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因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次要的。因同期家用电器等物质商品的物价不升反降，食品价格上涨有限与之形成鲜明反差。

    三、所谓中国人的刚性需要，即“丈母娘效应”，说白了，就是中国人在买房上是“天生的贱骨头”。这绝对是本末倒置，谁不想买便宜的房子，谁愿意祖孙三代倾家荡产，背债买房。说这种话的人缺乏最起码的良知。

    被迫高价购房者有权反问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政府和社会有效地控制房价了吗？对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了必需的充足的廉住房了吗？

    其一，税收政策鼓励投机。在欧美国家，税收主要表现为持有环节的“物业税”，拿着很多空房子就等于每天烧自己的钞票，这从根本上打击了房地产的投机炒作。而中国内地是一次性向购房者出让70年使用权，然后只收交易环节的税收。

    其二，公共保障性住房极其匮乏。在少数未遏制房地产投机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它们也会保障足够廉租房的供应。而我们的廉租房本来规划就远远不足，更只实现了不到四分之一。

    其三，土地供应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而非人大决定。地方政府为了土地收益最大化，常常忘却自己平抑楼市的社会责任，往往房价高时放地，房价跌时收缩地根，使得“面粉”价格常常高于“面包”价，而地产商又借机哄抬楼价，形成硬泡沫循环。

    其四，房贷政策对遏制二套以上房贷制度不坚决，银行操作上多有漏洞，给房地产炒作创造了信贷条件。

    其五，货币外汇政策未能有效地遏制热钱流入，从而使海外热钱成为吹高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源头。

    不合理之一：一次性出让土地而非长期征收物业税。一次性出让土地是再分配向现任政府倾斜，即一片土地出让，是现任政府收益，与此后的历届政府无关。而物业税则相反，土地出让并盖房居住后，每届政府都可以从中按年获取收益。前者是有水快流，鼓励“有地不卖、有钱不花过期作废”；后者是“有水慢流，不寅吃卯粮”，越到后来政府财政收入越多。前者是谁拥有房子按年收谁的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70年的划界问题——70年的划界将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巨大困扰——如果土地使用权延续，则70年后（甚至不用70年）财政收入枯竭；如果不延续，则购房者子孙一夜间不动产财富将被洗白一空。

    不合理之二：出让收入主要是地方政府享用，而非社会公众获益。由于土地是一个国家的天赋全民财富，即使政府代为转让，可获取一部分代理经营费，但其转让收入除了合理补偿原住民外，必须将收益的大部分回馈于社会公众，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廉租房，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但现实中，地方政府包揽从征地到收入花费的全过程，社会公众或人大对此缺乏有效监管，使得大部分收益成为政府自身花费和非社会保障类的投资。

    不合理之三：土地出让的数量和时机是由地方政府随机决定，而非人大或社会公众决定。这造成了“面粉贵于面包”的困局，实际上导致了政府与地产商分配中，地产商的弱势；而地产商又以更高的代价转嫁给了更弱势的购房者。

    因此，要根本解决房地产的硬泡沫问题，必须先行完成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职能改革，实现“全能管制型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扭转在土地财富再分配中，现任地方政府“一股独大”享受主要利益的局面。

    这种变革将会有两种实现的路径：一种是地方政府的主动变革，即有效遏制自身既得利益，主动增强社会保障功能，自我变革为“服务性政府”，实现房地产泡沫的软着陆；另一种是房地产价格雪崩，房地产泡沫硬着陆，国家社会财富蒙受重大损失，社会各界对土地财富再分配现有模式严重不满，并由外部巨大压力倒逼土地财富再分配机制彻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