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巧取豪夺

金融市场的交易数量，远不是人们想象力所能企及的。在全球货币市场上，年平均交易额超过了3万亿美元；全球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额，高达15万亿美元；债券的交易则达到了27万亿美元；单是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一家，每天就有2000多名交易商在里面忙不迭地交换着期货合同，日成交额2700亿美元。换一种说法让你明白这些数字有多大，美国政府花去了整整200年的时间，才构筑出它的l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么大的交易额，让人无法理喻。它无疑对产品，对政府，对投资活动，对一切人每天都要接触的领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电脑的演进鼎革，其运算速度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在孕育一代新型交易商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电脑技术使得交易商们能既快又多地成交。交易商已经成了巨额资金流入市场的避雷针，要弄清他们把资金引向何方，弄懂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弄懂他们的做法，是观察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硅谷称得上真正隐遁山野，远离世界任何一个金融中心。然而就是在硅谷，那里的人及电脑，利用“太阳微系统”工作站和中性网络，悄无声息地在从事着更快更有效率的交易。当然，最大量的交易，仍然发生在将电话当作最重要的交易工具的那些市场里。交易商们使用电脑，只是为了接收和处理即时的数据资讯。在人工交易的市场里，人们写下报价单，面对面地叫买叫变。买进沽出则要用置放在大厅里人们身边的电脑，向市场内的其他人传递刚刚出现的新行情，及至人们垂下手来，表示同意某桩交易，新的价格便传输给电脑，并通过新闻广播传达给全世界。

　　这种电脑与资本的联系实现了金融市场的民主化。它击溃了时间障碍，打消了地理间隔，填平了地位差别，消除了性别不同，打开了金钱的闸门，使之流向任何企业、任何国家与任何个人。它还允许资金自由流动，流向任何币种、任何股票与债券．流向任何种类的期货与商品。运转中的国际民主化为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资金。

　　如果你把“交易”视为两个意见一致的成年人或都想获得对方拥有物的双方的交易，通过成倍增加每日在全球实现的干百亿美元的交易，那么你首先得想像这种交易给国际经济增长所来的好处。交易活动使无数先前并不认识的人走到了一起．使先前并不了解对方的人能聚首相会，使交易得以圆满达成这些人或机构可能来自地球的另一半，可能操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货币。正是靠交易商发挥中心作用，才使他们能在几秒钟内各有所获。

　　保险公司、银行和企业，需要把多余的钱用来投资。交易使一切想买证券的投资者能把握最佳时机进出市场，实现投资计划。没有交易商，投资者就只好靠电话或书信，与每一家想卖股票的公司或个人联系。这样的做法势必使价格难以出现变化。公司将根据公众的供需状况来决定股票的价格，而不是由公众来决定究竟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划算，还是投资那一家的股票划算。

　　有一个人想购德国马克，而不是法郎，有人想要IBM公司的股票，另一个人则需要现金。有一家公司愿支付长期利息，而另一家公司则只想付短期利息。他们怎么才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交易对方?

　　凭借一部电话，或者敲击一下电脑的键盘，交易商就可在几秒钟的时间内，把上亿元的资金，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做一笔交易只需几分钟，以合适的价格锁定某种未来才用的商品，交易商在眨眼功夫，就可为公司及其股东赚上几百万美元。交易商给原本死气沉沉的市场带进了活力，每一个入市者都感到节奏明快，效率极高；

　　通过提供交易机制，利用交易过程给某种市场或某种证券带来流动性，或让其充分活动，从而使买卖得以毫无困难地进行，交易商就这样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通过从交易对方那儿悟得一种创新，获得生产某种产品的念头，交易商们就能帮助建立市场，促进行业进步。

　　迈克尔·冯·克莱门是对欧洲资本市场的成长做出最初贡献的人士之一。他回忆起一位叫奥斯华德. 格鲁倍尔的交易商所做出的创造性努力。
　
　　奥兹一上午参加了两个会议。他一直大声疾呼“你们知道，我们极需最好是美国公司发行的5年期的3A欧洲美元债券。这么久来这种债券数量极少，有这种债券的人捂着不肯卖。”欧洲资本市场一百就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根据奥兹对市场看好的坚定信念，我们决定购买GMAC发行的全部新的5年期美元面额的债券。当GMAC听到此事后，他们就发行了这种债券，满足了我们的需要。这是欧洲资本市场的第一笔‘进货’。

　　这个主意不光使GMAC公司筹措到了资金，通过一次次地发行债券，欧洲资本市场也就慢慢地活跃起来。需要某种特定回报以及某种特点的债券的投资者，由于欧洲资本市场发行的馈券能满足其要求，数量也就日益增多。

　　交易商用手中的权力能做出什么事，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一点的确有必要弄清楚，也值得弄清楚，因为利害关系不明着实让人担心。许多人对交易商了解甚少，其实交易商是整个资本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应该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因为正是人创造了市场。人的动机及其信念，决定了市场的活动，决定了市场未来的走向。

　　天啦，电话铃响个不停。
　
　　布赖恩伸手打开床头灯，笨手笨脚地摸到电话目
　　机。此时是凌晨3点。电话是从东京打来的。打电话
　　的是在东京办公室的Y。布赖恩掌管着5000万元10
　　年期的美国国库券，期货市场上套头交易的情景不妙。
　
　　他可能面临亏损一半的困境。在凌晨3点的肘刻，他
　　必须就这5000万美元的事做出决定。
　
　　 他感觉头痛，但他明白他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他
　　开始观察床头边放的电脑屏幕。他想，这大概就是别
　　人给我发奖金的缘故吧。他点了一下键益上的空格
　　键，激活了6英寸x6英寸的电脑屏幕。现在，价格下
　　跌22／32。事情糟透了!
　　 他爬起来，冲了一个澡，在4点半时进入办公室，
　　开始打电话。到了7点钟，他已经全部清仓，开始喝咖
　　啡了。7点半钟，他参加了第一个会议。
　
　　 此时，一天的工作日才叫真正开始。欢迎进入交
　　易商的世界！ 又过了一个时辰，他知道他该“枪弹上
　　膛”，对付美林证券、戈德曼·萨克斯和所罗门兄弟公司
　　了。建仓时必须与他们进行竞争，一如在清仓时也必
　　须与他们竞争一样。此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上
　　帝啊，我可是凌晨3点钟就起床的人呀！
　　在一个我们大家十分惶恐的环境里，交易商们则必须学会从容应对混乱。货币的价格可在突然间暴跌。交易商会在清早发现，一夜功夫，他头一天晚上才在另一个时区的市场上建的仓，此时已经亏损了20％。股票价格也可能突变。在他回家途中，某家公司可能披露重大消息。其他上班的交易商，则可能得知股票的价格已经下跌了30％甚至更多。如果那个交易商同时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上都有买卖，那么这些价格的大变动就会合力成一个不间断的巨变，造成一个又一个需要解决的新难题。市场本身的周期经常要几年才让人看清，这一点大家都习以为常，问题是它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期间形成一个小周期。在经济学史书无法解决问题之际，确实需要保持极大的灵活性与宽阔的胸襟。

　　有些时候，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失去了理智。埃里克·斯坦伯格说：
　
　　我必须对你说，我每天都与我的一些以前的同事
　　一道吃饭。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30多年都没有看到
　　过，一个小时的时间，股票的价格就垮了50％。绝对
　　是疯了。为什么用那种价格开益?这一定是颇有来头
　　的投资者干的。他们只管在市场上买和卖。IBM的
　　股票为何今天大涨?甚至还未开盘就出现这种上涨趋
　　势? 因为这是第三方市场交易的结果。如果你有它的
　　股票，你就赢定了。
　
　　这种看似乱哄哄的场面有时会进入工作环境。商品交易所易大厅是最大、真正最乱的交易场合。它有一座飞机库那么大，可同时进行各种商品的拍卖活动。一旦跨进大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强大的声浪。成百上干的交易员尖着嗓门在狂呼乱叫。等你走出大厅，嘈杂声仍还在你的耳边回荡。

　　开展有组织的交易的交易大厅一般都十分宽敞，可以容纳上干人同时进行活动。1983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新修了一座大楼，内有一处4000平方英尺的交易厅。此大厅还可再扩展3000英尺。纽约商品交易所也于1997年搬进了一幢有2．5万平方英尺的交易大楼。

　　这些当然都是巨型交易场所。诸如所罗门兄弟公司或美林证券这类大型国际资本银行或投资公司，都拥有各自的大型交易场所，情形跟大家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的一样。一排排的交易商坐在一排排的电脑面前，守着一部部的电话。交易在大庭广众中进行。经纪商公司都是一些规模不小、能量颇大的推销机器。他们的活跃劲，不亚于在大厅里上窜下跳的那些交易员。他们总是竭力想促成生意，达成交易，获得好处，超越对手，从竞争者手中把业务拿过来。一天中交织着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沮丧，当欢乐与发泄消除了紧张，日子就过得忒有情趣。当然，所有这些宣泄，无不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

　　然而，当你走进因斯汀网络公司时，你就会发现，这个位于曼哈顿中心的由路透社拥有的经纪人／交易商电子交易机构，活像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指挥室。这是一座象征未来空间的灰色钢铁建筑，三个大平台架构成露天看台，形成一个巨大的U型。每个人在干什么都一览无遗，俯视则中心大厅的一切奔来眼底。开会时，交易商无需离开自己的电脑与电话，就能看到对方．并能与站在中央的讲话者交谈。由于这是一座由电脑统治的高科技建筑，因而大厅里看不见人头攒动，听不见嘻杂声。

　　如果你走进斯库德·斯蒂文斯和克拉克公司的交易大厅，你就会觉得，这个纽约的共同投资基金公司，竟有一种私人俱乐部的静谧意味，这儿的交易大厅四面敞放，面积中等，长方型的房间中央是桃花心木的会议圆桌，周围安放转椅，可坐20余名交员。地上铺着地毯，装备着电子交易设备。整个色调是柔和的，甚至称得上庄严肃穆。证券交易商俨然一副董事会候选人的样。自命不凡、炫耀自己拥有高科技手段的爱来这个地方，因为这儿的交易员都爱追新鲜潮流。每一位交易员的面前都有一台电脑，他们都获得过很高的学位，对各个行业的前途态度审慎，且个个都是电脑专家。

　　我所见到过的最令人称奇的证券交易大厅，设在D.E·肖公司里。交易厅又小又黑，犹如走进了女人的子宫。天花板与墙壁都漆成暗色调，墙内安放的电脑荧光屏幽光闪闪。进门时有一种要护着自己的头的感觉。屋子里只有一个证券交易商在那儿扮演母亲的角色，因为这里的一切交易，全由电脑自动操

　　现代市场的营运效率和雅致的装饰风格与过去的市场不可同日而语。且听美林证券公司的科林·泰勒讲述1960年的伦敦证证交所的情形吧：
　
　　在我干这一行的时候，伦敦证交所可谓是一座老
　　市场了。证交所老态龙钟，每个周五的下午，交易员们
　　都要烧一把火。有趣极了，跟小学的孩子们一样顽皮。
　
　　有人点燃某个交易员桌上的报纸，扔在地上，其他人便
　　将自己的报纸丢在火堆上。我还没有资格烧火，干这
　　种事的人必须要有高级的地位。有趣极了。那个老市
　　场。
　
　　的确是相当古老的市场。然而今天人们依然怀念那个市场内洋溢着的同事情谊。在今天的电脑主宰一切的证券交易所内，人们主要跟电脑打交道，很少与人打交道。伦敦查尔斯。斯坦利公司的菲尔·内森回忆说：

　　要知道，我那时跟人说话的语调，就像眼下跟你说
　　话一样。我可以凑近交易商的耳边，与他讨论一桩大
　　买卖。他只轻轻回应：“行，我干。”不用交换文件，他转
　　身走开，只对你眨眨眼，或者做一个别的什么动作，生
　　意就成了；于是你走到电话机前，打电话说：“我们已
　　经成交了某笔生意。。交易就是这样达成的。梆！那真
　　是一种了不起的制度。当然，它可能已经不适应今天
　　的世界了。
　
　　无论是太注重“电脑屏幕”还是太喜欢“大呼小叫”(在交易大厅进行面对面地交易)，都可被视为一代人的偏爱。然而，人总得跟上技术的进步。究竟哪一种方法在市场上更有效率?两者都在市场上有用武之地。两种方法都还会继续下去。不过，旧派”概念与市场结构显然能从“新派，，那里获得更多的好处。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做证券交易，而且权力越来越大的人，必需是那些能够理解、且能跟上金融市场节奏，敢于利用新技术的人。俗称的“老家伙网络”统治金融市场己相当长的时间了，现在，新一代的证券交易商正在倔起，成为市场的新型推动力量。

走到他们前面的那些人，可以追溯到若干年前。尽管有种种不平，还是成功了。他们没有背景特权，也没有钱来吹嘘自己。事实上，就在金融界、证券交易商们也被看作是与外界老死相往来之人。证券交易把人分成了不同类型，而不是形成了金融界的精英集团。他们以口音划类，以教派分堆，以毕业学校不同构成自己的团体。他们是伦敦东区来的叫卖小贩和带布莱林口音的人与常青藤学校或伊顿公学的天才的区别。后者还常被当作投资银行家与分析家受到欢迎。今天的大多数证券交易商，则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懂得操作电脑。今天，这两类证券交易商仍然活跃在市场上。

　　新的精英们并不像握有世界金融市场权力结构的那些人。他们没有经理套间，也没有董事会会议室的大沙发。他们极少召集客户开会。只有他们达到地位的顶峰，这种情形才会稍加改变。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喜欢只穿衬衫、不着外套的气氛，仍把他们的办公桌搬到交易大厅。

相当多的人预测，证券交易的发展趋势是电脑对电脑，人工干预会进一步减少。矛盾的是，尽管电脑化的效益明显，电子交易己不可逆转，但交易商作为最终交易工具的价值．却依然在增加。你无法把无形的东西编进电脑程序，至少眼下还做不到这一点。你可以把过去的统计数据编入程序，可以把概率与非概率编进程序，但有直觉的，能感受市场的，还是交易商，因为交易商能够思维。

　　证券交易商拥有推理和反应这种人的艺术，而且总是正确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合伙人、颇具传奇色彩的鲍勃·姆努欣告诉我：
　
　　我打开报纸，读到一条消息。我下意识地对自己
　　说，呀，是不是在做空?我不是在对西北烟草或伊利诺
　　斯的什么生意评头品足，因为我是一名交易商，我应该
　　想想那是不是在做空头，那是不是一次机会。
　
　　伦敦太阳生活公司的首席交易商马库斯·胡珀，也对新派手法持相同见解：
　
　　交易商在谈论交易成本时，常常忘记了最大的交
　　易成本并不存在于交易本身。该成交时你不成交，你
　　就完蛋了。流动性是一切。你必须让其流动。如果你
　　未让其流动，你就使公司置到了天下第一大的损失。
　
　　速度是关键。绝不能停下来宾思苦索。要在机会
　　未溜走以前就把握住它。电脑了不起，了不起的电脑。
　　让电脑去做。你再快，快不过电脑。

