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股价之源

中国香港一场连阴雨并没有冲淡香港回归的气氛。但是，接踵而来的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却让香港陷入了风雨飘摇。
　　市场变化突如其来，正在积极筹备股票全球发行的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发行价格又该如何确定呢？一切似乎都被锁入了云雾之中。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中国电信在那种情况下的定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定低了对我们国有资产很不利，定高了卖不出去。
　　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担当了中国电信股票发行的主帅。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这里扮演着第一主承销商的身份。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毕明健
　　从中国电信发行的时候，中国公司是全球协调人，也是联席全球的主承销商。那么我当时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而且是投资银行部，我是负责电讯小组。整个电讯小组工作，所以我是直接领导中金公司的工作小组，参与这次发行工作。

　　定价的前提是，首先确定公司的重组方案。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江勇
　　首先一个阶段就是在重组刚开始的时候，中金和高盛首先要清楚，公司的价值的基本定位。
　　它要创造一个规范的公司运营的框架，而且要按照投资者的一种意愿，投资者愿意看到一种公司的结构，一种定位，来创造这么一种公司的结构。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毕明健
　　我们给它进行重组，包括内部机构的重组了，业务的重组了，战略发展战略的制定了。
　　要使它具备一种，长期发展的这样一种基础，那么在竞争的这个市场经济当中，就是最重要的使它能够具备，长期竞争、生存、发展的能力，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所谓适应投资者的需要，就是能够不断地创造价值，长远地不断创造价值。
　　企业的重组过程实际就是创造企业最大市场价值的过程。而创造企业价值则是投资银行最关键的技术之一。
　　美林公司总裁高万杰
　　我们必须明白，投资银行的作用是什么，从我的观点来看，投资银行最基本的经济功能就是融资。美林公司在全世界，通过承销股票来进行融资，使全世界的投资者受益。

　　高盛公司总裁亨利·鲍尔森
　　投资银行主要有以下作用，第一，投资银行是资本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中介结构。
　　第二，投资银行扮演投资顾问的角色，为股市上的各种小公司，和大型国际公司提供投资策略建议，因为投资银行具有向市场输送资本的专业知识，并在世界各地开展了这样的业务。

　　投资银行与资本提供者，即投资人保持密切的关系。
　　投资银行一般都知道哪类公司投资者愿意出高价购买。所以，在重组公司的过程中，投资银行都会有意识地去让企业更加满足投资者的胃口。从而，能把企业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

　　安达信华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德信
　　投资银行会决定，向公众出售的最佳方式，决定最适合于进行市场营销公司结构，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不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不要忘了１９９７年当时的实际背景，它是邮电没有分营，而且政企没有分开，而且电信所有的专业并没有按专业核算，在这样一种可以说，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情况下面，一步把中国电信香港公司，广东和浙江的移动电话推向了国际市场。

　　根据上面这些重组的原则，也因为当时移动通讯类股票是全球股市中最为热门的股票。初步确定了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把广东、浙江的移动通信从中国电信总公司中分离出来，形成一家专门从事移动通讯业务的独立的法人实体。

　　企业重组之后，要想知道它的价值，就需要对它过去的财务状况进行详细的审计，以便对企业的未来盈利预测提供基础。
　　那段时间，江勇所在的这个工作小组，建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他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必须面对成千上万个财务数据。这些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数据来自这样一家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萧伟强就是这家事务所当年负责中国电信财务审计的会计师之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萧伟强
　　那么由于招股书里面需要，对过去三年的财务数据，出具一个财务报告，那么所以我们重点，还是围绕着他们填报的一个财务资料。然后就往账上面去对，然后再抽样来检查这个原始凭证，来证明这个账上面的数据是有依据的。

　　广州地区这是广东邮电科技学院的一间教室，当时中国电信广东省分公司的１００多个县市级分支机构的财务报表和各类资料都汇集到了这里，堆满了整个房间。萧伟强告诉我们，没有人能统计得出是由多少个数据组成的文件堆。但是有一点他记得很清楚，一台全新的复印机，不到４个星期就报废了。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萧伟强
　　作为这个审计，不光是对这个数字方面，需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但是最重要我们在具体方面，现象方面需要知道，它这个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所以到每一点，去看这个交换机，看这个基站，是有这个需要的。

　　帐面上的大量数据都是和企业的生产设备等实物性资产完好程度密切相关的。因此，为使数据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现实状况，审计师的现场勘察是必不可少的审计环节。

　　当萧伟强等所有审计师们为了保证每一个灵敏据真实准确而东奔西走时，江勇却必须静静地坐在这里，为建立一个切合实际的用于预估中国电信企业价值的计算机模型而绞尽脑计。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江勇
　　我们作为一个做定价和估值，区别于审计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审计基本上是一个看公司历史上盈利情况来告诉投资者。公司在过去是什么样一个水平，作为投资银行，作为我们承销商来讲的话，我们更是一个前瞻的角度，我们需要告诉投资者，这个公司未来到底能给投资者赚多少钱。

　　江勇和他的同事们，把审计师所提供的大量数据逐一录入了这套电脑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审计数据最主要运用的地方，就是说根据历史的情况，那么根据合理的假设来进行外推。
　　那么得到一个合理的预测结果，它是通过预测公司未来５到１０年的，盈利情况来得到一个价值数据。
　　统计出企业经营的历史业绩还不够，还必须推测企业未来的盈利情况，这是为什么？实际上这里牵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经济学家许小年
　　这个股票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这个公司在它存续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中能够带给股东多少净利润决定的。这个净利润的总额除以股数，除以股本总数就得出了每股价格。

　　高盛公司副总裁迈克·埃文斯
　　理论上公司的股价就是其账面价值，但真正的股价是投资者，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有时高于、有时低于账面价值。
　　有人这样认为，企业的账面资产越大，企业的价值就越高。但实际上，不管企业的账面资产有多大，如果不能给投资者创造利润，那么，企业的股票一分钱都不值。

　　经济学家许小年
　　股票价值的源泉是利润，而不是账面价值，也不是它的实物性资产的这个所有值。我们的纺织行业前不久为什么要压锭呢？就是因为，虽然它账面资产一大把，账面资产你算算厂房，算算它的纺机，都是很可观的。但是呢，都要把它砸掉，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够创造任何价值了，不能够为企业的股东，不管它是国家也罢、个人也罢、集体也罢，已经不能创造价值了。所以账面资产上你摆那么一大堆，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把它砸掉。

　　安达信华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德信
　　并不是根据公司过去的业绩来购买股票，而是根据公司的盈利能力购买股票。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任何公司未来盈利前景，于是公司的历史成为衡量其未来业绩的最好指标。

　　准确可信的审计结果是正确预估企业价值的基础。否则承销商做出来的财务模型是缺乏可信度的，而由此产生的股票价格会给投资者带来误导。
　　四川成都２０００年１月，当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来到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时，它已经停产整整两年了，厂区中一片寂静，没有人工作，没有人上班。车间里是生锈的设备，到处都是一幅幅惨败的景象；这里惟一还能让人看到一丝红光是那维持着设备不至于过度损坏的炉火。

　　资深证券记者谷一海
　　在红光上市半年后我们就公布亏损两个亿。
　　当时这个事情给市场震惊很大。一家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前，连续三年有这么高的盈利，又被大家这么看好，而上市后，又筹集来４个多亿。那么仅仅在半年之后，就亏损了两个亿，这个反差，里面非常有很多令人疑惑的东西。

　　面对“红光实业”上市半年便亏损两亿多元的现实，敏感的证券记者谷一海第一个扑向了“红光”。他在“红光公司”发现了这份《红光报》，报上刊登了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公司上市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１９９７年他们力争实现利润是６０万元，但是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公布的盈利预测却是５０００多万元！

　　虚假的招股说明书极大地伤害了股票投资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孤立无助的中小散户，耿玲姝是众多受伤害的散户之一。
　　投资者耿玲姝
　　我是从上海证券报看到，各方面写的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净资产，利润。
　　都是比较好的，报纸上当时的时候，还称他是第二个四川长虹。
　　所以上市的头一天我就买了，买了３０００股，３０００股以后它一路下跌，一路下跌的时候，实际上，你说我做股票吧，时间也不是很短的，比较长，好像这个情况比较反常，涨涨跌跌，这是很正常，它就比较反常，它一路泻下去一路泻下去呢？就是说当时也没有发生怀疑，就是可能我们还是补一点吧，就这样一路下去的时候，就一路补，补到最后就补了８０００股，好像再这样下去，更觉得不踏实。

　　上市的时候，我最高的时候是１４块钱买进的，后来跌到９块以下。
　　我们９个人当中，实际上有一个人他就到了成都，就是他也不相信，他就到了成都的厂里去了。
　　邵培强就是亲自去成都红光公司看个究竟的投资者。
　　上海浦东
　　投资者邵培强
　　我当时已经进去了５０几万。
　　我觉得我应该到红光去看一看。
　　当时一打听这个企业，已经完全是接近破产了，我觉得我自己一下子心血，几十年全家的心血全没了。
　　一直想不通，我坐在他们厂后面一个铁路上，我想算了，不要回来了，回来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要赚这点钱是很不容易，十几万。

　　当时的时候我想我不想活了，火车来了把自己撞死算了，等了好多好多时间好长时间。
　　邵培强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红光实业”的停产让这条铁路不可能再有火车驶过了，邵培强算是保住了性命。
　　（这个小店是你自己又建的吗）这个钱不是我的，是我姐姐的，（又是跟你姐姐借的）自己没有资本了，已经没有钱了。
　　邵培强用借来的钱，在上海市郊开了一家拉面馆，今天是第一天开张，他告诉我们，如果中国股市公开披露的信息能够变得真实可信，我还会再去买股票。

　　时任德利佳信投资银行（中国）业务部总经理张利平
　　如果说这家公司它盈利的预测，最后它的结果和预测不一样，那就是失去信誉，投资者就不会买他的股票。甚至会抛售它的股票，所以我讲的，用英文来讲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在金融市场可以这样讲。它的声誉或者是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行规，我们今天讲的行规，你破了这个行规。

　　你今后再怎么做，不管是专业人员也好，上市公司也好，人家都不会信任你，不会聘请你，也不会买你公司的股票。
　　事实上大到一个市场，小到一张招股说明书，这都是诚信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上，律师事务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久负盛誉的中介服务机构。

　　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群
　　跟会计师之间工作紧密联系，他们的财务报表一旦出来之后，我们要就财务报表的每个数字，和这个数字说明的这个公司财务状况，进行一个尽职调查。

　　这个尽职调查，涉及到整个发行人的它的业务，它的资产，它的历史，它的目前现状有没有重大诉讼啊。凡是有可能在合理的一个投资人，判断来讲会影响到他投还是不投，做这个决定的事实，你都要把它调查清楚，做一个判断，该不该写到招股书当中去。

　　四川成都在“红光事件”中与企业作假相关的中介机构也当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律师寇孟良
　　现在在我的业务上感到非常的被动，处罚公告出来以后。
　　我原来的客户都不跟我打交道，那个原有的那个业务主要就是，上市公司业务这项都没有了，另外就是还希望上市的，这些公司也没有了。
　　寇律师的证券业务全都告吹了，而当年在中国显赫一时并参与“红光”造假的蜀都会计师事务所更是人去屋空，变成了今天这样一幅横样。作为“红光实业”主承销商的中兴信托则被判罚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永远不能进入证券市场。

　　１９９７年９月下旬，参与中国电信重组的４００多位工作人员，终于看到了他们工作的初步成果：一份详实的招股说明书和第一个初步预测股价的价格区间。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江勇
　　最后我们确定下来，中国电信从基础面来看的话，那么它的初步定价范围，是在７．３３港币到９．５５港币。这么一个范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范围意味着中国电信的价值，大约是在１１４亿美元到１４８亿美元这么一个范围。

　　这事实上是一个理论价格。但最终的发行价格还要取决于投资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需求。这时，就应该正式路演了。
　　路演实际就是公司到世界各地，主要投资基金聚集的地方，去和这些机构投资见面。这里面有一个路演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在于供求见面创造需求。

　　中国电信从９月２９日开始，正式的进行路演从香港开始。那么到１０月８日的时候路演进行到纽约，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当时的需求已经非常强了。

　　中国深圳中国电信股票发行的“路演”工作开始之后，深圳邮电会议中心便成了发行的指挥部，而此时，路演所创造的市场需求使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在这里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当时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的方风雷先生，一直负责指挥和协调中国电信的股票发行工作。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中国电信上市的时候，深圳邮电会议中心是指挥部，这个房间是经常开会的地方。特别是从９月初开始，在这里要筹备这个分析师会议，然后战略投资者的会谈，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也是在这里搞的，最后的定价，确定，也是在深圳邮电会议中心确定的。１０月８日是非常关键的一天，当时路演的团在美国，这个吴部长在国内。这个中金公司董事长王岐山在北京，当时经过各方面分析，决定采取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策就是提价。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８日，这部电话机同时接通了北京、香港和纽约，一个讨论提价的电话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而就在这一个小时里一个新的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了，９．５至１２．６港元之间。这意味着公司的价值是在１４７亿到１９６亿美元之间（字幕）。

　　中国电信股票的提价，同样引起了境外媒体的热切关注，香港信报专为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中国电信股票提高发行价格当属高明之举。
　　１０月８日以后呢，我们就非常紧张了，因为这个时候恒生指数一路在掉。
　　当然就非常紧张，这时候能不能发出去，因为你把价格提上来了，可是整个的市场大势并不配合，你等于说是逆势提价。
　　投资者会不会购买呢？会不会接受你这个提价的现实呢？从１０月８日到１０月１６日这个期间，是非常紧张的时候。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在香港股市一路下跌的情况下，中国电信股票发行价格必须再次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在９．５至１２．６港元之间，确定一个最终的发行价格。

　　是我们１２块６还是１２块，还是１１块５还是１１块。那时争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基本上这个分为两派：一派是我们确保发行成功，价格呢，保守一点，就是１１块钱。

　　另外一派观点就是没有问题，我能发出去，投资者会购买，市场会支持，我们可以多拿回钱来，就是１２块６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上线１２块６，一个下线１１块，在这个范围内。当时（争论）非常激烈，吵得脸红脖子粗。

　　之所以争论得如此激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问题。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一般认为，一只股票定价是否准确，上市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这只股票上市后的１０天之内，其股价市场的波动幅度不应该超过１５％。

　　１２块６还是１１块，当时占一半一半吧，当时是非常激烈的。
　　高盛公司融总裁麦克·埃文斯
　　当时，我在办公室跟定价小组的成员，召开电话会议，艰难地做出定价决定。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这个时候，这个吴部长，王岐山董事长，两个人最后做了一个决策，就是１１块８。
　　我把这个他们的意见传达给前方，前方人开始两分钟的静场，静默，没有声音，然后紧跟着，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热烈鼓掌。
　　高盛公司副总裁麦克·埃文斯
　　那一刻我多少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长达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总算熬到了头。
　　中国香港１９９７年的１０月２３日，这一天，国际金融投机的豪客们云集香港，他们调集了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加大了对港币的攻击力度。以致恒生指数当日一举下跌了１４００多点。而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香港金融市场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中国电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了。

