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将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注意到“外患”的同时，也注意到“内忧”，中国决定改变自己，将开始“战略性”转移的第一役，经济进入持续发展的转折点。

财政政策“积极扩张”到两个领域2006年最大的战略转移应该是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的转移。掌管政府资源的财政政策转移将带来政府职能的根本变化，财政政策在新的战略体系中将更为“举足轻重”。

首先，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

2005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过度投资现象，继续扩张性的政府投资，将会排斥民间投资和商业性投资，造成更大的过度投资和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因此减少政府直接在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防止借支持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的名义进行大规模政府投资，民间资金参与更多更市场化的投资机会，应该是2006年财政政策的一大战略性转移。

其次，2006年的财政政策还要强调“积极”，但是“扩张”的领域已经截然不同。

“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领域之一是，政府投资需求将以“积极”提供“公共物品”为目标。特别是农村需要的“公共物品”，包括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公路、交通运输、电信通讯等与农村发展相关的“准公共物品”。在这些“准公共物品”的建设中，财政政策可以按照国际成功经验，设计合适的制度安排，“积极”引导私人投资参与，而不必政府直接投资。要特别警惕借建设农村基础设施之名，让政府投资卷土重来。

我们认为，政府投资和转移支付更应该以农村社会的发展为目标。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或补贴应该更多地参与包括义务教育、环保扶贫、农村最低水平社会保障体制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和改善。

近期应该特别关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用财政补贴来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降低农民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达到农民收入增加，推动农村消费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这应该成为政府公共财政的推动社会平衡稳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环保生态的保护也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对保护环境的投入将使所有人都受益，正外部效应明显。公共财政将“义不容辞”地参与“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生态环境建设。

“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领域之二是，财政通过税收制度的变化，调节社会投资从而调节经济发展。两税合一的改革利于建设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出口退税改革有利于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贸易摩擦；农业税的减免支持农村收入的持续增长、促进城乡消费；增值税改革引导工业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从而从根本上避免投资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对刺激城市的消费可能有直接效应。

“积极”推进的税收制度改革，是2006年战略转移第一役的另一重头戏。

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内外并举

金融服务业将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关全局，2005年上半年显然是改革年的重中之重。现在四大银行的改革步骤已经明朗，即注资－改组－上市，这中间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思路，风险控制、信誉体系建设，巴塞罗那协议要求等国际标准逐渐成为银行体系的基本游戏规则。2006年的银行业改革会延续已经形成的改革思路，以中国银行和工行的上市作为阶段性改革指标。

资本市场的战略也已经明确，即股权分置改革－制度建设－资本市场发展。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金融调控体制越来越健全，金融生态正在发生变化。

关于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战略思考，我们认为，首先要坚定改革和开放的方向。改革前中国不开放的金融业已经把银行推到了濒临破产的边沿，不但危及银行业、金融业的安全，甚至危及整个经济体制的安全。封闭不能保障安全，没有严格的规范体制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开放不是目的，开放只不过是体制改革缺乏内部动力的不得已选择。

所以要注意避免重蹈“技术换市场”的覆辙，银行业“股权换机制”的战略要把握操作过程，务必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股权”换不到“机制”，或者换来的只是“纸上谈兵”，只能算失败之举。也要避免把他山之虎改变基因变成一只狗，最后把失败归咎于开放战略的推卸责任的思维方式，要以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期限为时间表，到时以是否换到“机制”问责决策和执行失误。

其次，开放步伐和节奏要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建设同步。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金融体制，特别是整个经济体制建设大大滞后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管制的放松。推动中国金融业开放要与推动内部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开放过于超前，不但不能防范危机，还可能成为引进危机的导火索；开放滞后则会遏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对内也要开放。金融安全最终是体制问题，开放也是为了更快地建设体制。中国的金融安全要内外兼修，有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金融体制，金融产业的竞争环境更公平，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内部压力，加快金融业的体制改革，使金融业有从内到外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