尽管马库斯对电子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仍然清楚地看到，电子交易的好处在于能给交易商更多的时间思考：
　
　　倘若你问一位高素质的交易商面对购买指示作何
　　反应，他会回答：“先看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如果跌下
　　去，我就买一点。我就坐在那里，静等价格下跌。这就
　　是我的全部策略。”他所说的他当时的感觉是十分真切
　　的。这是人性所为，你摆脱不了的。电脑拿它都没有
　　办法。当我招聘交易员时，我所考虑的只有一件事，他
　　会不会思考。只要他善于思考，那就成了。
　
　　历史地看，只要你先于其他人几分钟就掌握了资讯，你就拥有了交易的优势。资讯融于金融电视新闻的摄像机的光亮中，来源于路透社的即时新闻报道，显示在交易商工作台前的布鲁伯格电脑终端上。由于资讯是即时的，每个人都能及时获取。它等于平整了运动场，加快了运动及反应的速度。

　　资金与价格也是资讯，转眼间进了电脑和电视荧屏，一直受到人的跟踪。不管交易商喜欢电子交易还是人工交易，只要他一起床，他就在吸收资讯。他们在思索，他们所获得的资讯对白天将要进行的交易有何影响。由于世界市场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地方的事态，对另一个地方会产生影响。事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如果你弄清了这种关系，你干交易时就会变得游刃有余。这就是交易商一边穿衣，一边观看金融电视新闻的原因。他们读报纸，在上班途中不停地打电话，一到工作台更是电话不断——那时还没有开盘。资讯一刻不停地流动：

　　……昨晚日经指数飚升至20000点大关。……美
　　国东南部气温降至历史最低点，农作物严重受损。
　
　　……中东和谈陷入僵局。……昨天IBM股票收益们
　　为98元，下跌1美元。关键就业指数周五下降，交易
　　商开始等待。GDP指数利好，债券价格上扬。……4
　　季度每股收益15分，但是，……德国联邦银行决定
　　
　　你马上就记住了这些资讯。当你必须作出反应时，你不是盲目做反应。有些资讯属于内部消息，有的则是你熟知的老一套。你可以立即利用，也可能等一天或等一周再作理会——不管你在家还是在上班途中，你一定会思考这些资讯的背景。事实真相，印象，过去的知识，经验与记忆，与你打交道的那些人的感觉．所有从电视屏幕上获得的资讯都会一整天在你的脑海里盘旋。将无形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赋予理性，在市场的嘈杂声和寻利的交易中，就能找到真实，获得大不一样的结果。

　　然而，有些成功的交易商则拒绝接收铺天盖地而来的太多的资讯。他们另辟路径，选择“自己的资讯”。维克多·尼德霍夫在其名著＜教育投机家)一书中，就展示了一位大交易商的思想脉络。他的交易法可否称为反其道而行之?

　　我只读(民族探索)这一家报纸。我没有电视机，
　　不听新闻，在交易日不跟任何人通电话。不是100年
　　前的书一律不看。
　
　　他把这场博弈，看成是一种奇特的大杂烩：网球，音乐，月亮的月相，跑马，做爱，蚂蚁的行为，世界风向，与他的家庭和朋友的关系。奇归奇，但他是成功者。搞证券交易是要费一番脑子的的。纽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证券交易商直率地说：

　　我不愿这样对你讲，但凡在证交所取得成功的人，
　　比起其他行业的人的工作都要繁重得多。他们的活力
　　更强，拥有别的人没有的内在东西。这一点你没有办
　　法，完全是一种遗传基因。生下来的智商只有100，你
　　就不可能将它搞成150。
　
　　他继续发表高见。他说，大多数的人都无法了解，走上证券业的成功的顶点有多么困难。
　
　　比当体育明星还难，NBA也没有这么辛苦。在这
　　一行里干一般工作的人，比其他行业干同样工作的人
　　拿的工资要少。证券交易赔钱比赚钱的比例高。我今
　　年47岁了，比起跟我同年一道进入这一行的人，我算
　　是佼佼者。这意味着其他人都是失败者。一半的人：
　　40岁就退出了证券业。
　
证券交易业当然无平庸之辈。许多人一到某个年龄段，便无法承受压力，只好另择出路。还有的人进入此行原本打算大攒一把，没有想到他自身缺乏干这一行必需的才能与智慧。倘若赚钱轻而易举，谁还会给交易商付那么高的工资?

　　拿别人的钱去交易证券，用别人的钱去投资，我承受着可能亏损的风险，接受这个事实，本身便给我上了严肃的一课。有些交易商和金融经理最终离开这一行，就是因为他们感到不应该让别人的钱遭受损失。他们心太软。心软是件好事。心软才能在市场交易中以谨慎甚至是战战兢兢的态度，严格遵守交易中的清规戒律。当然，无论动机如何善良，现实情况是，每次都赢闻所末闻，哪怕你是最杰出的天才。

　　对证券交易的一个重大误解是，许多人认为，它是由一群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的。这些年轻人的注意范围只有小昆虫那么大，却敢挪动他人的巨额资金进行操作。可以这样说，任何一家想保持自己声誉的大公司，想让自己的“底线”有盈余的大公司，都不敢让没有经验，或未被证明有能力的年轻人去操作证券的。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这一行就没有一个能人。绝大多数的年轻交易商在开始涉足证券交易时，动用的都是有限范围内的少量资金，以后才逐步加码。当然，这一行中确有粗人，后面的章节将介绍他们的事迹。

　　在证券操作中，没有哪种方法或所谓的秘密武器能确保光赢不输。只赢不输委实是特殊人才。每一个市场每一个交易商所做的事，所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要当一名好的交易商，就必须精力旺盛，聪明过人，敢于冒险，目的明确，眼界超群。有人可以教你一些基本常识，诸如承认亏损，不要再给亏损头寸加码，明确准备亏损的额度，遵守规则，勤奋工作等等，但要想获得成功，光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它需要惊人的心智修炼，出色地把握出入市时机相对市场的真正感知，需要承受高强度的压力，而且在每一个压力层次上都表现杰出等等。

　　证券交易商共同决定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东西的价格。“发现价格”的过程起源于交易(一个交易商出价购买，另一个交易商开价出卖。双方同意的价格即为“发现的价格”)，其影响从橙汁、面包到在冬天购买取暖的油等无所不包。货币市场上的买卖，决定着你度假旅行时的货币汇率，你想购买的日本汽车的价钱，以及你的公司打算出口的商品所预期得到的收入。

交易商的买卖形成了价格，其形成过程却往往出自于一系列世界事件的复杂的因果关系。新闻与资讯对交易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敢掉以轻心，原因盖出此。如果交易商听到或读：捌中东要开战的新闻，他就会判断，世界需要的来自那个地区的石油供应会受到严格限制，他就会立即决定购买石油合同。有些人是想趁价低时买入，价高时卖出，给自己的账户增加盈利；有些人则是想在价格还未被推到最高时，替自己的客户买一点让他赚钱。由于大家都这么想，于是油价便一路攀升。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使交易商们动作起来，形成共识，最终决定了诸如油价这类东西的价值。

但是，在考虑投资是一种值得的活动的时候，证券交易却往往被视为投机。投机有高低之分，投机商有好坏之别。你最不想遇到的事情是，一个笨蛋或者一个根本就没有理性的人拿着公司的大笔钱去搞投机。他们带来的风险，比可能损失的钱还要大300倍。他们会让你跟着他们一起倒霉。好在笨蛋的日子都不会太长。

　　投机一词源于拉丁文，意即“偷看或观看”，暗示进行思考或观察某个问题，并根据观察结果进行判断，采取某种行动。在末做出决策前，如果你的判断十分合理，十分正确，能充分利用到手的资讯，就能减少碰运气的成份。这个理性化的过程可以允许你深信决策正确，增加赢利的可能性。

　　好投机与坏投机的区别，不只表现在拥有精明的交易方略，更体现在能承受多大的损失的现实估计上。评估市场状况，在购买证券时对其加以理解，识别机会所在，在达到目标或少受损失时便敢于出手，就能使智慧融进决策过程。你对问题越深思熟虑，越能有效地限制风险。

　　好的投机家会把不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纳入考虑范围。人的本性及天意都是可能性。政治动乱，货币政策的突然改变，台风、地震，都是其中因素。你无法预测它们，只能将其考虑进去。正如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不能预测买了寿险的人能活多久，在什么时候他们该赔多少一样，任何一种可能性、知识、风险以及一切无法预测的事，在交易时都应加以考量。

　　好的投机家对于做好一笔生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与银行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希望他们购买的股票、债券和外币能够升值。他们受利益的驱动，不想亏损。一旦实现利润，就能回报股东。一些小企业也在
不动产和高风险的业务上投机，一旦成功，就会跃升成让人另眼相看的大企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工作职位。消费品每年都被大量引入超级商场的货架，商场每年都预先做市场调研，但他们仍不敢保证消费者就一定喜欢他们引进的商品。如果消费者喜欢这些商品，生意就会兴隆。

　　这些就是投机。进行合理的猜测，仔细地思考，下一个经过认真计算的赌注。风险总是避免不了的，不愿冒险便没有进步，由于你结合资讯、直觉和经验进行评估，投机反倒有助于你获得成功。

证券交易商赌博吗?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假如他们是不问青红皂白就瞎赌一气，而不是有理性地猜测机会何在，那么，他们最好用自己的钱去赌，不要用我们的钱下注。绝大多数的人都在承受经过计算的风险，他们为此吸收了足够的资讯，比另一个利用形势的好处捞取利润的人更聪明。风险存在于每一桩交易的中心，谁也不敢保证，你购的股票一定会上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总裁汤姆·斯特劳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在你参加赌博时，你已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了，不
　　管你打什么牌，抛什么殷子。很明显，好的风险承受者
　　感到，他们拥有知识或资讯流，足可使他们利用机会为
　　股东、为他们供职的公司赚取利润。
　
　　我的感觉还要窄一点。我将其视为一种类型的赌博，不是将其认为是一种骰子或者吃角子机。它是结合了推理的赌博，更像打桥牌，可用概率与统计来帮助决定承受多大的风险，而不是众多热衷于此种赌博的交易商的偶然巧合。

　　如果货币交易商从可能妨碍经济健康运行的角度应付某条政府法令，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一个不好的政府会窒息经济，阻碍社会实现繁荣。他们迟早会“投机”，从而危害国家。凭着这样的推断，他们会出售货币——离场。出售的最大理由将是保护他们的客户或他们自己的资金，以免其价值在可能的暴跌中受损。投资人委托其资金的条件是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环境，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在尽力做好事，增加透明度和公开信息，使之为每一个人所获得。如果这种形势不存在，那么他们就会很有理性地再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投放资金。

　　人们对在银行工作的交易商的最低期盼是他能保护银行及储户的钱，最理想的是他还能用这些资金去赚钱。倘若投资者与交易商在同时得出相同的结论，即政府的导向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被迫处置这个问题，而且宜早不宜迟。

　　当某一种股票在股市发行，股票交易商就会再去投机。假如数据显示该股票的利润很低，公司的产品销售一路下滑；如果公司管理层非但不马上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反而在官僚机构内扯皮，那么交易商就会认为这个公司的股票不值另一家管理有方的公司的股票，因为那家公司的管理层雄心勃勃，踏实努力。他们会立即抛掉那家不好的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来，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便面临着一种压力，股东们也会因股票表现欠佳而大为不满。这种压力与不满，对于公司搞好管理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都会带来好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证券交易商在金融市场的活动一直是一个谜。参与炒作证券的公司也喜欢隐姓埋名，不愿曝光。他们觉得，报上发表文章，作者著书，导演拍电影，都可能影响公司的形象。他们决定少抛头露面，在外界不知不觉中炒他们的股。本书将要对他们加以曝光，让大家看清楚他们是如何在动作。

　　证券交易界的现实情况是，男人的数量正逐步在减少，女交易商正在登堂入室。数量虽然没有激增，但毕竟势不可挡。缪里尔·西伯特进入证券界，克服了自60年代起就存在于金融界的性别歧视，成为在纽约证交所占得一席之地的第一位女性。她把这个机会当作跳板，建立了当今美国首屈一指的令人称羡的成功的贴现经纪公司。有一批强有力的人物在背后为她撑腰打气。读者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她的活动。

　　有一些证券交易商是相当有眼界的。迈克尔·布鲁伯格即为一例。他最初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炒债券。以后他发现，证券商们离不开信息，于是他决定创办一家媒体公司，将各种金融新闻与资讯直接送到交易商的办公桌上。有的交易商的事迹充满传奇性，但他们喜欢当幕后英雄，至今不声不响地在炒作。

　　看看利奥·梅拉米德的情况。他是一名大屠杀的幸存者，后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搞交易。当他听说私人不能交易货币时，他冒火了。只有商业利率才能由银行通融。他创办了第一家成功的外汇期货交易市场，然后在全球各地开办了其他货币及衍生物交易市场。

　　在70年代，华尔街的一些公司拒绝了一些小公司或风险较大的公司从事资本经营活动。作为回应，时任德雷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交易商的迈克尔·米尔肯，创立了一个高回报率的债券市场，实现了筹资民主化。CNN及MCI这些声名显赫的公司的高速成长，无不得力于他的帮助。

　　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传奇人物古斯·李维，首次提出大宗交易，交易商要成为交易一方，不再充任中间商。罗伯特·达尔和路易斯·拉涅里，原先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任职，后来发明了抵押证券。其他类型的以资产担保的证券品种的出现，均受此启发，它们无不成为巨大的、收益颇丰的行业。

　　有些交易商曾当过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后现代政客。乔治·索罗斯即为他们的代表。他目前仍经常就哲学、经济及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慷慨陈词。还有一些人曾登上过世界桥牌冠军的宝座，……当然，银档入狱者也不乏其人。

　　我们应把交易商当成普通人来理解，了解他们的生活观，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对事情作出反应，他们活动的动机是什么。洞察他们的那一方天地，有利用于我们了解金融市场的内情。除非你本身就在金融市场中工作，否则你很难有这种机会。从众多的交易商身上，我们实际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从他们的带头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为其他交易商树立了榜样。他们同时还为我们看清世界发展大势提供了线索。

第四章 一代天骄
　
　　 在我涉足这一行的时候，一天能成交400万股就
　 　 已经是天量了。到了1966年，我们一天就要成交4．5
　 　 亿股。技术的威力韦人叹为观止。
　　　——比尔·约翰斯顿
　
　　“你上来吗?”
　　我的眼前一片昏暗，只能伸出手摸着楼梯的扶手往上走。抬起头来，我看见楼梯的上面那个招呼我的人身穿花呢衣服，头发蓬乱。他的模样好似一位潦倒的教书匠。在公园大街旁的一幢古旧的石头大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鲍勃·姆努欣。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商，60年代便涉足证券交易行。他的主要功劳是开辟了机构大宗交易市场。机构投机者可在一张价单上买入或卖出巨额股票。

　
　　眼下，此人又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他经营着一家名为C＆M的艺术投资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在世界各地收购最抢手的抽象派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主要是马克·罗斯科、威廉·孔林和杰克逊·波罗克的作品。他和他的妻子还在康涅狄格的起伏群山中，修复了一座历史久远、华丽气派的乡村酒店——五月花酒店。

　
　　我进了他的房间，眼睛仍然无法适应暗淡的光线。墙上的卤素星灯映射着一幅幅油画。人们必须事先预约方能进来参观或购买。整个厅堂充满着一种教堂般的庄严气氛。

　
　　上了二楼，我们落座。举眼一看，全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屋于里十分静寂。房顶很高，使我们交谈的声调变得有些古怪。这儿的安静与交易所里的喧哗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鲍勃居然从大学一毕业就呆在那种环境里，他怎么过下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十分纳闷：