　　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中国电信香港，是在逆境中间上市的。
　　时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融总裁方风雷
　　那天晚上举行这样一个招待会，你想大家的心情可想而知，本来我们想参加的人可能是门庭冷落，不是会有很多人参加。但没想到，香港政府的一些官员，这个大公司的领导人，李嘉诚、郭贺年、郭炳湘这些几个大公司的领导人全部到场。

　　当时我们的董事长王岐山，在这个会上讲了一些非常振奋人心的话，最后我想说的中国有句老话：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全场热烈鼓掌，那天气氛是很热烈的，也很悲壮。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中国电信进行了第二次股票发行，与２年前不同的是，这次股票的发行价格达到了２４．１港元，股价是第一次发行的两倍。

四——挂牌前后

沈阳地区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８日，一场罕见的春雪覆盖了沈阳，这天下午４点４５分，一个让飞龙员工震惊的消息，从香港传到沈阳飞龙公司的总部。消息说：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姜伟刚刚在香港宣布，飞龙公司已经放弃了在香港上市的一切努力。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４月２８日就是最后一次延期是下午４点半，当时因为这段时间，我就亲自上阵了。我借了沈阳在香港的办事处，也就是叫沈港有限公司，我用他副总的办公室，因为他里面的电话，传真都很全，他副总叫我撵跑了，我说你上一边去吧，这办公室暂时归我１０天，我在那个地方跟券商反复谈啊，谈定价什么的，没有办法，我自己得上，到最后，最后就还剩３０分钟，３０分钟我就给承销商打电话了。就是我放弃上市，我推迟上市。

　　价格很低，那个时候上市低到４．２倍左右了。
　　市盈率只有４．２倍的发行价，这实在让姜伟难以接受。于是，他放弃了。在姜伟的脑海中，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痛苦，痛苦，痛苦，不光我痛苦，连我的承销商都痛苦，害怕，一有传真就害怕。一有传真就害怕。
　　这位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东北大汉，面对一张张传真使用了“害怕”一词，这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如果要知道，当年的香港联交所在审核飞龙公司上市资格的半年时间里，一共向飞龙提出过２８００多个问题，或许这也就不难体会姜伟当时的心境了。

　　因为他问二千多个问题不是一次问的，一次问三十多个。
　　因为香港的这个联交所，它对上市公司的审查，实际上对上市公司所有问题的解剖过程。因为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是你用语言和文字来回答的，用语言文字回答无效。他提的所有问题都要提供证据，提供原始的资料，提供你当时的文字。

　　而且这个文字需要三方律师签字，那就是承销商的律师，企业的律师。因为企业当时，当时香港还属于英国嘛，那么就是英国的律师和中国的律师，三个律师签字。

　　姜伟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式，为了应付这些问题，他几乎中断了所有的日常工作。
　　十年前
　　这既是一次姜伟的家宴，也是一次飞龙的庆典。１９９１年的这一天，姜伟辞去沈阳一家药品研究所药剂师的职务，同他母亲一起组建了飞龙公司。
　　踌躇满志的姜伟，从此缔造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他看准了国内保健品市场的空白，使飞龙公司的第一代主打产品——延生护保液，一举红透了大江南北。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４年的４年之间，公司销售总额达到了２０亿元，实现利润４．２亿元人民币。

　　这位是姜伟的老姨，曾经是沈阳一家国营企业的财务科长，她在飞龙公司鼎盛时期被姜传请进了飞龙公司。因为她是姜伟的老姨，所以在飞龙公司没有人称呼她的名字，统称为老姨。

　　沈阳飞龙集团财务科科长老姨
　　当时我来以后就发现，发现在管理上，你比如说商品管理上，应收账款的管理上，费用审核上，光靠老板一支笔，财务费用审核没有专人搞这个东西。因为迅速膨胀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乱事，原来卖钱卖得也少，人员也少，用不着这么复杂，设这么多人。但是后来迅速膨胀以后，没有这些人不行，干不了。

　　老姨的话，道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企业大了，姜伟一个人管不过来了。
　　当时就是财务所有的事务太多了，销售票子，费用票子，那就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给搞上市的时候，给咱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这是飞龙公司档案室内的一幅照片。在申请上市的日子里，公司财务人员打着点滴加班加点整理着飞龙公司的账目。尽管如此，负责飞龙上市财务审计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依然认为飞龙公司不能有效地配合他们的审计工作。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他们就是对我和我们的财务公司经常提出问题。就是说不配合，不配合，实际上我已经用全身心的力量配合了，他们所说的不配合，是在专业上业务上不配合。我不明白我怎么配合，我也整不明白，我已经全力配合了。飞龙公司已经把滴溜挂在飞龙公司了，四五个滴溜，这边输液，在做财务做资料，你还让我怎么配合，就差我老总挂滴溜了。

　　姜伟在痛苦的折磨中意识到，飞龙公司的财务水准与国际通行的会计制度之间确实有十分遥远的差距。当时的飞龙在中国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家族企业，但是用现代企业制度去衡量它时，却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如意，而这些地方恰恰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最起码的要求。

　　作为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张志勇为了研究民营企业，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跟踪姜伟，并阅读了飞龙公司全部的历史资料。
　　《工商时报》记者张志勇
　　香港联交所给飞龙提出了，面对上市公司存在的四大隐患：第一，没有可信的企业发展规划；第二，没有一个硬碰硬的高科技产品；第三，资产过低、或者资产不实；第四，财务管理极其混乱。

　　香港联交所所获得的这四大隐患，是香港联交所在飞龙公司，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的不断地查账，不断地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姜伟自己说是刀刀见血。

　　飞龙的股票在香港没有得到投资者的青睐，飞龙公司在１９９５年痛失了一次发展的机会。
　　广东顺德珠江岸边一个名叫容奇的小镇，广东科龙股份有限公司就诞生在这里。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３日，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内地惟一一家乡镇企业，以每股３．６港元的开盘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登台亮相了。

　　从科龙公司的诞生一直到上市，王国端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和经营者，在科龙上市后不久，接任了科龙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
　　与沈阳飞龙不同的是，广东科龙公司最初是一家生产家用电器的乡镇企业。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看，沈阳飞龙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姜伟，而科龙的一切则必须听命于镇政府。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总裁王国端
　　我们没有上市之前，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经营目标计划，作为经营计划来说，地方政府必须到我们公司来，参与我们整个经营目标决策的会议。他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行，也可以去调整我们整个经营举措。

　　政府做出决策，但是并不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加上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常常不一致，这些都会使经营者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失去应有的效率。
　　如果按照政府行为来操作，怎么来操作。
　　我是一个经营者，我的经营责任只是对你负责，那很简单，我可以给你一些钱，给你一些，对吧，用一些条件，只要你不对我有意见，我赔了多少钱没有关系。

　　一次次的教训，让科龙一次次地寻找着出路。科龙在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曾经两次对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使股权渐渐多元化，从而改变了旧有的决策机制。

　　李国容与科龙公司打交道开始于１９９２年。当时，他作为一位专业的会计师，供职于香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参与了科龙公司上市前的改组工作。后任科龙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独立董事李国容
　　它是１９９７年才上市，所以整整搞了３年。
　　突然之间你从一个中国的企业，变成一个受国际瞩目的一个企业，那很多方面需要改变，包括管理方面的透明度，会计是要符合国际的准则，以及信息的披露，业绩方面的要求。等于你从上了市以后，开始就跟国际的其它的上市公司一起比较，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不应该在海外上市。

　　除了像李国容这样的独立董事之外，在科龙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专家型人才也占到了３０％以上，由于他们的介入，科龙公司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了。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总裁王国端
　　我们的观念绝对不能再说乡镇企业，我们应该说我们要做一个国际跨国公司这种概念。这种观念来做，所以你要做一个国际化公司，首先你的整个管理行为，你必须要跟国际接轨。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独立董事李国容
　　在海外上市并不单是融资，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管理多方面的一个改善，突然之间它变成国际的企业。
　　从８万元起家的乡镇企业到２００亿元市值的上市公司，科龙通过上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大到全球，那些大型企业无一例外都是股票市场中的佼佼者。这其中的密诀不仅仅在于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融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股票市场经过４００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企业制度，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

　　经济学家吴敬琏
　　上个世纪那些公司里面都是大股东，当董事长、总经理，经理人员是大股东当。但是在现代公司里面，这个经理人员不需要是股东，即使是股东一般也不是大股东。他是一些专业人员，他可以有双重身份，但是作为股东不是他当经理的必要条件。他是一种雇来的专业经理人员，所以在西方叫作所有与控制的分离，这是现代公司和传统公司的一个基本的差别。

　　两权分离，专业化管理，这样一种现代企业的制度，起源于１９世纪中叶的美国。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小铁路公司，叫西方铁路公司，西部铁路公司。他这个公司虽然很小，但是常出事故，后来出了一次大事故，那么各方面都去做调查，包括国会。

　　１８４１年１０月５日，两辆相向而行的列车撞到了一起，在事故中总计造成了１９人的伤亡。于是，国会出面了，并就此事展开了调查。
　　调查研究的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就像这么技术复杂的，它需要调车。当时的铁路都是单轨，单轨你要防备撞车，你在一个行车时间，调度上就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认为这样的企业光有钱的人直接去管，他是管不好的，他要出事。所以这个调查的结果，就是改组了这个公司，所有者退出这个管理的第一线，他雇一些专家来管理这个铁路。然后再托长一些董事，来监督这些专业的经理人员，这就造成了这个现代公司一个雏形。至于说其它的铁路公司纷纷的仿效所以到了８０年代，在铁路业基本上都用这种形式了，以后呢，普及到其它的产业。

　　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什么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被认识和完善起来的。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像西部铁路公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法国卢浮宫里珍藏着这样一幅名画，它的名字叫做“生命之筏”，它向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懂航海的船长，使航船触礁沉没的故事。求救人在呼喊，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贵族可以成为航船的所有者，但不一定是称职的掌舵人。

　　这是科龙公司的一张管理结构图，在图中，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对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行使监督职能，股东大会推选出的董事会掌握着企业重大的战略决策权。这里的总经理是经营者，他的任职由董事会聘任。它们的义务是为股东的利益勤奋地工作。

科龙公司董事会９位董事中有４位是独立董事，他们有很深的专业背景，受聘于公司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中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实行监督，从而提高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李国容先生便是科龙公司的独立董事之一，他现在是香港一家投资银行的高级投资顾问。
　　上市失败后的姜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管理的关键，是管理人的专业素质。在飞龙成立五周年的庆典上，姜伟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沈阳飞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姜伟
　　休整主要是对干部的休整，经过５年的发展，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目前飞龙公司主要的问题和失误，都发生在中高级干部之中，就飞龙的中高级干部总体而言，目前能够胜任本职工作者极少，对本职工作应管理的工作内容，能够真正了解者更少，特别是能够熟悉和部分的把握企业未来发展的干部基本上没有。

　　姜伟有姜伟的无奈，６年前姜伟的母亲把飞龙公司交给姜伟时，也把一群飞龙创业时的功臣和元老一并留给了姜伟。起初，他们作为姜伟最可信赖的对象被安置在管理者的岗位上。但到了现在，他们当中又有多少能够胜任一个大型现代企业的管理工作呢？

　　无奈中的姜伟，投资创办了飞龙营销干部培训学院，他亲任院长以求言传身教。当然，姜伟也在解剖自己，经过几个月的反思，他向社会公开推开了一份检讨自己的白皮书，这就是震动业界的“我的二十大失误”。

　　公司上市之前需要经受严格的考验，而上市后也并没有万事大吉。它还要继续接受投资者的严格监督和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强硬约束。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

　　德国波恩３年前，坦瑟成了德国电信公司的一位董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他必须把公司经营中出现的所有情况，及时、准确地告诉公众，告诉德国电信的股票持有人。

　　德国电信董事坦瑟
　　正如其它许多国际性的公司一样，我们会采取措施，密切关注市场上发生的变化，我们没有确实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过去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像欧洲所有电信企业一样，德国电信作为一家国有垄断性企业，其效率之低，已经无法适应电信企业日趋激烈的竞争。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６日，顺应国际潮流，德国电信通过股票市场实现了股权多元化，２００万人成了德国电信的股东，从此，德国电信的一举一动都在这２００万双眼睛的审视之下。

　　德国财政部副部长艾伯哈特·罗勒
　　在股份制公司中，有一个监事会，这个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员工代表组成。
　　如果政府是公司的股东，政府官员大多不会参加监事会，有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传统规定。政府要求了解公司情况的专家，进入监事会，代表政府利益，监事会直接任命于公司董事会，每年举行数次会议，对董事会的管理行使监督职能。

　　市场上一双双审视的目光，时时提醒着德国电信的经营者们。
　　经济学家许小年
　　如果你管理层不好好工作，这个给股东的回报老实现不了预期，这个股价就会往下跌。股价跌到一定程度，比如说这个股价跌到每股净资产以下了，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呢，这个时候，把这个企业统统地收买过来。然后你把它的资产拍卖掉，这样的话，你都能赚钱，所以股价跌的太低，管理人员就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个时候，就要有其他的投资人来收购这家企业，收购这家企业以后，我既然要把你的资产拍卖掉，那么你的饭碗也就没有了。

　　股权多元化大大强化了德国电信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德国，现在的电话收费标准比３年前整体降低了７５％，而股价却上涨了１５０％。德利佳信，当年担当了德国电信股票发行的承销商。

　　时任德国德利佳信银行董事会成员杰德·豪斯勒
　　目前的德意志电信公司，要比１０年前的经济实力要强得多，３０００亿欧元的资本，比其它的德国任何公司规模都大。目前成为一个竞争者，德意志电信公司目前完全有能力去收购欧洲内外的其它公司，前不久刚收购了英国的１－１手机公司。

　　德国电信所感到的压力，是所有上市公司都要承担的。通过了上市难关的广东科龙公司并没有感到丝毫地轻松。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总裁王国端
　　投资者把钱投到你身上，他必然是考虑到一种投资的回报。所以我们每天的经营行为，都首先要考虑怎么样去保护股东的利益，让股东有一个很好的投资回报，来增强股东对我们企业的信心。

　　时任广东科龙集团独立董事李国容
　　因为投资者给了你钱以后，等于他就是你的股东。另一个概念来说，等于他就是老板，我将我口袋里的钱给了你，帮我去管，你应该是定期的跟我汇报。我现在拿了你的钱怎么用，赚了多少钱，这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１９９８年年底，《福布斯》杂志评选出了３００家全球最有希望的中小企业，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名列其中的惟一一家内地企业。
　　股东是企业的投资者，要承担经营带来的风险，所以，股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降低这种风险，股东有权对管理层的经营和决策进行监控，甚至可以把经营不善的管理者清理出局。只要投资者购买了公司的股票，同时也就拥有了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日，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康柏公司的董事长罗森，面对公众媒体宣布：康柏公司菲佛尔总经理的职务，被股东大会罢免了。

　　当年５７岁的菲佛尔，算是康柏公司的功臣了，在他经营公司的８年之中，康柏的营业额从４１亿美元增加到３１１亿美元，股票价格也随之大涨了２５倍。但是，到了１９８８年菲佛尔错误地估计了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发展前景。致使康柏公司错失了良机，公司盈利大幅下跌。

