后,他带着1000万美元的分红离开了所罗门,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经营电脑化的金融信息业务,通过电子信息高速公路发送商业新闻,通过自己的电视台播放“布鲁伯格商业新闻”节目。布鲁伯格从未想过告老还乡,颐养天年。
 
  布鲁伯格发明了无处不在的“布鲁伯格匣子”。一个摆在每个交易商办公室上的电脑终端,将电子信息送到全球金融界的每个角落。金融界的重心已从者一代交易商那儿转移到了新一代身上,布鲁伯格正是这种权力转移的化身。布鲁伯格将他对市场的理解远远地超过了交易范畴,建立起一个遍布全球的传媒帝国。从交易商布鲁伯格到终端者布鲁伯格,再到传媒大王布鲁伯格,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布鲁伯格先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修工程学.后又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攻读MBA。他于1966年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职位文员,年薪9000美元。布鲁伯格从交易商一步步干到了所罗门的股票交易部主任,那时他年仅32岁。55岁时,他已是一家年收入达10亿美元的私营企业老板。1996年,他的公司盈利额为2亿美元。全球雇员数超过了3000人。7万客户使用他的电脑终端。
 
  我走进位于公园大道的布鲁伯格金融公司总部的会客厅,穿过由旋转式楼梯连接的6个交易大厅中的2个,我开始注意到,尽管这是一家信息产业公司,但都是与交易大厅设在一起的。公司没有办公室,没有秘书。会议室用玻璃隔开,向所有队开放,只需事先约个时间。在这里,人人相通,布鲁伯格抬头就能看到所有员工。
 
  我对布鲁伯格讲,我觉得办公室太挤了。人声嘈杂,人来人往,跑个不停。来访者不断从会客室涌进大厅。布鲁伯格说,这儿一点都不挤——这正是他想要的感觉。我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这种工作气氛蕴藏着一种忙碌感,一种能量。员工们无时无刻不在交流,讨论,没有人能躲在办公室里不出来见队。在这里,随处可见大型养鱼缸,里面放着蓝宝石和金鱼,同近乎疯狂的工作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员工能在工作之余观赏鱼缸,放松自己。
 
  在接待室的后面,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这里像是一个乡间杂货店,什么都是免费的:苏打水,瓶装饮料。咖啡壶里总是满满的热咖啡;点心,爆米花和水果一应俱全。你还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一边享用一边收看布鲁伯格金融新闻。这是员工们聚集的非正式场所。虽然我怀疑这个社交气氛浓厚的场所会把办公室产生的紧张情绪消灭殆尽。当然,对于劳累一天后的记者与员工来讲,这种轻松环境是大有益处的,布鲁伯格本人每天从早上6:30就上班,很晚才回家。
 
  我问布鲁伯格为何总是这么干劲十足,他开玩笑似地回答:他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一心想买最好的纯种赛马。
 
  时至今日,布鲁伯格仍像交易商那样火爆焦躁,讲话就跟打连珠炮一样,一旦他开始讲话,话题总是围绕着他的公司和生意,表现出他的思维的复杂性以及他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布鲁伯格性格呈多样性,坚韧冷酷,固执偏激。他能让你随时开怀大笑。要探究他的内心也不难——布鲁伯格每周花两天搞慈善事业。
 
  布鲁伯格的管理风格在很多方面反映出他在所罗门公司当交易商时的习惯。在那里,他信奉树立好榜样,激发员工对公司的忠诚。这些都是所罗门的公司文化。他在《布鲁伯格论布鲁伯格》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十分感谢威廉·所罗门以及约翰·古特弗奥德。
 
  他们是我的良师。他们教给我道德、慈善、勤奋与关
  心他人。
 
  当他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一年之后,布鲁伯格在交易大厅当一名文员,他被分配与大宗交易部门的杰伊·佩里一道工作。对于布鲁伯格而言,这段时间是终身难忘的。当他与佩里开发新市场时,竞争对手是传奇人物贝尔·斯特恩斯公司的赛·刘易斯与戈德曼公司的古斯·李维。激烈的竞争令他们小心谨慎,加倍努力。1973年,布鲁伯格成为所罗门公司的合伙人,负责所有的股票交易、套利活动以及可转换债券买卖。
 
  命运似乎总是站在他这边。到了1979年底,布鲁伯格被调到计算机部门,这在当时看起来多少有些古怪。他从此远离交易大厅,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之后,布鲁伯格埋头苦干,钻研信息系统及电脑应用。后来,他又开发出一种新产品。斯坦利·肖普科恩不得不承认:
 
   布鲁伯格是个值得关注的人物, 是个有理想的
  人。他的产品连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商都不太搞得
  懂。当布鲁伯格在公司合并后离开时,人们并不在乎
  他,他是否带走了他的新产品。他带走了东西, 因为
  他有他的理想。布鲁伯格大大改观了金融业。以前,
  谁有消息谁就挣得多;今天,每个人都能同时获得相
  同的信息。在这一点上他功不可没。
 
  布鲁伯格最初的想法是给金融机构提供资讯,他也就是从这起步的。电脑软件使人们能利用和分析信息。他的启动资金仅为30万美元,以后他的第一个客户——美林证券公司又交来定购终端与软件的订金400万美元。公司开张一年,员工人数仅5名,还包括布鲁伯格本人在内这5个人中的4个组成了一个团队。客户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能用布鲁伯格的终端干什么呢?
   我们能使客户选择投资项目,对投资组合进行各
  种可能的假设性分析。通过既保密又安全的电子邮件
  与客户、供应商和合伙人交流。我们使他们能单独研
  究市场和各种证券,也能相对于其他投资项目进行绝
  对条件研究。他们能考查公司,买卖股票和债券,甚
  至还能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
 
   即使像布鲁伯格这样坚信科技力量的人,也深信人与人的交流的重要性。他推向市场的电子系统正迅速地改变着传统的交易模式,但布鲁伯格仍不断强调:电子系统仅是执行系统。自动化永远无法代替人。人们需要在他提供的资讯的基础上思考,伦敦太阳生活公司的头号交易商马可斯·胡彭对此解释如下:
 
   全球的股票交易所都逐渐失去对市场控制。这就
  是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人们喜欢布昌伯格,喜欢路透
  社。我们拥有了大量电脑系统,这些人从传统市场结
  构中发财,他们之所以能发财,在于他们向公众提供
  电子信息,然而电子化本身却并非股票交易的本质所
  在。
 
  在10年内,这些电子系统是否会取代交易所呢?
 
   谁弄得清楚?他们实际上在创造一个新的市场结
  构。而交易所在过去也创造了一个市场结构。谁实际
  上控制着交易所?谁控制着市场?是交易所,还是信
  息提供者、服务提供者,还是电脑公司呢?
   当然,交易需要一定的监督管理,但是你并不需
  要一个庞大的交易所,其功能仅仅是搞点监督管理。
 
  你可能需要一个什么部门。但是,这些东西跟交易所
  是不是一样的呢?我就是这么看的。市场正走向布鲁
  伯格这类人身边。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极像当初互联网起步时那
  样,互联网最初无非是个小网络信息包,最终全面联
  网,形成互联网络。今天我们看到的金融市场也是一
  样,只不过内部结构尚未完全连通罢了。
 
  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股票交易所将不复存在呢?抑或仅是人们的作用在发生变化?
 
  最有可能的是这些股票交易所的作用发生改变,因为传统交易所仅给了人们一个进行交易活动的场所。随着电子交易系统深入普及,一个电脑网络就能将所有交易方式联系起来,为大众服务。现今在布鲁伯格的系统上,要是你愿意的话,你能找到伦敦交易点系统的报价,以及伦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你能对各种价格加以比较,找出最合算的成交。
 
  布鲁伯格将他的系统与路透社系统严格区别,这样你就能体会到为什么现在的交易商选择面越来越广。布鲁伯格解释说:
 
   若你从路透杜购买信息,你实际上买的是新闻事
  件,你能在自己的电脑中编制软件,获取新闻并研究
  它们。我们的产品不是这么一回事。因此在许多方
  面,我们并不与路透杜竞争,我们干的是两码事。
 
   我们向用户提供的是价格以及这些价格的衍生
  品。你可用这些价格进行运算,得出收益率。我们大
  大地提高了附加值,我们正在向平台控制科技发展。
    你能将这种平台盲接与你的个人电脑相连,散热较
  少,辐射大大降低。键盘通过红外线与你的个人电脑
  联通。于是你再也不会因写字台上有一根电缆老是撞
  翻你的咖啡杯而发愁了。
 
  交易将走向电子化,这个前景势不可挡。布鲁伯格雄心勃勃,要成为买卖双方交易的最佳媒介。布鲁伯格的电脑化信息系统,真正将实时信息带到了更多的人面前。这种系统也对新的交易方式产生了影响。布鲁伯格的信息系统是发展中的证券市场的重要推动力且。
 
  现在,布鲁伯格的系统已容纳了股票、资本市场、固定收入债券、外汇以及欧洲债券交易。你可直接用该系统交易,也能进入互联网进行交易。这是个巨大的信息库,你下载到自己的电子表格程序内,利用它为自己谋利。你也可以利用它收听布鲁伯格商业新闻,观看报告录像,以及CEo们的记者招待会。它还能提供音乐、电影、书评、节目,你还可以订购鲜花,收看体育新闻。你甚至还能在网上买床垫。总的来说,这个系统正日益发展成一个无所不包的资讯提供商。
 
  布鲁伯格告诉我:我们有70000多位用户,年递增30%。难怪人们总是猜测他可能要卖掉公司。但不知怎么的,我认为与路透社这类企业在商战中齐头并进,比起卖掉公司,更能让布鲁伯格感到满足。布鲁伯格新闻广告牌在纽约的火车站,伦敦的地铁站台上随处可见。他致力于在公众中树立自己的品牌,在金融界确立自己的地位。
 
   新闻使我们声名远扬。无论电视机还是互联网,
  包括电脑终端上都有我们的新闻节目。
 
   那些找上门来的人正好就是我们想采访的人。全
  都碰到一起了。记住,我们拥有全球新闻媒体中最庞
  大的商业和金融新闻记者队伍。
 
  1992年,布鲁伯格收购了WNEW。这是一家纽约电台,他将其转变成一座24小时都播音的新闻电台,取名WBBR。布鲁伯格制作电视商业新闻及布鲁伯格金融资讯电视,通过卫显和光纤传送到世界各地。1994年,布鲁伯格创办了一本个人金融杂志,并开始出书。
 
  我猜想,布鲁伯格将把他自己版本的新闻与电视节目,用口包装和新渠道,传送给更多的消费观众。简单地说,就有点象CNN,只是更好,更加独特。我想,一旦电脑、电话也被容纳到电视中,布鲁伯格的日臻完善的产品将逐步上市,随叫随到,随选随用,随时随地满足你的需要,顺应你的偏好。
 
  我禁不住想,随着布鲁伯格新书问市,连同他无孔不入的布鲁伯格新闻广告牌,他的名字已走进千家万户,将万众带进一个新的大市场。布鲁伯格在这条道路上已扬帆启程,尽管他目前的主要客户仍是那些生意人和金融界人士。布氏说:
 
   我们在直通TV上向北美传送24小时英语节目。
    在纽约,你能通过“自由光纤。和全美网络系统收
  看。光纤系统为每早5点至7点,全美网络则24小
  时不间断。我们在亚太地区也有24小时英语节目。
    欧洲有24小时欧洲英语节目,还有24小时日语节
  目。
 
   我们在“运河”上播发24小时法语节目。我们
  与法新杜联合制作法语新闻,法方搞国内新闻,我们
  负责国际新闻和金融新闻,他们还搞体育节目,双方
  都制作生活节目。所有节目都由法国人主持,法国气
  息浓厚。我们还推出了24小时意大利语节目。1994
  年夏天,我们开播了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及
  德语节目。各地节目都要象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那
  样。我要的是能跨越国界的节目,就像金融市场那样
  形成一体的全球化节目,只是语种不同而已。要是我
  们外出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电影, 我们就用这套节
  目,在每一个网络上用不同的语言播放。
 
   我想通过电视,我们能建立一个绝对认真严肃的
  全球网络。
 
  电视、电台、互联网、内部网、出书、力、杂志,下一个会是什么?——办报纸?这一切已将新的世纪,一个含义全新的多媒体帝国的基础奠定完毕。布鲁伯格这位老交易员,心满意足地重塑了世界的证券交易方式。
 
  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把我引进他的饭店房间。
 
  我在大厅里给梅拉梅德打了半个小时电话,酒店接线员告诉的,梅拉梅德先生的3部电话线全部占线——而且一直占线,从未空过。我放下电话走进电梯。当我跟着梅拉梅德走进他的房间时,我悟出其中的究竟。
 
  书桌上摆着一台便携式电脑,彩色屏幕上的数字闪烁不断。这电脑连接一部电话。背景声音是一位女士叫喊着不断变化的价格与市场行情。显然,这又得连着一条电话线。这位女士的声音从一部扩音器里传出。从我进去到离开,这部扩音器一直有声音传出,我想大概一整天都会是这样,这位女士是梅拉梅德的助手,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大厅现场,向他传递着最新的日元行情以及道·琼斯与s&P指数。
 
  我能想像得出这位女士在大厅里的样子。背景声音里传出的大厅内别人的尖叫声清晰可闻。这位女士由于不停地报价,声音已有些嘶哑。她接收着梅拉梅德从曼哈顿发出的指令——曼哈顿,这个离芝加哥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时不时的,梅拉梅德会冲着扩音器大喊,为的是让他的助手能听得清。
 
