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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华尔街律师”的中国竞争者 [打印本页]

作者: 投资人士 时间: 2011-5-30 22:46 标题: “华尔街律师”的中国竞争者

4月12日，是小孟跳槽到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第三天。此前，他在国内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
晚上七点多还在加班，所做的业务也和以前差不多，甚至，薪水也不比在本土一些顶级律师事务所高多少，而且进了外资律师事务所就不能再持有中国的律师执照，但跨进外资律师事务所的门槛，对很多年轻律师依然充满诱惑。
这是他律师职业生涯的第三个年头，半年前他曾换过一家律师事务所。有意思的是，这次跳槽的指引者，居然是他曾经的老板。这位如今已算得上是业内成功人士的中国律师，曾在一家外资律师事务所从业多年，并坐上合伙人的位置。之后，才回到一家本土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
小孟说，老板在推荐他去外资律师事务所之前，曾和他聊过有关的职业规划，“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你要找的位置和所在的地方也不一样”。
人才与市场争夺战
小孟毕业于国内一所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他的同学中，有人一毕业就挤进了外资律师事务所，有的人在工作后一两年内跳槽进了外资律师事务所。而外资律师事务所除了招聘不少新人，也从本土律师事务所挖人，这给本土律师事务所带来巨大的压力。
服务业“以人为本”，而因为法律鲜明的属地性质决定，法律服务业则以本土人才为竞争力的根本。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汪宏杰律师说，“外国律师事务所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仗，不是和本土律师事务所争夺客户，而是争夺大量的本土优秀法律人才。”
据北京市的统计，到2005年底，来自14国的律师事务所在北京设立了67家代表处，共有代表175名、雇员710人。而据业内人士分析，这些代表中有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首代和合伙人），而雇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汪宏杰长期观察和研究法律服务行业发展，曾著有影响一时的《通向成功律师事务所之路》一书。他分析道，薪酬福利和发展机会是他们争夺人才的法宝。
外资律师事务所能提供比大多数本土律师事务所优厚的薪水，并且有比较稳定的提升空间。另外，外资律师事务所还有比较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一般会给工作一定年限的律师适当的出国培训或上学深造的机会。再者，在外资律师事务所通常能接触到比较高端的客户和业务，可以获得更多的锻炼和经验积累。
除了人才争夺，在市场和客户上也存在直接竞争。汪宏杰把法律服务业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在以“国际间资本流动和运行所产生的跨国法律服务”为代表的高端市场上，外资所具有明显优势，占了很大份额。而本土律师事务所竞争力普遍比较差，能承揽这些业务的通常主要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大律师事务所。
一直居于国内领先地位的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肖微也估计，在高端市场上，目前可以和外资律师事务所在同等位置上大量、经常性地合作的国内律师事务所，“大概也就七八家”，而能形成一定量并且比较常规性合作的综合性大所，“不超过三四家”。
本不该存在的“狭路相逢”？
中国法律服务行业正式对外开放始自1992年，当年外国律师事务获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海口开设办事处。此后市场进一步开放，到2003年，按入世承诺全面取消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办事处的数量和地域限制。
目前已有两百多家外资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十多个城市开设了办事处，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全球规模最大的50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中半数都已经布局中国，而2005年司法部又新批准了33家外资律师事务所（包括香港律师事务所）设立的代表处。
在入世之初，和其他对外开放的行业一样，国内很多人惊呼“狼来了”，一片紧张之势。北京律师魏君贤当年写了一篇谈入世对中国律师业影响的文章，驳斥那些“无逻辑的、夸张的推论”。
中国按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法律服务行业做出的承诺，只允许外资所对国际规约、惯例以及该律所被注册执业的其它WTO成员的法律，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不得雇佣中国律师。国务院颁布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也重申了这个界线。这和大多数WTO成员对律师业的管制一样。
严格来说，跨境事务涉及两地法律，原本是中外律师互补合作，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二者之间的在“中国法律服务”这一市场上的竞争关系，这种观点代表了很多中国律师的意见。魏君贤认为境外律师在华执业的现存模式不会发生很大改变。而入世使中国走向开放、透明和规则化，将给中国律师巨大发展空间。
已是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魏君贤如今依然保持这样的从容和乐观。但是这条界线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汪宏杰介绍说，中国的入世承诺和前述国务院条例同时规定，外国所代表处可以和中国保持“协议合作关系”以及“直接指示中国律师”开展法律事务，还可以向客户提供关于“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