　　股票市场马上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小投资者开始用抛售股票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一举让康柏的股价下跌了４５％。大股东也在频频发难。
　　经济学家许小年
　　股东的直接控制是孙猴子脑袋上的这个紧箍，而收购与兼并市场的存在，对管理人员来说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你不好好干，这把剑随时可以掉下来。当然还有其它的机制。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机制，原理都是一个，股东承担着最大的经营的风险，他一定要求对管理层的控制。

　　菲佛尔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上帝对他的选择，而这个上帝正是康柏公司的全体股东。实际上，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希望通过买卖股票来赚钱，但是，就在这一买一卖之间，他们却无形地安排了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命运。

　　有人把资本市场比作百货商店，把上市公司比作货架上的商品，如果商品被假冒伪劣商品充斥，这个商店就无人光顾了。
　　也有人把上市公司比作资本市场里多米诺骨牌的头牌，如果头牌一倒，它所产生的效应是资本市场的股灾。
　　无论怎样，人们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的基石。

五、投资之路

无论是交易大厅里的每一下举手投足，也无论是电子屏幕上的每一次闪烁跳动，无论是股价长河中的每一缕波澜起伏，也无论是电脑键盘上的每一阵敲敲打打，它的背后，都是这样一双双眼睛和由他们凝结而成的焦点。它的背后，都是这样一次次地买卖和由他们聚合而成的股价。就是他们构筑着股市存在的基础，决定着股市中一切行为的准则，他们才是股票市场真正的上帝。

　　北京华夏证券赵建民，一位当年带着不到两万元资金进入股市的投资者，他今天已经坐进了华夏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大户室里了。
　　投资者赵建民
　　我上大学那几年，好像就没怎么听说股票，所以说对股票这个概念好像主动吸收和被动吸收的很少。毕业以后的那几年好像对股票的信息呢，主动地被动地就那么吸收了一点。然后呢，到了１９９４年发行新股的时候，北京发行新股的时候，当时是盼着发行新股，觉得好像发行新股以后很挣钱，而且能挣很多钱，当时就这么一个很笼统很模糊的概念。

　　赵建民在几年的股市投资中已经有了不小的成果，今天收市以后，他匆匆地赶到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为自己挑选一套商品房。
　　我觉得资本市场还是其乐无穷的，就说你赔钱的这种苦恼也好，这个赔钱也有赔钱的乐趣，挣钱当然有挣钱的更大的乐趣。当你觉得你这个两万块钱变成２０万，２０万又变成了这个８０万或者更多，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乐趣真的很大，好像有一种成功的感觉。

　　股市中到底能有多少像赵建民那样成功呢？２０００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段较大的上升行情，有关统计显示，这一年，股市中真正赚钱的投资者是５４．３５％，亏损３１．８６％，其余与上一年持平。人们在享受着投资带来的收益，但同时也承受着投资带来的风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
　　接受损失总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由于接受不了而自杀。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价格下降时有人出售商品，也有人购买。当每一笔股票交易成功时，总是既有买家，也有卖家。也就是说，当有人对股市感到悲观时，同时也有人希望股市能够逆转上扬，每个人对股市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当然，最终股市能够走出低谷，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会有所损失。

　　纽约华尔街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降临华尔街。当时，全美数十家电视台的上百部摄像机对准了这里。但是，据目击者说，当时的摄像机更多对准的是这里高层建筑的楼顶。他们所捕捉的，正是那些试图用自杀来结束失败的人。

　　这一天，在美国亚特兰大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位在股市中输掉全部身家的人，开抢击毙了他的经纪人，然后自己也同归于尽了。
　　在股票市场，高风险时时刻刻存在，而在高风险的背后充满着投资者的喜怒哀乐。那么，面对如此之大的风险，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地拥入其中呢？

　　博士张克伟
　　在这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当中，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投资回报，这也是证券市场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于投资者的诱惑和吸引所在。

　　其实，股票市场恰好证明着一条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在这里，每一位投资者乐此不疲地在风险中追逐着自己的利益，但是，就在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当中，客观上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本来源。

　　在利益的驱动下，投资者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认真与执着。但是，股票市场似乎并不因为投资者的兢兢业业而恩赐大家同等的收益。实际上，当企业在股市中竞争资本的时候，投资者也在这里竞争着收益，于是问题也就出现了。

　　在证券市场的这个投资者的结构当中，有机构投资者，有个人投资者，在这个投资的地位上讲呢，应该说个人投资者局限性是比较大的。
　　在激烈的竞争中，实力是获利的基本要素之一。但不幸的是，单个的中小散户投资者却不是实力的所有者，尤其在股市越发全球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他们的劣势地位逾发明显。因此，把小投资者团结起来，整合为大投资者，也就必然成了全球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趋势。

　　英国伦敦这支古老的苏格兰风笛开始演奏的时候，就是英国怡富公司每天上班的开始。这是全球第一家投资基金，是由一位叫罗伯特·富莱明的苏格兰人开办的。（字幕：罗伯特·富莱明）

　　罗迪·富莱明先生，就是这家公司创始人的曾孙，在他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一个展示厅，这里向人们讲述着怡富公司的历史，同时也讲述着共同基金创业的故事。

　　时任富莱明公司主席罗迪·富莱明
　　画中是怡富公司的创始人生前的画像，他是一位亿万富翁，死于１９３２年，他的原籍在苏格兰。
　　１９世纪中叶之后，美国作为一个充满机会的新兴市场，受到了英国资本的追逐。许多英国人都希望到美国去投资，但又苦于个人资本的数额有限，无法支付去美国投资的成本，于是他们只好望洋兴叹了。

　　但是，聪明的罗伯特·富莱明发现了这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发明一种特殊的金融工具——共同基金。他通过发行基金股份，把英国中小投资者的钱集中起来，交给熟悉美国股市的专家去进行投资。

　　我认为第一家投资基金创立于１８７３年，当时第一次将基金股份向公众出售，由于购买者过多，他不得不重新设计基金股份，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时任富莱明公司总裁约翰·曼瑟
　　共同基金是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的便捷途径，共同基金得到了很好的专业化管理，通过降低投资者的风险来扩大投资，共同基金公司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基金，所以投资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

　　罗伯特·富莱明的创意就像一粒火种，迅速受到全球金融同行的纷纷仿效。１８７３年到今天，不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全球范围内与怡富公司类似的共同基金数量，已经超过了３．１万家。尤其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后，共同基金的增长速度更是与日俱增。

　　时任富莱明公司（台湾）总裁许立庆
　　投资基金最大的一个用意就是风险分散的问题，你买单一股票那当然就是风险比较大，买债券来讲呢，相对回报的期望值就比较小，所以呢基金等于是可以把风险分散，然后呢回报值又会比较高。所以这是基金的好处，可是基金除了风险分散之外，最重要的观点实际上是引进专业的管理，因为风险分散，买２０种股票，大家就都会买２０种，只买哪２０种，那么就是专业知识了。基本上基金的好处你可以享受专业的管理，然后呢又可以享受分散的风险，然后是更高的报酬，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基金的好处。

　　１９９８年底，在美国共同基金公司的数量已达７３１４家，而其管理的资产净值总额为５．５万多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总和，成为全美第一大类金融组织。

　　实际上，投资基金它是一个中介金融商，它把投资者个人的小资本聚合成大的金融资本，再雇用一个专家团队对证券市场进行投资。
　　上海浦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附近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写字楼里，１９９８年６月成立的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像往日一样平静地开始了它一天的工作。

　　上午８点２０分，工作人员陆续进入工作区域，而他们必须要执行的第一个规定就是交出各自的手机电话。
　　孙昌海也要交出自己的手机电话，作为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督察员，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话录音。失去了无线通讯手段的工作人员，他们通过有线电话对外联络的一切信息都将受到这部电脑录音系统的监控。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监察部主任孙昌海
　　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利用电话录音系统对我们公司所有的电话进行录音，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监听这些电话。
　　除了电话监听之外，作为督察员的孙昌海，他所领导的监察稽核部在华安基金管理公司也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
　　这个监察部来说，我们是可以直接向证监会直接汇报，我们可以跟董事长直接汇报。所以说，我想作为监察部来说，虽然是公司里面的一个职责部门，但是它给的权力它要超过公司所规定的一切范围，所以它在某种角度来说的话，它并不是说我是站在公司的利益上去考虑。

　　孙昌海的电脑时时刻刻都在监视着公司内部所发生的一切行为，电脑中的一切数据将存档，长期保存。
　　晨会是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每天必须进行的第一项工作，８点３０分晨会准时开始。
　　不到一小时的晨会将在股市开盘之前结束，这是基金管理公司两大核心部门——基金投资部和研究发展部进行的惟一一次互通情况的时间。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
　　在美国呢有这么个说法，可能有很多人没买过股票，但是只有很少的人没有买过基金，那么基金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它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为什么会得到投资者普遍的一个欢迎，我感觉基金它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它的制度，它的运作受到了一个严格的、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走进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让人感受颇深的，首先就是这样一道不允许随意进入的门。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监察部主任孙昌海
　　这个房间是我们基金投资部的基金经理室，是我们公司基金运作的核心部门，所以我们公司在这个门口设立一个门禁制度，这个门只有基金经理，以及具有权力穿越这个门禁的监察稽核部的同志，才具有这么一个门卡进入基金经理室。

　　这道门，对于国际上大多数基金管理公司来讲，都是必不可少。因为，门内的基金经理们，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最需要保密的工作。在国际上，人们通常把这样一种信息隔绝措施称为“防火墙”，也有人称为“中国墙”。时任汇丰投资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主席韦智理
　　长城是中央王国和外部疆域的分界线，无疑是极有效的防御体系。我猜想这或许是“中国墙”一词的起源，长城在全世界都非常著名，被普遍认为是隔离物的象征。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
　　因为这个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的量比较大，对市场影响也比较大，如果说一旦它内部出现一些内幕交易的情况，比如说基金经理也好，比如说研究人员也好，他知道了他把这个基金管理公司这个基金准备买这支股票，他事先透露告诉你，人家就先买，那这个对你基金管理公司来说，就会增加你的成本，人家如果是大户买了很多的话，那价格就要上去，这个结果就损害了基金投资者投资人的利益。

　　作为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的总监，王国卫就是一位被“中国墙”围于其中的人。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部经理王国卫
　　这个部门现在有８个人，其中５个人是做基金经理的，另外３个是做交易，做证券交易的，大致分工是两块，一块是做组合管理，一块是做证券日常交易。

　　在这里，５位基金经理各司其职，各有侧重，他们不时地讨论着，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向交易员下达着买卖指令。
　　无论是基金经理还是证券交易员，对于基金管理公司而言，他们都是“中国墙”之内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对他们进行访问，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我们采访的介入，工作人员要把显示重要信息的电脑关掉。

　　尽管，投资部带有许多神密的色彩。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基金管理公司而言，研究部门的实力，才是基金管理能否成功的基础。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
　　所有的投资它有一个基础，这个基金就是你调查研究，你进行分析，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不是盲目地拍拍脑袋就可以投资，你必须拿出依据来。
　　刘耀军，曾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两年，并取得了国际注册金融分析师的资格，如今他加盟了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成了其研究部的主力研究员之一。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研究员刘耀军
　　我们主要是分行业，然后呢每个人分那么几个行业，对于我而言，我就是分了酿酒、农业、食品，以及有线网等几个行业，还有综合类的行业。
　　刘耀军告诉我们，作为专家研究一家上市公司，一般都分为五个步骤进行：首先是财务分析；其次是行业比较；第三是前景预测；第四是企业勘察；第五是市场调查。

　　为什么说我们专家比较有一种优势，就是我们并不是看那个财务报表很简单地去看它，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行业的数据去验证这个财务报表的可靠性，这样来讲，就是我们买的公司。基本上财务上是经营财务都是比较可靠的，它一般不会有这种炸弹、地雷，所谓的年报地雷在里面埋着。

　　像刘耀军这样的研究员，在华安基金管理公司一共有１４位，他们每个人分工研究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
　　尽管基金管理公司有专业的团队进行研究和分析投资，用这样的方法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但这并不能保证风险的消失。
　　经济学家林义相
　　所有的投资和金融产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风险高的投资项目或者金融产品的话，它潜在的或者预期的回报就非常高。那么风险很低的话，它的收益相对说也是比较低。

　　时任富莱明（台湾）公司总裁许立庆
　　不能够讲基金的风险极小，因为同样的基金是指一个观念，不同的基金，它的风险值不一样，不同的基金就跟不同的股票一样，它有不同的风险值。所以说我们只能说基金它是可以分散风险，可是绝对不能说风险极小，而且不能讲它是永不沉没。

　　北京地区下午４：３０分，距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中国工商银行总行７楼东侧的办公室里，一天中最忙碌的工作刚刚开始。
　　中国工商银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它在整个基金管理运作的体系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所谓的基金托管人。

　　工商银行基金托管部经理赵跃
　　具体它在投资证券市场上，买卖什么股票的品种，买卖哪些股票的数量，以及以什么时机或者什么价格来进行买卖，都是由基金管理人来决定的。通过这些不同的投资组合来实现保值和增值这种目的，那么他买卖了那几种股票和债券以后，是通过基金的托管人来完成这个资金的划拨和实现这个清算与交割的。

　　在任何一个企业中，都会有一个财务部，这个财务部掌管企业的全部财产，担当着企业全部资金的收支与账目的核兑工作。那么，在基金管理人这个特殊的运作体系中，托管人所担当的角色，实际上就是基金的财务部。这是国际上一条通行的惯例，基金管理公司，也就是基金的管理人，它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投资，而托管人则负责收款付款。

　　经济学家迈克
　　托管人一般是银行，负责保管投资资金和证券并确保基金运作的收费合理合法。他们保障股东的利益，确保证券安全，监管财会对回报率等各种数据的计算，并且监督基金资产管理费的收取。

　　基金托管人一般都是商业银行，由于它不受基金管理公司的领导，也不拿基金管理公司的工资，因此，基金托管人的行为有着相当的独立性。这一点则有别于一般企业的财务部门。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安信和安顺两支基金，它的托管人就是工商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由于管理人与托管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华安基金管理公司那些基金经理们的一举一动，都无法逃避工商银行基金托管部这些工作人员的眼睛。而且它们对投资者公布的所有财务公告，都必须经过托管人的严格审核。

　　工商银行基金核算部负责人张健
　　我们这个部门是一方面进行基金会计处理，一方面为基金和交易所交易进行资金清算，同时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履行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交易监督的职能。

　　工商银行基金托管部经理赵跃
　　如果是一个基金投资到他所承诺的投资方向以外的投资项目上去，比如说房地产投资，或者说实业投资，那么这样的投资指令，按照基金契约的规定，我们作为托管人是不予执行的，而且也要向证监会来报告。