　
　　 我在华尔街的交易市场寻找工作。那时的华尔街
　　并不像如今这样热门。当交易商的人，多半当过打字
　　员或电报员。还有的人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我毕业于
　　常青藤学校，会外语，要寻一份工作自然不难。我的工
　　资每周52美元(1957年)，相当可观了。
　
　　证券市场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一个变革是开始了大宗交易。在债券市场上，这种交易是存在的。所谓的大宗交易，指的是交易商不再充当中介，而是站在交易的买方或卖方一边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出现的导火线，似乎是1962年的“肯尼迪镇压”。当时；肯尼迪总统竭力劝说钢铁公司不要提价。市场对此十分反感。道·琼斯指数像陀螺一样的旋转。8天下泄100点，接着又在3小时内狂跌40点。那一天，纽约证交所创下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天量。记录磁带跑了两三个钟头才完毕。当天，人们观察到，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个人投资者购买的股票最多。戈德曼·萨克斯、奥本海默、史密斯·巴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大举入市。

　
　　姆努欣当时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当交易商。在交易的复杂性、规模及其范围都大到叫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机构交易出现应运而生。姆努欣从开始便卷入到这种交易中。交易额从当时已经够大的5000股直线上升。古斯·李维和鲍勃·姆努欣这两位交易商的功劳，不光使得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拥有了敢与机构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名声，而且使得这种交易方式得以存在并沿袭下去。姆努欣师从于李维，此人坐在交易大厅的玻璃窗后面摇扇指挥：

　
　　 古斯·李维是个了不起的人，称得上超凡脱俗。今
　　天，我懂得了耐心的意义，就是从他那儿学会的。一旦
　　我做错了，他就要骂我。我认为，对现在的许多人来
　　说，古斯·李维才称得上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交易商
　　先生”。是他率先搞起了机构大宗交易。古斯如果还
　　称不上是华尔街的最大套利交易家，至少也是一位极
　　其严肃认真的投机家。政府的监管措施将公用事业和
　　铁路证券分成了两个部分。你必须要有信用证券与保
　　证金，而目价格不同。你可以购买优先债券，并按这种
　　价格将其售出。当时是1945年。
　
　　古斯说，这样做好极了。但我把这些信用债券买
　　给谁呢?于是他向好些个机构打电话，对它们说，你们
　　应该关注这些票，它们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有些票的价格低，但若无人问津还是没有用处。古斯·李维就老想劝人卖掉他们手中的一些股票，换出钱来购买信用债券。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凡是因为要买他手上的信用债券而出售的任何种类的股票他都悉数收买。鲍勃继续说：“这就是大宗交易的开始，是大宗交易的第一粒种子。”

　　古斯力图让他的推销术，在机构购买者那儿显得十分得体。他宣布将买下机构售出的任何股票且立即付现，而不是往常那样等一个月甚至半年。这样做增加了流动性，创造了一种令买卖双方都觉得十分顺利的环境。没有流动性的市场就没有交易，流动性对做成任何生意都必不可少。

　
　　 我们将此作为增强流动性工作的一个部分宋对
　　待。在这些交易中，我们能找到买下他们的全部或部
　　分股票的买主，也能找到想买股票的机构，或者在两边
　　都建个仓。我们为此得到了相当多的佣金。有些人还
　　希望我们能管理他们的资金，在我们没有找到买家或
　　卖家时，这些钱便留在我们的账上，我们的佣金也不减
　　少。
　
　　有一天，古斯·李维与他直接指挥的伙伴一道共进午餐。当时，除了姆努欣还在餐厅，其余的人都走掉了。这时，进来了一位年轻的机构推销商。他对李维说，他要卖掉账户上的某支股票。当时，他们两个都觉得十分突然，因为他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笔生意：

　
　　 拉里，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向波土顿、费城
　　的所有入都打了招呼，我们真像一只高音喇叭：大家听
　　着，我们得到消息，有人要出售大笔股票，大得不得了，
　　有人愿意买吗?
　
　　古斯·李维掌管着好几家的账户，而且有几个年头了。由于老板不在，姆努欣便去打电话：
　
　　 电话那端的交易商问我，你有多少股票?我告诉
　　了他。他回答说，我们有兴趣购买，但我不能主动出
　　价，只能听你们的报价。我说，这个没有问题。我马上
　　打电话给你们报价。
　
　　他给他的推销商拉里通了电话，询问股价。拉里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了姆努欣他的客户的意思：
　
　　 我们不能主动出价。我甚至不该告诉你我们有股
　　票要出售。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先报股票的价。
　
　　
姆努欣坐下来，想了几分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荒唐事。一方是个机构，给他讲了有股票出售，这本来就不该讲这件事。它这样做了，却又说不能主动报价。另一方也是一家机构，有兴趣买股票，但仍不能主动出价。鲍勃继续说：

　
　　 我在干什么?我很快明白，这件事实际上是，第
　　一，我是否有权去做，其次，我有没有勇气去做我需要
　　做的事?
　
　　 上次卖的股票的售价是525／8。我对卖方说，我
　　要给你的佣金比上次的佣金少1／2点。52 l／8卖你们
　　的5万股股票。我出了价，心中暗自祈祷，上帝啊，希
　　望哪个机构能够说，我要买你们的股票。他很快回来
　　对我说，我以52 1／8的价格售出了你们的52400股股
　　票。
　
　　 现在，我马上拿起电话，对那个机构的人说，阿里
　　斯，好消息，上次的售价52 5／8。现在，我有52400股，
　　实盘价是52 l／4。她对我说，别挂电话。我问她，要等
　　多久，她说，不太久。
　
　　 天啦，时间过得多么慢。她终于回电话了。好的，
　　我们愿意以52 1／4的价格购52400股股票。于是，我
　　连忙对卖家说，听着，我有好消息给你。你不是有
　　52400股股票卖价是52 l／8么?你不会以这个价格卖
　　出股票。我让你有1／8点的赚头，买家出们是52 1／4。
　
　　 他大为惊讶。我们把价一公布，所有的人都齐声
　　高呼。他们一下拥过来，我的意思是说，简盲像欢庆一
　　个重大的胜利。
　
　　古斯吃完午餐，把姆努欣召进办公室。他说他听到了RCA股票的事。他向姆努欣表示祝贺。姆努欣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朝办公室门走去。他随后回过身，对古斯说：

　
　　 古斯，我在想，这是否该这样做?你知道，我没有
　　人出价，也没有一个客户。是我自己在出价。如果没
　　有客户，我们就得自己把所有的股票都吃掉。能准许
　　我再做这样的事吗?
　
　　古斯说：“你无非是运用了你的良好的判断力。是的，我想我会准许你这样做。”姆努欣得出结论：
　
　　 我就这样当上了交易商。因为，在这笔交易以前，
　　我不过是一名跑腿匠。
　
　　从60年代中期起，随着保险公司与养老基金开始从购买债券转而购买股票，交易的规模逐步增加。随着货币投机商的胃口变大，大宗交易也越来越多。市场热闹非凡。道·琼斯指数至1967年上升了45％。究竟什么东西造成这一局面，是货币投机商的需要与风格发生了变化，还是他们意识到企业是一种新型客户?共同的看法是两者同时造成了这一局面。在华尔街的公司每股可赚3角，于是几家有实力的公司便参加进来，调拨资金扩大市场占有率。这就是交易商开始赚钱的时候。

　
　　在资金委托之前，当一名交易商并不特别需要交易技巧。交易商充其量在发挥秘书的作用。从1929年股市大跌之后，华尔街的臭名声便一直延续到50年代。60年代始，纽约证交所的交易量开始攀升。大宗交易出现。机构开始积极地关注股市。它们研究工业集团，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些公司能把流动性带给他们，或者通过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能立即兑现，他们便能确定拥有那些最好的股票。及至60年代末，在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数量，就达到了1000万股。

　
　　那时，交易商仍然使用着相当落后的工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60年代意味着肯尼迪总统被刺与嬉皮士运动。但对交易商来说，那个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1967年出现了电话直接交易。交易点公司的斯坦利·罗斯当时在伦敦工作。他说：

　
　　 1967年出现电话交易时，我立即懂得了技术可能
　　发挥的作用。当我们的交易室被电话线与世界相连
　　时，它在一夜之间就推翻了我们在50年代与60年代
　　大部分时间进行国际贸易所用的全部方法。你能想像
　　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还有，电传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资金相联，能用各种方法进行保
　　密，甚至还能计算各国的货币。
　
　　姆努欣记得，在纽约，他们除了用电话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进行交易外，几乎没有用别的什么方法来开展交易：
　
　　 机器上有一大卷纸，那卷纸带通过你的办公桌。
　
　　你坐在桌前，目光注视看眼前的纸带。一旦交易达成，
　　它就被传送到这台机器上，再打印到纸带上。
　
　　 老交易商们说，他们只要一听到行情机转动的声
　　音，就能分辨出行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当机器运转速
　　度加快，纸带通过办公桌前的速度也就加快，声音就会
　　不同。此时，行情靠得住在发生变化。他们是靠听纸
　　带走动的声音来感知行情变化的。我就是从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我目不转睛地盯住纸带，与纸带在进行交
　　流。
　
　　在60年代，商界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电脑那时刚运用于商业运算。当时的电脑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体积庞大。1962年伯纳姆公司安装了第一台电脑用于会计工作。1966年，公司拥有了第一台巨型IBM主机。在60年代的股市热中，由于交易量大增，经纪人手忙脚乱。没有电脑，经纪人就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进入60年代后期，200多家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人兼并。原因是这些公司没有数据处理设备，更无能够用电脑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的人才。60年代后期，纽约证交所为了应付大宗交易，开发出了BAS系统(大宗股票交易自动化系统)，用于大宗股票的自动交易。1969年，一个名叫“蓝屋”的交易室开始投入使用。

　
　　如果办公桌上不放一台电脑，工作起来就令人觉得紧张。从60年代过来的交易商开始谈论市场的神奇力量，谈论它的声音及气氛，它的种种玄妙之处。他们其实并没有今天那种叫交易商得益甚多的不间断的资讯，他们无非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用自己的激情去推动市场，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他们的交易风格本质上是一种直觉。对于电话的依赖，意味着必须要依靠一种关键性的技术。同时还要弄清电话那一端的交易商的手上掌握着什么样的王牌，以便确定自己能走多远，能不能吓倒对方，能不能引他上钩。因此，灵敏与聪明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些曾经当过邮差的交易商，一些曾在半夜打扫过清洁的人，只要脑子能胜任16位数的运算，能在眨眼功夫得出分数结果的人，都有可能走到交易商的办公桌边去学艺。一旦他们在市场上干得得心应手，他们就会获得众人的尊敬。当然，无论他们的才能如何出众，他们都很难进入公司的权力机构。

　
　　在交易市场初露端倪之际，交易商们就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些脱颖而出者开始控制了交易，进而控制了公司。姆努欣当上了首席交易员，继而成为公司的部门经理。然后成为合伙人，在董事会有了一把交椅。他最后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有了立足之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亲自参加交易。

　
　　随着70年代一天天过去，“想法活下去”成为挂在每个人的舌头尖上的词。石油危机使我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指数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如脱缓野马。“越战”开销更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债券价格变幻无常，利率则跃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了70年代的最后一年，竟然高达20％。紧接着，欠发达国家又出现了债务危机。从1969年到1970年，股票价格下跌了35％。固定货币利率被迫取消．货币随之实行浮动。1972年的商业一片萧条，美国经济也于1973年和1974年进入衰退。“水门事件”曝光，尼克松下台。1978年到1979年，通货再次膨胀，市场深受其害。每个人的脸上都刻上了愤世嫉俗的情绪。

　
　　于是，在1972年和1978年之间，证交行掀起了兼并浪潮。生意难做使各家公司只有走合并之路才能苟延残喘，挤出一条生路。金融市场的动荡，给交易商们送上了一份厚礼。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选择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不过，这种急剧变化给强者打开了一条道路，使之能走出困境。

　
　　在那个时代，强者开始崭露头角。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应算在三件事情的出现的账上。第一件事是，在1975年前，美国的买方给卖方的股票佣金，一直是个固定数。1975年后，佣金则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加以改变。讨价还价是个关键字眼，意味着交易技巧变得重要。

　
　　折扣经纪公司的发起人缪里尔·西伯特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埃里沙”来了。当肘，我们把“自亚当创世以来发
　　明的每件事都荒诞不稽”称为‘埃里沙。。这就是说，你
　　必须想法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你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以
　　最低的成本办成每一件事。于是，在那个时候，专业的
　　交易商应运而生。
　
　　结果是能够预测的。一旦可观的固定佣金被取消，收入就会随之下降。不能适应这一变化的公司，就只能退出证券交易行。佣金降低带来收入下降，只能依靠增加交易活动来弥补收入的损失。

　
　　佩因·韦伯公司的董事长唐纳德·马雷在对《机构投资者》发表的谈话中这样评说道：
　
　　 使佣金下降的最大的原因是证交行业的发展过
　　快。这一行中的公司数量太多了，旦增加势头不减。
　
　　要想从这个人为的结构中脱身出来，就只能鼓励人们
　　多进行交易。事情的变化真是太快，太快。
　
　　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交易性的资本密集型的交易环境。随着竞争加剧，承受风险并战胜风险的能力决定了哪些公司胜出，哪些公司败阵。在华尔街的证交所里，许多人丢掉了饭碗。不少退出证券交易行的公司，甚至连他们是怎么失败的都搞不清楚。当然，也有的公司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风险，因而不愿意，也无能力从事大宗交易。凡是能干大宗交易，且干得十分出色的交易商，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工作的公司的无价之宝。

　
　　 我不想干律师这一行。但我又在华尔衡没有找到
　　工作。日子真难呀。人们问我，干啥要当交易商呢?
　
　　你是一名律师呀，律师怎么能当交易商呢？要知道，在
　　那个时候，人们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看重，我想当
　　一名投资银行家，却上错了学校。
　
　　他在勒勃·罗德公司打工，做查利·布来克和莱昂内尔·史密斯的下手。他们对他进行各种处变不惊的训练。他们不停地问他，当这种或那种情况出现，你该怎样对付?他们还教他识别陷阱。训练起到了作用：

　
　　 莱昂内尔休假去了。全球航空公司与INA保险
　　公司开始进行交易。当我观察纸带上的行情时，我的 ．
　　经纪人在交易大厅与我通电话。我记得，当时的纸带
　　上出现了N…A…了…E…R这几个字母。我立即反应
　　出，这几个字母应该是。完成。。
　
　　 我立即对经纪人说：。马上购买30万股INA公司
　　的股票。”我开始查看纸带，上面开始记下：10万股43
　　1／4，20万股43 1／2。……。就在此时，查利走到我的
　　桌前，问我道：“情况如何?”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INA公司完成了兼并。”
　　查利问道：“你的反应是什么?”此时，INA公司的股票
　　已经跃升到47元1股。我核实了一下经纪人，我们买
　　的股票．比INA公司此时售出的票，每股要低4至5
　　元。查利看着我，夸奖道：“棒极了！但是，你为什么不
　　多买一点?”然而我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不能太贪
　　了。
　
　　 我们在勒勃·罗德公司干可转换债券买卖时，使用
　　的是可以自己印制的转换卡。这张卡能告诉你在哪一
　　个价位上可转换债券与股票等值。因而你必须将此卡
　　随时放在交易桌上。你买多少种债券，就要在桌上摆
　　多少张卡片。你还可以把它们摆成一排，放在纸带机
　　边，一边观察纸带上的价格，一边把债券价格换算成纸
　　带上标注的价格。
　
　　 由于没有电脑，每件事都得自己动手去做。美国
　　电话公司那时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手上有卡，可以
　　用计算器来进行计算。应该说，那时进行交易与现在
　　有所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工具太少。今天的交易商
　　根本不会费神去更新什么图表资料，只需在脑子里记
　　下一些数据就行了。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的
　　动作是十分快的。在4年内，我一直在从事可转换债
　　券与套利基金买卖。
　
　　1975年，斯坦利被调到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事大宗股票交易。所罗门兄弟公司一直在为成为投资银行而努力拼搏，因此斯坦利的使命，就是要当好首席股票交易商，树立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的形象，为公司的投资银行部门赢得委托权。他是敢冒风险的交易商的集中体现。在交易桌上，他们发明了债务转股交易。就是说，企业可用发行股票来抵消其债务，再由斯坦利拿去进行大宗交易。在那个时代，这是大手笔。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形式的交易以及敢冒风险的壮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总裁汤姆·斯特劳斯叙述了这些做法如何成为了公司传统的一部分：