  梅拉梅德坐在简易桌前,对我讲道:
 
   我手上的电子设备比工程师手上的还要多,不论
  我身处新加坡、捷克、中国、还是纽约, 我都要联
  网,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事儿,因为有时是在深更半
  夜。不论我走到哪里,我总会带着调制解调器。
 
   利奥·梅拉梅德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传奇领袖。看到他就让我想起了上满了发条不会停息的玩具。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有像他那样精神饱满的人。他不停地在进行交易。他一只耳朵紧跟着背景里传出的声音,另一只耳朵则专注地听着我发问。梅拉梅德同我聊着市场动态,他突然会一跃而起,冲着他的助手喊道:“买,不!你买了吗?叫他等一会儿,好的,现在买进!你听见了吗?买了吗?买了吗?大声点,我听不清楚。”
  只要梅拉梅德一跃而起,我就能体察到交易大厅里的潮起潮落。我的心跳也加快了。我能从助手的声音中感觉到她对于立即成交有些困惑。她累了,得休息了,于是另外一个助手来接她的班,我对每笔买卖都有点担忧。我想我是没有办法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员的。看着利奥声嘶力竭,不容争辩地叫嚷着,而他同时又是那么冷静,运筹帏幄。利奥把他手下的交易员累垮了,他自己却一刻也未停下来休息。
 
  真像在时间隧道里穿梭。前一分钟利奥还站农那里挥舞双臂.对着扩音器大喊大叫,似乎他同助手一块站在交易大厅的交易席上一样,而后一分钟他又完全平静下来,坐在我面前,双手放在膝盖上,神态安详。利奥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科幻小说。现在他的第二本书已写了一半。他不做交易时就在写书,在空间邀游。利奥完全适应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这正是利奥对未来充满乐观,为什么他是电子交易的热衷拥护者,为什么他能领先一步的原因。同时也是他能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的原因。
 
  我热爱写作。除了交易外,我想,写作是第二快
  事。我想多写些科幻小说。
 
  但是人的一生时间太不够用,交易占去了我一大
  半时间。行政管理工作也让我不得空。我从未有时间
  休息。你的脑子里充满挑战性问题:市场到底走向如
  何干是涨还是跌?如何正确判断,从中获利是最让人
  兴奋的。若你能掌握交易的武器,并把交易真正当成
  严肃的生意来做, 那你会发现,一切都是非常值得
  的。
 
  若对商品交易圈里的人提起利奥·梅拉梅德的大名,人们就会肃然起敬。加里.兰佩奥尔就对1997年1月间利奥的一次大动作佩服不已。
 
  上个月利奥导演了一出拥有席位的非交易会员的
  夺权好戏。他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与前门生在这场政
  治较量中针锋相对。在不久前的选举中,利奥推举的
  10名候选人中有6名当·选。当利奥发现芝加哥商品
  交易所目光短浅,方向不明,没有按照他在任时所取
  得成就的方向前进时,他就奋起力挽狂澜。利奥被任
  命为交易所董事会终身顾问和管理委员会终身顾问。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利奥是纳粹集中营虎口余生的幸存考,他在美国开始了他的新生活,那时他年仅9岁,住在芝加哥市中心的贫民区。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长大,利奥为自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杀出一条路,赢得了一席之地,成为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他头脑中的市场已成为现实。死里逃生的利奥最初是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拥挤的交易间内从事猪胸肉交易。后来,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外汇期货市场。该市场于1972年投入运行,被称为国际货币市场。
 
  纽约商品交易所曾率先进行外汇期货合同交易,但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得不到整个金融界的认可。正是靠着利奥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与决心,国际货币市场才成功了。他忘我地工作,赢得金融界的支持。他说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那些习惯于从事实物交易的交易商——让他们相信期货这种新型交易会有腾飞之时,能从中赚大钱。
 
  1986年,芝加哥大学著名的金融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称金融期货为联结过去与未来的“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从1976年到1986年,金融期货的年成交额从3700万美元增长到2.16亿美元。到了1996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日均外汇期货成交额为120亿美元。
 
  当利奥绞尽脑汁,促进交易所的发展时,创立金融期货的想法在他脑子里诞生了。1972年有金融期货交易之前,芝加哥仍只从事实物交易。利奥一直关注着外汇行情,最后他得出结论:英镑汇率偏高。他认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英镑贬值,要么英政府以强硬态度捍卫英镑。
 
  令利奥吃惊的是,他被告知个人不得卖空英镑,个人是不得从事外汇买卖的。银行只同在远期市场上买卖外汇的机构打交道,不与个人做生意。利奥把这一切告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本人也打算买卖英镑,也未被允许。弗里德曼肯定了利奥的怀疑。固定汇率制即将解体。好极了!若固定汇率能寿终正寝,利奥希望能创造出一种以外汇为基础的新金融产品,而且还要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外汇市场——外汇期货市场。
 
  这对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来说是个破天荒的革命性的构想。为了推行这种新产品,并使其一炮打响,利奥需要支持与信任。于是,他让弗里德曼搞一项可行性研究。
 
  世事难料。1971年,日本与西德的货币不再与美元挂钩,联系汇率开始浮动,紧接着1971年晚些时候,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买卖,不再用黄金交换留在国外的美元。总统所以要发布这项命令,主要是因为美国国际收支出现的巨额逆差,已接近美国黄金储备总量。

  1971年1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开始松动。利相信,总有一天这个体系会寿终正寝。他宣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将成立一个有7种外汇的期货市场。1972年,国际货币市场正式投入运行。利奥的推销工作在于向整个国际社会证明:金融期货市场能有效地降低外汇交易风险,对任何从事外贸或外汇业务的机构个人都有价值。
 
  这个新市场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期货产业的开始。该市场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是在1976年,当时墨西哥政府让比索贬值32%。人们无法计算出比索的远期汇率,只能去求助国际货币市场,因为只有这个市场还在交易,还在报价。利奥认为这次事件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认为从那天起,外汇期货市场才开始大踏步前
  进。我们的交易所成为当代期货业的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领导着市场变革的方向,今天仍然如此。
 
  利奥创立的第二个新市场是基于90天的国债收益与100%的差额的指数,它是收益曲线亏损的基准。指数点的作用表现在投资者能用它防范利率变动风险。国际货币市场的政府债券合同于1976年1月上市,这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就有了两个市场——外汇期货与利率期货。1981年又新辟了欧洲美元期货合同交易。金融期货的出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向海外扩张业务时更安全,收益更有保障。1982年,S&P标准普尔500指数又粉墨登场。
 
  科技的发展使电子交易有了可能性。利奥·梅拉梅德认为这将是他的交易所附加价值的新源泉。于是,在1987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创了全球交易所(GLOBEx)。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在营业时间以外24小时通过计算机交易的期货交易所,该系统的出现带动了其他交易所蜂拥效法。他们纷纷建立了类似的电子交易系统,在世界范围推动着人们对电子交易的接受与参与。在利奥25年的苦心经营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期货交易市场。
 
  然而,越来越多的评论家也开始发出责难:他们认为金融期货交易形同赌博,瞬间输赢巨大。利奥不这么认为。他对我讲述了为什么金融期货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这种机制在农产品与非金融交易中早就存在了。
 
  它使生产者能套期保值,防范风险。这样他们就能最
  有效、最科学地利用资本扩大经营。对于金融业而
  言,这种机制哪怕不一定特别有效,至少也能起到相
  同的作用。
 
  这种机制给公司财务主管,各种金融机构的经理
  们提供了一种有用的金融工具,使他们能在利率、币
  值,以及其他各种金融活动的动荡变化之中立于不败
  之地。这些风险无时不在,无一不最终影响到公司的
  利益。他们唯一的防范之法就是参加金融工具交易,
  不管是在期货市场还是涉足柜台交易。
 
  这些交易对公众也带来好处,因为它能降低税
  收。比方说,若你能使公司盈利增加,这些收入最终
  会导致工资增加,就业机会增多。人们在日常经济生
  活中对政府的依赖就会减少。
 
  利奥·梅拉梅德从一名交易商起家,他认为他这一生经历了三次大转变:
 
   我最初在交易席当交易员,我所知道的就是对涌
  向交易席的一切买卖单做出反应。我能从周围人群的
  眼神中察觉到他们的恐惧与贪婪,再想法击败他们。
 
  当然,我对市场的大方向还是略知一二,然而,市场
  方向常常被行情的瞬间突变打乱,被大量的买进卖出
  活动打乱。在市场的涨落中,在买单与卖单的涌进涌
  出中,我还是试看逐步加大交易量,我是一名优秀的
  交易员,挣了不少钱。
 
  后来,我开始从事交易所的行政管理工作,离开
  了交易席。这是我的第一次大转折,我不能站在交易
  席里了。我必须学会远离大厅进行交易,在办公室
  里,在会议室里,甚至是在大厅,但却不在交易席中
  做买卖,我必须学会用不同的交易方式进行工作。我
  必须对市场走向有更清晰、更坚定的认识,而不是被
  小幅波动所左右。我不能再象现场的交易员那样身临
  其境地体察行情变化。我得从事长线大宗买卖,我的
  依据是市场的重大的根本性的发展。从更大的意义上
  讲,我更需注意头寸,而不仅仅是日常的交易活动。
 
  这是在1971年。我是从60年代初开始干交易的。10
  年后,我必须有所转变,因为我开始管理整个交易所
  了。
 
  这的确是很困难的转变。我不能再靠当年在交易
  现场的感觉了,不能再只依靠别的交易员的眼神了。
 
  真是很难。事实上,我花了一年才学会该怎样远离交
  易席进行交易。
 
  大约10至12年之后,我又面临一次大转变,那
  是电脑时代的来临。我当时已相当忙,交易所的发展
  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我们是世界级的交易所。我基
  本上天天都不在交易大厅。于是我得学会跟显示屏上
  的数字和资讯打交道。这不是一个很困难的转变。
 
  我的耳边不再有噪声,面前仅有一个不变的屏
  幕,上面的价格变化和信息流动时刻不停。大约一年
  以后,我才有了一点感觉,我能凭上面的数字作出判
  断,不再靠声音吃饭,我靠的是信息。我更依赖于屏
  幕上的们位变化。今天,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从事交
  易,我能变,我想别的交易员也能更新他们的技能。
 
  利奥曾就金融期货摘过讲座,他引用了圣经中约瑟夫告诉埃及法老收储7年的丰粮以应付7年之荒的故事。美国的农物主就一直是这么干的。他们用期货合同来防范来年的丰收造成价格大跌、欠收引起粮价狂涨的局面。现在,我们着眼于未来,想像期货还能包括什么东西进去?会不会有电力、住房、保险,或是饮用水期货合同的出现?
 
  在利奥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这个新环境里不到一年,一种新颖的电子——迷你型S&P期货期权合同引进了。合同标的5万美元,保证金仅为2100美元,可在互联网上让投资者购 得。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它第一次使小投资者有可能利用高科技手段进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随着电子——迷你型S&P合同的开发, 我们又
  成为了期货业的先驱。领导着这个行业迈向激动人心
  的自由的天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将最复杂的电子交
  易系统同互联网相联,同时又保留了大额叫卖方式的
  效率,从而把各种交易方式的精华带入股票期货市
  场。
 
  这种新的投资形式不仅会使市场实现民主化,同时也使电子交易走进了交易大厅。新一代精通电话的金融投资者将用Email代替书信,成为使用互联网提供的电子交易媒介的最大用户。他们可以先在网上的模拟交易程序上进行操练,然后再进入新合同买卖。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网址主员上有现场报价,并且提供教材。喜欢电脑化交易的交易大厅交易席的交易员也能进入电子一迷你型交易席进行合同电子交易。人们预计,这两大类型的交易员将创造市场流动性的基础。
 
  利奥·梅拉梅德的故事尚未结束,相反还在延续。最近,他被任命为最高掌权者,不仅能影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走向,还能影响他深爱着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向。作为董事会终身顾问,利奥将一如既往投身于交易方式的推陈出新。请记住,他爱好写作,不仅写科幻小说,更在书写历史。
 
  汤姆·斯特劳斯评迈克尔·米尔肯:
 
  米尔肯被判有罪,我以为真是太遗憾了。在我看来,米尔肯对于现代金融业的影响,比今天任何一个人都大。滑稽的是,他总是在冒险。米尔肯认为,按资产负债比例借钱最符合他人的利益。当时的垃圾债券就是这样存在的。
 
  克里斯·安德森这样评价迈克尔·米尔肯: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当米尔肯还在做债
  券时,发现债券的大买主是美国那些最富有的家族,
  那些最聪明的人。于是他也开始干起这一行来,成为
  引人注目的对象。这些债券都是高回报信贷,自古代
  两河流域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这么高的回报。问题在
  于,谁能理解这些交易?谁认真研究过这些交易?谁
  最能承担这些风险?是那些有钱人,而不是大基金,
  也不是什么保险公司。
 
  斯坦利·肖普科恩评价迈克尔·米尔肯:
 
  我对米尔肯做生意的方法不敢苟同,但这并不能
  抹煞这样一个事实:他开发了一些了不起的金融产
  品。他使许多公司明白:只赢不输是可能的,拥有这
  些金融产品就能赚大钱。他是金融业中很重要的人
  物。但我认为他的具体操作方法不妥。一旦你试图控
  制市场,你就有麻烦了。米尔肯是个创新者,我们需
  要这种人。
 
  一位名叫安的女士评价迈克尔·米尔肯:
 
