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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消费安全基础的是我们消费者自己！
 
 作者：马 宇
来源：马宇搜狐博客　日期：2008-9-22 13:15:39　访问次数：1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网保留原创文章版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三鹿“结石奶粉”事件，再次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的严重问题。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披露出的若干信息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原来早在半年前，消费者就已经在投诉三鹿婴儿奶粉问题，而早一个月前，企业“自检”就已经发现了问题，并向“有关部门”做了报告，可直到媒体披露此事，有关部门和企业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原来添加某些添加剂，包括此次事件元凶三聚氰胺，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达到所谓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竟然是行业潜规则；原来“奶霸”和奶农，为了获得非法利益，添水后再加入尿素、氢氧化钠以及三聚氰胺提高氮的含量，做成搅拌牛奶，居然早已有之……企业的“1100道”质量监控程序，从质检到卫生到工商的若干政府部门，都没有阻止问题奶粉的出现，毒奶粉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婴儿娇嫩的肠胃，损害着婴儿的健康，甚至夺去婴儿的生命！


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立即做出反应：停止消费问题奶粉；要求政府彻查事件真相，严厉追究有关企业、部门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但我们还是疑虑：这就能解决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吗？显而易见，发现哪个企业、哪种产品出现问题再停止消费，这种被动方式不可能保护我们的消费安全。惟有建立完善的制度环境和消费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实际却又异常简单。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此次事件中的一个细节：三聚氰胺作为添加剂，早在去年的出口宠物食品风波中就已经被发现了。当时我国出口美国的宠物饲料引起了动物非正常死亡，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经检测认定是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质检总局对此进行了严查，有关企业负责人还被批捕。但为何一年以后，添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还能祸害我们的婴儿？业内人士都知道三聚氰胺被添加到了食品中，质检部门不知道？即使检测困难，难道还比检测出口狗粮困难？是否有关部门真的以为关心出口狗粮质量比关心国内婴儿食品质量更重要呢？


毫无疑问，政府部门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反思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有责任？回想去年“毒狗粮”事件，我们群情激奋，但骂的不是我们的出口企业见利忘义，不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没有管好国内的质量安全，而是骂美国政府对我们设置贸易壁垒，骂外国媒体妖魔化中国制造！我们是发泄了情绪，但是不是也错过了加强消费安全保护的契机？在某种意义上使那些无良企业、无责部门得以继续为所欲为和不作为？


还有一种联系看似无关实则至关重要，那就是行业的开放竞争和消费安全的关系。此事件中也有一个细节：近年乳业竞争激烈，乳制品企业为了跑马圈地和降低成本，抢占奶源，挤占奶农利益，才导致了添加三聚氰胺“勾兑”牛奶的发生。如此说来，这是竞争的错？


错！恰恰相反，这是竞争不足导致的。试想，假如这是个充分竞争市场，任何一个企业的微小失误都会导致被消费者抛弃，从而被市场淘汰出局，那这些企业还敢不敢如此放松质量控制，竟敢收购有毒牛奶，并且发现了问题还敢不立即召回销毁，宣布收回居然是“凭发票退货”？假如这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不管是质检、卫生、工商等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都对所有企业监管一视同仁，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只管产品质量不管企业属性（内外资或本外地），那些无良企业还有生存空间吗？假如这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我们消费者完全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消费者就是这个市场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理性的消费行为面前，那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企业和行为哪还有存在的土壤？假如这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我国的乳制品行业也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市场的优胜劣汰早就让一些不合格者出局，资源会得到更好利用，上下游链条的利益分配也会更规范和正常，质量控制会更有效。笔者手头没有眼下乳业市场竞争状况的统计资料，但也接触过一些国内外乳制品企业，知道有太多的非市场因素在影响着正常的市场竞争，最终导致该死的死不了，该活的当然也就活不好。活不好却又要活—这是企业的本能，所以众多的扭曲行为就出现了，包括质量控制方面的偷工减料、得过且过甚至谋财害命。


十多年前，笔者去一家颇有名气的国内乳制品企业调研。一名高管谈起自己参观本地一家外资企业同行的感受：人家的运奶车都是全密封低温的，挤奶管天天消毒—而我们，一根管子用半年不见得洗一回！反正到厂里还要高温杀菌啊。最后该老总感慨：看完人家的质量控制后我都不敢让孙子喝我自己生产的奶粉了。去年又去伊利、蒙牛，发现现在国内企业的质量控制体系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软、硬件非常健全。但毋庸讳言，让质量控制成为企业渗入骨髓的一部分，成为从上到下所有员工的自觉意识，仍非一日之功。最重要的是，必须时刻保持企业外部的强制力量，而这力量的终极就是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动力。政府的监管还可以规避，还可因监管不到位、渎职和腐败而打折扣或名存实亡，但市场的力量却是躲无可躲的。


看得见的质量控制体系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的质量控制，二是政府的质量监管。但这两者的基础却都来自于其共同的服务对象：消费者。消费者对于企业是上帝无须多说，但在中国，事情却又常常是颠倒的或者混乱的，尤其是遇到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时候，激情的消费者是宁愿“舍生取义”的，殊不知牺牲自身权益并不能换来民族经济的强大和民族品牌的辉煌，而只能造就泥足巨人和品牌幻象。我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牺牲消费安全不能换来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只有在消费安全基础上才能构建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