　
　　 以理智的方式承担风险，是我们公司的文化。我
　　们十分懂得这一点，知道承担损失的意义。我们就是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氛围需要若干年才能
　　形成。约翰·古特弗雷奥在此事上功不可没。约翰在
　　奠定今天的辛迪加方式，并将其变为风险交易方面，比
　　公司的任何其他人都做得多。这种做法很快扩展到公
　　司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做好了把公司的钱拿去冒险的
　　一切准备。
　
　　当时．监测大宗交易刚刚问世，通过看交易量的上升与下降就可确定其是积累还是分。今天，这一切均有电脑来做。用电脑来帮助交易商完成交易，是80年代才出现的事。及至80年代中期，计算器全部退出，一切计算工作都由电脑取代。

　
　　第二件大事的出现，得力于人们重新关注新产品。新产品变得越来越精细了——金融期货，衍生物，期权，抵押证券——需要更高级的数学与统计学知识才能把它们弄懂。1973年4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期权挂牌上市。操纵电脑的交易商们开始关注这些新玩意儿，用HP手提计算器加以计算。这种老式HP计算器有一个卡片，当要转换到另一个功能时，就需把这个卡片放进去。根据那个所谓的布兰克一斯库尔斯公式，60秒钟就可计算出一个品种的期权的数据。当然，如果要计算更多种的期权，或者要大规模地开展买卖，计算器是难以满足需要了。

　
　　10年后，PC机成为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帮手。期权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布兰克一斯库尔斯模型以及巧妙的定价结构。这些知识是传统的交易商不具备的。能够就这些新产品进行讨价还价的人，立即成为公司的宝贝。到了1977年，期权交易大量出现。

　
　　交易商们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抵押债券的问世。抵押债券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罗伯特·达尔与刘易斯·拉涅里的发明。达尔与拉涅里将抵押加以分类，创制了一种可以出售的证券，这种债券大行其道。抵押交易商成了明星，是华尔街工薪最高的人。

　
　　证券交易行的电脑运用越来越普遍。1971年，直接交易的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行情报系统(NASDOQ)投入运行。交易商们可以根据电脑终端屏幕上的信息直接买卖股票。债券商则使用政府公债经纪屏幕，后堂的买卖行为开始上网，成为自动化，支持前台的任何计划的实现。进入70年代中期，交易大厅里挤满了电脑迷。他们为新技术能使他们大展才华而欢欣鼓舞。电脑的神力与大脑的神力相结合，产生出一种又一种的新产品来进行交易，而且交易的速度越来越快。

　
　　新一代的交易商除了其他的新鲜花样以外，还能用电脑编制程序设计套利战略。这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70年代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超级明星。当了超级明星，工资支票数额与权力也就会随之配套，至少在公司内部与在华尔街是如此。刘易斯·拉涅里、约翰·马尔赫伦、拉里·芬克、豪伊·鲁宾、迈克尔·米尔肯以及斯坦利·肖普科恩等人的名声如日中天。

　
　　回过头来看，很难想像苹果电脑是仅在1977年才横空出世的。然而苹果电脑很快流行开来。到了1979年，交易商们便都带上电脑进入交易场所。这是因为苹果电脑运行的软件名叫VisiCalc，能够以极快速度进行数字运算，还能胜任一般运算器无法进行的复杂数字运算。过去，多方交易商需要在记录本上记录下他们的买卖，在交易日结束时用计算器计算平均价格。现在．他们可有了帮手了。

　
　　80年代是能人辈出的时代。这一方面得力于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的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经济环境的改变，同时，新闻界对金融市场的兴趣大增，也起了催化的作用。伊万·布斯基出现了，丹尼斯·莱文也出现了，在新闻界给我们经常带来反面角色的同时，金融界则因约翰·古特弗雷奥、刘易斯·格卢克斯曼、彼得·布坎南以及理查德·费雪尔的崛起而大获好处。他们一跃成为他们公司的顶尖人物，坚定不移地把公司推向前
进。
　
　　巨大的变革，在经济技术两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及其市场参与者。在里根执政时期，不加拘束的资本主义精神达到顶点，税率、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于1982年在美国开始下降，股市牛气了5年。纽约证交所拿出2000万美元进行技术改造，以便扩大市场容量。

　
　　随着实时资讯的重要性在市场上日益明显，根据证监委415号预先登记规则，公司财务方应做的募股文字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公司财务工作必须与之保持同步，因而更加依赖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时间表极大压缩。所谓的预先登记，指的是公司可在证监委预先登记未来两年公司将要发行的股票的数量。根据市场条件，发股可在一天之内完成。这同时说明。公司可在最后一时刻进行选择，让谁帮助它们发股。投资公司必须要有快速发股的能力。而在以前，提出登记及其他文字工作所需时间，一拖至少是好几个月。

　
　　预先登记制度的引入，意味着投资公司与交易商必须步调一致地工作。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这样做，那么他们就没有戏。这是一场大的改革，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两种公司从来没有这样干过。他们的背景与文化不同。

　
　　公司再也不只依靠一个精英，而需要的是一代新的交易商。这样的调整在公司内部带来了若干文化问题。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内部，就无法接受听命于交易商、交易商对企业举

　　斯坦利·肖普科恩是另一种敢于面对风险的人。他现在担任纽约资金公司的董事长。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尚在勒勃·罗德公司工作。他对变革期间的交易情形记忆犹新：

　
　　 我们的报价机还是纸带机。你在纸带上的位置代
　　表着你在交易大厅里的地位。纸带是要走到纸卷轴那
　　儿的。四五个交易商坐成一排，地位最高的则距纸带
　　机最近。获取资讯的源泉，是一台道·琼斯股票报价
　　机。机器距行情收录机很近。一旦有重要消息，机器
　　就会响起来，响三次意味着消息极端重要。
　
　　 一号交易员莱昂内尔·史密斯坐在离机器与纸带
　　最近的位置。如果你的位置在最后，你必须反应极其
　　灵敏，因为等你看到了行情，别人已经早你十几秒看到
　　行情了。
　
　　 关键是，每个人都想尽量靠近机器，占有好的位
　　置。我不知道你们看见那种老式的道·琼斯指数机没
　　有。那种机器的墨汁都要溅出来，我每隔一周都要弄
　　脏一件衬衫，因为我的地位低，要干给机器换纸的活
　　儿。
　
　　 1973年以前，交易商每周都能得到一本图表，你
　　自己得动手把图表内容翻新。如果不这样，那么就只
　　能等到下局五才能看到新的图表。每周的图表都是用
　　特快专递送到交易商的家里。大家都盼若那个东西能
　　在周五的晚上或周六的早上到手。
　
　　那个时候，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运气、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肖普科思最初是想当一名律师，他进了布鲁克林法学院，考上了律师．还当了一阵子律师。然而，他觉得律师这一行索然无味，于是踏进华尔街：

　 易商，造成内部冲突加剧。迪龙·里德没有这么做，莱曼兄弟公司全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公司都面临一个逐步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造成交易领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到了1983年华尔街已被新的个人电脑所淹没。1981年，IBM公司便把PC机推了进来。跨进证交所的新人都熟悉电脑技术。伦敦证交所“大革新”后，市场监管相对放松。这些年是交易商们发迹的好年景。他们为经纪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工商管理硕士过去一度所不屑的证交界，一下成为他们趋之若鸯的地方。
80年代的另一个景像是资金如浪潮般涌入股市，且一浪高过一浪。80年代末，共同基金平地倔起，交易量之高令人咋舌。1987年股市大跌，股民认识到，单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的。于是，更多的资金流向共同基金。由于人都有跟风的习性，加上广为流传的购买产权、企业兼并等都可以赚钱，使股市热浪滚滚。这个时代同时也是“垃圾公司债券”大发展的时代，所有这一切使得全世界都看清了股市原是很有一番作为的。

　
　　约翰·古特弗雷奥和斯坦利·肖普科恩在1982年开始炒石油股。油价直线上升，石油股票在全世界所有股市的价格都超过了100美元。斯坦利说：
　
　　 我们觉得，石油股已经炒得过热。我们购石油公
　　司的股票只打算炒短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
　　的。1988年的石油股的流动性极强，炒短线的人如此
　　之多，以至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还是
　　美国市场上的石油股票的清算中心。我们在所罗门兄
　　弟公司进行的这些短线炒作赚了不少的钱。我们进行
　　的一些大宗股票交易，主要是为巴塞斯公司做的。我
　　们与莱曼兄弟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一起，帮助卡
　　尔·伊卡公司丢掉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重仓。我们
　　还协助费雪兄弟公司出手了阿玛石油公司的大量股
　　票。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进入证交行，就有进行大宗
　　交易时冒风险的打算。
　
　　 所罗门公司与约翰·古特弗雷奥都有过人之智。
　
　　一旦真要采取行动了，他们就会说，我们需要在旁边观
　　察三四周，或者说，我们需要从投资的角度思考一下这
　　个问题。我们在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与洛克希德公司
　　的股票时，也是这么干的。所罗门公司之所以能在交
　　易与投资上都有长足发展，跟这种态度不无关系。
　
　　一代新人，一代与前辈迥然不同的新人，定进了华尔街。当全世界仍为趾高气昂的交易商所把持的时候，这批用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交易商，则不声不响地进入了证交行。他们用新技术解决了搞幕后活动的人头痛的种种问题，他们开发出专用软件．扩大了人的技能，使之能在诸如风险套利交易领域大展身手。有一位交易商对我说，1986年她还在大通公司工作，那时，每6个交易商才能拥有一部PC机。而在以后的几年，电脑大量运用于证券交易，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层出不穷。技术曲线的突变使得市场突破各自的地理界限，实现了全球化与自由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突飞猛进。

　
　　于是，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的多方交易商，过去一直居于幕后，现在终于第一次跳上前台，聚集在一起谈论市场问题。他们不只是在高尔夫球场与宴会厅，而且还在会议室召开正式会议，大谈如何成为一支指导市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些人已经远不是70年代那些多方交易商手下的职员形象，他们从一开始便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空方经纪人与养老基金的多方经纪人在报酬上的差别是十分大的。他们要追问为何会出现这种区别，尤其是当他们的桌上已经摆满了金钱时，更是如此。

　
　　当然，发生在80年代最大的事，莫过于1987年的股市大崩溃。在交易市场工作的人，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有一番经历，都有一段故事向人叙述。在股市崩盘时，有的人傻乎乎地望着屏幕，不知所措；有的人聚集在交易室，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唤，上帝!你能相信么?噢，上帝！”真是天下大乱。在交易市场工作了20年之久的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损失是巨大的。它极大地挫伤了市场内外的人气。斯坦利·肖普科恩还记得交易所当时的情形：

　
　　 震荡，山崩地裂。在股市暴跌的曰子里，人们的情
　　绪也忽上忽下波动。个个斩仓出逃，保命要紧。大家
　　脑子里只有这个想法。
　
　　 我敢说，比尔·约翰斯顿的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
　　就在那一天，一些所谓的专门公司差不多濒于完蛋。
　
　　然而，市场体系还是挺过来了。．所罗门公司的头儿约
　　翰·古特弗雷奥给了交易伙伴很大的帮助。还助证交
　　所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们一臂之力。他与证交所的管
　　理阶层共渡难关。当然，政府本身也在密切关注股市
　　事态发展。
　
　　可能在纽约证交所当交易商的那些人受的打击最大。比尔·约翰斯顿也是一名交易商。他现在则是纽约证交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崩溃的那一天，比尔并不觉得有多么可伯，回到家里才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明天他怎么还别人的钱?银行还会给他贷款吗?

　
　　那是1987年10月17日夜。在经历了一整天股价狂泄的折磨与混乱后，比尔回到家。在那一天，人们守在华尔街证交所门口，打探里面的消息。路边上，停满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顶上架着巨大的抛物天线。电视记者四处乱窜，寻找他们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的知情者，或者有话要说的人。世界末日论者开始在华尔街游行，标语牌宣称世界已经完蛋。

　
　　在交易大厅里，经纪人已经无法跟上交易的节拍。卖单如瀑般泄下来，令他们忙得团团转。依照交易规则，交易经纪人必须为他们代表的股票，建立一个“公平与有秩序的交易环境”，这就是说，当股票下跌时，如果没有买单，他们就得把股票包下来。于是，当灾难降临时，交易所的交易商们个个重仓在身。为此，他们必须要拿出钱来。比尔说：

　
　　 1987年10月17曰是星期一。那一天收盘时，我
　　们手上的股票已经多得不得了。我必须要在10月26
　　日，即一周后付清所有的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钱
　　一般只够5个工作曰的清算之用。如果不从银行贷
　　款，我就无法付清。尽管我可以使部分存货变现，但我
　　必须付清。
　
　　 我连忙给伦敦证交所的朋友通了电话，想从他们
　　那里借钱。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以前
　　也曾援助过他们。伦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费伦找
　　到联邦储备银行，请联储开方便之门。联储找到一些
　　银行，请他们出面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就是这样没有
　　被请出局。感谢上帝，一切全赖朋友们伸出的援助之
　　手。
　
　　股市还在下跌，只是跳水的速度有所放慢。这种情形还会重演吗?可能，它毕竟伤了人们的元气。在股市崩溃后进行的调查中，各种调查报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纷纷提出建议，建立新的监管措施，至少应该做好对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与准备。

　
　　有人把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电脑程序交易商(即大机构用电脑程序进行的交易。大机构同时购入或售出15种不同的股票，金额达100万美元，平均一天可有10％的赚头——译注)。在纽约市场上，每天至少有15个程序交易商在活动。他们的派头很大。这些人不搞投资，只在市场之间搞对冲套利。如果市场不利于他们套利，他们就要想法改造市场。如果期货相对于股票价高，他们就购进股票，做期货空头。反之亦然。他们的利润是两者之间的价差减去交易成本。这种套利行为从来就存在，且交易简单，十分直观。

　
　　而“程序交易”则是共同基金之类的大机构采用的交易方法或风格。他们通常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朝一个方向共同行动。例如，一齐动手出售股票。假如有34个基金经理决定将其拥有的400家股票的投资组合卖掉，那么就通过与纽约证交所相连的电脑，在几分钟内抛掉所有的股票。这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普通交易商要在交易厅处理价值1000万或4000万美元的不同股票，会用相当长的时间，全然谈不上什么效率。现在，程序交易已经占到全部股票交易总量的10％到12％。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方式的交易大行其道。钱的影响力以及场外资金滚滚入市，是技术进步的动因。