　　在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中，投资者购买投资基金，实际上他是一只手把钱交给了基金托管人，而另一只手则把投资的决策权交给了基金管理人。同时，他要求基金管理人为自己提供专业的投资服务，而要求托管人保证自己资产的安全。因此，按照国际上通常的认识，基金的托管人是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如今，在资本市场上投资基金的触角已经伸向了一切可以投资的领域，其范围之广，分工之细，以至人们已经无法说清投资基金到底有多少种类。但是，如果按照基金的组织形式去划分，投资基金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这就是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
　　开放式基金如果可以比喻的话，就像银行存款差不多，因此如果你管理不好，你不能投资，（投资者）不满意的话，他把基金还给你，就赎回，然后你这个基金就没了，就像存款人家不在这个银行存款一样，那你这个基金管理公司就没钱可管，就垮掉了。所以开放式基金比封闭式基金相对来说，它对基金管理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国际上开放式基金发展越来越快，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

　　一般地说，开放式基金与封闭式基金有三种主要区别：其一，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可以随时赎回现金，封闭式基金的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进行变现；其二，开放式基金的发行规模是不固定的，它随着投资者购买与赎回情况而变化，封闭式基金的发行规模是固定的；其三，开放式基金不规定存续期限，封闭式基金的存续期限是事先规定的。

　　经营不好，随时可能赎回，这对基金经营者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对投资者而言，这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机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开放式基金的数量会占到基金总量９８％的主要原因所在。

　　２０００年６月，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与罗伯特·怡富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规定，罗伯特·怡富公司将向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完善的开放式基金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支持。随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为设立开放式基金而准备的市场业务开始招兵买马。

　　中国正在跟随世界的潮流，在现有封闭式基金的基础上，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将陆续走进投资家族，金融产品也在逐渐增加，证券市场变成机构投资人为主的大市场，已经越来越近了。

六、天网恢恢

尽管股票市场引领着人类经济的一次次进步。但是，股票市场毕竟是一个利益的角斗场，方方面面的市场参与者在这里追逐着各自的利益。于是，谁来捍卫竞争中的公平，用怎样的手段遏制逐利者可能使用的欺诈行为，这也是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中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

　　英国伦敦　
　　在伦敦的金融城里，匆匆而过的人们不会发现这里有什么变化。巴林银行，作为全球最古老的银行之一，曾经是英国贵族最为信赖的金融机构。但是，２００年优异的经营历史，并没有逃过破产的结局。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让巴林银行惨痛的结局，出自于一个普通的证券交易员之手。

　　尼克·李森，利用欺骗的手段使巴林银行蒙受了８．６亿英镑的巨额亏损，从而把巴林银行推上了死亡之路。
　　伦敦市郊，一家仅能容纳１５０人左右的小电影院，当年显赫气派的巴林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诺里斯，引咎辞职之后，如今变成了这家小电影院的老板。

　　时任巴林投资银行总裁　彼得·诺里斯巴林集团拥有很多家不同的银行，当巴林集团倒闭时，我正好担任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正是在我领导的投资银行里发生了李森的罪行。

　　作为尼克·李森的顶头上司，彼得·诺里斯
　　当年的心情人们可想而知。在巴林银行破产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彼得·诺里斯痛苦不堪，他仇恨尼克·李森。但毕竟是５年过去了，如今他面对来访者似乎已经平静了许多。

　　是李森毁掉了巴林银行吗？当然是。正是由于他的罪行，导致了巴林银行的崩溃。他长期以来进行欺诈，对电脑会计系统做了手脚，许多员工都被卷了进去，最终导致了巴林银行的倒闭。

　　尼克·李森１９８９年加盟巴林银行，１９９２年被派往新加坡，成为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而尼克·李森搞垮巴林银行的事发地也正是在新加坡。

　　期货交易员难免会在交易中出现一些错误的情况。因此，他们一般都会开设一个特殊账户，用以暂时存放那些错误的交易，等待适合的行情出现时，再挽回损失。但是，错误账户在尼克·李森的手中改变了用途，他把自己失败的交易记入其中，用以掩盖损失。结果，为了赚回赔掉的钱，尼克·李森的赌局越开越大，以至于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

　　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３日傍晚，已经赔光了整个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踏上了逃亡的旅程。但是，惊弓之鸟般的逃亡生涯仅仅持续了４天，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７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刚刚走下飞机悬梯的尼克·李森被捕了。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２日，尼克·李森再次变成了全球的新闻焦点，他从德国被引渡回新加坡，而仅仅一周之后，被送上了审判台。根据新加坡《证券交易法》，尼克·李森因欺诈罪，被判有期徒刑６年半，从而变成了新加坡塔那梅拉监狱中的阶下囚。

　　尼克·李森事件绝非偶然。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中，大投资者侵犯小投资者利益，中介机构损害客户利益，上市公司欺骗股东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市场需要一系列严明的法律约束，同时需要一个强大的监管体系。

　　今天无论是哪个独立的经济体，只要那里有证券市场，那里就必然少不了这样一个公平的忠实捍卫者，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时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　史美伦
　　当然，市场不是需要有一个监管者就可以生存。可是，那个市场就变得是各方面的利益是不得以的平衡，就造成了某一些方面的利益，可能是会高高地超过了另外一部分的利益。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从政府来讲，主要是保护小投资者。为什么？大投资者一般来讲是用不着保护的，因为这个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天然的带给它各种各样的优势。它是可以保护自己的。所以我们在搞市场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考虑，政府部门首先去看看小投资者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受到大投资者的损害。基本原则是定下来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小投资者的利益。但是，我们又不能保证要说由于过份强调保护小投资者的利益，影响整个市场的效率。

　　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证券市场公平的前提，而为了实现这一公平，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这是惟一的途径。因此，对于一个法制化的证券市场而言，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成为证券立法的一个基本理念。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来讲，这是一场大灾难开始的日子。这一天，纽约股市暴跌２５％，５００亿美元的证券市值灰飞烟灭。这一天，结束了西方世界此前连续７年的繁荣。从此，西方经济陷入了持续１１年的大萧条之中。

　　经济学家　李扬
　　在过去确实没有２９年、３３年之前，没有一个系统针对证券业的一个立法。看到这些文献记载，主要是当时整个经济，整个国家，还有立法界、司法界，他们认为纯粹是一种私人行为。有人说自身自诩是企业家，我要搞一个大企业，你们来投资吧，然后人家来投资了，成功了，大家分，不成功，愿打愿挨，就算了。觉得这个不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规对它进行规范。后来２９年、３３年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了司法界的高度关注，整个管理层次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因为它这个市场已经从初期的阶段已经发展到特别大，大到可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程度。

　　１９３３年之前的股票市场，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遵从着自由就是完美的原则。但是，１９２９年，这个自由而完美的市场王国破产了，人们发现，市场的完美不是无条件的，它有失灵的时候，会给经济带来大的灾难。

　　香港证监会主席　沈联涛
　　１９２９年股灾这个问题，很明确地发现，公司报假，账是假的，但是它只是报喜不报忧。
　　经济学家　刘遵义
　　１９２９年的时候，它是没有很多的管制，没有很多的规范。所以有很多公司企业的报表靠不住，另外就是还有很多内线的交易去操纵那个市场，去造这个势。

　　为了争夺更大的利益，某些市场参与者不惜通过制造虚假的信息去操纵市场，这在１９２９年之前，是股票市场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美国政府１９３１年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股灾之前，一种被称为“股票联营基金”的经营方式在美国十分盛行，仅以摩根银行为例，它们手中就控制着５０多个“股票联营基金”，而这些联营基金又同时控制着１００多种股票，进而，使其股票行情脱离了自然的市场属性，其价格可以任由摩根银行的操纵。

　　经济学家　胡祖六
　　１９３２年，民主党总统罗斯福上台，那么他推行新政。也吸取金融大恐慌的教训，所以大力推行新的立法和规章制度，完善这些金融法规。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开始看到，美国金融法规体系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完全、最完整的，也是最严厉的。

　　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在这样一场巨大的股灾之后开始了。
　　罗斯福先生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富经济成就的总统之一，１９３２年在他当政之后，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开创了美国经济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一系列完整的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在他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问世了。曾担任两届香港证监会主席的梁定邦先生，把家从香港迁到了北京。由于他在证券监管方面卓越的学识，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如今他作为专家，担任了中国证监会的首席咨询顾问。

　　中国证监会首席咨询顾问　梁定邦
　　罗斯福总统当时是选上了，他们要实行新政。当时请了一个非常老资格的，一个证券律师给他们写了一个《证券法》。他写了一年，交给罗斯福总统，他看了一天，之后他当时觉得不行，为什么呢？虽然这个律师非常有老资格，对证券行业非常熟悉，但是他用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一家公司只有好的素质，才能送到市场去。

　　由老律师耗费一年多时间才完成的美国证券法草案第一稿，它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也就是说，把评判上市公司质量优劣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让政府确定哪些公司该上市，哪些不该上市。

　　罗斯福总统觉得是不对，我们怎么叫联邦政府来审，看这个公司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
　　香港证监会主席　沈联涛
　　当然如果我们做的判断好的话，就是来维护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我判断错了的话，是不是小投资者是否会认为政府审批一个公司的素质是不是会永远是好的呢？如果上市的公司亏损了之后，是不是对政府有不满呢？

　　时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　史美伦
　　所以我们从监管方面来说，保护投资者是从制度的健全为主要原则。而制度健全我不能保险你做的投资，就是我们做监管者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责任还是需要投资者自己来承担的。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进行选择，罗斯福当即否定了证券法草案的第一稿，同时又找来了几位年轻的律师，重新起草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首席咨询顾问　梁定邦
　　这几个学生都是３０岁刚出头，在纽约已经当了若干年的律师，叫他从纽约马上到华盛顿。礼拜五，晚上９点钟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给他这个任务，起草法律。礼拜六下午５点钟，他给法官打电话我们写好了。总共多少条？１７条。马上星期天早上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给他的幕僚看完之后，５分钟后就说我们就跟着这个走。

　　仅仅用了一个晚上，仅仅写出了１７个条款，这就是美国１９３３年完成的《证券法》。尽管此后也进行过几次小小的修改，但主体就是这１７条，它得到了罗斯福和美国国会的认可。

　　它主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在里面，那个基本的理念就是联邦政府要做一个看门人，这方面要审评一个证券出去，不以所谓实际性审查这样的做法，用什么呢？程序性审查、披露性审查，给投资者有一个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来做一个判断。

　　政府不去评价上市公司的优劣，而仅仅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去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这就是股票市场监管的一个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手段。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证监会这么一个政府监管部门监督证券市场，我想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就是所谓的四句话八个字，我们叫做：公开、公平、高效、有序。
　　就是说认为市场里最重要的一条首先是要公开，就是说一个信息披露，这个就是核心，首先在信息这一点大家要平等，所有的人在证券业里所能用的，所能利用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这是信息。

　　香港证监会主席　沈联涛
　　信息披露是一个好的市场的基本的因素。那么从一个监管者的角度，现在我们悟到了这一点，信息披露为本是一个，比如说自由市场，一个成功、成熟市场的一个基本因素。

　　国际上通用的“公开、公平、高效、有序”这样一个监管理念，在中国被凝炼成了这样的“三公”原则，如今它已经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准则。对市场的监管者来说，“公开”是最为重要的原则，没有“公开”就无所谓“公平”。没有“公开”也不可能“公正”。正是这样一个简单但却十分深刻的道理，它揭示着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监管核心，这就是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也正是围绕着这个原则，《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法》、《信托契约法》、《投资公司法》等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在１９３３年之后的美国，相继问世了，它有如一张恢恢天网，疏而不漏地让整个资本市场踏上了一条规范发展的道路。

　　美国证监会ＳＥＣ在美国，１９３４年与《证券交易法》一同诞生的还有这样一个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一个特殊的政府部门，它既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但又独立于政府之外，对证券市场的一切行为实行独立的监督管理。布里安·兰曾经作为融资上市部的主任，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过多年，对美国证券监管体系十分熟悉。

　　时任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融资上市部主任　布里安·兰
　　证券市场是通过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监管的，它不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直接对经纪商和自营商进行监管。这些券商成立了各种自律组织，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都是自律组织。证券交易委员会规范监管上述自律组织，再由这些自律组织监管他们的会员。

　　在美国，对于市场交易行为的监控，通常是由交易所等自律性组织来完成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要管的是这些自律性组织，及其制定的市场行为规则。由此可见，美国证券市场最直接的监管机构不是证监会，而是交易所和其它自律性组织。

　　金融证券商协会法规部负责人　玛丽·怀特
　　在美国股票交易所，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都是自律组织。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ＮＡＳＤ）自律监管所有的经纪商和自营商，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则总体监管这些自律组织。所有自律组织起草的行为规则，必须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我们对会员的日常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证券交易商和公众的交易行为进行总体监管。

　　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　理查德·Ａ·格拉索
　　纽交所自身也通过了严明的自律规则。我在纽交所近三分之一的同事，约５００多人专门监管经纪商和自营商的交易活动和交易大厅中的交易行为，监督经纪人公司的行为是否正当，并对行为不端的经纪商进行处罚。

　　在法律制度非常严明的国家，市场日常交易行为的有效监管，是通过自律性组织来实现的。英国金融监管局，这个机构成立于１９９７年，它不仅担负着证券市场的监管义务，同时也监管着英国的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但是在９０年代之前，英国的证券监管体系完全是自律性的体系。

　　英国金融监管局主席　霍华德·戴维斯
　　在３０年代，美国设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一机构，而英国却没有这样做，事实上英国直到８０年代末才有了类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券监管机构。

　　所以监管不是一开始由政府强制实行的，而是由证券交易所自发组织起来的，交易所认识到为了保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对证券定价和信息披露进行自律监管。这不是由政府立法来实现的。

　　大家定规矩，大家来遵守，这就是自律的基本模式。毕竟，英国的证券市场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证券市场，一套完善的自律监管体系经历了数百年的市场磨合与考验。因此，英国基本上可以依靠自律性组织去完成市场的监管任务。

　　时任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融资上市部主任　布里安·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监管，证券交易场所监督其自身规则的实施。交易场所要改变规则的话，必须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

　　金融证券商协会法规部负责人　玛丽·怀特
　　增强自律正在成为全球证券业监管的普遍趋势。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允许证券从业人员参与到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去，那么法规会变得更加实用。政府监管和自律的结合可以产生最好的监管结构，以保证市场的公正和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

　　证监会的政府监管与交易所的自律性监管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对证券市场交易行为的有效约束。这种监管模式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各国的认同。
　　证监会作为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通常有两只手，一只手抓住信息披露，以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另一只手则抓住市场中的自律性组织，以规范市场的交易行为，特别是证券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荷兰阿姆斯特丹ＡＢＮ阿姆罗公司是荷兰一家古老的投资银行，这家银行里的员工都有这样一本小手册。
　　ＡＢＮ阿姆罗公司职员　格瑞德·瓦蒙安
　　这是一本我们公司制作的小册子，其中包括了我们认为对客户非常重要的准则。诚实、尊敬、团队精神、敬业是我们在工作中遵循的基本原则。
　　对我们公司来说这些是黄金准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诚实。
　　诚实是一个证券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如果没有诚实，巴林银行就是一个教训。
　　１９９９年７月，尼克·李森因患癌症被保外就医，他回到了伦敦。此前，他在狱中撰写了《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在书中，尼克·李森描述整个事件的真实经过。当然，李森自有李森的感受，但是，比尼克·李森感受更为深刻的，恐怕就是这位彼得·诺里斯了。