  那时我并不在他的业务圈子内,只是与在他的圈
  子里的人一道工作过, 因此也遭到盘问,真是倒霉。
 
  政府官员在调查时使用了恐吓战术。我那时正在休
  假,他们找上门来,是两个税务局和证监会的官员。
 
  我对事情一无所知。他们留下了名片,叫我给他们打
  电话。你栽了筋斗了。这些人就要我讲我离职的那家
  公司的一些交易问题。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到了他们
  那儿,很快我就发现他们真正想问些什么了。真让人
  害怕。他们对每个人都采用恐吓战术,他们盘问了我
  三年,也不给你讲什么肘候是个头。一年半后,这些
  人又来找我。我什么错事都没干,真让人搞不懂。当
  米尔肯刑满释放后,他还是会以多种方式回来干的。
 
  他虽不应当经纪人了,那又怎么样呢?米尔肯是个聪
  明人,最精明人的生意人也有求于他。要知道,这些
  人本身就已很了不起了。
 
  要是你向业内人士提起米尔肯,人们总会说他是个目光远大的人,一个实干家和天才,敢想又敢干。但若你向圈外人提起他,你听到的是另一码事。报上的文章、电视上的记录片我们也都看过。那么米尔肯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当我为写这本书搜集素材时,我被告知:由于米尔肯刑期未满,加上其他一些限制,我将无缘采访他。在这段时间,他不能谈生意。他可以谈他的宠物,谈癌症研究,科技应用于教育,就是不准谈生意。米尔肯最喜欢曲话题就是他的债券业,但是人们对我说,生意的事一个字也不能提。
 
  从“男子汉”的平常意义上看,米尔肯绝对不是个男子汉,杰西·科恩布鲁能在《高度机密》一书中写道:
 
  米尔肯有一种气韵,令人耳目一新。要是你找他
  咨询一种债券,他会给你分析利弊,然后,以绅士般
  的风度让你自己拿主意。
 
  初来乍到的米尔肯并不为公司里的交易员所欢迎。米尔肯所在的德雷克斯公司的雇员均为WASP(盎格鲁一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居美国中上阶层——译注),而他是犹太人。米尔肯始终未融入公司,直到德雷克斯与伯尔曼公司合并后才有所改观。他在角落里买卖着别人都不想干的债券。毕竟米尔肯独具慧眼,工作勤奋。他跟交易所里的其他同事不同,天天都回家陪着妻儿,早上来得比任何人都早。他处事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觉得他讳莫如深,直到他开始赚钱才让人刮目相看。这是证券交易界,当你开始为公司赚钱时,你就算入门了。
 
  米尔肯是这样自己评价自己的:
 
  从小我就爱跟父亲一道出差,我父亲是个会计兼
  律师。刚开始时,我只是帮他提公文包,搞搞文字工
   作,我喜欢同数字打交道。到了后来,我不仅要将支
  票分门别类,我还要做银行对账及会计报表的初稿。
 
  作为回报,我能问他一些问题。我父亲是那种听信广
  告的人,他的委托人也跟他差不多。“你为什么要做
  这种生意,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做?”,“你从哪弄
  钱?”,“你有多少雇员”,“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人?”,
  “你的供应商是谁”’ “谁是你的客户?”“为什么他们
  会来找你?”这些问题就是我接受财经教育的开端。
 
  克里斯·安德森当时是德雷克斯公司的一名投资银行家。他说,当米尔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从事高回报率债券交易时,根本没有什么分析报告,没有现成研究结果及统计数据可供参考。克里斯跟我讲了米尔肯当时是如何起步的:
 
  米尔肯成了中心, 当然, 他还是知之甚少。于
  是,米尔肯虚心向人请教,仔细倾听别人的意见,什
  么都学。这样,他通过站在买方立场上看待问题,建
  立起了自己的客户网, 了解客户的需求。米尔肯逐渐
  掌握了分析工具,并开始明白业内人士的见解。这才
  是真正的知识的核心。我们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结构分
  析的基本知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当米尔肯还在沃顿商学院读书时,他就被垃圾债券深深吸引。读了布拉德多克·希克曼在40和50年代写的那些研究报告,他迷上了“坠落天使”,那些在投资等级以下,但又有高回报率的公司债券。1973年,米尔肯开始为德雷克斯公司买卖垃圾债券。其基本假设是:债券的信用等级越低,其违约后投资者得到的回报越高。希克曼发现从本世纪初到二战期间,情况一直未变。米尔肯从二战后的年代开始搞这种债券,情况依然一点都未变。二战后,许多监管措施付诸实践,意在保护投资者不因企业破产及拖欠债券而遭到损失。
 
  安德森作了进一步解释,道出其中的关系:
 
  最好的例子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它想破产,但
  政府不准。尽管这支票已低于投资等级,但人们仍在
  买卖这只票,公司还是不得破产。于是,出现了什么
  情况呢?差价加大了,谁低价买进,谁就能赚钱。这
  个道理在经济生活中多次被证实。公司越大,越不容
  易破产。
 
  1974年信用紧缩,刹那间,许多基金的投资组合中都出现了被债券评级机构认为是低信誉的债券。第一投资者基金手上就有一大堆这种债券,急于想出手,因为这些债券会影响基金的质量形象。他们找遍了华尔街也没有人要买这些债券。只有米尔肯例外。于是,第一投资基金求助于米尔肯。后来人人都找米尔肯,整个华尔街都来找他。因为他们都不想沾上低等级债券。
 
  米尔肯在研究了第一投资者基金的投资组合后,对基金经理讲:你们不应把这些债券卖掉,相反,应专营这些高回报债券。米尔肯让第一投资基金相信:既然基金是以高回报为口号招揽客户,若将高回报率的债券抛掉,基金的效益会下降。基金接受了他的观点,从1974年一1976连续三年,该基金为全美业绩最佳的基金。第一投资者基金的销售量大增。德雷克斯公司也因参与其中而声名远扬。此后,有7家基金开始经营垃圾债券业务,德雷克斯公司参与了其中5家的活动。
 
  米尔肯成了经营高回报率债券交易的焦点。这时,他已锤炼出了准确判断买主身份的本领。这种技能使他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客户网。安德森讲,这时他们碰到了一个新问题:
 
  到了70年代末,我们已使这种高回报债券市场
  十分抢手。你再也不能仅仅靠自然灾害来创造高回报
  债券了。到那时,我们手头有大量基金等着购买高回
  报债券。若企业再不出现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我们
  也就没有足够的高回报债券供应客户。
 
  于是,我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与其坐等公司
  信誉滑坡,信用降级,我们不如自己去找那些正在发
  展的公司。若你放债给他们,他们的信用同那些发高
  回报债券的公司差不多,但他们是欣欣向荣,不是每
  况愈下。如果一家公司正处在发展阶段,他们的债券
  质量就比那种效益下滑、拼命减亏的公司的债券好得
  多。于是,我们开始创建高回报债券包销市场。
 
  新市场就这样诞生了,德雷克斯公司一头扎进去,搜索那些没有达到投资等级标准或是被其他证券公司拒之门外的公司,还有那些风险很大的小公司,这些公司从未想到过自己能利用华尔街的资本。
 
  在德雷克斯公司这样做之前, 已有别的公司涉足这个行业,其中一个是莱曼兄弟公司。1977年,莱曼兄弟公司为札巴塔石油公司与泛美航空公司公司包销了高回报债券。这两家公司都是莱曼兄弟公司的客户,当时都经营困难。安德森回忆说,他们处理债券的方式让我着实吃惊:
 
  莱曼兄弟公司应该占有这个市场,有利条件都在
  他们那边。他们应是老大,但是,在包销札巴塔石油
  公司的债券后,却没有在二级市场上给予它们足够的
  支持,原因出在莱曼兄弟公司不愿拿自己的资金去冒
  险。很快,这些债券在二级市场上等级下跌。后来我
  还听人说,合伙人开始相互指责。莱曼兄弟公司也就
  退出了市场。但是继莱曼兄弟公司之后,第二个本应
  是贝尔·斯特恩斯公司。多年来,我问自己:他们究
  竟是怎么搞的?他们应当有市场,但他们从来没有真
  正干好过。天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错过了机会。
 
  我们便接着开始创造这个市场。从一开始,米尔肯就
  控制了这个无人能跟他的卓越交易与推销本领相匹敌
  的市场。由于有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德雷克斯公司
  给予米尔肯包销支持。市场上每个人都抢540家上了
  投资等级的公司,剩下了21000家上市公司,年收入
  均超过3500万美元,但就是不能发行债券。1977年
  到1987年的10年间,米尔肯筹集到了930亿美元,
  德雷克斯公司在垃圾债券市场上的份额增长到了
  2000亿美元。
 
  米尔肯是怎样白手起家创建了这个巨大的市场呢?几乎没有人从事无等级或等级不够的高回报债券交易。别说你想买这些债券,就是打听一下它的价格都十分困难,因为这些是没人要的债券。米尔肯找到了愿意买的人。这些人并非是传统的买主。米尔肯找到了这些人,这些人成了他的委托人。德雷克斯公司再把这些人变成高回报债券的发行人。米尔肯向高回报互助基金说明了买这些债券的好处。同那些注重短期效益的传统债券交易相反,米尔肯真正搞透了这些公司,把他们的高回报债券捧成是值得拥有的“所有权债券”。他宣布说,这些债券在利率风险很大的时期反倒能保持稳定,因为其回报是与公司的发展前景相连,而不是同利率挂钩。米尔肯认为购买高回报债券比买股票或是买有信用等级的公司的债券风险更小,特别是在市场行情下跌,或行情剧烈动荡的时候更是如此。
 
  米尔肯把购买高回报债券看成是新兴公司,甚至是高风险公司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一条途径,这些公司通常被排斥于华尔街之外。向新兴工业融资,促进其发展,人们将这一功劳归于米尔肯,如光纤业与移动通讯业的发展就得益于他的努力。他对麦克劳移动通讯公司创建人克莱格·麦克劳和cNN老总特德·特纳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米尔肯还帮助过MCI公司。这家公司创立于1963年,仅靠3000美元起家。后来,这家公司成了打破AT&T对长途电话市场的垄断。MCI的比尔·麦克劳恩曾这样讲:
 
  MCI向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发出了挑战,这是一
  家受政府保护的垄断公司。我们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宋
  自政府的阻力或者AT&T的垄断地位, 而是缺乏资
  金。当我们起家时,新兴公司可从风险资本公司那里
  获得最初的一部分资金,但当这些公司想大展鸿图
  时,他们的选择就极为有限了。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
  及金融机构不信得如何向新兴的发展公司融资。
 
  米尔肯后来筹得了2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令大卫击败歌利亚的梦想成真。当然,米尔肯也从中大捞了一笔。米尔肯在投资之前问这些私营老板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希望—与梦想是十十么?”
  听起来真是不错。可是为什么后来公众认为垃圾债券有害呢?可能是因为在80年代中期,垃圾债券被大量用于兼并。然而,《垃圾债券》一书的作者格兰·雅戈讲道:
 
  尽管人们后来的认识与报道与之相反,但是在兼
   并中,高回报债券从来就未主要用于敌意目的公司兼
  并。1980—1886年间共发行了1100种高回报债券,
  仅有不到3%被用于出于敌意目的交易。
 
  那么,企业是如何使用发行这种债券所得到的钱呢?从1980一1886年间,73.7%的资金被用于业务发展,21.9%用于收购,可见没有多少钱是拿去搞兼并的。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主要是那些被频频曝光的大公司干的。雅戈接着写道:
 
  米尔肯最初不赞成在兼并市场上发展,但他的同
  事鼓动他这么干,这些人认为这将是垃圾债券的新增
  长点。
 
  1984年,兼并数额大得惊人,并购风潮席卷大地。德雷克斯公司当然也不甘落后。正是从米尔肯的垃圾债券合同中.信赖保险公司和快速一美国公司等企业大得好处。德雷克斯公司创立了垃圾债券包销业务。
 
  1984年,德雷克斯公司为金块赌场公司包销了债券。1985年,又在皮肯斯向昂诺科公司投标过程中包销了债券。德雷克斯公司一口气干了许多笔买卖,一直干到1986年。那一年,鲍斯凯被定有罪,为了得到宽大处理,他把米尔肯也供了出来。1990年,米尔肯承认犯了六项重罪,但没有哪样跟内部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受贿有关,这些都是鲍斯凯的罪名。米尔肯的罪名都是没有先例的,以前也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些罪名受指控:他掩盖股票头寸,帮助委托人逃税,隐藏会计记录。认罪后,米尔肯被判罚2亿美元。民审赔偿金额为5亿美元,向政府纳税4亿美元。米尔肯虽被判10年监禁,但他只在监狱里呆了两年。
 
  1989年,《华尔街日报》评论道:“米尔肯是最伟大的金融思想家。”他被《生活》杂志评选为改变了80年代的五位人士之一。身为一名交易商,米尔肯开创并占领了整个垃圾债券业。
 
  米尔肯的新构思什么?其中之一就是搞房地产。米尔肯与台伙人一起,在全球共投资了10亿美元。他讲道:先把房地产包装一下,再分成股票,卖给机构投资者。这样一来,这些机构就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来防范风险。这种证券很容易买卖,很快就能有一个新的资本市场。
 
  米尔肯评论自己说:
 
  我认为获取资本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首要因素。我
  相信,80年代过去后,我们会发现很多关于资本市
  场的概念都被人们误解了,其结果是,我们制定了许
  多法律条款,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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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巾帼英雄
 