但是这里面可以打的“擦边球”是，外资所幕后直接从事中国法律事务而面上以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进行，大量外资律师事务所做出的法律意见经中国律师事务所翻译、核实、签字对外出具，实际上很难监管。
大量吸纳了中国法律专业人才的外资律师事务所确实在力拓中国法律服务这块市场。两位在外资所工作的中国法律人士透露，除了不出具具有官方用途的正式法律文件外，通过“法律环境影响信息”的方式向客户提供咨询意见，以及向客户出具各种有关中国法律的“备忘录”、“参考意见”是他们经常经手的业务，魏君贤说这给人的“错觉”是以为“对外开放了”就是“全盘开放”；事实上，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代表处的这些行为，实质上就是对中国有关外国律师在华“只能从事不包括中国法律事务的活动”之规制的直接违反；魏君贤认为，不能仅仅因为监管机构监管缺失，就想当然地认为“外国律师全面合法地进入了中国法律服务市场”。
“与狼共舞”的未来
在这种“狭路相逢”的竞争中，中外律师事务所各有优势。
肖微分析，外资律师事务所通常具有文化、语言和法律意识上的优势，而且很多都是百年老店，在执业规范、服务质量、经营理念等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中国所相比要“嫩”得多。但是中国所在“对中国法律的理解、对政策的把握、人际关系的熟悉、综合的融会贯通”等方面比外国所要强。
幼苗难比成年老树，不过却有无限的成长空间。肖微所说的“嫩”，蕴含两面，他显然对这种竞争不甚担心。
肖微参与创立的君合律师事务所，如今早已走过青涩幼年，可以和那些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在高端业务领域平等竞争与合作。这家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最早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从成立之初就立足于高端业务，一直保持业内领先地位，如今已有五十多位合伙人、两百多名律师，是国内规模比较大、最具综合竞争力的律师事务所。
从早期外国所包揽大部分业务，中国律师只能拿小量、零星的活，到如今在高端业务领域打开局面、可以掌握竞争与合作的主动性，在和外资律师事务所的竞争与合作中，已经有一批具有国际化业务水准的中国律师和事务所成长起来。
以君合和金杜等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大所打头，海问、通商、竞天公诚、大成等具有专业强项的大中型律师事务所为阵，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一样猛”。肖微说，在不久前一次会议上，来自美国、欧洲和日韩的同行都对这种发展表示出乎意料。
肖微认为，国内经济一直发展良好、外部环境逐渐完善是法律服务业发展的根基。“中国的市场空间太大了，从来不担心没有业务，只是缺乏能做好业务的人才。”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律不是国际通用的，加上文化、政治方面的因素，法律服务业不可能完全被消化。
首先是本土律师事务所在竞争中成长起来了，一些在中国有长期投资和业务的外商，已经把业务的全部或者是主要、核心业务交给了中国所来做。
另外是，中国入世后，外商进入的领域更多，形式也由以新设投资为主转向收购兼并，涉及的法律越来越复杂，而且劳动、环保等新业务不断增加，中外律师合作的层面更多了。有的是基于法定要求，有的是出于客户的合同约定，很多项目通常都有中外所参加。开放带来了竞争，也带来了业务，很多外资所本身也是本土所的客户。
肖微认为，现在从业务和从业人员上甚至已经不好狭隘地区分外资律师事务所和中国律师事务所，除了业务的合作外，人才的流动也非常多。有很多人去了外资律师事务所，有了好的发展，做进了主流、核心业务领域，对塑造中国律师的形象、开发新业务有好处。也有不少人回流，把技能、经验带回来。以君合为例，五十多名合伙人中，有将近二十多人曾在外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多年，而律师中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
而很多外资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本土化程度相当高。在外资所工作的人士介绍，外资所的首席代表和合伙人中不少是本土人才，业务上“更是离了本地人几乎就做不了”。
中国律师事务所也开始走向国际化，一个显著标志是，一些中国律师事务所开始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据统计，到去年底，北京有5家律师事务所在北美和欧洲设立了分支机构。君合很早就在纽约设立了分所，在香港的分所也正在设立当中。金杜在硅谷和东京设立了分所，在香港设分所也在进展之中。
这些分支机构目前主要还只是“窗口”，重在市场开拓，负责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同境外公司的接口联系，直接参与国外法律业务，目前还不具备国际性所的能力和条件。
因为英美法系的主导地位，加上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优势，目前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上，英美两国的律师事务所占有绝对优势，许多国际性所已经形成了全球一体化服务的格局。
但是未来会怎样发展，很多中国人还是保持乐观。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并日益走向全球化，中国律师也将和中国企业一起走出去。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于绪刚说，中国资本走出去，要了解国外的法律环境等，也要通过中国律师事务所，就像外资大量进入中国需要通过外国律师事务所一样，“我们也将成为外国律师的竞争者、合作者，以及他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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