　
　　 比尔·约翰斯顿1962年开始搞股票交易。时年23岁。
　　我15岁那年，妈妈借给我一些国库券。以此作为
　　抵押，我开立了一个经纪人帐户，开始买卖股票。在我
　　小的时候，我爸爸在吃晚饭时，经常大谈股票的事。我
　　立下志向，大学毕业后就去华尔街工作。我想，这是受
　　了我爸爸的影响。
　
　　1964年，他成为一名交易商。1967年，他以交易商的身份负责5种股票。这些股票是：
　
　　 大西洋城电力股票，橘城与罗克兰公用事业，旧金
　　山与圣路易斯铁路，芝加哥与东伊利诺斯铁路及克罗
　　格尔铁路。眼下，两支铁路股已不复存在，公用事业股
　　还存在，大西洋电力于1996年与德尔马电力合并。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交易商，搞双向股票交易。他居于一个拍卖市场的轴心买卖双方都以某一种价格汇集于他的周围。他一方面积极参与交易，一方面密切关注电脑屏幕上的各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因此能比别人快20秒做出交易决定。

　
　　如果你在交易市场上走一遭，你就会看见，交易商们站在他们的交易席位上，周围挤满了交易员，吵吵嚷嚷地买卖股票。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可能用自己的钱去平抑价格变化。一个好的交易商熟悉手中的股票，一如鸟儿熟悉天空一样。他们懂得市场的变化，懂得经济运行对市场的影响，懂得在什么时候出手，懂得何时手上的股票会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在过去的日子里，交易席是一个又高又圆的亭子，今天，这个亭子扯满通讯电缆，头顶上悬挂着电脑屏幕，有的屏幕直接与商务电视频道相连。

　
　　我不清楚比尔是否还怀念以前的那个交易场合。大厅里人声鼎沸，地上撒满纸屑，一片狼藉。现在，比尔的交易场所转到了经理区域，里面一尘不染，警卫森严。那里的一切称得上华丽，华丽的地毯，华丽而厚重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宽敞的过道。当人要进入总裁区域内他的办公室，就必须从一张很大的红木桌子前经过，桌上摆有一个水晶缸子，里面放满了色彩绚丽的巧克力豆。在左边，有一条长沙发，紧靠一条同样长的条桌，桌上放有两台电脑，电视则播放金融节目。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沙发，墙壁上悬挂着古画。

　
　　作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市场里的一位外交官，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位驻外代表，他需要一种静谧与平和的气氛来阅读他桌子上的各种材料，撰写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的文稿，拟定与各国政要保持接触的计划，以便让他们有兴趣与这个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保持联系。从一个交易商爬上今天的这种地位，比尔的生活与过去有天壤之别。他成功了。

　
　　每天清早，一辆豪华轿车把他送到健身房，他先在那里锻炼身体。接着，车子再把他接去与客户或公司的代表共进早餐，然后他才去正式上班。在过去，他得先去交易席，看看买卖单有多阳，打听他经手的股票有何消息。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先弄到手的。现在，他只需去一下RAMP指挥中心便一目了然，指挥中心监测着所有的系统的工作状况。

　
　　余下的时间是一连串的会议，包括拜会上市与未上市的公司的代表。午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通常在旧的交易所的楼上的午餐俱乐部与交易所的成员一道吃饭。有时，他也与客户一道，在最有绅士氛围的餐厅用餐。那间餐厅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同样是高高的弯顶，原木装修的墙上镶嵌着金叶。

　
　　如果你不尾随着他进入午餐俱乐部，你就很难领略到他在交易所的重要性。从他经过那座镶有铜板的立柱进入大厅始，有的人就对他闪身让道，有的人则拥上来与他握手，有的人则从座位上仰头上望，高喊他的大名，希冀目光相会。他十分平易近人，不无幽默，但他还是得拿出领导人的那种仪态来。

　
　　一天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要在下午4：00回到交易厅，擂响收盘的木槌。在收盘铃响起的时候，他那长有杂乱胡须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交易大厅的阳台上。他喜欢出头露面，每晚他都要抽时间出去与客户或交易所成员共进晚餐，倾听他们的呼声。夏天的周末，他会戴着驾驶帽，出现在充满闲情逸致的曼哈顿的海滩上，以超过时限的速度开车兜风。

　
　　他爬上这样的高位，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我总是在与我认为的一种古老文化作斗争。人们
　　以比我想像的更为平和的方式在做生意。现在是后生
　　可畏，年轻人带着各种新鲜的观点在追赶老人。一年
　　前，我在我的公司的每一个层面都看到，年轻人在发挥
　　着更加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交易既快又好，大出
　　我们的预料。他们敢冒风险，善于冒险。对于股票交
　　易，他们并不那么冲动，不太容易“爱”上某支股票。一
　　旦他们发现哪支股票的走势有违他们的初衷，他们就
　　会出手。在我的公司，我就提倡这样干。
　
　　我不知道股票交易是否可以被人教会。从某种程
　　度上讲，它凭本能行事。如果你喜欢炒股，善于炒股，
　　就不要怕受损失，要接着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
　　面对亏损。一旦事态出现转机，又回到股市中。
　
　　进入80年代，每个事物的运行节奏都在加快。电脑接手了过去最费时费事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搜集信息。任何一位交易商或一群交易商，都没有想到电脑会把这项工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快。没有电脑，交易商只能管理好有限的几只股票。有了电脑，他们就能有效地在同时料理多只股票，为公司赚更多的钱。若交易所里上千名交易商都这样做，你就会明白交易量何以会大增，交易速度何以会加决。技术造就了交易所与交易商都能得到的第三种力量。

　
　　在纽约证所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伦敦证交所则问题多多。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激增，到处都在盛行兼并，鼓吹合并，但入市交易者数量却在下滑。许多人认为，下滑始于1986年的“大革新”，股票交易从交易大厅移到电脑屏幕系统。老式的大喊大叫买卖法在一个星期内便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电脑遥控交易。此外，第二年开始启用的新型“图努新股票交易系统”运行不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套系统的性能曾被大肆渲染过，结果它带来的损失则相当惨重。

　
　　直到现在，交易所还安排了其他几套交易系统，因而对现在的这套交易系统构成了一种挑战。例如“交易点屏幕系统”就能立即向交易商显示伦敦证交所的最好报价以及他们的最好报价。这样，交易商就可进行选择。要么把自己的单传给伦敦证交所，要么交给“交易点系统”。前者市场广大，成交速度极快。后者费用低廉，成交速度较慢，因为只有出现了与你的价值相同的买卖对方才能成交。选择何种交易系统取决于交易商对于成交的急迫程度。

　
　　埃里克·森伯格非常喜欢伦敦证交所的那种喧哗。这个人有一副刻意修饰的外表，嗜酒如命，喜欢古玩。他是交易所一个令人可怕的人物，因为他太好竞争。他早期接受的是“大喊大叫训练”，当时这种方式，跟今天的电脑训练一样重要。

　
　　埃里克告诉我，他于1956年起就一直利用暑期为纽约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工作。他的老板是古斯·李维。
　
　　 正当我快返校读最后一学期的肘候，古斯把我叫
　　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毕业后有何打算。我对他说，我想
　　回来干股票交易。他说，好极了，正中我下怀。今天，
　　人们说，如果不写一个东西，嘴上说的什么都不算数。
　　他说是这样一个人，叫做一诺千金。
　
　　埃里克回到了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坐进了唯一的一个空缺的交易席上。在他的身边是一个专门从事可转换债券的交易商。此人已经7l岁，在公司干了50年。埃里克当时只有21岁。那时不兴什么专门培训，所谓的培训只有OJT在职培训。于是，他就干可转换债券交易，一直干到1975年李维叫他接管公司债券的交易工作。1984年，他被调去负责“非美国证券交易”，后来又干外汇买卖、债券买卖、股票和期货交易。

　
　　这个经验丰富的美国交易商来到伦敦。他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伦敦进行的大宗交易方式，并不像他在美国纽约搞的那种方法。他把美国的交易方式带给了伦敦，多少也搞了一次“小革新”。

　
　　 伦敦所谓的大宗交易是，当有人要出卖大宗股票
　　时，必须要给10％的折扣。我觉得这是开玩笑。我与
　　姆努欣一道工作，我经常对他说，这种交易方法全无道
　　理。因为如果有人在纽约售出大宗股票，假如他卖出
　　的股票比上次的少，或者比上次卖出的价低8％，你就
　　不会去做这笔交易。这种情形从1989年底一直延续
　　到1991年。
　
　　 我们作为美国公司，很难理解一个客户，无论是想
　　买公司的1％的股票还是5％的股票，都必须要给出低
　　于市场价格10％的折扣的原因。我老是在问，这样做
　　怎么赚钱?当时把持着这种生意的公司是史密斯·纽
　　科特公司。他们精于此道。在我们到了那里以后，以
　　低于市场价格3％或5％的价格购入大宗股票，就等于
　　每天夜晚都有一个圣诞老爷爷到你的家门口一样不可
　　能。如果你卖不出去，你就大祸临头。
　
　　 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有一天，拉扎德来找我，带来了埃塞维尔公司的大
　　宗股票业务。当然，对这支股票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但我并不了解内情。我以为我们可以独占这支股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家公司都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当时是1991年，客户们都知道这支股票在出售，我们
　　则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泄露消息。我们被告知，不得向
　　外界披露机密，然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已经四处活动
　　收购这支股票了。
　
　　 我们实在不明白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一天
　　多的时间里，股票便从77盾下跌到71盾。我搞不懂，
　　只能对自己说，有人在搞鬼。
　
　　 我以上次售出的这支股票的价格购买了大宗股
　　票，我以为我并未与人竞争。然而事后我发现人人都
　　在做空。因为他们的惯常做法是先做空，然后再买进
　　股票，因为他们预测，他们最终会以更低的价格买进股
　　票。我们则从不这样操作。在美国，如果有谁这样干，
　　那就非进监狱不可。美国以外的情况就不同了，我想
　　他们这样做是合法的。总之，我购的股票占公司的股
　　份的10％。
　
　　 这支股票在伦敦交易，我从纽约向伦敦的一个交
　　易商打电话，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做
　　CBOT。”许多入认为，CBoT是芝加哥交易所的缩写，
　　其实，我这里的意思是案板上任入宰割的肉。
　
　　 我下令：“购进xxx股”。接着出现的情况是，股价
　　立即从71眉上升到77眉。由于人
　　人都空，因此我控了盘。
　　　这支股的流通数是6亿，是很大的一支股了。
　
　　他越发神情焕发：
　
　　
　　 　　另一支干得不错的股票是法国的路易斯·维东公司股票
　　。维东家族想与阿劳德公司分
　　开，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想，维东是个聪明人，然而，他们都不再想经营公司。
　 我也有一些怠倦，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竞争性太强。
　
　　 我以市场价购了股票。我还了解到，给路易斯·维东公司
　　当咨询的那个人，告诉维东家族的人说，他们必须拿出2000万
　　元放在桌上，原因是市场报价就低了10％。真是疯了。总之，
　　这是一场相当大的交易。
　
　　 我买下了这个公司5％的股票，而且还得在市场上收购1％
　　至2％的股票，因为每个公司都在抛股。后来，我们的主要竞
　　争者都预售了股票。他们到世界各个市场买这支股票。股票下
　　跌，我以上次的价格购进了股票，他们则在已经降低了10％的
　　基础上，又降价10％。市场疯了，他们又一次全都空了。
　
　　 现在，人们对这只股票的兴趣大增。每个人都在
　　买它。只有我们才拥有这支股票。于是他们又猜测，
　　只要我们以那个价格支付，我们一定疯了，因为我们会
　　资金短缺。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正好是资金。在证券交
　　易行，有效利用资金是最重要的事。资金运用不当，绝
　　对是一个最大失误。这场交易比埃塞维尔公司的那笔
　　交易还要大。
　
　　 我告诉你，我们成了赢家。我们冒了风险。假如
　　我们错算，我们的亏损也金非常大。但这场风险值得
　　一冒。我从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交易的——我
　　不考虑我能赚多少，而是担心如果我判断有误，我的亏
　　损有多大。我们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不想犯错误，
　　更不想倾家荡产。
　
　　 在伦敦，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之处。当他们做交易
　　时，他们总是先预售股票。这佯看来，他们的交易风险
　　更高。然而，你总得找几个大机构表态，至少要买下交
　　易股票的一半。因此，他们的真正风险并不大，因为一
　　半已经出手。在我看来，承诺并不等于已有买主，你得
　　自己作判断，然后上市场去找那些承诺者，向他们推
　　销。在1996年以前，他们习惯于干代理业务，因而谈
　　不上有什么风险。这跟我们在谈判佣金以前的惯常做
　　法极其相似。
　
　　对于埃里克来说，他如同在一间黑屋子里四处摸索。在一个不熟悉的市场环境里如果不懂游戏规则，或考不学习游戏规则，是没有办法把生意做好的。他却能在半年的时间内干得轰轰烈烈，其交易数量之大是前所未闻。他给市场带来的另一个大贡献就是，他使市场更富有流动性。一旦生意来了，他绝不会先等3天。如果是一笔大买卖，他会立即与他的合伙人商量。鲍勃·姆努欣即为其中之一。他通常立即做出决定，半个小时就会回话。这意味着生意会很快成交，机构能很快得到现金。

　
　　 你现在知道了伦敦与纽约的区别了吧。关于大宗
　　交易的最大区别是：交易没有佣金。在伦敦，如果你冒
　　险，潜在收益极高。你可以算算，如果你以3％的折扣
　　购得6000万股，并有一个机构能在24小时内动员全
　　球的股票市场，假如你购买的股票价格适当，就算3％
　　的折扣吧，然后以1％的折扣出手，你就可能在这次交
　　易中赚120万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鹰已降落”这是他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打广告的用语。广告画面上有一只雄姿英发的老鹰，下面是他的家庭电话号码。“扬基债券商24小时服务。”他大概是24小时全球交易服务的始作佣者。这就是埃里克，一个绝对与众不同的人物。可以理解的是，他以为今天的交易商太倚重电脑，而不是自己对市场的理解。

　
　　 机器告诉他们如何动作。我曾经给这些人开玩笑
　　说，如果停电，你们就大祸临头，你们都得一命归西。
　　 这绝非危言耸听。
　
　　 再看程序交易商，或者“追势交易商”。他们利用
　　电脑来查看股票交易量的上升下降，据此决定买卖股
　　票。他们不知道公司在干什么，这未免太轻率了。用
　　电脑搞交易或听命于电脑，与听命于图表如出一辙。
　
　　电脑说，事情是这样的，就参加这次集会。在这间屋子
　　里有一个集会，你被邀请参加10分钟。请进。
　
　　有趣的是，森伯格本人就是一个电脑高手。

第四章 一代天骄
　
　　 在我涉足这一行的时候，一天能成交400万股就
　 　 已经是天量了。到了1966年，我们一天就要成交4．5
　 　 亿股。技术的威力韦人叹为观止。
　　　——比尔·约翰斯顿
　
　　“你上来吗?”
　　我的眼前一片昏暗，只能伸出手摸着楼梯的扶手往上走。抬起头来，我看见楼梯的上面那个招呼我的人身穿花呢衣服，头发蓬乱。他的模样好似一位潦倒的教书匠。在公园大街旁的一幢古旧的石头大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鲍勃·姆努欣。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商，60年代便涉足证券交易行。他的主要功劳是开辟了机构大宗交易市场。机构投机者可在一张价单上买入或卖出巨额股票。

　
　　眼下，此人又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他经营着一家名为C＆M的艺术投资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在世界各地收购最抢手的抽象派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主要是马克·罗斯科、威廉·孔林和杰克逊·波罗克的作品。他和他的妻子还在康涅狄格的起伏群山中，修复了一座历史久远、华丽气派的乡村酒店——五月花酒店。