　　时任巴林投资银行总裁　彼得·诺里斯
　　我认为可以从中吸取很多教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要想当然认为所有的员工都是正直、诚实的，这就是人类本性的可悲之处。多年来，巴林银行一直认为雇佣的员工都是值得信赖的，都信奉巴林银行的企业文化，都将公司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中。而在李森的事件中，我们发现他在巴林银行服务期间一直是不诚实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管理层都应该从李森事件中吸取教训，意识到用人的风险所在。

　　尽管，新加坡和英国法院的联合调查表明，巴林事件完全是尼克·李森个人所为，巴林银行的管理层没有法律责任。但是，彼得·诺里斯依然认为，巴林银行的破产与其内部管理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林银行存在着内部管理机制的诸多不足，一直没有及时发现李森的犯罪行为，而当发现时却为时已晚。所以，我认为教训是，应该随时保持极高的警惕性。

　　尼克·李森在狱中完成的《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一书，很快被拍成了电影。１９９９年年底的一天，这部电影在彼得·诺里斯经营的小电影院首次放演。忽然他的放映员来告诉彼得，一个长得很像尼克·李森的人就坐在电影院里。电影散场的时候，彼得·诺里斯先生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人就是尼克·李森本人。

　　一位是原巴林投资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另一位是弄垮这家银行的肇事者。在巴林银行倒闭之后，两个人第一次在这家不知上演了多少幕人生的悲剧和喜剧的电影院里见面了。

　　彼得·诺里斯毕竟还能从电影院的收入中获取自己的收益。但是，尼克·李森却大不一样了。本应属于尼克·李森的一切版权收入，都将用来偿还巴林银行债权人的债务。

七——泡沫之鉴

纽约时代广场
　　纳斯达克作为孵化了美国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的股票市场，近年来的表现可谓如日中天，甚至让纽约证券交易所——这家华尔街上的百年老店也显得黯淡了许多。但是，理性的人们开始思考，纳斯达克指数仅仅在网络概念所缔造的神话中迅猛飙涨，这其中，是否孕育着新一轮畸型的狂热呢？于是“泡沫”这样一个人们熟悉而很难准确定义的概念，再次被拿到了“网络”的面前。

　　经济学家　樊刚
　　早早晚晚总会有一部分淘汰，而且早早晚晚过高的部分水分要压下去。
　　经济学家　王巍
　　可能这就是个泡沫，但是为什么泡沫不断的涨，就是一大批另一批投资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说，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有泡沫，那么到底什么是泡沫呢？有人把泡沫比作人体身上的细菌，认为有细菌并不可怕，但如果让细菌主导了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那人也就病入膏肓了。

　　英国伦敦
　　英国中央银行历史博物馆，在这里记载着英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过程。曾为英国乃至于整个世界所震惊的南海事件，在这里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事件发生在１７１１年，英国政府为了向南美洲进行贸易扩张，而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南海公司。然而，公司成立之后的８年间，除了无休止地向南美洲贩运黑奴之外，几乎没干过一件能够盈利的事情。

　　到了１７１８年，皇家的气派依然豪华。但在这雍容华贵的背后，英国的国家债务总额已经累积到了３１００万英镑。为了迅速筹集还债资金，不堪重负的英国政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南海公司的股票卖给公众。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南海公司是英国一个特许贸易公司。它是具有给南海贸易的特许权，它垄断经营，所谓南海就是现在的拉丁美洲，大西洋那边，拉丁美洲。这个南海公司拿到这个特许权以后呢？它就造势，说这个地区我们发现了什么金矿、银矿、香料怎么怎么赚钱。于是，股价就猛涨。

　　在政府的默许下，公司管理层为南海公司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
　　很快人们开始相信了，南海公司海市蜃楼般的利润前景，唤起了英国人超乎寻常的狂热。直到３００年后的今天，英国金融界地位最高的人对南海事件依然铭记于心。

　　英国英格兰银行行长　埃迪·乔治
　　南海泡沫事件是一家投机公司，为了说不清楚的目的进行融资，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只知道这家公司能够赚大钱，是很好的投资对象，当时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氛围，人们就是想要投资。

　　英国金融监管局主席　霍华德·戴维斯
　　在发生南海泡沫事件的时代，人们认为南海公司，简直就是一部造钱的机器，他们失去了平时应有的理智和质疑，他们不断地投资。尽管当时并没有事实，或者是足够的信息，来支持公司对投资者们做出承诺。

　　这条著名的交易街当年挤满了抢购南海公司股票的人们。巨大的骗局使公众失去了理性。
　　伦敦金融时报电视台总编辑　科林·查普曼
　　当时的柴思胡同喧闹而嘈杂，有一首歌谣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我给你们念一念，当星辰出现在夜空，买卖开始兴隆，绅士们摩肩接踵，女士们涂脂抹粉，开始了胡同中的冒险，这就是我书中所指的胡同。

　　失去理性的大众狂热，使南海公司的股价迅速飙升。据历史记载，从１７２０年３月到９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举从每股３３０英镑涨到了１０５０英镑。

　　今天，人们走进英国中央银行的博物馆，在这个显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一幅充满了讽刺意味的绘画作品，它所描绘的正是当年的南海事件。英国中央银行的一位历史学家为我们讲述了这幅画中所表现的内容。

　　英国英格兰银行博物馆馆长　约翰·凯沃斯
　　这幅漫画是著名英国艺术家威廉·休加德于１７２７年，公开发表的作品。
　　这幅讽刺画反映的是，诚实女神的雕像被打碎，并且受到了酷刑折磨，荣誉女神遭到鞭打，象征着所有优良品质的毁灭。我们还可以看到纪念碑，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堕落。柱子上这些人，就是南海公司愚蠢的投资者。在画的左下角，主教们正在赌博，赌博这种投机行为，也正是南海事件的实质所在。

　　当人们为南海公司的股票而狂热的时候，英国还发生过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在１７２０年初，南海公司股价迅速上涨。但是，当年要想进一步推高股价，就需要更多的社会资金涌向南海公司。然而，此时的英国正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夕，大量的民间企业同样需要筹集资本，于是它们开始背着政府偷偷地发行股票。

　　经济学家　吴敬琏
　　民间组织的那些公司，那些公司看着这些特许公司大赚钱，特别看着这个南海这种泡沫起来了，赚钱。于是，纷纷组织公司，纷纷组织公司不是供给会增加吗？股票的供给会增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扩融太快，扩融太快股价就会下来。于是就损害了南海公司，他们这些有特权公司的利益，于是他们就游说，而且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去买通了议员们，比如说给他们股了，这些办法，然后议会通过整个议案，不许民间也组织公司，就是限制扩融。

　　南海公司为了与民间企业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活动，利用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去说服议会，从而通过了一项法案，这就是《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这个法的这个民间的称呼叫做“泡沫法”，《资本论》上都有“泡沫法”，很多人都没有弄清楚，这个“泡沫法”是什么意思？是反泡沫的法呢？还是制造泡沫的法，看来是两者兼而有之。

　　《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被民间俗称为“泡沫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它的意思是说，“泡沫法”认定了民间股票是泡沫，政府用这部法律去打击民间股票的发行，但同时却助长了南海泡沫的形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泡沫法”的提出，让人类的经济生活中第一次出现了所谓“泡沫”的概念。尽管它被延用至今，但由于“泡沫”一词起源于民间，所以它不是一个严谨的经济名词。

　　“泡沫法”的颁布进一步推高了南海公司的股价，但可悲的是，在南海事件中所存在的大量腐败行为，很快便击破了南海泡沫。伦敦金融时报电视台总编辑　科林·查普曼
　　人们争先恐后购卖股票，而当时的政府成员，他们也许可以被称为最早的内幕交易者。在股价越涨越高的时候，许多官员，如当时的财政部长，卖掉了所持的股票。许多像科学家牛顿这样正直的人，也购买了南海公司的股票。后来，股票暴跌。因为它原本就不值１０００多英镑。

　　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的大举抛售，引发了南海泡沫的破灭。当时英国的财政部长在南海公司的内幕交易中，为自己赚取了９０万英镑的巨额利润。丑闻败露之后，他被关进了这座著名的英国皇家监狱——伦敦塔。但是，比他更悲惨的却是那些不知情的投资人，这其中还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牛顿赔了，他在南海泡沫中的损失超过了两万英镑。事后，他不无伤感地写道：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规律，但我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趋势。然而，比牛顿损失更大的则是英国的经济，南海泡沫的破灭让神圣的政府信用也随之破灭了，英国没人再敢问津股票。从那以后，这条著名的交易街清静了整整１００年，此间，英国没有发行过一张股票，从而为发达的英国股市历史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空白。

　　经济学家　许小年
　　什么叫做泡沫，就是价格偏离价值，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已经离开了基本面了。
　　泡沫实际上是由两股力量形成的，一股力量呢叫做非理性预期，另外一个就是资金。
　　什么叫做非理性预期呢？就是说，我不看道琼斯指数股里边这个盈利的情况，我也不看美国的经济情况，我也不看世界的经济情况，我就是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我认为它能涨２０％，那你会怎么做呢？你赶快买进，但是当你一买进，当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去买的时候，道琼斯还真就涨上去了。所以由这种非理性预期驱使的资金流入到股市里面把股市推高，这种推高反过来印证了非理性预期，反过来印证了非理性预期，所以呢就使得这种非理性预期变得好像理性化了。因此，它更坚信不疑了。他说还能涨，继续往里投，果然它就继续往上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价格已经越来越偏离价值，越来越偏离价值了。那么这个时候泡沫就形成了。

　　经济学家　吴敬琏
　　泡沫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啊，就是说它的股价跟它基本面脱节，跟公司本身价值，公司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它未来的盈利能力，这个未来的盈利能力怎么来算呢？很难算，很难算。

　　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但是，由于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几乎无法准确地预测。因此，股票价格是高是低，泡沫有没有发生？有多么严重？这些问题实际上很难准确判断。

　　１９２９年的美国，由于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非理性预期，加上市场投机力量的推波助澜和信息不透明，支撑了华尔街股价此前连续７年的暴涨。但是，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疯狂走到了尽头，股市崩盘了。在一片狂跌之中，企业倒闭、银行关门、工人失业、信用破产，美国经济陷入了全面的衰退。

　　经济学家　王国刚
　　我们可以看看１９２９年美国的情况。当时整个经济，完整的意义上是下跌了４０％几，那么不同的产业有的下跌８０％，有的６０％，多少人？以千万计算的人失业。在这过程中，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０年，多少人在这个过程中跳楼的跳楼，自杀的自杀，那么呢，生病的，病死的病死，饿死的饿死，那是一个惨不忍睹的状态。

　　这是一幅１９２９年股灾时拍下的照片，一位在股市中损失惨重的投资者，不得不将自己喜爱的汽车以１００美元卖掉，但当时拥有１００美元现金的人已经不多了。

　　实际上，在１９２９年之前，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股市泡沫的破碎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仅就美国而言，而大萧条时期共有１．３万多家银行倒闭，３７００万人失业，而此间破产的企业达到了５．３万多家。

　　惨不忍睹的现实震惊了整个世界，于是，人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对股市的狂热进行反思。
　　经济学家　许小年
　　在１９２９年的股灾之前，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资本市场上面泡沫的破灭。股市的崩盘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之下，才使美国国会以及世界各地，其它当时比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都意识到立法，这个法律体系完备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　吴敬琏
　　人们都有一种，谋取自己的更多的财产这么一个心理。所以他很容易陷入这个泡沫的漩涡里面去，但是这个需要能够做些什么。从社会，社会的代表——政府来说，尽量让信息充分，尽量让它透明。那么这样起码能够防止这个有人搞欺诈，就是在中国叫做造势做局，防止这个。

　　过度的泡沫会导致股灾，股灾又会使经济崩盘，股市历史周而复始地讲述着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于是，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间，《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一系列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在美国相继出台。它们作为股市的守护神，成了抑制股市泡沫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

八——创新之翼

上海
　　１９９９年的秋日，共和国即将迎来５０岁华诞之时，被美国《财富》杂志周刊评选出来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他们的企业领导人首次在中国的上海汇聚。

　　经济学家　王巍
　　５００强这次到上海来开会的５００强，前２０名当中有６个公司５年前都不存在，包括雅虎、亚马逊，这５００强里面６个根本没有。我最近刚到美国去以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在硅谷开车一个小时之内，我一共查了１００块９０块一共９０块广告牌，７６块是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ｃｏｍ。

　　纳期达克主席　弗兰克·萨伯
　　最初来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些新经济类公司，它们已逐渐成长为大公司。
　　让小公司迅速成长为大公司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７０年代末，新技术革命开始之后，一批技术含量高的小企业高速成长，从而带动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使之领先于世界。那么，美国经济的创新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呢？

　　美国旧金山
　　美国西部，太平洋岸边的这个海湾，名叫旧金山，在这个海湾的南端，一条不足１５００平方英里的狭长谷地上，每年所创造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可以与韩国持平，在世界所有独立的经济体中名列第１１位，它就是美国硅谷。

　　在美国的地图上是找不到硅谷这个地名的。那么，硅谷一说，到底从何而来呢？约翰·麦克莱福林是一位研究硅谷的专家。
　　硅谷历史学家　约翰·麦克莱福林
　　硅谷这个名字是一个叫“霍夫勒”的记者，在１９７１年最早使用的，今天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地区的名称，它代表着一种全新思维方式。
　　在约翰·麦克莱福林手上有这样一张地图，按图索骥，在一条名叫“爱里森”的小街上，我们找到了硅谷的源头。
　　１９３８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位毕业生“惠力”和“普克”，租下了这座车库，他们用仅有的５３８美元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公司的名称把谁的名字放在前头，一枚２５美分的硬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此，著名的惠普公司诞生了。６０年后，当我们今天再去看它，它已经是一家年创产值４７０亿美元，在世界各地拥有１３万名员工的跨国企业集团了。

　　这块纪念碑１９５１年被美国加州政府竖立于此。依照碑文所示，这座旧车库就是硅谷诞生地。
　　惠普公司，如果仅仅是硅谷偶然的骄傲，那这里也就不能被称之为硅谷了。但是，当我今天定睛于此，ＩＢＭ、因特尔、仙通、苹果、施乐、生阳、雅虎、网景、亚马逊书店等等，一大批全球级的企业新星，都从硅谷出生，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了。走近硅谷，第一个必须提及的名字就是它——斯坦福大学。

　　１８９１年，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和美国国会议员的李廉·斯坦福先生，为了纪念１５岁便夭折的儿子，他把自己早年在修铁路时，从政府那里获得的８８００英亩土地和平生２２００万美元的积蓄拿了出来，创办了这所享誉全球的名校。而且，斯坦福先生为学校制定了一个独道的办学宗旨，他说：我们的学校就是让学生学到一些实用的知识，将来会受用于自己，也会让社会得到好处。

　　或许正是这种实用的教育宗旨，诱惑了全世界的莘莘学子，为了赚大钱，为了创建自己的事业，而蜂拥至此。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联合国，它凝结着全球各种文化的优势，让５７个国家的１．４万名学生，在这青青的绿野之间追寻着各自的梦境。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它最重要的资源，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人力资本，就是人的头脑，而这个具有创造性的人，他需要一个有利于创造的氛围，这是个基本点，那么这个氛围，如果你的管束太多，他就觉得受到了抑制。