  你的声音必须让人听见,你得勇往盲前。我认为
  很多女性会被交易大厅里的男人吓住。我从来没有被
  吓倒过。实际上,同男人一起工作,我感觉很好。我
  想说:只要你干好工作,清楚你在干什么,周围的人
  就不会瞧不起你。我想我已赢得了他们的尊敬。
 
  ——路易丝·琼斯
  
  妇女渐渐地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打入了交易圈。那些成功的人是相当不简单的,她们不仅得比大多数人更聪明,而且还得问问自己:“我能承受得了吗?”长时间的工作,难以想像的工作压力,交易大厅那种锁闭的紧张气氛,使她们不得不推迟结婚,延后生儿育女。她们觉得生活缺乏平衡。但这些女人经受住了考验,她们热爱她们的交易工作。
 
  我坐在穆里尔·赛伯特那灰色调的三角形办公室外的椅子上等着她接见。透过玻璃,我看见地上有个黄色的狗食碗,里面有几根骨头。一下子,我就觉得我肯定会喜欢这个女主人。十分钟后,我被人领着穿过门,我面前的灰色办公桌后坐着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头发略有些凌乱。她戴着眼镜,一边接电话,一边示意让我走近。在她的旁边,有一位会计俯身在办公桌边写着什么。
 
  很快,我与穆里尔坐在一张圆形会议桌前,桌上摊着她的大堆文件。面对面打量,穆里尔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更年轻,这让我有些吃惊。她身着精心裁剪的亚麻套装,发型整理了一下,比先前规范得多了;她冷静的外表并不能掩饰她眼神里滚露出的内心热情。这种激情只是在她的那条长像奇异的宠物狗“巨人女孩”跑来查看我时,才稍微有些减退。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女人,也是交易员出身。那时的华尔街还没有听说过,也根本没想过女人也能当交易员。穆里尔现年65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纪人公司,权势可谓如日中天。穆里尔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对她出现在电视广告上早已不再陌生,对她从电台广告中传出的声音也相当熟悉。穆里尔可能是华尔街最素盛名的女性,有第一金融女人或第一营销女人的美誉,她还经常当舞会女王。总之,她的名谓多得随你怎么想。
 
  宠物狗玩弄我掉在地板上的铁夹。看着她的小狗,穆里尔掩藏不住内心的骄傲与兴奋,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她将要拍的一幅照片。《幸福》杂志正在搞一个带宠物狗上班的名人图片专辑。下周二穆里尔的豪华房车将把她与“巨人女孩”带到发型师那里做头发,然后去摄影棚,在那里,《幸福》杂志的摄影记者将拍下她的玉照。穆里尔简直有些等不及了。
 
  穆里尔讲起她带着小狗一块儿出差旅行的有趣故事,我被深深吸引住了。她喜欢在恰当时候表现人情味,有时,她又希望自己看起来就像外人评价的那样:做起生意冷酷无情,不择手段。一位与她共事的朋友这样评价说:
 
  穆里尔·赛伯特对着一大群人讲话的情形有意思
  极了。在场的每个人都很会感觉愉快。穆里尔会给你
  讲二战时的事,你得让她进入角色。她经历的事太多
  太多。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清楚,当她开始涉足证券
  交易时,她是唯一的女性。
 
  穆里尔的眼睛从小狗身上抬起来,讲起她的往事:
 
  1954年,我开着一辆二手车从克利弗兰来到了
  纽约,身上仅有500美元。那时我父亲刚死于癌症,
  我刚从大学辗学出来找工作。我在纽约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一家研究机构里任实习生,周薪65美元。我坐
  飞机,拍电影,搞研究,写报告。我为别人赚钱。我
  的第一份订单来自一个叫麦迪逊基金会的金融机构。
 
  他们对我讲:我们从你写的一份报告中得到启发,赚
  了一笔。我们欠你一份订单。从那时起,我开始为自
  己赚钱,因为我有了佣金,我不再靠固定工资吃饭。
 
  我只向客户推荐我精心研究过的股票。
 
  我运气很好。由于我结识了芬科的儿子,我成了
  芬科公司的一名合伙人。我从大卫·芬科那里学会了
  怎样成交,怎么处理订单。有一次,我发现并做成了
  一笔大卫没能发现的大生意。他于是对我说:“你过
  来,跟我一起干。”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居然被交
  易商说的话吓坏了。现在,我也用这种方式说疾话。
 
  对我来说,这种语言并不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华尔街
  的语言。要是你接受不了的话,你就不要上华尔街
  来。这仅是华尔街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
  是。
 
  当然,那时压根儿就没有给女交易员安排指导老
  师。我的意思是,大卫就只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打电
  话间我:“你给格里·察打了电话吗?”我间大卫:。我
  在电话里跟他讲些什么呢?”大卫答道:“我才不管,
  给他打电话!”他的意思是,你给察先生打了电话,
  当他下一次要买股票时,就会想到我们。大卫经常夺
  过我手里的电话,对着听筒大骂我搞不懂怎么成交。
 
  后来,我渐渐学会了如何做交易。我从事调查研究,
  把研究结果给别人看,因为我想从他们哪里获得订
  单,那时。我只做我搞懂了的东西。今天的情况已不
  大一样了。
 
   穆里尔未婚,没有子女。她总是忙个不停。她得杀出一条路来,加入世界上最有钱有势的男人组成的俱乐部——纽约股票交易所。穆里尔打算在芬科公司一步步干上去,她开始打听怎样才能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买个席位。这件事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想要试一下。格里·察也建议她买个席位。那是在1967年。穆里尔找了10个男人当她的赞助人,前9个都把她拒之于门外。
 
  我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个交易所会员的赞助。我
  找的都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当他们会见我的时间一
  结束,他们总是急匆匆地冲出门去,连看都不看我一
  眼。
 
  埃德·墨克尔时任麦迪逊基金会的董事长,所罗门兄弟的合伙人吉姆·奥布莱思,以及海登·斯通公司的分析家肯·沃德,这三个人最终成了穆里尔的保证人。当她弄好推荐信与各种表格之后,一个似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又摆在了她面前。
 
  交易所决定启用一条新规定。穆里尔得向交易所提交一份银行出具的保证信,保证她有30—45万美元买席位,而银行拒绝这么干,除非交易所先保证接收她。穆里尔花了几个月才凑齐了这笔贷款和必需的推荐信。
 
  好事多磨。穆里尔·赛伯持公司终于开张了,这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内第一家女性所有的公司。那是在1967年,穆里尔是交易所1366名会员中唯一的女性。穆里尔毫不掩饰:我在那时是相当“有争议的”。当我得到会员资格后,交易所主席问我:“你背后有多少人支持你?”到了1970年,第二名妇女才被吸收进交易所。大约到了1990年,交易所的午餐俱乐部医才有了女卫生间。
 
  最初几年什么事都难办。穆里尔最后还是加入了午餐俱乐部,但那已是两年后的事了。至今穆里尔对当初女人做生意时蒙受的羞辱记忆犹新。其中有一次是她要参加一个金融协会会议,她是该协会的董事。当她打算进入俱乐部大门时,门卫把他挡住了,要她走佣人楼梯,穿过厨房,从后面进去。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在于会议结束后,穆里尔的男性同事们同她一道从佣人楼梯走了出去,以示抗议。
 
  1977年,穆里尔被纽约州州长休·凯瑞任命为纽约州银行业总监。她是第一位担当此职的女性。在此后的五年内,穆里尔是银行监管业有史以来职位最高的女性,凭着这一点,她为自己挣得了名誉。穆里尔表现出了创新精神,她的工作高效,若不是有争议的管理风格,也许她声名还要大。
 
  身为一名彻底的女权主义者,穆里尔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宣传给妇女一个机会,社会也将为此大大受益:
 
  美国企业将发现,他们的女性管理人员将成为挫
  败日本、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有力竞争武器。这些国
  家仍将他们的管理人才来源局限在50%的人口范围
   内。
 
  穆里尔是妇女论坛的现任主席,她是这个机构的奠基人之一;她还是200人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由一流的女商界人士组成;她同时是妇女金融协会会员;妇女经济圆桌顾问委员会会员;有成就妇女学院会员;她加入的俱乐部数不胜数。穆里尔还是第一位职业妇女协会选出的“成就杰出”奖得主。
 
  谈到华尔街的女性,穆里尔说还太少了。对大多数妇女来说,现在仍然很难。她承认有不少女交易员,但大部分都任职于买方机构,也有在卖方干的,都不是在大公司的要害位置担任职务。她们不在并购部门任职,而是在研究所或资金管理部门工作。在这些部门里,她们的薪水不错,而且与男同事同工同酬。妇女虽在资金管理上大有作为,但在交易工作中仍无大的突破。
 
  现在,穆里尔在网上交易方面居于领先地位。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意味着穆里尔“在线”。她的公司向客户提供24小时适时交易。现在,穆里尔还拥有一家市政府债券交易公司,名叫赛伯特·布兰特福特·申卡公司。这家公司是证券交易行业内唯一由女性拥有的美籍非洲妇女公司。只说穆勒尔对前景充满信心,那简直是太不到位了:
 
  这些女孩子太不简单了。我们是加州政府1.75
  亿美元债券的第一委派包销商。真了不起。苏姗·申
  卡这个美籍非洲人简直是个奇迹。她先在乔治亚理工
  大学学工程,毕业后干了五年工程,干烦了,又到华
  顿学了两年MBA。五年后,她们或许会问:“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来的?”看吧,这一切正在发生。
 
  穆里尔递给我了一份放在她身后的简介单,上面列着她的奖项,董事会席位,特别荣誉称号,名誉学位,慈善事业清单等,足足有3页。
 
  我问这位了不起的女人。在我走之前,她想让读者知道些什么。穆里尔答道:“埋头苦干,一往无前。”
  霍莉·斯达克是最耀眼的买方交易明星之一。她为共同基金工作。这意味着,霍莉位于今天金融界的顶峰,因为买方手头有巨额的资金出入市场。
 
  霍莉有着中西部人的那种姣好的面容和爽朗的笑声,让你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觉得她无法适应交易大厅的严肃紧张的工作。然而在霍莉温和的外表下,我却看到了一个极富进取心的女性的内心。她在纽约的代顿—格赖纳—哈特曼—马厄公司做交易商,还担任有2l位成员的交易集团副总裁。该集团代表全美最大共同基金及公共与私人退休基金,在市场运行及大机构需求等事上极有发言权。霍莉游说的许多东西在今天已成了SEC的新规定:
 
  我们全都大吃一惊,感到很满足。我们工作得十
  分卖力。作为一个整体,我想我们在华尔街赢得了应
  有的尊敬。
 
   霍莉是70年代末开始干这行的,那时候,大部分投资机构顾来的妇女都只能当秘书或助手。
 
  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从事证券交易。但
  当时我干的是市场管理与经济分析,我与公司主席蒂
  姆·达顿一道负责澳本哈默资本金管理公司的工作。
 
  当他受命去组建一个叫做迪龙里德资本公司肘,他对
  我说:霍莉, 你来干吧, 你能当交易商。在那个时
  候,他能这么讲,真有点像神话——我也成了个交易
  贝。
 
  俗话说:傻人有傻福,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要是
  那时我清楚我要干什么,我肯定会夹紧尾巴就往山上
  躲。我无知得惊人,但同时我并不羞于承认我的无
  知。我问别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请不要介意我问
  你这些愚蠢的问题。事实是:绝大多数人都十分乐意
  帮助你。
 
  证券交易这一行,或者说我最喜欢这一行的地方
  是,你学得越多,你越觉得不够,要学的东西反倒越
  来越多。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行业。我今天的交易方
  式同我刚起步那会儿简直是天壤之别,原因在于有了
  电子交易。由于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因而这个市场特
  别激动人心。
 
  我太幸运了。我有一个大多数人不可能得到的机
  会。一般来讲,交易本领是通过接电话、通过跟老手
  一起干学来的。很难找到一本书教你如何干。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讲:交易圈里,你的信用就是
  一切。你想想,数十亿美元瞬间转手,凭的就是一个
  电话。所以你一定得有把握,电话那头的人必须是完
  全信得过的人。
 
  霍莉的交易室位于曼哈顿中心,交易桌上四台电脑。房间不大,最多容纳三四个人。霍莉的公司十分喜欢购买小公司的投票——市值不到5亿美元的公司。情况好的话,一天可成交5000股。最难的一点在于,当霍莉需要购买的公司的股票数目出现时,她必须要在场。要是她错过了——比如说有75000股,这极可能是三个月中最大的一笔交易——若是她错过了,她就失职了。什么地方都能买卖股票,因而买方交易商必须随时关注市场,寻找流动性最大的股票。在一个地方错过了,意味着错失良机,那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稍微清醒点后,就开始收
  看CN&C与CNN新闻,了解海外行情。(华尔街日
  报)送到我家,我一边喝早茶一边迅速浏览。7:45
  分我来到办公室,进一步了解国际市场以及我们自己
  的股票,我察看英斯汀网络,它们都向你提供所有的
  分析数据和图表及新闻回顾。8:15分,我开始从经
  纪人那里接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直到9:10分。
 
   这一切完毕后,我们就要商量上午干些什么,怎
  么个干法。9:20分,你收到开市前的电话。9:28
  分到9:31分,大家忙得一团糟,你得迅速把手下人
  打发到交易大厅。
 