　
　　我进了他的房间，眼睛仍然无法适应暗淡的光线。墙上的卤素星灯映射着一幅幅油画。人们必须事先预约方能进来参观或购买。整个厅堂充满着一种教堂般的庄严气氛。

　
　　上了二楼，我们落座。举眼一看，全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屋于里十分静寂。房顶很高，使我们交谈的声调变得有些古怪。这儿的安静与交易所里的喧哗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鲍勃居然从大学一毕业就呆在那种环境里，他怎么过下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十分纳闷：

　
　　 我在华尔街的交易市场寻找工作。那时的华尔街
　　并不像如今这样热门。当交易商的人，多半当过打字
　　员或电报员。还有的人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我毕业于
　　常青藤学校，会外语，要寻一份工作自然不难。我的工
　　资每周52美元(1957年)，相当可观了。
　
　　证券市场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一个变革是开始了大宗交易。在债券市场上，这种交易是存在的。所谓的大宗交易，指的是交易商不再充当中介，而是站在交易的买方或卖方一边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出现的导火线，似乎是1962年的“肯尼迪镇压”。当时；肯尼迪总统竭力劝说钢铁公司不要提价。市场对此十分反感。道·琼斯指数像陀螺一样的旋转。8天下泄100点，接着又在3小时内狂跌40点。那一天，纽约证交所创下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天量。记录磁带跑了两三个钟头才完毕。当天，人们观察到，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个人投资者购买的股票最多。戈德曼·萨克斯、奥本海默、史密斯·巴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大举入市。

　
　　姆努欣当时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当交易商。在交易的复杂性、规模及其范围都大到叫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机构交易出现应运而生。姆努欣从开始便卷入到这种交易中。交易额从当时已经够大的5000股直线上升。古斯·李维和鲍勃·姆努欣这两位交易商的功劳，不光使得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拥有了敢与机构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名声，而且使得这种交易方式得以存在并沿袭下去。姆努欣师从于李维，此人坐在交易大厅的玻璃窗后面摇扇指挥：

　
　　 古斯·李维是个了不起的人，称得上超凡脱俗。今
　　天，我懂得了耐心的意义，就是从他那儿学会的。一旦
　　我做错了，他就要骂我。我认为，对现在的许多人来
　　说，古斯·李维才称得上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交易商
　　先生”。是他率先搞起了机构大宗交易。古斯如果还
　　称不上是华尔街的最大套利交易家，至少也是一位极
　　其严肃认真的投机家。政府的监管措施将公用事业和
　　铁路证券分成了两个部分。你必须要有信用证券与保
　　证金，而目价格不同。你可以购买优先债券，并按这种
　　价格将其售出。当时是1945年。
　
　　古斯说，这样做好极了。但我把这些信用债券买
　　给谁呢?于是他向好些个机构打电话，对它们说，你们
　　应该关注这些票，它们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有些票的价格低，但若无人问津还是没有用处。古斯·李维就老想劝人卖掉他们手中的一些股票，换出钱来购买信用债券。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凡是因为要买他手上的信用债券而出售的任何种类的股票他都悉数收买。鲍勃继续说：“这就是大宗交易的开始，是大宗交易的第一粒种子。”

　　古斯力图让他的推销术，在机构购买者那儿显得十分得体。他宣布将买下机构售出的任何股票且立即付现，而不是往常那样等一个月甚至半年。这样做增加了流动性，创造了一种令买卖双方都觉得十分顺利的环境。没有流动性的市场就没有交易，流动性对做成任何生意都必不可少。

　
　　 我们将此作为增强流动性工作的一个部分宋对
　　待。在这些交易中，我们能找到买下他们的全部或部
　　分股票的买主，也能找到想买股票的机构，或者在两边
　　都建个仓。我们为此得到了相当多的佣金。有些人还
　　希望我们能管理他们的资金，在我们没有找到买家或
　　卖家时，这些钱便留在我们的账上，我们的佣金也不减
　　少。
　
　　有一天，古斯·李维与他直接指挥的伙伴一道共进午餐。当时，除了姆努欣还在餐厅，其余的人都走掉了。这时，进来了一位年轻的机构推销商。他对李维说，他要卖掉账户上的某支股票。当时，他们两个都觉得十分突然，因为他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笔生意：

　
　　 拉里，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向波土顿、费城
　　的所有入都打了招呼，我们真像一只高音喇叭：大家听
　　着，我们得到消息，有人要出售大笔股票，大得不得了，
　　有人愿意买吗?
　
　　古斯·李维掌管着好几家的账户，而且有几个年头了。由于老板不在，姆努欣便去打电话：
　
　　 电话那端的交易商问我，你有多少股票?我告诉
　　了他。他回答说，我们有兴趣购买，但我不能主动出
　　价，只能听你们的报价。我说，这个没有问题。我马上
　　打电话给你们报价。
　
　　他给他的推销商拉里通了电话，询问股价。拉里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了姆努欣他的客户的意思：
　
　　 我们不能主动出价。我甚至不该告诉你我们有股
　　票要出售。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先报股票的价。
　
　　
姆努欣坐下来，想了几分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荒唐事。一方是个机构，给他讲了有股票出售，这本来就不该讲这件事。它这样做了，却又说不能主动报价。另一方也是一家机构，有兴趣买股票，但仍不能主动出价。鲍勃继续说：

　
　　 我在干什么?我很快明白，这件事实际上是，第
　　一，我是否有权去做，其次，我有没有勇气去做我需要
　　做的事?
　
　　 上次卖的股票的售价是525／8。我对卖方说，我
　　要给你的佣金比上次的佣金少1／2点。52 l／8卖你们
　　的5万股股票。我出了价，心中暗自祈祷，上帝啊，希
　　望哪个机构能够说，我要买你们的股票。他很快回来
　　对我说，我以52 1／8的价格售出了你们的52400股股
　　票。
　
　　 现在，我马上拿起电话，对那个机构的人说，阿里
　　斯，好消息，上次的售价52 5／8。现在，我有52400股，
　　实盘价是52 l／4。她对我说，别挂电话。我问她，要等
　　多久，她说，不太久。
　
　　 天啦，时间过得多么慢。她终于回电话了。好的，
　　我们愿意以52 1／4的价格购52400股股票。于是，我
　　连忙对卖家说，听着，我有好消息给你。你不是有
　　52400股股票卖价是52 l／8么?你不会以这个价格卖
　　出股票。我让你有1／8点的赚头，买家出们是52 1／4。
　
　　 他大为惊讶。我们把价一公布，所有的人都齐声
　　高呼。他们一下拥过来，我的意思是说，简盲像欢庆一
　　个重大的胜利。
　
　　古斯吃完午餐，把姆努欣召进办公室。他说他听到了RCA股票的事。他向姆努欣表示祝贺。姆努欣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朝办公室门走去。他随后回过身，对古斯说：

　
　　 古斯，我在想，这是否该这样做?你知道，我没有
　　人出价，也没有一个客户。是我自己在出价。如果没
　　有客户，我们就得自己把所有的股票都吃掉。能准许
　　我再做这样的事吗?
　
　　古斯说：“你无非是运用了你的良好的判断力。是的，我想我会准许你这样做。”姆努欣得出结论：
　
　　 我就这样当上了交易商。因为，在这笔交易以前，
　　我不过是一名跑腿匠。
　
　　从60年代中期起，随着保险公司与养老基金开始从购买债券转而购买股票，交易的规模逐步增加。随着货币投机商的胃口变大，大宗交易也越来越多。市场热闹非凡。道·琼斯指数至1967年上升了45％。究竟什么东西造成这一局面，是货币投机商的需要与风格发生了变化，还是他们意识到企业是一种新型客户?共同的看法是两者同时造成了这一局面。在华尔街的公司每股可赚3角，于是几家有实力的公司便参加进来，调拨资金扩大市场占有率。这就是交易商开始赚钱的时候。

　
　　在资金委托之前，当一名交易商并不特别需要交易技巧。交易商充其量在发挥秘书的作用。从1929年股市大跌之后，华尔街的臭名声便一直延续到50年代。60年代始，纽约证交所的交易量开始攀升。大宗交易出现。机构开始积极地关注股市。它们研究工业集团，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些公司能把流动性带给他们，或者通过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能立即兑现，他们便能确定拥有那些最好的股票。及至60年代末，在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数量，就达到了1000万股。

　
　　那时，交易商仍然使用着相当落后的工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60年代意味着肯尼迪总统被刺与嬉皮士运动。但对交易商来说，那个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1967年出现了电话直接交易。交易点公司的斯坦利·罗斯当时在伦敦工作。他说：

　
　　 1967年出现电话交易时，我立即懂得了技术可能
　　发挥的作用。当我们的交易室被电话线与世界相连
　　时，它在一夜之间就推翻了我们在50年代与60年代
　　大部分时间进行国际贸易所用的全部方法。你能想像
　　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还有，电传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资金相联，能用各种方法进行保
　　密，甚至还能计算各国的货币。
　
　　姆努欣记得，在纽约，他们除了用电话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进行交易外，几乎没有用别的什么方法来开展交易：
　
　　 机器上有一大卷纸，那卷纸带通过你的办公桌。
　
　　你坐在桌前，目光注视看眼前的纸带。一旦交易达成，
　　它就被传送到这台机器上，再打印到纸带上。
　
　　 老交易商们说，他们只要一听到行情机转动的声
　　音，就能分辨出行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当机器运转速
　　度加快，纸带通过办公桌前的速度也就加快，声音就会
　　不同。此时，行情靠得住在发生变化。他们是靠听纸
　　带走动的声音来感知行情变化的。我就是从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我目不转睛地盯住纸带，与纸带在进行交
　　流。
　
　　在60年代，商界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电脑那时刚运用于商业运算。当时的电脑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体积庞大。1962年伯纳姆公司安装了第一台电脑用于会计工作。1966年，公司拥有了第一台巨型IBM主机。在60年代的股市热中，由于交易量大增，经纪人手忙脚乱。没有电脑，经纪人就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进入60年代后期，200多家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人兼并。原因是这些公司没有数据处理设备，更无能够用电脑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的人才。60年代后期，纽约证交所为了应付大宗交易，开发出了BAS系统(大宗股票交易自动化系统)，用于大宗股票的自动交易。1969年，一个名叫“蓝屋”的交易室开始投入使用。

　
　　如果办公桌上不放一台电脑，工作起来就令人觉得紧张。从60年代过来的交易商开始谈论市场的神奇力量，谈论它的声音及气氛，它的种种玄妙之处。他们其实并没有今天那种叫交易商得益甚多的不间断的资讯，他们无非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用自己的激情去推动市场，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他们的交易风格本质上是一种直觉。对于电话的依赖，意味着必须要依靠一种关键性的技术。同时还要弄清电话那一端的交易商的手上掌握着什么样的王牌，以便确定自己能走多远，能不能吓倒对方，能不能引他上钩。因此，灵敏与聪明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些曾经当过邮差的交易商，一些曾在半夜打扫过清洁的人，只要脑子能胜任16位数的运算，能在眨眼功夫得出分数结果的人，都有可能走到交易商的办公桌边去学艺。一旦他们在市场上干得得心应手，他们就会获得众人的尊敬。当然，无论他们的才能如何出众，他们都很难进入公司的权力机构。

　
　　在交易市场初露端倪之际，交易商们就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些脱颖而出者开始控制了交易，进而控制了公司。姆努欣当上了首席交易员，继而成为公司的部门经理。然后成为合伙人，在董事会有了一把交椅。他最后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有了立足之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亲自参加交易。

　
　　随着70年代一天天过去，“想法活下去”成为挂在每个人的舌头尖上的词。石油危机使我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指数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如脱缓野马。“越战”开销更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债券价格变幻无常，利率则跃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了70年代的最后一年，竟然高达20％。紧接着，欠发达国家又出现了债务危机。从1969年到1970年，股票价格下跌了35％。固定货币利率被迫取消．货币随之实行浮动。1972年的商业一片萧条，美国经济也于1973年和1974年进入衰退。“水门事件”曝光，尼克松下台。1978年到1979年，通货再次膨胀，市场深受其害。每个人的脸上都刻上了愤世嫉俗的情绪。

　
　　于是，在1972年和1978年之间，证交行掀起了兼并浪潮。生意难做使各家公司只有走合并之路才能苟延残喘，挤出一条生路。金融市场的动荡，给交易商们送上了一份厚礼。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选择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不过，这种急剧变化给强者打开了一条道路，使之能走出困境。

　
　　在那个时代，强者开始崭露头角。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应算在三件事情的出现的账上。第一件事是，在1975年前，美国的买方给卖方的股票佣金，一直是个固定数。1975年后，佣金则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加以改变。讨价还价是个关键字眼，意味着交易技巧变得重要。

　
　　折扣经纪公司的发起人缪里尔·西伯特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埃里沙”来了。当肘，我们把“自亚当创世以来发
　　明的每件事都荒诞不稽”称为‘埃里沙。。这就是说，你
　　必须想法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你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以
　　最低的成本办成每一件事。于是，在那个时候，专业的
　　交易商应运而生。
　
　　结果是能够预测的。一旦可观的固定佣金被取消，收入就会随之下降。不能适应这一变化的公司，就只能退出证券交易行。佣金降低带来收入下降，只能依靠增加交易活动来弥补收入的损失。

　
　　佩因·韦伯公司的董事长唐纳德·马雷在对《机构投资者》发表的谈话中这样评说道：
　
　　 使佣金下降的最大的原因是证交行业的发展过
　　快。这一行中的公司数量太多了，旦增加势头不减。
　
　　要想从这个人为的结构中脱身出来，就只能鼓励人们
　　多进行交易。事情的变化真是太快，太快。
　
　　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交易性的资本密集型的交易环境。随着竞争加剧，承受风险并战胜风险的能力决定了哪些公司胜出，哪些公司败阵。在华尔街的证交所里，许多人丢掉了饭碗。不少退出证券交易行的公司，甚至连他们是怎么失败的都搞不清楚。当然，也有的公司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风险，因而不愿意，也无能力从事大宗交易。凡是能干大宗交易，且干得十分出色的交易商，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工作的公司的无价之宝。

　
　　 我不想干律师这一行。但我又在华尔衡没有找到
　　工作。日子真难呀。人们问我，干啥要当交易商呢?
　
　　你是一名律师呀，律师怎么能当交易商呢？要知道，在
　　那个时候，人们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看重，我想当
　　一名投资银行家，却上错了学校。
　
　　他在勒勃·罗德公司打工，做查利·布来克和莱昂内尔·史密斯的下手。他们对他进行各种处变不惊的训练。他们不停地问他，当这种或那种情况出现，你该怎样对付?他们还教他识别陷阱。训练起到了作用：