　　在硅谷，从老板到职员，从教授到学生，你很难见到身着西装革履的人们，创造者完整的个性就隐藏在一派随意的氛围之中。
　　１９９６年，斯坦福大学校园里走出了两位小伙子，他们中断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带着雅虎信息网络的最初构思，钻进了这个早已被废弃的破车库，这就是雅虎公司最初的办公室。

　　雅虎公司创始人　杨志远
　　你一定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因为在硅谷１０个创业公司９个可能会失败，１０００个公司里也许只会出现一个像雅虎这样非常成功的公司。当年我和大卫创建雅虎网站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如果公司失败了，我们还可以回到学校把学位读完。

　　除了创意之外，办公司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资本，按照传统的投资理念，仅有一个赚钱想法的公司是没有人愿意对它进行投资的。但是，在硅谷这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活跃着一批创业投资家。斯坦福大学工程院院长肯尼斯先生告诉我们。

　　斯坦福大学工程院院长　肯尼斯
　　你在书本上读不到真正的硅谷，你可以走进硅谷的咖啡馆里吃个早餐，去听听那些风险投资家与创业家谈论如何能创立公司，你就能真正读到硅谷了。

　　经肯尼斯先生的指点，我们来到了斯坦福大学旁边一个名叫门罗园的地方。
　　创业者带着自己的创意在这里寻找着投资，而投资家们也在这里找寻着能为自己带来财源的创业者。近４０年的统计显示，创业投资的成功概率仅有２０％，这或许正体现着硅谷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允许失败。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一家著名的创业投资公司——ＩＤＣ的总裁麦戈文先生，有着深刻的理解。

　　国际数据集团总裁　麦戈文
　　在美国有这样一种共识，它鼓励你去尝试做一些事情，即使失败你也能因为试过而获得荣誉，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尝试。在其它的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如果你的尝试失败会使家人一同蒙羞，这样就限制了一些人去冒险，而这样做的后果就使欧洲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那么强劲，对技术市场的参与也不是那么活跃，因为它不像美国，没有一个对创业的友好环境。

　　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而这样一个说着容易做起来难的哲学理念，在硅谷得到了充分地升华。
　　寻找强有力的投资方，是杨志远和大卫·菲罗必须要做的事情，ＯＦＪ投资公司便是他们最初的谈判对手，派克作为ＯＦＪ投资公司的投资经理，当年负责与杨志远的投资商洽。

　　ＯＦＪ投资公司经理　派克
　　当年杨志远和菲罗找到我们公司的时候，他们所要搞的东西不过就是把一些人的名字列在网页上，当时我们虽然觉得风险很大，不过呢还是给他们开了一个条件。当然了，他们也在同时和其他几家风险公司在洽谈，可是没有想到，另外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红杉树，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条件，我们当时还笑话红杉树，不应该给雅虎这么好的条件，不用说了，我们错过了一个赚大钱的好机会。

　　派克没能满足雅虎需求，从而使ＯＦＪ投资公司与雅虎的成功擦肩而过，这是硅谷中最常见的遗憾。派克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但是，另一家创业投资公司却为此而大发其财。

　　沙丘大街３０００号，这是斯坦福大学附近一座不起眼的建筑，但是这里，却是硅谷非常著名的创业投资家的聚集地。托起雅虎的创业投资者——红杉树投资公司就坐落于此。

　　红杉树公司风险投资家　莫里斯
　　雅虎成功的故事实际上是创业公司在风险投资家的帮助下，取得成功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最初向雅虎投资了１００万美元，买了公司的２５％的股份，到今天这１００万美元大概值了四五十亿美元。
　　１９９６年到今天仅有５年的时间，伴随着雅虎公司的成功，红杉树投资公司最初１００万美元的投资变成了４０多亿美元。这是４０００多倍回报，红杉树投资公司从极高的风险中获得了极大的收益。而这种成功率，那怕只有２０％，它的利润也是十分可观的，这或许就是创业投资家之所以乐此不疲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硅谷，智慧的翅膀与资本的翅膀合成了一个整体：一方面是智慧所派生出的大量的发明创造；一方面是创业投资家的精筛细选，使得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引领着世界潮流。

　　硅谷的创业投资家与创业者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选择的呢？陈丕宏和他一手缔造的宏道公司回答了这个问题。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我是１９８１年到美国的，我的专业一直都是在计算机方面，所以我后来到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念了一个计算机科学的博士，然后就开始做事。
　　宏道公司是硅谷的又一颗明星，但它并不是陈丕宏创办的第一家公司。
　　我第一家公司叫做Ｇ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那么主要我们做的是所谓多媒体方面的一些产品，做的是让一些公司能够用多媒体技术，发展他们公司内部的系统。那么然后呢，我就这家公司做得相当不错，在１９９２年呢就被另外一家资料库的公司叫赛贝斯给并购。

　　陈丕宏在开办第一家公司时，他同样得到了创业投资家的支持。苏特·希尔公司，从１９９２年陈丕宏创办第一家公司开始，就一直伴随着陈丕宏，到今天，它的命运又与宏道公司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苏特·希尔公司执行董事　戴夫·安德森
　　那应该是在１９９３年，在我们同意合作之前，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约有几个月吧。
　　几个月的交谈，按陈丕宏的理解，苏特·希尔公司不是在考察项目，而更重要的是在考察陈丕宏这个人。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所以我想很多时候选择这种合作的对象，不只是钱的问题而已，而且是人和人之间要怎样能够合作，彼此之间是否有这样的相同的理念，可以一起来经营这个公司。

　　苏特·希尔公司执行董事　戴夫·安德森
　　１９６２年以来，我们就在硅谷投资，我们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发展，但是我们对投资对象的要求标准却始终如一。我们看好聪明，有进取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他们应该善于把握科技所带来的优势。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多半的人在投资这个创业公司的时候，主要的决定原因是好几个，不过其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人，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是从头开始都是靠人去经营。所以你要真正对这个人有很大的把握，很了解，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本身对市场的经验和他们技术上的层次够不够高，那么如果这些种种的因素都能加在一起，你发觉好像很好的话，那么就是只能去投资，但是我想往往通常第一最重要的就是人。

　　苏特·希尔公司抓住了陈丕宏也抓住了苏特·希尔公司。当陈丕宏的第一家公司被赛贝斯公司收购之后，陈丕宏本人也变成了收购者的打工仔。但是，利用陈丕宏发了一笔大财的苏特·希尔投资公司似乎并不甘心。

　　所以他们对我们公司的人非常有兴趣，尤其是我，虽然我那时候还在帮赛贝斯做事，他们一直在找我，问我说，跟我接洽下面想开什么公司，他们很希望能够来投资，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一年之后我就离开了，成立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宏道公司。

　　今天的宏道公司，已成为一家开始盈利的专业商务网络公司。这当然是陈丕宏的成功，但同时也是苏特·希尔公司的成功。然而，在宏道公司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苏特·希尔公司执行董事　戴夫·安德森
　　起初我们为它提供资本开公司，使它有所发展，我们还会提供咨询和其它辅助性服务，帮它们做很多事情，积极参与公司的董事会活动，我们帮助这些公司制定商务发展模式，改善商务策略，我们同样积极地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融资，帮助他们挑选其它关键人才。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他们所提供的价值不只是钱而已，而是他们其它对公司经营，这样类似过去的一些经验，对其它市场的了解认识的人，都可以帮你增加很多的帮助，这个是比较无形的这种帮助，实际上跟有形的钱，实际上是一样重要，也许可能还会更重要。

　　在苏特·希尔公司的督促和帮助下，宏道公司３００万美元的创业投资，如今已经变成了２５亿美元。宏道公司只是硅谷众多成功故事中的一个。
　　经济学家　王国刚
　　创业投资他解决的是一个高科技的开发、生产、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那么可以这么说，在美国从７０年代末以后，所进行的经济调整，就高科技方面的大量的成果出来，以及大量的产业化，主要的有创业投资。

　　在硅谷，创业投资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天使投资，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创业公司起步阶段的初始资本，投资规模通常在５０万至５００万美元之间；人们最常见的创业投资，投资数额一般是５０万至５００万美元不等，这部分资本将使试验室里的技术性产品转变成工业化生产的商品；还有企业的战略性风险投资基金，它专门用于投资或者收购与本企业技术发展相关的创业小公司。

　　如今硅谷成了世界的典范，许多国家都在群起而效仿。
　　除了创业投资之外，谈到为创业服务的资本市场，许多人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样一个股票市场。
　　纳斯达克主席　弗兰克·萨伯
　　来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最初多数是一些小市值公司，我们为这些公司提供特殊的服务，以帮助他们成为高市值公司。
　　在纳斯达克出现之前，为了防范股市风险，公司上市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它势必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大市场排斥小企业。
　　纽约时代广场
　　１９７１年，纳斯达克出现了，开始接纳小企业上市。尤其到了１９９２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资本金被降至５００万美元，同时取消了企业必须连续３年盈利的条件，从而使公司上市的门槛大大降低了。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纳斯达克开创了一种有效的市场交易机制——竞争性的做市商制度。

　　纳斯达克主席　弗兰克·萨伯
　　纳斯达克提供的交易形式和交易机制，对股东非常有益。
　　纳斯达克电子交易市场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做市商，他们交易同一种股票，比如微软公司有５０多个做市商美林、高盛等大公司和其它一些公司，每天都在买卖微软公司的股票，做市商，从事的工作就是你想买的时候，他们随时准备卖，你想卖的时候，他们随时准备买，他们相互竞争，以赢得投资者的交易委托，这对投资者是有益的，这些做市商创造了更好的市场流动性，从而有益于上市公司。

　　多个做市商相互竞争的交易制度，保证了小企业股票的流动性。而这样一个可以连续不断进行交易的市场，又使得小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被充分地挖掘出来。于是，一个本来不是为创业投资专门开设的市场，却渐渐地受到了创业投资家们的青睐。

　　经济学家　李青原
　　就跟我们去进一个山洞一样，这个山洞如果是漆黑一片的话，可能敢进去的人就非常非常少，但是如果你看到山洞的另外一头有一点亮光的时候，你就想，不管中间经历什么，反正到时候我能够出去，这样的话，风险就相对减少了。

　　投资、退出，再投资、再退出，这就是创业投资家们的运作流程。而创业板市场作为这个流程中的退出机制，是创业投资家实现自己投资收益的重要手段。

　　宏道公司总裁　陈丕宏
　　事实上对于风险投资的出路的管道有两种：一种是上市；另一种是购并。通常购并是比较容易直接比较通的一个渠道，那么上市呢，假设你是大的持股人，实际上限制是很多的，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把你当时所有的股份都加以脱身。所以这往往是一个比较不正确的观念，那么所以上市来讲，并不是说让投资能够脱身的唯一渠道，是其中的一个渠道。

　　经济学家　吴敬琏
　　他如果没有退出的可能性的话，他进去了他不能发挥他的专长，他就变成一般投资家了，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不是说每一个人能够干活就行了，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他的核心能力，他的专长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分工非常细，每个人尽量发挥他的专长，对风险投资家来说，他就要发挥他孵化的专长。
　　这就是创业投资家与一般投资家的区别所在。一般投资家投资一个企业，它都将伴随这个企业很长时间，而它的收益也大都来自于企业的盈利。但是创业投资家他们一般不指望从企业的盈利中获取收益，而是通过孵化让小企业迅速变大，然后将股权卖出，从而获得高额的资本回报。因此像纳斯达克这样的股票市场，就为创业投资家提供了一个卖出股权的渠道。

　　深圳
　　２０００年的初秋，位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再次迎得了一个新的使命。这套大型电子计算机系统，在经历了一番周密地测试之后，最终将承载起中国股票创业板市场的运转。

　　创业板无疑将会给中国的经济注入巨大的活力。但是，有了创业板市场就可以让技术创新型经济在中国得以繁荣吗？对此，学者们还有着另外一番说法。

　　经济学家　李扬
　　创业投资肯定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所以总体来说资金并不是缺的。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让这个资金能来，能生根，能发芽，能生长的条件，就是所谓制度条件，所谓软环境，这个条件很多国家是不太具备的，这个条件的创造是特别重要。

　　国际数据集团总裁　麦戈文
　　政府的确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应该给企业家们自由，让他们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公司，有充分的任免权，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必要的政府经营许可，以及增加设施和开设分支机构的便利条件。

　　有了创业板市场是不是就等于有了硅谷，恐怕人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么，硅谷离中国还有多远，我们不妨再回过头去端详一番。在这块土地上，自由的创业文化，健全的法律环境，完善的中介服务，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深刻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中国通向硅谷的路，其实还很长，很长。

九——股市中国

股票和股票市场，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末期，跨跃重洋来到了中国。而它最先落脚的地方，正是这里，当年被世人誉为东方华尔街的上海。
　　上海城隍庙
　　在上海城隍庙，有一个较大的古董市场，每天都有大量的收藏爱好者来到这里。股票收藏家赵善荣是这个地方的常客。
　　——股票收藏家　赵善荣
　　这张股票我倒是缺的，问题就是它有点品象有问题。
　　赵善荣今年５５岁，搞股票收藏已有１０多年的历史了。
　　我两张一到两千块，两千块不行，一八，ＯＫ，好吧你点一点这当面点清。
　　赵善荣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民间的中国股票陈列馆。
　　这张山东举州矿物公司的股票是我收藏到的最早的一张，年代是清末光绪十一年，我一共收集了在１０年当中一共收集了１０００多张股票。
　　这１０００多张股票跨跃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而就在这位收藏家的劳作之间，赵善荣编制了一部中国股市发展的历史长卷。
　　这个每一张股票都有它的一个史话和一个故事，像这一张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股票，当时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史话，这个故宫当时着了几次火损失都很大。

　　从空中看故宫，它的周围只有一条护城河，因此，对于这座以木制结构为主的宫殿群落来说，防火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时，故宫的防火主要依靠每座宫前的大小缸来完成。然而，这对于诺大的故宫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将这个防火的难题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说，用西方的自来水方法一举两得，也可以省得用马车来回进城运水解决喝的问题，也能很快地灭火。那么慈禧太后问他，怎么办呢？他就说了，用现在股份制的形式集资比较快，这个水厂很快造成了。这个水厂当时在全国都是很新式的一个自来水厂，后来我到北京去，还看到了西直门那个水厂还在。

　　北京自来水厂原址
　　北京自来水厂，依然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条胡同里，人们今天走过它的门前，或许不会意识到，它就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
　　北京自来水公司发行股票的那一年，距离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间大约２６０年。
　　１９世纪中叶，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一个洋人开办的证券交易组织首先在上海落户了。１８６９年，外国商人组织了“掮客公会”，专门交易外国公司的股票，就是这个组织１８９１年演变成了上海众业公所。今天，在上海图书馆存放的大量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早期股票市场的历史足迹。

　　上海众业公所，坐落在上海的外滩，作为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交易的股票或企业债券却都来自洋人的公司。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无能，洋人不仅把鸦片输入了中国，而且也把早期股市上各种卑劣行径一并带到了中国。他们操控市场，制造黑幕，让那些炒洋股的中国人，在无意之中，把中国的资本血液输进了外国公司的血管。