  有时候,你也不用慌,后退一步静静关注行情。
 
  我最喜欢这样的一句问话:“你在干啥?我说我在积
  极关注行情。有时你只能关注行情,因为你不想草率
  入市,必须等着时机来临。中午我吞下一块三明治,
  没有时间出去吃饭。下午6至7点下班。若这时有什
  么大事出现,我则可能接着在英斯汀网上交易。周末
  是我休息的时间。我丈夫也是干这行的,我们经常谈
  论市场行情。周末我们来到乡间,什么事都不干。我
  做饭和料理花园。
 
  尽管霍莉事业家庭两不误,但她本人仍认为,女性要在金融界站稳脚跟,特别是在交易大厅里占有一席之地,困难还是要比男人大得多:
 
  过去妇女从事证券交易,通常都是当助手或搞些
  文字工作。只是从前几年起,她们才开始接受训,但
  仍有很多妇女不愿从事交易工作。因为你要想顾家的
  话,干证券交易这行就太难了。工作时间不固定,只
  要没收市,你就得坚守岗位。你没有办法出去吃午
  饭,你得随时呆在那儿。话又说回来,市场瞬息万
  变,你想走都无法脱身。你一离开,5分钟后市场就
  变得面目全非。
 
  妇女在交易厅这个封闭环境里被粗暴对待。这点
  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卖方身上。我同别
  人一样爱开玩笑,喜欢幽默。但幽默归幽默,不能出
  格。这一行毕竟容不得温良谦恭。你不能漂漂亮亮地
  抱手坐在那里,装出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你必须得
  充满信心,你得相信你的判断。交易员必须迅速做出
  决定。当然,你的每个决定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是
  你得从错误中吸取款训接着干。你不能坐在那儿某件
  事情伤心两个钟头, 你没有时间。对于很多妇女来
  说,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
 
  新年前一天,在加州的卡梅尔西班牙湾的高尔夫球场上,路易丝·琼斯在134码外一杆将球击入洞。接着,她又开始从500码外击打,准备让球入进第18洞。整个俱乐部的人都在观看这位有着运动员般矫健身姿的金发女郎的精彩表演。她动作优雅,技法娴熟。
 
  路易丝32岁,单身一人。她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家公司的业主。她早年的生活距优越的高尔夫球场实在太远。她出生后两天,就被抛弃在纽约一座电话亭里。那天寒风刺骨,两天后就是圣诞节。路易丝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至今不知她是哪国人。她仍想知道她亲生母亲是谁。有一次,她徘徊在当年那个电话亭边,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她希望有一位女士走来,而这位女士就刚好是她的母亲。
 
  不可思议的是,在路易丝身上,我找不到一丁点儿痛苦的表情。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热情与喜悦。
 
  我5岁时,养父把我带到当地的一家银行,把我
  放在柜台上,开了我的第一个账户,他向我讲什么是
  利息。当我听到钱也能赚钱时,我着实吓了一跳。从
  那一刻起,我对金钱的兴趣便浓厚起来,而且从小就
  雄心勃勃。
 
  路易丝是交易大厅的经纪人。她的委托人期望她能在交易大厅中察颜观色,体会行情,了解对手,为他们赚钱。
 
  我早上6点起床,7:15分到交易所。我在晚上
  锻炼身体。我十分注重保持体形与健康。我只喝姜汁
  麦芽酒。要沾染上华尔街的那种习气很容易,下班后
  坐在外面喝酒,放松。我宁愿工作也不愿在家独饮。
 
   7:15分,我来到午餐俱乐部, 读《华尔街日
  报》、《投资者曰报》、《纽约时报》的商业栏和(今日
  美国)。我要了解欧洲市场,看看外汇和商品交易所
  行情。我试图发现当天市场的热点。尔后,我打电话
  给我的委托人,告诉他们我对市场的判断。用这种方
  式开始一天的工作真是不错。我给每个委托人打电
  话,他们把我的电话接到扬声器上,于是整个交易间
  的人都能听见。我爱在交易大厅打电话,我喜欢呆在
  大厅里,那里有热情,有冲动。开市后,我泊不及待
  地跑进大厅。
 
  交易的全部窍门在于保持平常心,你不能跟你的
  头寸结婚。要是你有一个好主意,你就干,若行不
  通,掉头就走。只有持这种态度,你才能赚大钱。要
  是你手上有什么东西不对,你仍说:“我想我是对
  的。”要是这样,你就是太固执了,太动情了,太投
  入了。你真的不能这么干,有时你真得横下心肠。你
  得天天无数次这么干。只要你有一个计划,就能这样
  干。
 
  交易商通常把大买卖分成小额合同,以掩人耳目。要是不这么干,价格就会受到影响。干这一行得有灵敏劲,还得保密。
 
  与她的童年生活一样,路易丝的问题往往出在个人生活上,而不是工作中。她十分着迷打高尔夫球,然而却找不到哪个俱乐部会吸收单身女性。而且她能加入的那些俱乐部,仅限女性在下午打球。路易斯万分沮丧,她虽然挣钱成堆,却不能按她希望的方式来花钱。在她的海滨夏季别墅里,路易斯一打网球就是几个小时,算是出口气。

苏珊·奥莉娜头上吊着一枝巨大的活动吊灯,同她面前的办公桌一样大。她望了一眼窗外,脸上容光焕发。她开始回忆起她是怎么加入证券交易行的:
 
  刚开始时,我并没有太大的期望。听起来很不可
  思议吧。那时我甚至搞不清我到底要不要我自己的事
  业。象许多人一样,我很好奇,愿意努力工作。我不
  着于提问,因为我没有什么值得我去保护的。我从不
  会过分地迫使别人努力工作,也从不强人所难。这
  样,你看起来也就不那么有威胁。人们对我也很开
  放。在W·R·格列斯公司时更是这样,我是公司里任
  职时间最长的副总裁,我得间公司里的一群老家伙汇
  报,这些人很早就在公司工作了。在讨论聘用我时,
  彼得·格列斯也有份。这些人给予我事业极大的帮助。
 
  要是她不清楚自己应不应该有一番作为,苏珊又怎么能成为纽约福特基金会固定收入投资部的主管?她掌握20亿美元的投资,能完全独立进行交易。
 
  我那时在银行受训,被调到信托部工作。那时候
  没有多少固定收入投资基金拿给你管理。人们为信托
  账户购买市政府债券,因为那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退休基金。我弄懂了债券是怎么一回事。这段经历太
  宝贵了。
 
  我为GE退休基金工作时,掌管着一个很大的固
  定收入投资组合项目。后来我又为w.R.格列斯干,
  一面当固定收入投资部的经理,同时还管理退休基
  金。现在,我在为福特基金会工作。我比投资业中工
  作的大多数女性都年长。当我开始进入这一行时,人
  们还没有把妇女看成是可以从事这一专业的人。妇女
  被认为只配搞后勤,是辅助人员。我想我很幸运。在
  当年那家银行里,我的上司是个很不错的人。他是我
  的良师,他鼓励我,让我自己干,让我自己清楚自己
  的能力。他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我想我的
  经历很特别。
 
  苏珊的办公室看来绝对不像是个交易场所。一台电脑放在卜边,在诺大的房间里很不起眼。后面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前面除了沙发外,什么都没有了。后边是一堵玻璃墙。这间办公室是一个更能让人冷静思考的地方。
 
  苏珊捋了捋她的红头发,继续对我讲起她的经历,似乎她自己仍想把它全部搞懂似的:
 
  我从来没有为我的事业定过方向,我从没说过我
  要这么干,我要那么干。也没说过几十年后我退休时
  会是什么样子。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当我回想起我
  在1967年时,我不清楚这个世界能给我些什么。我
  对将要出现在我身上的事都持开明态度。我没有自己
  的小算益。只要房门是敞开的,我就愿意走进去。我
  认为只要愿意去寻求,生活中机遇很多,你不知道机
  遇将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不管我做什么,我总是尽可
  能地做完它,尽可能独立地完成。
 
  现在,苏珊还是一家专门捐助资金的慈善机构的一名成员。这个机构所在的大楼共10层,其中的9层赚来的钱都用于捐赠。苏珊一个人挣的钱就足以支持起整个机构了。
 
  我在世界各地投资债券,在各个时区做生意。我
  还得管理外汇,我得学会怎样套期保值。这正是固定
  收入投资组合管理方式的一大变化。市场全球化的确
  效力非凡。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抑制通货
  膨胀能力的提高。70年代, 固定收入投资市场天天
  都在贬值,高额通货膨胀席卷了全球。于是出现了房
  地产暴涨,因为人们都向实物投资。随着我们对通货
  膨胀的理解进一步加深,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战胜通货
  膨胀,固定收入投资市场也大大变了样。
 
  固定收入市场对利率风险总是特别敏感,但是现
  今的利率变化也不像物价以两位数上涨的年头那样
  了。通货膨胀被驯服给固定收入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影
  响。如何组合固定收入投资,才能使固定收入证券如
  期地在一个均衡的投资组合里带来风险降低后的回
  报。
 
  我看了下苏珊的电脑,想知道她是怎么交易的:
 
  我同经纪人打交道,经纪人是资金来源,我本人
  也是资金来源。我买他的头寸,也向他卖我的头寸。
 
  在我看来,达成一笔交易实际上是我对来自经纪人的
  信息作出的反应。在很多情况下,我的反应还取决于
  经纪人本身的头寸。这种方式利弊均有。你应清楚市
  场行情,你的目标, 向那些有头寸的人购买,这才是
  最有利的。若是我决定买德国债券,我正打算同所罗
  门兄弟的一位经济学家的一起干,我们则知道所罗门
  手头有这种债券,但却向戈德曼购买,而戈德曼可能
  有货有限。若是我这样做,会对我十分不利的。这样
  价格也会大不相同。
 
  楼下我看到了琼安娜,她在交易股票,她同苏珊一道管理着30亿美元。1978年,琼安娜在福特基金以一名临时工的身份开始交易。开始时她仅是一名助手,谁不在办公室,她就去填补。后来,琼安娜也成了一名交易员。
 
  我认为在买方这边,妇女有许多机会。在卖方,
  妇女还未发展到那一步。我想卖方妇女也很多,但没
  有买方这边的妇女得势。
 
  同苏珊恰好相反,琼安娜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电脑,布鲁伯格、市场行动、第四市场等等各种交易系统。但我注意到琼安娜,大部分交易是通过经纪人成交的。
 
   每天早上8:15,我们的每个经纪入都会给我们
  打电话,给我讲她们的研究结果、策略、经济动态,
  债券市场行情,任何刚刚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有
  时,这些电话很管用,有时则没有多大用处。但给我
  打电话是我对他们的要求,每天早上都得打。即使什
  么消息也没有。我已要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好讲的。一
  无所有,有时这意味着有些别的东西。
 
  9点过一点,我就同资产组合投资经理讨论,看
  看他们手上有什么东西。,我们在一起商量,决定早上
  买卖些什么债券。我有时会让CNBC的新闻节目一
  直开着,这样,若有什么大事,或是海外市场有什么
  出入意料的波动,打开电视,我就是要听那些人七嘴
  八舌地讲些什么。
 
  这种保守、注重长期效益的投资方式意味着福特基金会的回报率也不是那么高。她们每天的交易量也不过几十万股。在苏珊看来,10至20种股票就够她忙一整天了。
 
  只要是可能的话,我会在市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
  抓紧成交。有些生意要难做些,你甚至连2500股也
  卖不出去。你只能等,盼着买主或卖主出现,才能做
  成一笔交易。我们对价格相当敏感,我们也不会一次
  性大量成交,而是将大折小,看看长期效益如何。
 
  我在这行里已干了很久了,长期的经验让我清楚
  这时别人在干些什么。若出现的是个新面孔,我会特
  别小心。这儿卖5000股,那卖5000股,这样一来,
  他们也就大概清楚我是怎么做生意的,也清楚我希望
  他们如何处理我的订单。时间长了,你也有了关系。
 
  若是个老手,我给他们的自由也就多些。
 
  比起分析家或资产组合经理而言,我更愿意做交
  易员。原因在于,市场每天4:00收市,这之后你什
  么都干不成了。当然我也还能通过电子交易继续干,
  但我的意思是,我的工作在4点也就结束了。我无法
  再回到四点之前。我能判断我每笔交易是好是坏,或
  是说这个交易能维持多久。现在,要是一笔交易能管
  半小时,你就是个天才了。我特别喜欢这点,这是种
  瞬间的满足感。我回到家,我清楚自己一天都干了些
  什么,我也清楚这一天是怎么过来的,每笔交易是怎
  么做成的。
 
  纽约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卡罗琳·杰克逊的豪华顶公寓。宽敞的起居室里,地上摆满了各种健身的器材,哑铃,垫子,太阳光暖暖洋洋地照进来,房间里回荡着新时代的流行音乐。
 
  衍生工具行业的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卡罗琳·杰克逊是谁。她曾是国际换汇与衍生工具协会的执行主管与董事。现在,卡罗琳已改头换面。身着短裤T恤,她的打扮着实让我意外。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身材苗条匀称,金发大眼。我想卡罗 琳是从工作中退出了,从压力中解脱,放松一下自己,看来我是错了,在这张漂亮的面孔下,是雄心勃勃,壮志凌云。卡罗琳只不过是稍适片刻罢了。
 
  我想写书。我参加了一个写作班,还有一门短篇
  故事写作课程。大家一起写,一起讨论,这对我很有
  帮助。我真的很喜欢写东西。我在前三个月内写的东
  西比我这辈子写的加起来还多。我很高兴。我的书已
  写了几章。我还要写两幕戏剧,三个短篇故事。我想
  再多也不够。
 
  卡罗琳想以纽约的大环境,以及她在金融业的经历为背景,创作通俗小说。现在她一周教五次健身课,有时是在纽约体育馆上课。
 
  生活中有三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写作,派生工
  具与健身。我希望我能很好地平衡这三样,而不是太
  投身于衍生工具。
 
  卡罗琳是个复杂的个体,对生活充满热情,这种激情让她对生活充满了好奇,想一一尝温百般滋味。在我看来,交易员都是性格单一的人。他们总是专注于他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干别的事。当卡罗琳身为交易员时,她也是如此。然而突然之间。她真情流露,唯一未变的是她那股从未停下来过的冲劲。
 
  电话录音机响个不停,里面的声音让我看到了她的生活的缩影。一个男人的声音,约她出去;生意场上的声音,请她在什么会上发言,给予支持,以专家身份出席一个衍生工具案例的调查,其余的就是旧时好友打电话询问请私人健身教练的事。她会不会出去吃比萨饼,看电视呢?大概不会,卡罗琳仅是休息片刻,但很快又有新的目标在等着她了:
 
  前两年在国际换汇与衍生工具协会那会儿,一个
  月我得抽出三个周末为之左右奔波。若是给我的生活
  画个圈,只有两部分,国际换汇与衍生工具协会,还
  有就是唾觉,要是我在睡觉—N话。生活中还有很多事
  情也是很重要。在交易圈里,我发现我对法律的兴趣
  越来越浓。我也报名参加了法律学习班。我也不想与
  衍生工具市场一刀两断, 但我想要能自主我的时间。
 
  衍生工具是个韦人叹服的行业,它在我心目中有着极
  其重要的地位。我能成为它的一分子, 我深感激动,
  而目我希望,我能以某种身份一直是它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卡罗琳要离开这行呢?
 