　
　　 莱昂内尔休假去了。全球航空公司与INA保险
　　公司开始进行交易。当我观察纸带上的行情时，我的 ．
　　经纪人在交易大厅与我通电话。我记得，当时的纸带
　　上出现了N…A…了…E…R这几个字母。我立即反应
　　出，这几个字母应该是。完成。。
　
　　 我立即对经纪人说：。马上购买30万股INA公司
　　的股票。”我开始查看纸带，上面开始记下：10万股43
　　1／4，20万股43 1／2。……。就在此时，查利走到我的
　　桌前，问我道：“情况如何?”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INA公司完成了兼并。”
　　查利问道：“你的反应是什么?”此时，INA公司的股票
　　已经跃升到47元1股。我核实了一下经纪人，我们买
　　的股票．比INA公司此时售出的票，每股要低4至5
　　元。查利看着我，夸奖道：“棒极了！但是，你为什么不
　　多买一点?”然而我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不能太贪
　　了。
　
　　 我们在勒勃·罗德公司干可转换债券买卖时，使用
　　的是可以自己印制的转换卡。这张卡能告诉你在哪一
　　个价位上可转换债券与股票等值。因而你必须将此卡
　　随时放在交易桌上。你买多少种债券，就要在桌上摆
　　多少张卡片。你还可以把它们摆成一排，放在纸带机
　　边，一边观察纸带上的价格，一边把债券价格换算成纸
　　带上标注的价格。
　
　　 由于没有电脑，每件事都得自己动手去做。美国
　　电话公司那时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手上有卡，可以
　　用计算器来进行计算。应该说，那时进行交易与现在
　　有所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工具太少。今天的交易商
　　根本不会费神去更新什么图表资料，只需在脑子里记
　　下一些数据就行了。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的
　　动作是十分快的。在4年内，我一直在从事可转换债
　　券与套利基金买卖。
　
　　1975年，斯坦利被调到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事大宗股票交易。所罗门兄弟公司一直在为成为投资银行而努力拼搏，因此斯坦利的使命，就是要当好首席股票交易商，树立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的形象，为公司的投资银行部门赢得委托权。他是敢冒风险的交易商的集中体现。在交易桌上，他们发明了债务转股交易。就是说，企业可用发行股票来抵消其债务，再由斯坦利拿去进行大宗交易。在那个时代，这是大手笔。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形式的交易以及敢冒风险的壮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总裁汤姆·斯特劳斯叙述了这些做法如何成为了公司传统的一部分：

　
　　 以理智的方式承担风险，是我们公司的文化。我
　　们十分懂得这一点，知道承担损失的意义。我们就是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氛围需要若干年才能
　　形成。约翰·古特弗雷奥在此事上功不可没。约翰在
　　奠定今天的辛迪加方式，并将其变为风险交易方面，比
　　公司的任何其他人都做得多。这种做法很快扩展到公
　　司的每一个层面。他们做好了把公司的钱拿去冒险的
　　一切准备。
　
　　当时．监测大宗交易刚刚问世，通过看交易量的上升与下降就可确定其是积累还是分。今天，这一切均有电脑来做。用电脑来帮助交易商完成交易，是80年代才出现的事。及至80年代中期，计算器全部退出，一切计算工作都由电脑取代。

　
　　第二件大事的出现，得力于人们重新关注新产品。新产品变得越来越精细了——金融期货，衍生物，期权，抵押证券——需要更高级的数学与统计学知识才能把它们弄懂。1973年4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期权挂牌上市。操纵电脑的交易商们开始关注这些新玩意儿，用HP手提计算器加以计算。这种老式HP计算器有一个卡片，当要转换到另一个功能时，就需把这个卡片放进去。根据那个所谓的布兰克一斯库尔斯公式，60秒钟就可计算出一个品种的期权的数据。当然，如果要计算更多种的期权，或者要大规模地开展买卖，计算器是难以满足需要了。

　
　　10年后，PC机成为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帮手。期权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布兰克一斯库尔斯模型以及巧妙的定价结构。这些知识是传统的交易商不具备的。能够就这些新产品进行讨价还价的人，立即成为公司的宝贝。到了1977年，期权交易大量出现。

　
　　交易商们面临的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抵押债券的问世。抵押债券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罗伯特·达尔与刘易斯·拉涅里的发明。达尔与拉涅里将抵押加以分类，创制了一种可以出售的证券，这种债券大行其道。抵押交易商成了明星，是华尔街工薪最高的人。

　
　　证券交易行的电脑运用越来越普遍。1971年，直接交易的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行情报系统(NASDOQ)投入运行。交易商们可以根据电脑终端屏幕上的信息直接买卖股票。债券商则使用政府公债经纪屏幕，后堂的买卖行为开始上网，成为自动化，支持前台的任何计划的实现。进入70年代中期，交易大厅里挤满了电脑迷。他们为新技术能使他们大展才华而欢欣鼓舞。电脑的神力与大脑的神力相结合，产生出一种又一种的新产品来进行交易，而且交易的速度越来越快。

　
　　新一代的交易商除了其他的新鲜花样以外，还能用电脑编制程序设计套利战略。这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70年代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超级明星。当了超级明星，工资支票数额与权力也就会随之配套，至少在公司内部与在华尔街是如此。刘易斯·拉涅里、约翰·马尔赫伦、拉里·芬克、豪伊·鲁宾、迈克尔·米尔肯以及斯坦利·肖普科恩等人的名声如日中天。

　
　　回过头来看，很难想像苹果电脑是仅在1977年才横空出世的。然而苹果电脑很快流行开来。到了1979年，交易商们便都带上电脑进入交易场所。这是因为苹果电脑运行的软件名叫VisiCalc，能够以极快速度进行数字运算，还能胜任一般运算器无法进行的复杂数字运算。过去，多方交易商需要在记录本上记录下他们的买卖，在交易日结束时用计算器计算平均价格。现在．他们可有了帮手了。

　
　　80年代是能人辈出的时代。这一方面得力于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的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因为美国经济环境的改变，同时，新闻界对金融市场的兴趣大增，也起了催化的作用。伊万·布斯基出现了，丹尼斯·莱文也出现了，在新闻界给我们经常带来反面角色的同时，金融界则因约翰·古特弗雷奥、刘易斯·格卢克斯曼、彼得·布坎南以及理查德·费雪尔的崛起而大获好处。他们一跃成为他们公司的顶尖人物，坚定不移地把公司推向前
进。
　
　　巨大的变革，在经济技术两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及其市场参与者。在里根执政时期，不加拘束的资本主义精神达到顶点，税率、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于1982年在美国开始下降，股市牛气了5年。纽约证交所拿出2000万美元进行技术改造，以便扩大市场容量。

　
　　随着实时资讯的重要性在市场上日益明显，根据证监委415号预先登记规则，公司财务方应做的募股文字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公司财务工作必须与之保持同步，因而更加依赖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时间表极大压缩。所谓的预先登记，指的是公司可在证监委预先登记未来两年公司将要发行的股票的数量。根据市场条件，发股可在一天之内完成。这同时说明。公司可在最后一时刻进行选择，让谁帮助它们发股。投资公司必须要有快速发股的能力。而在以前，提出登记及其他文字工作所需时间，一拖至少是好几个月。

　
　　预先登记制度的引入，意味着投资公司与交易商必须步调一致地工作。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这样做，那么他们就没有戏。这是一场大的改革，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两种公司从来没有这样干过。他们的背景与文化不同。

　
　　公司再也不只依靠一个精英，而需要的是一代新的交易商。这样的调整在公司内部带来了若干文化问题。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内部，就无法接受听命于交易商、交易商对企业举

　　斯坦利·肖普科恩是另一种敢于面对风险的人。他现在担任纽约资金公司的董事长。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尚在勒勃·罗德公司工作。他对变革期间的交易情形记忆犹新：

　
　　 我们的报价机还是纸带机。你在纸带上的位置代
　　表着你在交易大厅里的地位。纸带是要走到纸卷轴那
　　儿的。四五个交易商坐成一排，地位最高的则距纸带
　　机最近。获取资讯的源泉，是一台道·琼斯股票报价
　　机。机器距行情收录机很近。一旦有重要消息，机器
　　就会响起来，响三次意味着消息极端重要。
　
　　 一号交易员莱昂内尔·史密斯坐在离机器与纸带
　　最近的位置。如果你的位置在最后，你必须反应极其
　　灵敏，因为等你看到了行情，别人已经早你十几秒看到
　　行情了。
　
　　 关键是，每个人都想尽量靠近机器，占有好的位
　　置。我不知道你们看见那种老式的道·琼斯指数机没
　　有。那种机器的墨汁都要溅出来，我每隔一周都要弄
　　脏一件衬衫，因为我的地位低，要干给机器换纸的活
　　儿。
　
　　 1973年以前，交易商每周都能得到一本图表，你
　　自己得动手把图表内容翻新。如果不这样，那么就只
　　能等到下局五才能看到新的图表。每周的图表都是用
　　特快专递送到交易商的家里。大家都盼若那个东西能
　　在周五的晚上或周六的早上到手。
　
　　那个时候，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运气、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肖普科思最初是想当一名律师，他进了布鲁克林法学院，考上了律师．还当了一阵子律师。然而，他觉得律师这一行索然无味，于是踏进华尔街：

　 易商，造成内部冲突加剧。迪龙·里德没有这么做，莱曼兄弟公司全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公司都面临一个逐步适应新环境的问题。
　
　　造成交易领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到了1983年华尔街已被新的个人电脑所淹没。1981年，IBM公司便把PC机推了进来。跨进证交所的新人都熟悉电脑技术。伦敦证交所“大革新”后，市场监管相对放松。这些年是交易商们发迹的好年景。他们为经纪公司带来高额利润。工商管理硕士过去一度所不屑的证交界，一下成为他们趋之若鸯的地方。
80年代的另一个景像是资金如浪潮般涌入股市，且一浪高过一浪。80年代末，共同基金平地倔起，交易量之高令人咋舌。1987年股市大跌，股民认识到，单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的。于是，更多的资金流向共同基金。由于人都有跟风的习性，加上广为流传的购买产权、企业兼并等都可以赚钱，使股市热浪滚滚。这个时代同时也是“垃圾公司债券”大发展的时代，所有这一切使得全世界都看清了股市原是很有一番作为的。

　
　　约翰·古特弗雷奥和斯坦利·肖普科恩在1982年开始炒石油股。油价直线上升，石油股票在全世界所有股市的价格都超过了100美元。斯坦利说：
　
　　 我们觉得，石油股已经炒得过热。我们购石油公
　　司的股票只打算炒短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
　　的。1988年的石油股的流动性极强，炒短线的人如此
　　之多，以至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还是
　　美国市场上的石油股票的清算中心。我们在所罗门兄
　　弟公司进行的这些短线炒作赚了不少的钱。我们进行
　　的一些大宗股票交易，主要是为巴塞斯公司做的。我
　　们与莱曼兄弟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一起，帮助卡
　　尔·伊卡公司丢掉了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重仓。我们
　　还协助费雪兄弟公司出手了阿玛石油公司的大量股
　　票。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进入证交行，就有进行大宗
　　交易时冒风险的打算。
　
　　 所罗门公司与约翰·古特弗雷奥都有过人之智。
　
　　一旦真要采取行动了，他们就会说，我们需要在旁边观
　　察三四周，或者说，我们需要从投资的角度思考一下这
　　个问题。我们在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与洛克希德公司
　　的股票时，也是这么干的。所罗门公司之所以能在交
　　易与投资上都有长足发展，跟这种态度不无关系。
　
　　一代新人，一代与前辈迥然不同的新人，定进了华尔街。当全世界仍为趾高气昂的交易商所把持的时候，这批用技术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交易商，则不声不响地进入了证交行。他们用新技术解决了搞幕后活动的人头痛的种种问题，他们开发出专用软件．扩大了人的技能，使之能在诸如风险套利交易领域大展身手。有一位交易商对我说，1986年她还在大通公司工作，那时，每6个交易商才能拥有一部PC机。而在以后的几年，电脑大量运用于证券交易，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层出不穷。技术曲线的突变使得市场突破各自的地理界限，实现了全球化与自由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突飞猛进。

　
　　于是，共同基金与养老基金的多方交易商，过去一直居于幕后，现在终于第一次跳上前台，聚集在一起谈论市场问题。他们不只是在高尔夫球场与宴会厅，而且还在会议室召开正式会议，大谈如何成为一支指导市场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些人已经远不是70年代那些多方交易商手下的职员形象，他们从一开始便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空方经纪人与养老基金的多方经纪人在报酬上的差别是十分大的。他们要追问为何会出现这种区别，尤其是当他们的桌上已经摆满了金钱时，更是如此。

　
　　当然，发生在80年代最大的事，莫过于1987年的股市大崩溃。在交易市场工作的人，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每个人都有一番经历，都有一段故事向人叙述。在股市崩盘时，有的人傻乎乎地望着屏幕，不知所措；有的人聚集在交易室，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唤，上帝!你能相信么?噢，上帝！”真是天下大乱。在交易市场工作了20年之久的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损失是巨大的。它极大地挫伤了市场内外的人气。斯坦利·肖普科恩还记得交易所当时的情形：

　
　　 震荡，山崩地裂。在股市暴跌的曰子里，人们的情
　　绪也忽上忽下波动。个个斩仓出逃，保命要紧。大家
　　脑子里只有这个想法。
　
　　 我敢说，比尔·约翰斯顿的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
　　就在那一天，一些所谓的专门公司差不多濒于完蛋。
　
　　然而，市场体系还是挺过来了。．所罗门公司的头儿约
　　翰·古特弗雷奥给了交易伙伴很大的帮助。还助证交
　　所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们一臂之力。他与证交所的管
　　理阶层共渡难关。当然，政府本身也在密切关注股市
　　事态发展。
　
　　可能在纽约证交所当交易商的那些人受的打击最大。比尔·约翰斯顿也是一名交易商。他现在则是纽约证交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崩溃的那一天，比尔并不觉得有多么可伯，回到家里才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明天他怎么还别人的钱?银行还会给他贷款吗?