　　１９１０年，当时由于橡胶的短缺，被上海人称作橡皮股的橡胶业股票，在股市上火爆异常。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在这个上海众业公所里，一个著名的橡皮股事件发生了。

　　橡皮风潮这个事件它发生在１９１０年，由英商麦边虚构了一个橡胶公司，来欺骗我们的中国投资者。
　　１９０３年，英国商人麦边在上海开办了一家专门经营橡胶的公司，名叫“兰格志拓殖公司”。１９１０年麦边乘橡皮股火爆之机，宣称自己的公司在南洋购买了大片橡胶林，而且眼看就要丰收了。恶意地造势，使兰格志拓殖公司的股票一举从每股１０块大洋涨到８０块大洋。

　　广大投资者上当受骗买了很多这个股票以后，他拔高，做手脚，抬高以后卷款逃走，逃走以后留下的股票就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很多钱庄和银行倒闭，很多投资者跳楼的也有，自杀的也有，倾家荡产。

　　赵善荣没有收集到这张著名的橡皮股股票，因为在麦边携带巨额白银出逃之后，兰格志拓殖公司的股票变成了一堆废纸，没有人会把它保留到今天。
　　辛亥革命之后，洋人在中国股市上的反客为主，深深地剌激着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他来到上海，找到上海著名的富商虞洽卿先生。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１９２０年１１月，中国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正式开业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就是其中的一家。

　　上海豫园的一个茶馆是林乐耕等几位老人经常光顾的地方。林乐耕老人今年８５岁，１６岁那年他刚刚踏入社会就走进了交易所的大门，从此他跟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原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票经纪人　林乐耕
　　这个房子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在民国２０年９月份造的，造的时候是１２０万块（银元），这儿当时理事长叫张忠知，常务理事是尹韵笙，尹韵笙是我娘舅，在这个地方工作。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是由８位华人共同创办的，林乐耕的舅舅参与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创建工作，当时上海滩名声显赫的杜月笙也参加了交易所的奠基仪式。成人之后的林乐耕成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０１７号经纪人。

　　这后头就是一个交易场所，四周全是电话间报行情的，楼上呢一层楼是交易所的办公室，三楼到八楼这个地方都是写字间，写字间和证券公司，生意是很好，客户多好多好多。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里，当时主要有四大热门股：永安纱厂、美亚绸厂、新兴内衣和景福衬衫厂，由于当时的市场中几乎谈不上监管，因此它与西方早期股票市场一样，在那红红火火的交易背后，存在着大量见不得阳光的黑幕。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子夜》，表现了早期上海证券界一批外国金融资本家和中国实业资本家相互争斗，他们利用资本优势，操纵股票价格，从中获取暴利。影片中描述了因为炒股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故事，它揭示了中国早期股市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现实。

　　旧社会的事情你不知道，挣的多出去的也多，怎么出去的多，你知道吗？国家黑暗得不得了。
　　从林乐耕等人对旧中国证券市场的描述来看，证券市场兴衰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经济问题，它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文献这样记载了旧上海证券市场的景象：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就算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股票市场，也渐渐地演变成了洋人的囊中之物。到了１９４６年，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为前身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外籍会员８７人，而华人会员仅有１３人。财大气粗的洋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时机与手段，不知让多少中国资本家葬身于股市，如今言之，犹有余悸。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散落在全国的证券交易所消失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
　　但股票的身影，在中国还能偶有所见。这种印有毛泽东头像的股票是１９５４年，在农业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的。由于这种股票只有分红的权力，既没有交易，也不能退股。因此，它基本上没有体现出股票的功能。

　　那么，这种股票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呢？从赵善荣收集的这张股票来看，１９６６年１月２日这一天，有关方面发出通知，停止了股票红利的发放，也就是这一天，股票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从此整整１８年，在中国的土地上，人们再没有见到股票的踪影。

　　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各种探索。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被搬进城市，搬进了低效运转中的国有企业。然而，承包也好，租赁也罢，几乎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于是，到了８０年代中叶，企业改革必须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已经成为燃眉之急了。经济学家　厉以宁
　　中国的改革必须走另外一条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企业改革中又出现两种争论：一个争论就是说承包制；另一种争论就是说观点是承包制不解决问题，承包制是不规范的，而且承包制最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产权仍然是不清楚的，政企是没有分开的，所以最终是股份制的。

　　经济学家　林义相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式来看，我们都试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也试过租赁制，也试过承包制等等。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从８０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经过这十多年实践的检验，股份制事实证明是比较适合，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种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式。

　　国有企业低效运转的问题绝非中国所特有，在８０年代中期，这是一个全球都在面临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能尽快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经济实力，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战争重创国，它们大都采用了以政府牵头组织，汇聚有限财力，集中投资建设的经济措施。于是，国有企业在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渐渐变成了国家经济的主导者。

　　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国有企业所持有的高成本低效率，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困境。
　　格里菲斯先生，作为英国经济学家，他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一直担任着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
　　时任英国政府经济顾问　格里菲斯勋爵
　　我们曾经试过全国规划，英国曾经有过一个全国性计划，但是行不通。英国还规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必须达到８％的回报率，但都行不通。７０年代时，我们发现煤炭、钢铁、汽车、航空等行业都在亏损经营。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说，看来我们就是没办法高效率地经营这些企业，为什么不干脆问问民营领域，你们能做得更好吗？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管理。

　　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夫人领导英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提出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战略思路，历经１０年的曲曲折折，英国电信、钢铁、汽车、航空等行业逐步实现了民营化。

　　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附近，居住着英国最大的民营公司——维京集团的老板理查德·布朗森先生。
　　英国维京集团主席　理查德·布朗森
　　１０年前，英国都还有大量国有企业，国家经济蒙受了很大损失，因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国有企业的员工工作缺乏动力，政府决定将国有企业民营化，引进外部资金，英国的各行各业都有民营化的国有企业。如煤矿、水电和交通运输等企业通过民营化提高了效率，政府也不再需要大量投资，英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荣。

　　在英国铁路民营化的过程中，维京集团收购了英国部分铁路。
　　我们的投资规模很大，换上了新的火车和铁路线，火车速度比以前快了一倍，我们可以引导数以百万计的原本开汽车的人们使用铁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节省了大量的资金。因为民营化后的铁路由专业人士经营，专业管理层自己筹资，降低成本，这样就能够大幅度地削减政府的投资成本。

　　民营化让英国的经济迅速地恢复了活力，英国民营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它还有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需要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

　　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　盖文·凯西
　　我们国家从８０年代就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在这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有大量的经验，现在的许多上市公司过去都是政府所有，我们希望能给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提供民营化的机会。

　　按照英国的经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一般都将分为几个步骤。首先，对国有企业进行分拆，把一家大企业变为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公司，让公司之间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其次，允许民间的个人资本投入到原来的国有企业，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变为上市公司，让资本所有权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构成对企业管理者的鼓励与约束机制。

　　北京天桥
　　坐落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百货商场，是一家老国营企业。当年，它是北京商业网点中一个中小规模的商店。１９８２年企业效益开始下滑。
　　１９８３年４月，北京市体改办与北京财贸学院企业课题小组，一起会诊了天桥百货商场。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三方达成了一致的认识，要解决企业激励与约束机制更深层次的问题，实行股份化改革可以是一条有效出路。于是，天桥百货商场的股份制首先在其内部员工中开始了，但是，当天桥百货重新向工商局申请公司更名注册却遇到了麻烦。

　　时任天桥百货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藏怀俭
　　他到工商局没法填，工商局说这怎么填呢，企业性质怎么写反复说，你们走，回去回去回去吧。我们商量商量，商量也不行，市里领导也比较重视这件事，找了主管局长一说，干脆实事求是给填上得了。

　　在工商局注册之后，原来的北京天桥百货商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北京天桥百货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的时候更热闹，发股票，当时发股票的概念是说老实话只听说过股份制，没听说过股票怎么发，发完了怎么用，发完了怎么分红。根本连想都不敢想，发多少钱呢？当时我一算计发３００万就可以了。

　　天桥百货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筹资额为３００万元人民币，这张股票非常类似于债券，不仅有面值和三年的期限，而且持股人每年还享受固定利息以及不固定的红利回报。

　　在天桥股票发行的过程中，没有人看见过企业的财务报表，也没有人知道股票价格确定的依据。当然，股东权益，管理者经营目标，筹资后的资本使用方向等等，这样一些今天的投资者几乎必须明确的问题，当时的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因为我们当时啊，我们大家都不太清楚公司是怎么回事，就我自己来说，我那时候参加过这个讨论，我自己就不是弄得太清楚，只是在《资本论》上看见过，讲到股份制到底具体是怎么回事，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想非经济学家，可能跟我们经济学家差不多，也不太清楚。

　　敢于承认自己不懂，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勇气。但是，也确实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尚且不懂，那么没有专门研究过经济学理论的企业管理者或者政府官员，他们对于股份制又能知道多少呢？

　　１９８３年，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根本没有股票市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股票市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投资人一旦购买了股票，将永远无法再把股票变成现金，这样的风险又有谁愿意承担呢？因此，天桥股票既有期限又有固定利息，这些与债券类似的地方，不过是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而已。由此可见，股份制绝不是某个企业所能运作的，它需要一整套的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与之匹配。于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探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序幕。

　　沈阳
　　沈阳是中国国有企业集中的城市，１９８５年的冬天，为了筹集企业急需的资金，沈阳许多国有企业采取了发行债券或内部股的方式进行融资。但是，企业把钱拿走了，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时任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罗振忠
　　老百姓有这个券需要变钱的时候，怎么办，到哪儿去，所以在省市行的帮助下，我们信托就开办了一个证券的转让业务。
　　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就是这样悄悄地进行着债券和企业内部股票的转让业务。
　　这个地方就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５日开办证券转让业务的地方，外面也是人，里面也是人，这边这个大厅里头，有买的，有卖的，有鉴证的，有抵押的，这边是我们的价格板。当时都是原始的，我们通过把原始券复印以后标在这个上，卖的价钱买的价钱，使得这个公平合理。

　　这确实是新生事物。１９８６年８月５日，这家证券交易柜台的开业，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以及国外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１９８７年初，外交部组织了５０多个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到沈阳参观。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刘鸿儒
　　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那个窗口，在窗口有几个窗口，开始挂牌可以买卖企业债券和股票，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很简单就是黑板上写一写买价、卖价，数量又很少，当时股票本来就少，在沈阳东北地区更少，但是这个问题引起各界的重视，因为它是个突破，是属于股票的二级市场，企业债券的二级市场，这是很大的突破，这引起各界注意，新闻单位都去采访，外国的新闻界也去，那儿一阵成了参观点了。我去的时候，有军队警察在那儿维持秩序，都到了这个程度。其实，它数量不大，意义在于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当时，人们仅仅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柜台，让老百姓手中的有价证券实现自由交易。日本的《朝日新闻》对这件事做了这样的报道：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第一个交易柜台，诞生在中国沈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胡同里。

十——他山之石

上海江宁路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４日，上海市江宁路一改往日的安静，这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大约２万多人排成长队，等待购买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万人攒动争相购买股票的景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国内外各大新闻媒界纷纷报道此事。

　　这是新中国建国３５年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
　　时任上海工商银行静安营业部负责人　黄贵显
　　当时上海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富余的地皮，富余的房子。缺少什么呢？缺少资本的运作，他们没钱，财政不可能拨钱给你搞实业，现在我们叫三产了。怎么办呢？学农村的集资，先是职工集资，后来呢就是亲戚朋友的，再后来呢就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反正你托他，他也给你集资，那么当时我们想呢，既然已经不是完全是内部集资，为什么不能跑到外面去集资呢？光明正大的不要偷偷摸摸的，等到小飞乐集资的时候呢，我们就试了一下。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批准，以每股５０元的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了１万股股票，共计筹资５０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飞乐音响当年那张原始的股票，由于它标准地体现了股票的特征，因此，它一直被人认为是新中国的第一张比较规范的股票。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尔林率领由２００多人组成的商务代表团来到了中国，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一行。
　　菲尔林主席旁边的这位年轻人，当时是外交部的翻译。
　　时任邓小平同志的翻译　高志凯
　　菲尔林先生从股票市场的这个结构，从它交易的情况，它上市公司的情况，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在听取了这些介绍以后，邓小平同志就说我们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你们现在很富有，我们现在还是在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呢，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私有经济的成份，民营经济的成份。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邓小平的声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将这张新中国首次公开发行的飞乐音响股票，托人转送给了菲尔林先生。
　　８０年代的中期，一群在美国学习金融证券的中国莘莘学子，将目光移到了祖国，这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高西庆
　　就成立这么一个纽约登记的叫做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委员会，后来在１９８８年５月前后，一块大家曾经写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建议性的东西，建议在中国搞证券市场的实验，但是这个东西到了１０月份，做成了一个我们后来称作白皮书的这么一个报告，交给了中央。

　　１９８８年，经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国内最大的８家信托投资公司，联合成立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他们成了中国最早设计证券市场的一群人士，王波明是其中的一位。

　　时任联办总干事　王波明
　　我记得是９月份在中南海里头，由当时的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专门主持了一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汇报会。当时，有我、张晓彬，还有咱们现在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我们３个人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去做了一次汇报，经过汇报以后，我们就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时候，应该是马上就启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那当时中间的过程不说了，反正最后依林同志就讲这个事情叫条件不成熟，但是必须得搞，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这个事要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民间发起，政府支持”，中央政府这一明确表态，使建立中国股票市场的设想，变成了上下一致的认识。加上上海、深圳的地方政府更为切实地行动。从而形成了建立中国股票市场的三股力量。这就是以“联办”为主的民间学者阶层以及中央和地方的两级政府。

　　上海市政府动作非常快，当时马上就成立了一个叫３人小组，３人小组是当时上海市人民银行，我记得它的行长龚浩成，交通银行行长李祥瑞，再加上体改办主任，和体改办主任３个人组成了一个３人小组，专门作为推动这个证券市场发展的这么一个机构，常设机构。

　　时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禹国刚
　　１９８８年的６月深圳市政府成立证券市场领导小组，那么这时候我担任领导小组下面的叫专家小组组长，那么作为领导小组下面具体办事的我们这个专家小组，首先第一件事是把国外包括美、英，也包括当时这个港台地区，这些个证券市场成功的那些公司法、证券法、投资者保护法，把它都先翻译过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然后移植借鉴，这当然要结合我们大陆的实际，把它写成我们这个证券市场的法规的草案。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深圳证券市场蓝皮书的小册子。这里包括深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及其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等，它是国内第一套比较系统的证券法规。

　　从企业重组到股票发行，从上市交易到市场监管，股票市场一系列复杂的规则，牵动着方方面面的神经，而这里最为急切的莫过于那些资本的使用者——企业了。深圳万科集团公司，当年就是一个勇敢的尝试者。股票代码为０００２号的深万科股票，初次发行时却有着一番尴尬的经历。