  首先,说我一劳永远永远地离开是不恰当的。对
  我个人而言,写本书十分重要。不管这本书是好是
  坏,出版界会作出评判的。自打我8岁起,我就有写
  本书的想法,但始终抽不出时间。直到我翻过40岁,
  想想我的个人生活目标,才发现在这点上我差得太远
  了,尽管这一直是我的头等大事。
 
   我在衍生工具行业干了15年,从它诞生之初我
  就开始了。我简盲觉得自己像是它的相母。我对这行
  有一种主人般的自豪感,我绝不会一定了之。15年
  过去了,回想起当初,我确实体会到我尽了全力。我
  是曼哈顿银行最初的那批人之一,这真是太好了。我
  从最底层干起,要多底层有多底,底到什么地步,我
  会为了保证电报发了出来而加夜班。
 
  我从1982年开始干,但衍生工具小组盲到1983
  年才成立。我亲身经历了曼哈顿银行信贷部门整个发
  展规划过程。我的开始困难重重。当时,我正在写勒
  斯特读博,24岁。一切都很好,我通过了所有的考
  试,我正在读博,这意味着你在写博士论文。24岁,
  博土,从未工作过,听起来真是有点荒唐可笑。
 
  于是我找到我的博土论文导师克利卡·史密斯,
  跟他讲我真的想先工作一段时间。他帮我安排了一次
  面试,在曼哈顿银行的金融公司。公司里的人都是从
  芝加哥大学或罗切斯特大学毕业的。那里效率至上,
  所以我想这对我很适合。而目我能边干边写博土论
  文。不幸的是,我才到那儿两周,这个公司就被解散
  了。
 
  我放弃了我的全额奖学金,在纽约租了套月租
  800美元的公寓。我有点儿担心。还好,那是在80
  年代初。我到了那儿.对自己讲:我要参加完这个信
  贷发展规划的全过程。当我离开时,这个小组重新组
  成了一个叫做换汇集团的小组,没人愿意去干, 因为
  都搞不懂,而且人人都想去辛迪加、规划融资及贷款
  部这些大通曼哈顿银行名气最大的部门。我说:你们
  不干我干。因为我喜欢能固定在一个上司手下工作,
  当然到了后来,这个行业成了大热门。由于其顾客基
  础出类拔萃,曼哈顿银行成了这个行业的领头羊。
 
  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激动,很难描述那些曰子。
 
  一切都是新的,每天都不可预料。你真的觉得你处在
  一个了不起的新生事物的最最开始。我天天都能感觉
  到这点,能感到我是多么的走运。我不停地间自己:
 
  要是衍生工具如此之好,能好多久呢?想到这里,我
  现在就会觉得自己那时有些天真。我没有想到这个行
  业能存在这么久。我当时想会有新东西代替它。我们
  所干的一切就会象M&A计划融资那样,光辉岁月终
  会过去。但是我们的规模不断扩大,又添了新产品。
 
  所以在那里很有意思。我能干很多事,因为衍生工具
  不断地在向前发展。最初,衍生工具是为企业融资机
  构服务的。你可能四个月才有一笔买卖做。那是一段
  好时光,我们赚了很多钱,但却没有人买卖衍生工
  具。
 
  后来,我们开始少量买卖衍生工具,也不那么有
  融资结构的味道。我的老板走了,新来了一个。他说
   我们要开始交易衍生工具了。由于我擅长定量分析,
  他要我主持交易大厅的工作。当然我那时从未干过交
  易员。我得从头干起,管销,计算方法,一切从头学
  起。我那时才28岁,身负如比重担,有点不可思议。
 
  但却非常有意思。我热爱这一行, 因为它总是崭新
  的,变化的,发展的。
 
  盖尔·潘凯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厅经纪人,冷峻,职业化,颇像瞬间新闻节目里的评论员。当我还在伦敦做基金经纪人,把买卖单发向纽约时,我就盼着能亲眼目睹大厅经纪人是如何处理越洋交易电话传递的订单的。我要是想买卖某种股票,我就先递给我的交易员一张订单,我的交易员再次电告伦敦经纪公司的交易员,经纪公司的交易员又打电话给身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让他来执行订单。这就是盖尔的工作。
 
  人们往往把大厅经纪人看成是在传递订单,而非真正在交易。而事实上,他们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交易,其工作是繁重费力的。经纪入的艺术在于精确地判断何时出击,何时伺机不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能一方面判断入市,一方面又能耐心等待,能攻能守,伸缩自如。市场行情瞬息万变,而股价能在一秒之内翻江倒海。
 
  我同盖尔一道穿过铺着叫不出颜色的亚床油地毡的大厅,路过一个擦皮鞋的摊子,经过许多道门后来到了主交易大厅。一下子,我们就从悄然寂静进了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的大混乱中。
 
  交易大厅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每次当交易大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观众看到的都是一座七层高的大楼。每次提到道·琼斯以多以点报收时,都是大钟一敲,钟声一响。这些形象与声音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市场”。你能感觉,能目睹,能聆听。纽约股票交易所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们仍能面对面讨价还价进行股票交易的场所之一。
 
  一队摄制组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请盖尔现场谈谈她对市场行情的看法。我后退一步,脑袋里有了这么种想法;在这个被理性占据的交易世界里,盖尔还是个新面孔;年轻,自信,脚踏交易实地,一步步干上来的非洲籍美国女性。盖尔连珠炮的分析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当摄制组退去后,我发现电视机在交易大厅里太显眼了。阳台上就有电视间,电视屏幕随处可见,交易员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屏幕上滚动播出的股价变化,几乎没有必要去看大老远挂在墙上的巨幅液晶显示屏,上面有道·琼斯指数的变化。
 
  盖尔对我讲了她的经历:
 
  我17岁高中毕业,就得立即工作。我周五刚从
  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毕业,周一我就开始在纽约股票
  交易所上班。那天我几乎是一团黑地定了进去,你知
  道,梳着两条猪尾巴辫子。浑身湿透。那里的人都是
   男人,个人身高六尺。说什么文化冲击。回到1971
  年,这里是男人的世界。
 
  开始是很难的,比什么都难。
 
  一个女人,背景完全不同,高中毕业,要定到今天这步,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我很早就被告之我不能上大学,不是什么老师,
  而是我母亲。我的姐姐上了大学,但轮到我肘,家里
  已经没有钱了。我只能工作挣钱。
 
  交易所的经纪人周末在新泽西部外打完高尔夫球,周一回到纽约;而盖尔,乘地铁从市中心的贫民区来到纽约证交所。
 
  这些人都是精英,人人都高人一等。即使是他们
  的消息也让我吃惊,这意味普不同的方式。当别人介
  绍我时,他们的对话风格都是我从未体验过的。真的
  是太难太难了。
 
  我就是这么到了华尔街。我先前申请了三份工
  作,两个都是保险公司。因为在那个时候,高中生都
  想进银行,进保险公司工作。我根本不知道纽约股票
  交易所是怎么回事,什么是股票、债券、外汇、金融
  风险,学校里又不教这些。
 
  从盖尔刚起步到现在,25年了,现在她已有了自己的“席位。。对一个人黑人,妇女而言,这简直不是玻璃板,而是水泥板——她压根就看不到出头之日。显然,盖尔毫不在意。
 
  当盖尔回忆起她第一次交易时,她的神态不再那么自信,而是有点畏惧:
 
  我被吓死了,真的是吓死了。真让人害怕,你做
  一笔几百万美元的买卖,你没有办法不想到这点。你
  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用的是别人的钱,
  你可不想出什么差错。我记得我能在同时既得意又害
  怕。你的感情是那么丰富,那么激烈,但是你必须控
  制好,一是你闯过了这关,你就会爱上这行的。
 
  周围的人来人往,一片混乱,实际上这些人是在对市场的起浮做出反应。一切都好,这意味着买卖做成了。表面的混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精确活动。人们赶到某个交易点买卖他们的下一个股票。因为在大厅里,只有到某个地方才能买卖某种特定的股票。你就得挤开众人,找到地方。主持交易的专家代表了若干种股票,这些股票只能是由他负责。你也只能从这个人中买卖。
 
  我们去的是IBM。当我们到了那儿,盖尔把我抛在一边,为她的委托人买卖IBM股票。她钻进人群。一大堆交易员围着IBM专家,焦急地等待成交。肯定有什么新闻——每个人都争着引起IBM专家的注意。专家面对交易员,就像个拍卖师那样,大厅里进行着数百个类似的迷你拍卖。只不过大厅里的拍卖太快了,很难随时跟得上行情。
 
   几分钟前还又说又笑的盖尔,现在已板着脸开工作了。她高声报价,声音盖住了交易员,她要击败对手。在这种地方交易股票得有牌手察颜观色的技巧。人人都带着假面具,他们越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越是让人捉摸不透。经过几年来在大厅里的翻滚,盖尔已能看出对手是谁,并已学会揣测对手的意图,他们手里到底拿着哪张牌。盖尔注意聆听周围人群的谈话,她审视着他们的表情。比起商品交易员挥舞着手臂示意是买还是卖,这里的身体语言没那么多,更多的是眼神交流与音调的细微变化。
 
  盖尔从未厌倦过——她一直旋风般地忙碌着。她在人群中穿动,示意我她又要到下一个交易席去了。路上,我们经过了盖尔的交易间。她手下的文员正在接电话,记下订单,等着她去成交。这个场面让我想起了接力赛跑。盖尔交给手下已成交的订单,手下又给她要成交的订单。咽下一口可乐,盖尔又风般冲进大厅。她的手下能通过电话和传呼与她联系。由交易间的文员一张张累积起数百万美元。切忘注意力分散。有选择地集中精力最为重要。要是她老是回想起上笔交易,那注意力肯定是要分散的。
 
  盖尔一边对我讲着,一边又走进了大厅:
 
  我爱这里洋溢着的那种能量。它让我着迷。即使
  交易厅十分寂静的时候,也总有一些激动人心的东
  西。总有新闻。我喜欢这里,因为我不可能在别的任
  何地方学到交易所在过去25年里的教我的金融学知
  识。这像是文学与金融合二为一的大学课程。
 
  我的工作让我对人很敏感, 因为你同别人紧密合
  作,一整天你都跟人眉碰房地工作着。交易有很多规
  矩,你不能胡来,你得很专业化。
 
  盖尔一边抬头关注价格,一边同我讲话。她的眼睛又在外汇、股价上滑过,很快又注视到头上的CNBC新闻。通过不停地注意屏幕上的各种变化,盖尔同交易所里其他人一道同时吸引着信息。这时,她对我俩周围的事无动于衷。要是她发现价格变化会影响到委托人的股票哪怕只比别人早20秒——盖尔就能找到更好的价钱。掌握的信息越多,越有竞争力:
 
  我每天上班前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我5:30
  起床,读完(华尔街日报》,收看CNBC、CNN新
  闻,一边还得梳洗打扮。要是我发现IBM有新闻
  ——我关注所有的技术股——我就会再去看看DEC,
  你必须得有全局观念。
 
  对于我来说,股票交易是毅力、智慧、胆识的结
  合。你吸引信息,分析信息,付诸于行动。在外行看
  来,股票交易就是一大群人那儿大喊大叫,而实际
  上,这是个思维过程,你不停地想:我该不该这么
  干?那样干又好不好?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受制于
  委托人对你的要求。都不容易呀。
 
   一天结束后,我累垮了。我们从来没有停下来过。盖尔没出去吃午饭,她手下的文员也一样。连续6个小时的肉搏式的让人胃痛的高强度劳动,市场行情就像环滑车道般的时起时落,忽好忽坏。道·琼斯指数上午上场80点,下午又跌落43点。有时我觉得我们是紧抓着市场不放。
 
  在交易大厅出口处,盖尔向我吐露心声:
 