　
　　那是1987年10月17日夜。在经历了一整天股价狂泄的折磨与混乱后，比尔回到家。在那一天，人们守在华尔街证交所门口，打探里面的消息。路边上，停满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顶上架着巨大的抛物天线。电视记者四处乱窜，寻找他们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的知情者，或者有话要说的人。世界末日论者开始在华尔街游行，标语牌宣称世界已经完蛋。

　
　　在交易大厅里，经纪人已经无法跟上交易的节拍。卖单如瀑般泄下来，令他们忙得团团转。依照交易规则，交易经纪人必须为他们代表的股票，建立一个“公平与有秩序的交易环境”，这就是说，当股票下跌时，如果没有买单，他们就得把股票包下来。于是，当灾难降临时，交易所的交易商们个个重仓在身。为此，他们必须要拿出钱来。比尔说：

　
　　 1987年10月17曰是星期一。那一天收盘时，我
　　们手上的股票已经多得不得了。我必须要在10月26
　　日，即一周后付清所有的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钱
　　一般只够5个工作曰的清算之用。如果不从银行贷
　　款，我就无法付清。尽管我可以使部分存货变现，但我
　　必须付清。
　
　　 我连忙给伦敦证交所的朋友通了电话，想从他们
　　那里借钱。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以前
　　也曾援助过他们。伦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费伦找
　　到联邦储备银行，请联储开方便之门。联储找到一些
　　银行，请他们出面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就是这样没有
　　被请出局。感谢上帝，一切全赖朋友们伸出的援助之
　　手。
　
　　股市还在下跌，只是跳水的速度有所放慢。这种情形还会重演吗?可能，它毕竟伤了人们的元气。在股市崩溃后进行的调查中，各种调查报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纷纷提出建议，建立新的监管措施，至少应该做好对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与准备。

　
　　有人把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电脑程序交易商(即大机构用电脑程序进行的交易。大机构同时购入或售出15种不同的股票，金额达100万美元，平均一天可有10％的赚头——译注)。在纽约市场上，每天至少有15个程序交易商在活动。他们的派头很大。这些人不搞投资，只在市场之间搞对冲套利。如果市场不利于他们套利，他们就要想法改造市场。如果期货相对于股票价高，他们就购进股票，做期货空头。反之亦然。他们的利润是两者之间的价差减去交易成本。这种套利行为从来就存在，且交易简单，十分直观。

　
　　而“程序交易”则是共同基金之类的大机构采用的交易方法或风格。他们通常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朝一个方向共同行动。例如，一齐动手出售股票。假如有34个基金经理决定将其拥有的400家股票的投资组合卖掉，那么就通过与纽约证交所相连的电脑，在几分钟内抛掉所有的股票。这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普通交易商要在交易厅处理价值1000万或4000万美元的不同股票，会用相当长的时间，全然谈不上什么效率。现在，程序交易已经占到全部股票交易总量的10％到12％。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方式的交易大行其道。钱的影响力以及场外资金滚滚入市，是技术进步的动因。

　
　　 比尔·约翰斯顿1962年开始搞股票交易。时年23岁。
　　我15岁那年，妈妈借给我一些国库券。以此作为
　　抵押，我开立了一个经纪人帐户，开始买卖股票。在我
　　小的时候，我爸爸在吃晚饭时，经常大谈股票的事。我
　　立下志向，大学毕业后就去华尔街工作。我想，这是受
　　了我爸爸的影响。
　
　　1964年，他成为一名交易商。1967年，他以交易商的身份负责5种股票。这些股票是：
　
　　 大西洋城电力股票，橘城与罗克兰公用事业，旧金
　　山与圣路易斯铁路，芝加哥与东伊利诺斯铁路及克罗
　　格尔铁路。眼下，两支铁路股已不复存在，公用事业股
　　还存在，大西洋电力于1996年与德尔马电力合并。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交易商，搞双向股票交易。他居于一个拍卖市场的轴心买卖双方都以某一种价格汇集于他的周围。他一方面积极参与交易，一方面密切关注电脑屏幕上的各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因此能比别人快20秒做出交易决定。

　
　　如果你在交易市场上走一遭，你就会看见，交易商们站在他们的交易席位上，周围挤满了交易员，吵吵嚷嚷地买卖股票。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可能用自己的钱去平抑价格变化。一个好的交易商熟悉手中的股票，一如鸟儿熟悉天空一样。他们懂得市场的变化，懂得经济运行对市场的影响，懂得在什么时候出手，懂得何时手上的股票会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在过去的日子里，交易席是一个又高又圆的亭子，今天，这个亭子扯满通讯电缆，头顶上悬挂着电脑屏幕，有的屏幕直接与商务电视频道相连。

　
　　我不清楚比尔是否还怀念以前的那个交易场合。大厅里人声鼎沸，地上撒满纸屑，一片狼藉。现在，比尔的交易场所转到了经理区域，里面一尘不染，警卫森严。那里的一切称得上华丽，华丽的地毯，华丽而厚重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宽敞的过道。当人要进入总裁区域内他的办公室，就必须从一张很大的红木桌子前经过，桌上摆有一个水晶缸子，里面放满了色彩绚丽的巧克力豆。在左边，有一条长沙发，紧靠一条同样长的条桌，桌上放有两台电脑，电视则播放金融节目。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沙发，墙壁上悬挂着古画。

　
　　作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市场里的一位外交官，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位驻外代表，他需要一种静谧与平和的气氛来阅读他桌子上的各种材料，撰写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的文稿，拟定与各国政要保持接触的计划，以便让他们有兴趣与这个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保持联系。从一个交易商爬上今天的这种地位，比尔的生活与过去有天壤之别。他成功了。

　
　　每天清早，一辆豪华轿车把他送到健身房，他先在那里锻炼身体。接着，车子再把他接去与客户或公司的代表共进早餐，然后他才去正式上班。在过去，他得先去交易席，看看买卖单有多阳，打听他经手的股票有何消息。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先弄到手的。现在，他只需去一下RAMP指挥中心便一目了然，指挥中心监测着所有的系统的工作状况。

　
　　余下的时间是一连串的会议，包括拜会上市与未上市的公司的代表。午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通常在旧的交易所的楼上的午餐俱乐部与交易所的成员一道吃饭。有时，他也与客户一道，在最有绅士氛围的餐厅用餐。那间餐厅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同样是高高的弯顶，原木装修的墙上镶嵌着金叶。

　
　　如果你不尾随着他进入午餐俱乐部，你就很难领略到他在交易所的重要性。从他经过那座镶有铜板的立柱进入大厅始，有的人就对他闪身让道，有的人则拥上来与他握手，有的人则从座位上仰头上望，高喊他的大名，希冀目光相会。他十分平易近人，不无幽默，但他还是得拿出领导人的那种仪态来。

　
　　一天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要在下午4：00回到交易厅，擂响收盘的木槌。在收盘铃响起的时候，他那长有杂乱胡须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交易大厅的阳台上。他喜欢出头露面，每晚他都要抽时间出去与客户或交易所成员共进晚餐，倾听他们的呼声。夏天的周末，他会戴着驾驶帽，出现在充满闲情逸致的曼哈顿的海滩上，以超过时限的速度开车兜风。

　
　　他爬上这样的高位，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我总是在与我认为的一种古老文化作斗争。人们
　　以比我想像的更为平和的方式在做生意。现在是后生
　　可畏，年轻人带着各种新鲜的观点在追赶老人。一年
　　前，我在我的公司的每一个层面都看到，年轻人在发挥
　　着更加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交易既快又好，大出
　　我们的预料。他们敢冒风险，善于冒险。对于股票交
　　易，他们并不那么冲动，不太容易“爱”上某支股票。一
　　旦他们发现哪支股票的走势有违他们的初衷，他们就
　　会出手。在我的公司，我就提倡这样干。
　
　　我不知道股票交易是否可以被人教会。从某种程
　　度上讲，它凭本能行事。如果你喜欢炒股，善于炒股，
　　就不要怕受损失，要接着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
　　面对亏损。一旦事态出现转机，又回到股市中。
　
　　进入80年代，每个事物的运行节奏都在加快。电脑接手了过去最费时费事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搜集信息。任何一位交易商或一群交易商，都没有想到电脑会把这项工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快。没有电脑，交易商只能管理好有限的几只股票。有了电脑，他们就能有效地在同时料理多只股票，为公司赚更多的钱。若交易所里上千名交易商都这样做，你就会明白交易量何以会大增，交易速度何以会加决。技术造就了交易所与交易商都能得到的第三种力量。

　
　　在纽约证所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伦敦证交所则问题多多。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激增，到处都在盛行兼并，鼓吹合并，但入市交易者数量却在下滑。许多人认为，下滑始于1986年的“大革新”，股票交易从交易大厅移到电脑屏幕系统。老式的大喊大叫买卖法在一个星期内便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电脑遥控交易。此外，第二年开始启用的新型“图努新股票交易系统”运行不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套系统的性能曾被大肆渲染过，结果它带来的损失则相当惨重。

　
　　直到现在，交易所还安排了其他几套交易系统，因而对现在的这套交易系统构成了一种挑战。例如“交易点屏幕系统”就能立即向交易商显示伦敦证交所的最好报价以及他们的最好报价。这样，交易商就可进行选择。要么把自己的单传给伦敦证交所，要么交给“交易点系统”。前者市场广大，成交速度极快。后者费用低廉，成交速度较慢，因为只有出现了与你的价值相同的买卖对方才能成交。选择何种交易系统取决于交易商对于成交的急迫程度。

　
　　埃里克·森伯格非常喜欢伦敦证交所的那种喧哗。这个人有一副刻意修饰的外表，嗜酒如命，喜欢古玩。他是交易所一个令人可怕的人物，因为他太好竞争。他早期接受的是“大喊大叫训练”，当时这种方式，跟今天的电脑训练一样重要。

　
　　埃里克告诉我，他于1956年起就一直利用暑期为纽约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工作。他的老板是古斯·李维。
　
　　 正当我快返校读最后一学期的肘候，古斯把我叫
　　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毕业后有何打算。我对他说，我想
　　回来干股票交易。他说，好极了，正中我下怀。今天，
　　人们说，如果不写一个东西，嘴上说的什么都不算数。
　　他说是这样一个人，叫做一诺千金。
　
　　埃里克回到了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坐进了唯一的一个空缺的交易席上。在他的身边是一个专门从事可转换债券的交易商。此人已经7l岁，在公司干了50年。埃里克当时只有21岁。那时不兴什么专门培训，所谓的培训只有OJT在职培训。于是，他就干可转换债券交易，一直干到1975年李维叫他接管公司债券的交易工作。1984年，他被调去负责“非美国证券交易”，后来又干外汇买卖、债券买卖、股票和期货交易。

　
　　这个经验丰富的美国交易商来到伦敦。他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伦敦进行的大宗交易方式，并不像他在美国纽约搞的那种方法。他把美国的交易方式带给了伦敦，多少也搞了一次“小革新”。

　
　　 伦敦所谓的大宗交易是，当有人要出卖大宗股票
　　时，必须要给10％的折扣。我觉得这是开玩笑。我与
　　姆努欣一道工作，我经常对他说，这种交易方法全无道
　　理。因为如果有人在纽约售出大宗股票，假如他卖出
　　的股票比上次的少，或者比上次卖出的价低8％，你就
　　不会去做这笔交易。这种情形从1989年底一直延续
　　到1991年。
　
　　 我们作为美国公司，很难理解一个客户，无论是想
　　买公司的1％的股票还是5％的股票，都必须要给出低
　　于市场价格10％的折扣的原因。我老是在问，这样做
　　怎么赚钱?当时把持着这种生意的公司是史密斯·纽
　　科特公司。他们精于此道。在我们到了那里以后，以
　　低于市场价格3％或5％的价格购入大宗股票，就等于
　　每天夜晚都有一个圣诞老爷爷到你的家门口一样不可
　　能。如果你卖不出去，你就大祸临头。
　
　　 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有一天，拉扎德来找我，带来了埃塞维尔公司的大
　　宗股票业务。当然，对这支股票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但我并不了解内情。我以为我们可以独占这支股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家公司都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当时是1991年，客户们都知道这支股票在出售，我们
　　则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泄露消息。我们被告知，不得向
　　外界披露机密，然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已经四处活动
　　收购这支股票了。
　
　　 我们实在不明白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一天
　　多的时间里，股票便从77盾下跌到71盾。我搞不懂，
　　只能对自己说，有人在搞鬼。
　
　　 我以上次售出的这支股票的价格购买了大宗股
　　票，我以为我并未与人竞争。然而事后我发现人人都
　　在做空。因为他们的惯常做法是先做空，然后再买进
　　股票，因为他们预测，他们最终会以更低的价格买进股
　　票。我们则从不这样操作。在美国，如果有谁这样干，
　　那就非进监狱不可。美国以外的情况就不同了，我想
　　他们这样做是合法的。总之，我购的股票占公司的股
　　份的10％。
　
　　 这支股票在伦敦交易，我从纽约向伦敦的一个交
　　易商打电话，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做
　　CBOT。”许多入认为，CBoT是芝加哥交易所的缩写，
　　其实，我这里的意思是案板上任入宰割的肉。
　
　　 我下令：“购进xxx股”。接着出现的情况是，股价
　　立即从71眉上升到77眉。由于人
　　人都空，因此我控了盘。
　　　这支股的流通数是6亿，是很大的一支股了。
　
　　他越发神情焕发：
　
　　
　　 　　另一支干得不错的股票是法国的路易斯·维东公司股票
　　。维东家族想与阿劳德公司分
　　开，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想，维东是个聪明人，然而，他们都不再想经营公司。
　 我也有一些怠倦，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竞争性太强。
　
　　 我以市场价购了股票。我还了解到，给路易斯·维东公司
　　当咨询的那个人，告诉维东家族的人说，他们必须拿出2000万
　　元放在桌上，原因是市场报价就低了10％。真是疯了。总之，
　　这是一场相当大的交易。
　
　　 我买下了这个公司5％的股票，而且还得在市场上收购1％
　　至2％的股票，因为每个公司都在抛股。后来，我们的主要竞
　　争者都预售了股票。他们到世界各个市场买这支股票。股票下
　　跌，我以上次的价格购进了股票，他们则在已经降低了10％的
　　基础上，又降价10％。市场疯了，他们又一次全都空了。
　
　　 现在，人们对这只股票的兴趣大增。每个人都在
　　买它。只有我们才拥有这支股票。于是他们又猜测，
　　只要我们以那个价格支付，我们一定疯了，因为我们会
　　资金短缺。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正好是资金。在证券交
　　易行，有效利用资金是最重要的事。资金运用不当，绝
　　对是一个最大失误。这场交易比埃塞维尔公司的那笔
　　交易还要大。
　
　　 我告诉你，我们成了赢家。我们冒了风险。假如
　　我们错算，我们的亏损也金非常大。但这场风险值得
　　一冒。我从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交易的——我
　　不考虑我能赚多少，而是担心如果我判断有误，我的亏
　　损有多大。我们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不想犯错误，
　　更不想倾家荡产。
　
　　 在伦敦，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之处。当他们做交易
　　时，他们总是先预售股票。这佯看来，他们的交易风险
　　更高。然而，你总得找几个大机构表态，至少要买下交
　　易股票的一半。因此，他们的真正风险并不大，因为一
　　半已经出手。在我看来，承诺并不等于已有买主，你得
　　自己作判断，然后上市场去找那些承诺者，向他们推
　　销。在1996年以前，他们习惯于干代理业务，因而谈
　　不上有什么风险。这跟我们在谈判佣金以前的惯常做
　　法极其相似。
　
　　对于埃里克来说，他如同在一间黑屋子里四处摸索。在一个不熟悉的市场环境里如果不懂游戏规则，或考不学习游戏规则，是没有办法把生意做好的。他却能在半年的时间内干得轰轰烈烈，其交易数量之大是前所未闻。他给市场带来的另一个大贡献就是，他使市场更富有流动性。一旦生意来了，他绝不会先等3天。如果是一笔大买卖，他会立即与他的合伙人商量。鲍勃·姆努欣即为其中之一。他通常立即做出决定，半个小时就会回话。这意味着生意会很快成交，机构能很快得到现金。

　
　　 你现在知道了伦敦与纽约的区别了吧。关于大宗
　　交易的最大区别是：交易没有佣金。在伦敦，如果你冒
　　险，潜在收益极高。你可以算算，如果你以3％的折扣
　　购得6000万股，并有一个机构能在24小时内动员全
　　球的股票市场，假如你购买的股票价格适当，就算3％
　　的折扣吧，然后以1％的折扣出手，你就可能在这次交
　　易中赚120万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鹰已降落”这是他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上打广告的用语。广告画面上有一只雄姿英发的老鹰，下面是他的家庭电话号码。“扬基债券商24小时服务。”他大概是24小时全球交易服务的始作佣者。这就是埃里克，一个绝对与众不同的人物。可以理解的是，他以为今天的交易商太倚重电脑，而不是自己对市场的理解。

　
　　 机器告诉他们如何动作。我曾经给这些人开玩笑
　　说，如果停电，你们就大祸临头，你们都得一命归西。
　　 这绝非危言耸听。
　
　　 再看程序交易商，或者“追势交易商”。他们利用
　　电脑来查看股票交易量的上升下降，据此决定买卖股
　　票。他们不知道公司在干什么，这未免太轻率了。用
　　电脑搞交易或听命于电脑，与听命于图表如出一辙。
　
　　电脑说，事情是这样的，就参加这次集会。在这间屋子
　　里有一个集会，你被邀请参加10分钟。请进。
　
　　有趣的是，森伯格本人就是一个电脑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