　　时任万科集团副总经理　孙璐
　　当时我们向个人股东发售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１月初，天阴着，下雨呢。然后我就上蛇口菜市场，到菜市场以后呢，每个菜市场都有工商管理所，找到工商管理所的同志，说明我们这个企业我们想在这里摆个摊位，来卖卖股票，这人家觉得奇怪了，第一你这是不是骗子，哪有说你这卖卖什么东西卖股票，我这是卖鱼卖菜卖鸡蛋的有，没听说过上这儿摆一档口卖股票。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刘鸿儒
　　因为股票在人们的印象里头并没有占位置，因为股票市场发股票的股份公司很少，股票也很少，交易本是微乎其微没当回事，就１９９０年５月份深圳市这个股票交易突然爆热，就事后了解是深发展带的头，深圳发展银行它的分红高，配股量大，大家一看，这玩意儿赚钱了，就引起就轰动了。

　　１９９０年初中国消费品紧缺的时代即将过去。而另一种投资品——股票的紧缺却悄然来临。于是，股票市场开始它历史上的第一次火爆。
　　股价的快速上涨，股市让穷人一夜变富的神话，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而这个现实也唤起了更多中国人迫切致富的躁动心态。
　　股票市场是去是留，股票市场姓资姓社，这一切都在震动着中国，震动着北京。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深圳珠海庆祝特区发展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会议的江泽民总书记来到这里，并邀请中国人民银行主管证券业务的副行长刘鸿儒来到深圳，希望专门了解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些问题。

　　由于当时工作比较紧张，总书记在会议的主席台上告诉刘鸿儒，我们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再谈。
　　这个照片呢就是在广州上的飞机，这是江主席的专机，从广州到北京的路上，我们谈这个股票的事情，这个照片的后边呢写的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在从广州返回北京的飞机上谈股票市场的问题。

　　他听到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这些问题都问我，我就如实把我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向他做了汇报，那么临下飞机之前呢，我就主要表达一个意见，我说江主席咱们这样，这项改革咱们不能轻易取消，这是影响国内和国外的，我们改革还是要往前走。但是这项改革是我们没有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做过的，咱们没有办法保证它一点差错没有。

　　这次谈话以后，江总书记回到北京专门请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等其他同志到深圳进行调研。在深圳期间，周建南详细听取了深圳市政府和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汇报，并与投资机构、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股票市场相关机构反复座谈。周建南回到北京后，全面详实地向党中央汇报，开办股市利大于弊，并对深圳股票市场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

　　在中国证券市场进入徘徊的时期，江总书记明确指示，保留沪深股市，继续试验但暂不扩大。
　　所以呢江主席就是经过认真思考确定，试点继续试验，但是暂不扩大，这说明他做这个决策呢那是很慎重，经过周密的调查，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但是在关键时刻，保住了股票市场改革试验，支持了股票市场的改革试验。

　　总书记的肯定赋予了中国股票市场新的生命。
　　仅仅一个月之后，也就是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中旬深圳和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相继宣告成立。时任上海市市长　朱镕基
　　在这里预祝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大吉，生意兴隆，发展顺利，为振兴上海发展中国的经济服务。
　　上海、深圳两家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股票市场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种股票认购表在今天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已经绝迹了，但是在中国股市的第一次热潮中，它却是炙手可热的紧俏货，买到它就买到了认购新股的权力，而买到了新股，就等于买到了发财的希望。

　　为抢购新股认购表，深圳爆发了轰动中外的“８·１０”事件。１９９２年８月６日，《深圳商报》在头版刊登了发售新股认购表的公告。于是深圳沸腾了，来自全国各地希望大发股财的人们拥向了深圳。

　　时任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禹国刚
　　那么１９９２年公告一出去，好，这些人呢准备了一麻袋一麻袋的身份证，你有多少股票可以卖给你，四面八方的人涌到深圳来。那么我看到亚洲电视他当时在深圳采访我，他录到了那个市场上群众的几个镜头他给我看，正好录的是我们陕西老乡。我给你对白几句话，亚洲电视台问我们陕西老乡，喂，你从哪里来呀，我们的老乡就用陕西话，我从陕西来，你来干什么，我来买股票，你有多少身份证，我有一麻袋。号称１２０万大军，布置在深圳的３００多个发售点上，这个股票发售了才两个多小时，结果差不多的点都说没有了。而这个排队的人是怎么回事呢，排了两天两夜，一会儿大雨下来，他们如落汤鸡，再一会儿烈日又高照，他们一个个汗流浃背，男的女的不分呢，都挤着抱着。

　　该如何描绘这排成长队，抱成一团挤成一片的人们呢？
　　在认购表发售的过程中，一批业内人士利用职务之便大开后门，让大多数排队的人们，将认购希望化为泡影。激愤的人们改变了排队方向，变成游行队伍，他们包围了深圳市政府，而此时，感到压力最大的人，是当年的深圳市委书记。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　李灏
　　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我作为这里当市委书记，我感到非常内疚，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也是考验最大。当时差点就酿成一个大的事件，如果当时不能平息，那几十万上百万人在那里，有可能酿成一个政治事件，好在当时也还算及时处理，平息下来了。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当时也是处理“８·１０”事件的主要领导。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　王喜义
　　当时由人民银行管理，人民银行还有其它好多金融的事情，你又兼顾资本市场，确实是顾暇不了。但是我说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们拿在手里都是烫手的，是吗，另外金融，有那么多好多事情都要我们去做，这样管确实精力也顾暇不了。所以，有个专门的机构从事这个还好。

　　深圳８·１０事件之后，中央以及相关部委都在总结其中的教训。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　刘鸿儒
　　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呢，我跟同志们一再讲，给我们一个教训，股票市场这东西，技术问题没解决好，会带来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那么从这个事情暴露以后呢，国务院研究这个情况，就是紧急做出决定，成立专门的集中的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这件事。

　　选择在上海、深圳创办证券交易所，最初的设想是做试点。当证券市场的外延迅速扩大到全国时，上海和深圳已经不能承担相应监管责任了，在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都有专门的证券监管部门。

　　《新闻联播》同期：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为加强证券市场的宏观管理，建立健全证券监管工作制度。国务院即日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委主任由朱镕基副总理兼任，证监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

　　从１９９０年中央正式批准深圳、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开始，中国股票市场整整走过了１０年历程；中国股票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和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股票市场就像其它新生事物一样，都会经历波折。
　　海口市灵山游乐宫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日，对于１０万多琼民源股东来说，或许终身难忘而又不堪回首。这一天，琼民源股票被遭停牌。１０余万中小投资者在一片茫然之中，被套牢长达两年之久。１９９６年琼民源竟虚构了５．６６亿元的利润，净利润增长１２９０倍，以至其股价全年涨幅高达２７倍。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这是琼民源停牌后的两年零九个月，也是琼民源被中关村重组的半年之后，摄制组专程来到地处海口市龙舌坡的琼民源总部。在海口市它被称作灵山游乐宫，还有人称它为“小故宫”。

　　资深证券记者　谷一海
　　来到这非常吃惊了，这种形式，这种规模，而且投入了这么大的这种物力。咱们看到的这个牌楼就刚才看上边已经消楚地标明，是危险请勿靠近，这个楼很可能倒塌，实际上这仅仅几年的功夫，就是当时是描金雕梁画栋，现在已经到处都是裂纹，应该说是残垣断壁，应该说是。我想要是这个琼民源股东，要是到这里来看的话，他们的心情咱们也可能不难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这里能看见的楼房、土地以及每一个封条下的各种设施，都曾经是许诺给投资者能够带来丰富利润的实物资本。这里的每一笔，都曾经清清楚楚的写在招股书上，而如今这里已经是破烂不堪了。

　　琼民源的办公地址坐落在高速公路旁，如今两平方米大的民源二字镶嵌在大门两侧。
　　对于被中国证券监管部门严厉处罚的上市公司而言，琼民源不是第一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家。
　　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０年，中国证监会先后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
　　中国证券市场现在已经有近千家上市公司和４０００多万投资者。请问，朱总理对中国证券市场十多年来的发展有何评价？我只能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很快，成绩很大，但是很不规范。

　　北京昆仑饭店
　　中国证监会主席　周小川
　　我们面临世纪之交，中国证券市场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展望今后１０年，中国将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在优化资源配制中发挥的作用，是促进我国经济继续持续发展和较快增长的重要保障。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相信，中国证券市场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春天。

　　春天是美好的，但春天的耕耘却是繁重的……
　　又是一家上市公司开始挂牌交易，每一次挂牌迎来的是钟声掌声和鲜花，但每一次钟声和掌声响过之后，能否让所有关注中国股票市场的人士留下一些思考呢？

　　中国有句古话叫警钟长鸣，上市公司的钟声该是哪一种声音呢？
　　上海中心路１８０６号，今天这家不足２０平方米的铺面已经变成一家服装店了，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３日，作为工商银行静安营业部，在中国首次正式开办股票柜台交易。当年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来到这里参观时，用刚刚学会的汉字，在这里写下了这样八个字：合抱之本，生于毫末。１２年后，朱镕基总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同样也归纳了八个字：法制、监管、自律、规范。

　　字幕：截止到２０００年底
　
　　在境内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已有１１２１家１０年间累计筹资６５５９亿元
　　中国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达到２７％
　　２０００年底股票市价总值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５４％。(全文完)

关于美国证券市场，尤其是华尔街的发展历史，向大家推荐一本书：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

[美]约翰·S·戈登著 祁斌译

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我拜读过，写的非常好，向大家推荐。文中把华尔街的历史发展描写的非常深刻，祁斌也翻译的非常到位，觉得是一本真正的好书，我很多同事都买了，都反应很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下文是巴曙松博士的书评

圣经上说，有人向盲者说他是基督，盲者抚摸他的手上没有钉痕，回答说你不是基督。 因为多年金融业实际工作的体验，我深感书斋里的道理容易讲得振振有辞，但是许多以先贤道理自命者，如果没有让人见到他有亲历江湖起落的钉痕，自然容易引得市场对其煌煌大言付之一笑。证券市场的发展何尝不是这样？十年前我曾有机会到纽约学习，特地到慕名已久的华尔街和纽约证券交易所考察，也有机会到纽约联储地下著名的金库参观，算是对华尔街有了一点实感。反观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常常见到一些以今天美国证券市场的标准与原则来苛责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的言论与做法，这些做法往往对市场发展带来不少负面的影响。如果要更深刻地理解美国证券市场的历程，同时也更清晰地把握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与未来，我的建议是：让我们来一起抚摸美国证券市场的伤痕，看看这个市场的来龙去脉。“回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把美国证券市场的来历看清楚了，才有回顾与指点的空间。《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这本译著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抚摸美国证券市场伤痕、寻找市场脉络的很好的机会。 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作者约翰·S·戈登以故事的形式讲历史，表现出十分友好的姿态。西方史学家修息底德强调，“历史无非是用范例讲授的哲学课”，这本书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历史哲学。通篇常常可以见到引人入胜的掌故与趣闻，其间不乏引人深思者。例如，书中提到，美国1933年《联邦证券法》颁布之前，股市上的多空决战，不取决于资金实力与市场判断，而是更多取决于庄家控制的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在介绍不同时代的美国投机狂潮时，书中提及20世纪20年代，不少投资者希望分享航空业的增长，疯狂购买一家叫做“海岸航空公司”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铁路公司。 《伟大的博弈》是一本有一以贯之的经济哲学和经济理念支持的历史读本。人们常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同样的历史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无论作者如何强调自身的独立与超然，都是如此。人类知识的演进，往往来自于对历史事件的理性解读和反思，来自于直面现实事件不断更新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认识标竿。在这本书貌似散乱的历史故事中，作者始终强调了现代资本市场发展的逻辑和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把华尔街的兴衰放到整个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之下来把握，是关于华尔街的“大历史”；强调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念通过华尔街的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书中起起落落的关于华尔街的故事中，看到的是作者给我们强调的资本市场的自我演进、自我探索、自我修复、不断尝试的活力与韧性。在作者专门为中文译本续写的章节中他强调：“或许，只要这个世界有人需要资本，而又有人能够提供这些资本，在曼哈顿南端的这个伟大的金融市场就不会消失，会有无数的人们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的梦想。” 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该书的译者在每章之前撰写了简要的导读，同时，译者还设法当面与作者进行了对话和访谈，作为附录。在每章的结尾，又补充了“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的对照内容，从中可以对照西方和东方的起落兴衰。实际上，中国文化一直是相当开放和包容的，历史上强调最多的不是“民族”和“国家”，比较广泛接受的理念是“天下”，梁启超先生曾经有一个宏大的历史写作计划，就是把中国的历史放在全球的历史大背景下来重新把握和梳理，从中看出中华文化与全球文明的互动与演变趋势，避免封闭与隔离地把握中国历史。可惜梁启超先生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巨著。因此，读到译者在每篇文章附录的西方与东方的对照，重新让我想起梁先生的这个宏伟的设想，也让我感叹证券市场在推动大国兴衰更迭对比中的神奇力量。另外，在书中的图片中，除了原书作者提供的一系列难得的历史图片外，译者在华尔街拍下的几张照片也饶有趣味。事实上，译者对于原书的相当多的介入，使得该书变得不再仅仅是一本单纯的译著了。 另外，对于熟悉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人士来说，把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程相应作一个对照，也是十分有趣的阅读体验。在美国历史上，因为出于黄金投机交易的需要，华尔街事实上早于林肯总统知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同样，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一个监管机构的官员事前强调的内部座谈会在上午召开之后，当天下午往往就能够在网络的BBS上见到会议的内容。中国证券市场上曾经经历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股市如赌场的争论，实际上在美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美国政府也曾一度以“屡败屡战”的决心打击投机，希望将投机活动驱逐出美国的证券市场，结果导致市场付出相当大的成本，以至于一位美国的投资家调侃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成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1975年美国放弃了持续长达175年的固定佣金制，引起了市场相当大的震动，对照中国证券市场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推出了这一举措，中国市场迅速发展的历程，也从这种观照中得到确认。 如何应对证券市场的恐慌？格林斯潘和本杰明·斯特朗共同认可的一个策略是：对于市场恐慌，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1987年美国股市崩溃时，美联储给所有的人打电话：你需要钱吗？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于是，作者认为，正由于此，美国没有再见到1929年那样的股灾。但是，在中国，可行的应对市场恐慌的措施是什么？类似美国的这种应对措施是否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这些都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中国正在寻求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不发挥证券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投资等方面的作用，不通过建立一个发达的证券市场来扩大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无疑会加大和平崛起的难度。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中国的GDP分别是英国的四倍、日本的五倍，却依然战败？筹资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美国历史上，华尔街支持了北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融资，促使其战胜了在财政方面陷入困境的南方政府，华尔街也在战争的刺激下走向繁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南方政府片面依赖货币发行，导致通胀率达到9000％。证券市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全世界的灿烂文明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历史感最为强烈和深厚的文明之一，梁启超先生就强调，中国古代，史外无学。通过阅读这本美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可以见到一个色彩纷呈的传奇，正如作者所说，“在华尔街的这个伟大的博弈场中的博弈者，过去是，现在还是，既伟大又渺小，既高贵又卑贱，既聪慧又愚蠢，既自私又慷慨——他们都是，也永远是普通人”。 这一个带有沧桑感和历史感的评价，让我们似乎看到这个市场的“钉痕”的依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