  我梦想着成立自己的公司,我也这么干了。公司
  尚处于萌芽阶段,仍是婴儿,需要关心呵护,细心照
  料。我今年42岁,5年前我开了自己的公司。我纵
  身跳下悬崖,还好,至今一直都有降落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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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钱无国界
 
  当投机商赢利时,政府当局总是在这样或那样的
  地方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政府却不愿承认自己的
  无能。他们宁愿高声叫嚷着把投机商全都绞死在电线
  杆子上,也不愿稍微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究竟错在哪
  儿。
 
  ——乔治·索罗斯《索罗斯论索罗斯》
  你非得身临其境目睹外汇交易的全过程,才会清楚交易过程进行之快,才能了解相互影响在交易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能感受到交易商与推销商之间的紧张气氛。推销商与交易商各事其主,前者为其客户赚钱,后者则是捍卫各自银行的资本。打个比方,一个委托人打电话说想出手价值5亿美元的日元,交易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交,将其全部买下。现在他手上已有价值5亿美元的日元。下一步要干的就是全部脱手,而且要快。
 
  他起身喊道:“卖日元。”立刻,交易大厅里的每个人都会打电话询问日元价格。当这些人弄清行情后,就开始报价:“1美元93.5日元。”“成交!”“成交50”,又有一个人喊道:“l美元93日元,买50!”交易商又喊回去:“你50!”。交易就这样一笔笔继续下去,直到交易商对他手上所持的日元数量满意为止,例如只剩下一半。
 
  交易商的艺术在于对他所持的头寸保密,不能透给市场半点风声。头寸的大小也是每个交易员所需保护的最关键的信息之一。成功的交易商中极善操纵账户上的头寸,以击败市场上的那些对手。
 
  迈克尔·保罗曾在瑞士联合银行负责管理交易商,对交易商的这一种看家本领有这样的描述:
 
  交易商可能会直接与同行打交道,但更为常见的
  是通过经纪人来做买卖。你让经纪人为你在市场上找
  到愿与你成交的人,你也不必去同任何交易商讨价还
  们。这样一来,你就不会被自己的声音中的某种不
  安,自己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甚至是感冒症状而暴
  露秘密。对方对你的一切也无从知晓。此外,经纪人
  还能把某个人在市场上干什么的事情掩盖起来。你的
  头寸大小也就得到了保护。要是你想大规模调动资
  金,肯定不愿让他人知道,因为别人会趁机调价,跟
  你对着干。
 
  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年青人才能承受全球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的工作压力。日均成交额上千亿美元,数十亿的美元在数秒钟内从一国流向另一国,又流向第三国。交易商进入他们的金融世界的方式跟我们上网差不多。显示器上跳动的数字把你同全球经济紧紧相连,这个看不见的金钱世界是如此富有生气,如此真实,就连周围的现实世界也望尘莫及。交易商瞬间就能察觉到反常之处,并能立即调动数千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们密切关注着和分析着潮水般涌来的信息。交易商不仅靠信息发家,也在变化与混乱的游涡中致富。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汇率从固定变为浮动,外汇交易商们开始崭露头角。浮动的美元使得其余的货币也跟着波动,汇率变动令交易商烽拥奔向市场。
 
  交易商操纵着一个“日不落”的市场。从东京到伦敦,到纽约,外汇市场24小时都在营运,交易不间断进行。伦敦时间早晨8点开市之时,东京与香港则正是一天的打烊之时;伦敦时间下午l点,纽约的外汇交易却刚刚开始。表面上,外汇交易是没有国界的,由于你能通过电话、电脑在任何地方进行任何一种交易,尽管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外汇交易也主要集中在相关货币所有国。例如,法兰克福的外汇买卖差不多都是与德国马克相关的。担任伦敦市长的保罗.纽沃尔爵士一直密 切关注着金融市场动向,他这样评价说:
 
  伦敦是欧洲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多种外币交易中
  心。其他的外汇交易中心基本上都是买卖本国货币。
 
  然而在伦敦,仅有10%的外汇交易是与英镑有关的。
 
  国际清算银行3年发表一次调查报告, 其1995年秋
  发表的报告表明:在过去的3年中,伦敦在全球外汇
  市场的市场份额从27%上升到30%,且日均成交额
  攀升50%,达到1200亿美元。
 
  伦敦的市场份额同纽约、东京、巴黎加起来差不
  多大,是法三克福的6倍。伦敦是流动资本所在地,
  是上演重头戏的地方。
 
  你可能会认为,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新兴民主国家的加盟,大部分外汇买卖将服务于进出口之类的经济学概念。而事实上,在全球30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仅有5000多亿是同商品与服务贸易有关。
 
  货币买卖本质上是出于金融的需要,而不是商业的考虑。更为恰当的表述应是,货币在哪里能赚取最高利息的问题,或者说是由于某个国家经济状况好转,该国货币有升值的可能,而资本能从这种可能中赚钱的问题;或者资本在出现政局动荡之时,能在哪里找个避风港的问题。资本会因为当局可能出台更多的管制措施而外流,也能从一个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国家撤走。大部分资本都被被用于外汇投机,做这种钱生钱的生意。
 
  对大多数人而言,想到外汇买卖主要是出于投机就感到非常不安。而且在当权派中,还存在这样一种普遍担忧,那就是外汇交易商在摘投机的同时也在掠夺着政府的权力。反过来,政府也感到自己权力受到侵犯。外汇市场是全球性的、公开的、自由的,其主人不是政府,而是市场参与者。
 
  斯坦利拉斯斯·雅苏科维奇在伦敦开了一家银行——欧洲银行公司。该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特别反感政府对外汇交易商的攻击:
 
  每当出现英镑危机时,工党的部长们就会指责外
  汇交易商。这些交易商大多是伦敦人,历来干这行。
 
  这些人的父辈推着手推车在街头叫卖,他们是活跃的
  交易商。他们对外汇买卖这行有看真感情。他们是不
  遗余力,甚至是极端的亲英派。若有什么情况,他们
  很可能是赌英镑涨,而不是赌跌。你必须包容他们的
  这种乐观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我过去在给这些部长们的信中曾
  这样写道: “你们清楚,我认为你们的指责是没有根
  据的,你们指责的是一群实际上从事着一项十分有价
  值的工作的人。是这些人使伦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外
  汇交易中心。为什么你们不亲自来交易所,看看他们
  是如何工作的呢?。你知道,部长的回答总是。我没
   时间。”他们对于交易商偏见颇深,执迷不悟,这令
  我十分恼火。因为在我看来,交易商是本分的公民,
  从事着一项有益的工作。
 
  我们不妨把外汇交易商比喻成CNN的记者。新闻记者目睹事件发生,于是发布消息,这其实是他们对于事件的理解。CNN记者的观点,以及外汇交易商的观点,都要求立即作出反应。这些事件要是没有他们的介入,往往会被束之高阁。有时,我把CNN看成是新时代的“世界政府”——从抽象意义上来看——克里斯蒂安娜·阿曼波尔是国务聊。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个更富现代感的政府。它与选民相互作用,有力地影响着大众的思想、注意的焦点及行为。传统的政府正被要求对这个“世界政府”负责。当CNN将摄像机镜头转向波斯尼亚,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有所表示。当外汇交易商把他们的注意力投向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国家,认为该国货币汇率过高,他们就会将价格压下去,因为它根本就值不了那么多钱。这促使该国政府关注此事,并采取措施。CNN的记者与外汇交易商手里有着政府所畏惧的权力——全世界加快发展的能力以及对外交事务的影响。
 
  这会不会让我们感到坐立不安呢?自由市场经济正在运转,遍布全球的数以千计的外汇交易商对经济作出各自的判断,用钱说话。他们决定公道的市场价格。从他们的计算机上就能看到这些价格。交易商使某种货币贬值,正好说明究竟是 什么促使他们首先使出了这一招。
 
  斯坦利斯拉斯·雅苏科维奇继续说道:
 
  人们应让政府对他们的失误负责。要是一家公司
  管理不善,股东减仓,股价下跌,那么公司要不是换
  经理,就是被兼并。对于这点,政客们是感到再自然
  不过了。
 
  同样也是这些政客,当他们管理不当造成严重后
  果——汇率受到不利影响肘,他们就会怒不可因。总
  的说宋,政客们极不情愿对金融工作的管理不当承担
  责任,所有的错都是外汇市场的错。
 
  当他们谈及外汇交易时,就像是愚蠢的国王杀死
  带来坏消息的臣子那样——外汇交易商不过是在把供
  需真实地反映出来,我要高呼交易商万岁。他们的目
  的可能是要让政府负责。他们是诚实的最后一道防
  线。
 
  但在穆里尔·赛伯特的眼中,凡是不服务于贸易的外汇买卖都是值得怀疑的:
 
  若你生产面包、铜或别的什么东西,你得耗费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宋冲销成本。有人出于政治动机
  买卖外汇。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经济不好,因为……
  于是他们便开始大量卖空。每笔交易的金额都是巨大
  的。
 
  我直到去了法国,才开始意识到这点。我在里昂
  信贷银行吃过饭的第二天,法国法郎就受到了对冲基
  金的冲击。你可能还记得这件事。法国央行数次干预
  市场,然而面对外汇投机商的进攻, 他们无能为力。
 
  要知道,法国还是个大国呀…。
 
  由于交易商决定着某种货币的价值,因而会加快这种连锁反应。汇率的动荡将加剧国际贸易中的不稳定因素,使贸易双方无法同时获利,只能是有输有赢。由于正是一国经济本身决定了外汇交易商将如何估计这个国家的商业与消费状况,于是问题也就成为到底该不该准许外汇投机。我们打个比方:在股市上,当某公司的利润不及预期时,股民们就会迫使其股价下跌。若该公司状况持续不济,股价还会进一步下跌。近些年来,这种现象已成了促使管理上台阶、公司增加盈利和股票升值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昏昏欲睡、平庸无能的经理们必须面对现实,要么改观,要么走人。
 
  不论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国家,不可避免性是问题的突出之处。若市场不能像现在这样迅速对经济作出评判,改革的时间就会拖长。但是变化总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灵敏的市场和高效的电脑,及大额资本大大缩短了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有利条件能有效地把公众注意力吸引到这种不断恶化,不得不想办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上来。汇率不稳对于那些从事国际业各的公司是最头痛的。这也正是衍生工具市场欣欣向荣的原因——在汇率动荡时保护自己。
 
  汇率大起大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然后影响进出口量,最后反映到就业机会及个人收入上。但是汇率制度在外汇投机商崭露头角之前早就有了。当央行和政府联合控制汇率时,就曾出现过竞争性或突发性的货币贬值。这种贬值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研究外汇投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及市场预期是促成外汇危机的主要原因。拉蒙·莫勒诺是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他在考察了1980—1994年的东亚外汇投机后,这样写道:
 
  我们进行了调查统计,试图发现在投机压力与一
  国不同寻常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及经济状况之间是否存
  在联系。我们的统计表明:东亚国家的货币贬值是与
  同期的巨额央行预算赤字及内债增长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在汇率较为稳定期间,预算赤字,央行内债增长
  也都缓和得多。这点同投机压力加大是相符的, 因为
  宏观经济政策没有与盯住汇率制保持一致。
 
  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莫莱斯·奥布斯持菲尔德这样解释道,即使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与该国外汇体制步调一致,经济不景气,或者政府不愿捍卫本国货币的市场预嘲,都可能增加对外汇市场的压力。
 
  市场预期在外汇投机中举足轻重,也正是基于此,一些国家持“强硬”态度就不难令人理解了。维护本国货币的理想汇率,在这点上,他们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通过各种会谈、讨论、讲话,把汇率说高说低,是当局惯用的手法。然而理想中的外汇投机商却会这样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谈话、会议,一且政府在捍卫本国货币时耗尽外汇储备,当下次外企风波来临时,它就会力不从心了。
 
  私人资本在外汇市场上起了多大作用呢?穆里尔·赛伯特在前面提到的在法国活动的对冲基金就是为私人客户工作的。要是这些交易商为知名人士的话,他们是会被其余交易群起效法的。1992年,当欧洲开始推行他们的ERM(欧洲外汇机制)时,(该机制预计在1999年完成),外汇交易商往往跟随大的美国私人基金旗下的交易商一块动作。这种一窝蜂上的后果是有些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则被炒作的走了样。
 
  就在这时,乔治·索罗斯及他的头号交易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为英镑定价过高,必跌无疑。德国开始执行高利率政策,而英国经济持续萧条,形成索罗斯所描述的“欧洲汇率机制的动态不平衡”的情形。英德间的政治较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市场认为英国可能不会加入该条约,都给英镑带来了压力。于是,人们开始抛售英镑。
 
  索罗斯不仅从抛售英镑中净赚10亿美元的交易利润,而且成了外汇交易商中的龙头老大。这些交易商都是大户,指挥巨额资金流东向西。索罗斯在为他的做法辩护时这样讲,基金总是不会在他们看来是非理性投资或不稳定资本流动上下注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为了稳定、市场。公众认为1992年的英镑风波将索罗斯及他的量子基金推上了外汇投机的头把交椅。然而不管有没有索罗斯,这场英镑风波也是在所难免的。大跨国公司也预料到了英镑疲软,因而事前就大量抛售英镑。他们先走一步。除了强行实行外汇管制外,当局是无法命令外汇投机商住手的。实践证明,管制对于一国经济的好转并无多大帮助。索罗斯式的人物仅是在煽风点火。不过,大批的外汇交易商早就把一切看在眼里,一有风吹草动便倾巢出动。有时私人资本比起公共资本风险更大。私人投资由富有的私人投资者组成。由于这些人想获得比共同基金更大的回报,也清楚他们得承担更大的风险。风险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外汇交易中,一些私人基金使用期权,有的用衍生工具,甚至连他们的银行贷款也被安排得能赚取更大利润。在暂时的外汇风波中,这些炒家也确实加大了涨跌幅度。但是市场是如此之大,这些大户的作用不过是暂时的,有时甚至是无用的。
  

不仅是对冲基金和英国财政大臣辞职加速了英镑的贬值,全球各大跨国公司的外汇交易商及英国本国的大公司也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
 
  1992年,外汇交易圈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德国马克将成为坚挺货币。西班牙比塞塔对德国马克的汇率下跌25%,意大利里格汇率也急剧下滑,法国及葡萄牙货币也在贬值。国际资本从这些货币疲软的国家大量流出。要是这些国家执行那 些能让他们加入单一货币体系的条款,其货币还会进一步走低。打那以后,法国由于失业率持续上升面临更大的压力。仅仅是出于法国银行的干预及法政府的强硬立场才使法郎免于进一步贬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预计法德两国会采取一切措施,只准许两国货币在较小范围内浮动。
 
  法国总统希拉克曾把外汇投机称作是“经济中的爱滋病”。他在鼓吹法郎及拥护欧洲货币联盟方面不遗余力。外汇交易商一度很看重巴黎——波恩同盟。一旦法国失业率达到12.9%,希拉克的政策面临来自新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挑战,人们的看法就变了。法国法郎的价值并末突变,但其对美元、英镑的比价多次下跌。当人们对一国经济及该国领导人信心下降,感觉不稳定性增加时,外汇交易商们就会撤走资金,直到危机过去,形势好转。
 
  1994年,当墨西哥政府出尔反尔,出人意料地宣布比索贬值之时,暴发了对比索的信任危机。当时人们对新当选的墨总统也信心不足,人们还预计通货膨胀会升至20%以上,经济将萎缩2%。对外贸易逆差加大,农民骚动不安,政府负债累累。这时的墨西哥看起来还象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吗?显然人们是不愿上沉船的。
 
  交易商及投资者难以宽恕糟糕的墨西哥经济,他们撤资了。墨西哥股市顿时下跌50%。股票及其他投资都被兑换成更保险的货币了。美国给予了墨西哥多达几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流向了在投资者看来更稳定的德国马克。社会对此是会作出反应的。难道那些为了吸引外资并保留外资的行为是不对的吗?你能指责那些为了保全资本而撤出墨西哥的公司与投资者吗?外汇交易商及投机商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造成问题出现的并不只是他们这个因素。
 
  让我们再来看看1995年的日本。那时外汇交易商们均看好日元,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日本消费考将从廉价的进口食品、原油及纸张等商品上受益。日本企业通过降低国内成本,加大向马来西亚、泰国等货币低于日元的国家出口。日本企业似乎没有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也是在1995年,资金流出加拿大魁北克省,因为外汇交易商们对该省脱离加拿大的运动深感忧虑。1996年,美国国会与总统就1997年预算草案达成一致部分原因是出于这样一种畏惧:要是国会与总统不共同努力避免政府瘫痪的话,外汇交易商就会拿美元开刀。每次达成预算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美元汇率都会大幅下跌。要是再往后推,美元将继续下跌,因为外汇交易商及投资者将转移其资金,移到经济前景更好、政府更可靠的国家。说白了,转移到对投资更有利的地方。1997年,泰国遭到了投机泰铢风暴的打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建立的IMF,凑集了1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泰国渡过难关。在此之前,泰国中央银行已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试图阻止泰铢汇率下滑。这是至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后IMF最大的一笔紧急援助。这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IMF就曾敦促泰政府及央行缓慢调低汇率,泰铢汇率过高使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昂贵,特 别是比起低成本的中国货。泰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4个月内连换四任财长,银行系统不堪一击,房地产价格暴然下跌——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事。泰国当局之所以态度强硬,置本国经济遭到破坏于不顾,是因为泰国大公司必须加大盈利,才能偿还成本升高的外债。泰国政府及央行面对本国经济一步步滑向深渊,竞持置之不理、弃之于不顾的态度,不愿采取任何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对泰国经济有益,还能向国际金融界证明泰国经济掌握在谨慎的人的手中,有好转的可能。
 
  当外汇投机升级时,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出现在那些贫富悬殊的国家。正如我们在80年代目睹的发生在较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那样,我们又在泰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那里再次看到了危机重演;为应付危机而必须执行的紧缩的财政政策给那些贫穷无助的大众造成巨大痛苦。然而,正是这些国家急需外资,迫切需要外资流入其证券及股票市场。这些国家只有成为全球经济及国际金融的一部分才能有所发展,才能更合理地广泛分配财富。无法获得国际贷款,不能进入资本市场的代价是生活水平的下降。融入全球经济的门票是好的政府。若一国的经济政策挫伤国际资本的流入,这种管理方式将会剥夺中下层人民的发展机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成功的关键。建立理性的政治与经济领导层,奉行廉洁、透明的经济政策,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鼓励风险资本的投入。
 
  泰国的情形是,来自外汇投机商的压力迫使政府作出反应。我们不认为外汇交易商们动机纯善,或是他们能帮助泰国摆脱困境。事实是,在他们买卖外汇的同时,不论出于个人利益还是保护其客户、公司的投资,他们也是变化的催化剂。外汇交易商提供了流动性,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动。没有他们的参与与他们的利益,流动性就会枯竭。市场不能没有流动性,经济不能没有市场。
 
  金融危机给泰国的打击是沉重痛苦的,毫无疑问,境况还会进一步恶化。自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IMF通过监控货币疲软国家,给予警告,并向投资者公布金融信息等一系列措施来防范潜在的外汇危机。泰国就被多次警告,甚至泰国央行还将其金融机构的财务数据在互联网上公开,向全世界公布。万事俱备,空缺的是泰国当政者采取措施的主观愿望。在泰铢狂跌之后,金融危机从泰国波及到了印度尼西亚及周边国家。从1997年7月以来,马来西亚元已严重贬值,当局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将出台外汇管制,限制股票交易的政策。这条消息使市场的怀疑加深,政府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模棱两可,闪烁其辞。整个市场,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有大量投资的外国公司感到他们的投资受到了威胁。这时的马来西亚经济极不稳定。由于缺乏信心,马来西亚人也开始抛售本国货币。
 
  由于该地区金融界透明度不够,流动性不足,要想重新树立起投资者对该地区的市场信心异常困难。由于当局依靠提高利率来应付外汇危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中国香港的股市都大幅下跌。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本国持续6年的经济稳定迅速增长深感自豪。他以反西方意识形态,主张限制新闻自由而著称。他在申讨外汇投机商时言辞激烈,毫不留情。马哈蒂尔在对世界银行的讲话中说:
 
  外汇买卖是不必要的,非生产性的,不道德的。
 
  应禁止外汇交易,使其非法。我们不需要外汇交易。
 
  我们只有在向真实贸易融资时才会购买外币。
 
  即使是被马哈蒂尔骂作“蠢材”的索罗斯,也认为马氏“有点歪理”。他说:
 
  金融市场有内在的和固有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
  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本流动从宋就以其大起大落而
  臭名昭著。在金融市场上从来就无均衡可言。让市场
  自行其事的放任主义影响深远,我本人认为这是个十
  分危险的观念。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能造成严重的社
  会,经济混乱。
 
  斯坦利斯拉斯·雅苏科维奇的观点是,外汇交易商能使为所欲为的政府变得规矩,穆里尔·赛伯特则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纯粹投机的外汇买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争论,归根结底是自由市场主义与政府应参与管理市场的观点的较量。雅苏科维奇涉市多年,深深信奉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赛伯特是纽约州银行及其下属国际分支机构的总监理。她 的观点更富管理者色彩,侧重于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是一切私营经济与政府公共经济间的辩论。双方都不乏支持者。
 
  国际外汇市场容量巨大,央行有时自然而然地感到无能为力。在这点上,赛伯特是正确的。向市场倾倒资金来打击投机商,这样做往往会严重地削减外汇储备,而且也可能于事无补。面对剧烈的外汇市场动荡,外汇交易商常常为千夫所指,他们没有央行的种持尊贵。从另一方面来看,外汇交易商也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同银行及大公司的金融业务部门一样,能监督政府官僚机构的一举一动。他们的自由市场主义信仰自然而然地延伸并影响他们如何审视评判外部世界。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些国家从中受益,而另一些则受损。
 
  我们是因外汇投机商操纵市场,赚钱谋利而受害,还是由于他们作为金融中介,满足日益增加的全球资本自由流动需求,监督无能的世界首脑而受益呢?论其本质,我认为,指责外汇交易商及投机商是治标不治本。
 
  政府的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决定者。外汇交易商,以及在该国营运的外国公司仅仅是对已有的经济形势做出反应,从而是买还是卖。政府对严峻现实犹豫不决,金融界就要严密观察并认真审视。过去央行通过人为控制市场来制定并贯彻货币政策。实际上其能力也就局限于此。
 
  自由市场对于市场的管理能力实际上超过中央银行。成百 上千的外汇交易商买卖外汇,与此同时,央行作为孤家寡人也在买卖,试图控制汇率。想到这点时,上面的那种观点也就不难理解了。央行的能力还被市场参与者渐渐吸干,这点同传统意义上的外汇交易所的作用正逐渐转移到最终消费者身上十分类似。一种新理念已在我们大脑里牢固树立起来了。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不是普选产生的,因而也就不会对选民负责。经济的实际走向,以及应如何为其导向,这些问题的思考及答案都取决于华盛顿总部。美联储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国民利益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该机构与美国政界及央行参股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不争的事实却让人不得不三思。
 
  事实上,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速度限制。从历史上看,他们制定的这些限制不一定正确,经常不为公众接受。美联储在其神秘的面纱下操纵经济,对外汇交易商产生的作用,犹如西班牙斗牛士在公牛面前挥舞红色披风一样。秘而不宣与外汇买卖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央行越神秘,外汇交易商及广大公司就越觉得如坐针毡。
 
  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之时,英格兰银行已有300年历史了。美联储买进外汇,存款于联储银行系统以增加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之类似,英国中央银行也发行国债,定利率,或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以稳定英镑。英国央行几乎没有什么成文的规章制度。在影响经济形势这点上,美英中央银行都对公众及整个国民经济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因为最终这些人是央行政策的接受者。外汇交易商则是央行权威赤裸裸的竞争对手。
 
  除了有害的经济政策外,政府还会出于政治目的“说高”或“说低”汇率,给经济造成不利影响。1987年,当时的美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威胁说,如果德国胆敢提高短期利率,他就要“说低”美元。此言一出,投资者在股市上狂抛美元,他们害怕美元的进一步贬值会令那些已开始从美国撤资的外商更加恐慌。美元的低汇率会抬高物价,带来高利率,因而财长的“说话”是极为危险的。有人认为是这次事件引发了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暴跌508点。在这种政客们用外汇来打政治排球的气氛中,投资者及外汇交易商只能采用这种唯一合乎情理的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投资。外汇市场的影响力完全来源于资金在该市场上流动的数量及速度。外汇市场上的资金量是吓人的。大的机构外汇交易商就像稻田里的一阵风一样,来势凶猛,转眼卷走数十亿美元。大的国际银行及跨国公司是市场上的大玩家。
 
  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外汇交易商都能影响利率及汇率。商界、公众及国际投资者只能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求生存。当汇率固定或是较为稳定时,制定长远规划就容易,但却无法避免政策失误,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贸易战。总而言之,各国的国家利益践踏了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本意。中央集权式的汇率机制早已瓦解,就连欧洲货币同盟也是举步维艰。
 
  于是公司通过套期保值使交易获利,将生产设备转移到别的国家或是就地建厂,亲自出马或是雇佣金融行家来帮助他们管理汇率及外汇风险。而小公司则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学会了八面玲珑。这意味着要向他们的银行及客户讨教经济走向,通过外汇经纪人及银行买卖外汇或期权。抵御外汇投机风暴的第一道防线是客观地面对市场动态与经济走向。如今,一个精明的商人能通过关注市场信息,分析评论,研究金融警告来保护自己的资产。芸芸大众应付利率及外汇剧烈波动的能力已大大提高,因为电视、报纸及互联网都能向他们提供大量有用信息。信息随时都有,且通常都是先兆。
 
  从事外汇买卖的埃里克·森伯格发现:
 
  如今从事外汇买卖的人不单是对)中基金。这部分
  人的数量固然惊人,但大量的跨国公司的财会部门都
  以对冲基金的方式来运作。不论是明尼苏达矿业公司
  还是褐特汽车公司,都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来进行市
  场运作。在我看来,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这么多钱在
  外汇投机市场上存在。
 
  所有大型跨国公司都有从事套期保值或买卖外汇
  的部门。买卖比套利多。你若是把这些公司的资金全
  部加在一起,比世界上所有央行的总供给还要大。外
  汇交易就是投机,有人看涨,有人看跌。这是一个
  24小时营业的赌场,而过去仅为8小时。
 
  在这个赌场上,货币的价格不单是由某个政治实体决定,而是芸芸大众同时下注的产物。从理论上讲,这种方式是管用的。然而在实际中,人们的判断往往会受到自私的政客及国际金融合作两者间无休止的利益冲突的影响。尽管我们期盼一个理想的和平世界,但企业与个人却不得不应付现实世界的诸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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