消费者对于政府，主仆关系似乎更不明晰。消费者对政府的影响和制约，多半时候连企业都比不上，所以不但无从有效保护自己的权益，也不可能对政府的失职行为问责。这固然反映了公民权利的缺失，但这种状况的形成，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呢？


反思我们某些公共性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正是我们消费者放纵了那些无良企业（行为）和无责部门（官员）的存在，自己摧毁了自己的消费者保护环境。

 （2008年9月13日）
市场化红利支撑增长奇迹
 
 作者：周业安
来源：周业安搜狐博客　日期：2008-9-22 13:26:19　访问次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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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治理通胀，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乐观地预见，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能够保持在10％左右，这依旧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数据。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进入两位数的增长率区间，在外国人看来，就是一个奇迹。这当然可以用底子差、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等等来理解，不过勿庸置疑，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能够持续近10年的高增长，无论如何都是罕见的。即使在美国次级债的恐惧弥漫的今天，绝大多数人也还是没有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失去信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经济增长俨然成了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体典范。相关的文章和书籍无一例外地都把这一增长奇迹作为解剖对象。在一系列的掌声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零星的异议。这些质疑声有些是针对统计数据本身，只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多了，最终也发现中国的统计数据也没有这些国外学者想象的那么坏，很多数据的质量甚至非常好。撇开统计数据问题不谈，还有另外一些质疑声，那是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力量的疑惑。不过无论怎样疑惑，中国的经济还是再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着。


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等要素，而且还有技术和制度等。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制度，那么落后国家由于劳动和资本相对便宜，也就获得了所谓的比较优势，可以吸引企业迁移，并实现经济体的飞跃。很显然，如果一个经济体是落后的，其GDP的基数也就少，稍稍增加一些，也就显得增长率较高。这就好比一个穷人，原先每个月才挣100块，现在每个月能够挣120块，那就是20％的增长率啊！而对一个富人来说，可能每个月1万块，如果现在每个月增加1000块，其增长率也才10％而已。所以，高增长率一点也不希奇。


进一步看，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如果落后的经济体一直都能够高速增长，那么总有一天会赶上发达的经济体。这个被经济学家称为“趋同”。也就是说，只要落后者的增长率比发达者高，前者就能赶上后者。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可它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落后的经济体逐步变得有钱，劳动和资本的价格也就随着上升，这个时候，原先的比较优势就会慢慢丧失，其增长率也会慢慢下降。比如，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成本明显高于周边的越南等国，就导致大量的企业会迁徙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这种迁徙不会等到我们赶上美国才会发生，而是在开始追赶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


想想也挺可怕。我们在奔小康的同时，也在构建奔小康的障碍。穷有穷的痛，富有富的苦。看看，涨工资了吧，物价也涨了，房子也涨了，资源也涨了，结果自己还是一个穷人。不仅穷，而且还很可能失去挣钱的机会。如果没有新的企业填补迁出企业的空缺，并且如果没有措施能够留住当地的企业，那么落后的经济体追赶到半山腰，也就歇气了，结果趋同总是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一些法子能够让歇气的人补充能量，重新焕发精神，大踏步地直奔山顶。什么法子能够像老山参那样提神呢？经济学家开出的方子就是技术和制度。技术能够让经济越跑越快，而制度又能够让技术越跑越快，两者配合得好，再落后的经济体也能像刘翔那样飞了。


问题恰恰在于，落后的经济体往往没有好的技术，更没有好制度生长的土壤。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技术无法发芽。这就意味着要对症下药，必须从制度着手。可是当经济学家试图开出一个标准药方，上面写着产权清晰、私有化、竞争市场等几味药的时候，发现这个药方对落后经济体几乎没有太多用处。因为这些药方相继滋生出了腐败、权贵和不平等。是药方错了吗？华盛顿共识现在显然不太受欢迎，即使这个共识已经被大大扩展了。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事例恰恰被用于反华盛顿共识的生动事例。知名学者、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教授在评述世行关于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总结性报告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恰恰是采取产权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办法来规避了华盛顿共识的潜在危险，创造出了增长奇迹。这一点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在早期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比如市场竞争更重要；产权模糊更有效等等。


但问题在于，用中国事例来反对华盛顿共识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现有的证据是，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过程在不断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说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其实在持续享用着市场化红利，而在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产权正逐步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精神在逐步明晰。并且从地区看，的确产权明晰在地方政府手中要好于原先的旧体制，不过恰恰还有一个层次的现象被反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们忽略了，那就是：产权明晰在家庭和个人又要比明晰在地方政府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浙江，浙江是整个中国大陆经济最有活力、发展最好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个地方的市场化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更彻底，相应的也就获得了更大的增长支撑。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渐近方式创造出了一个层级非常明显的产权体系和演变路径，而不像华盛顿共识及其扩展范式所要求的那样，需要一步到位。这恐怕是中国的改革和其他落后经济体关键的差异所在。如同中西医的差别，西医要求药到病除，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看似能够短期内解决问题，但经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完全相反，讲究慢调，通过合理的配方以及适时的灵活的调整，来逐渐调理身体，使之最终健康。中医是典型的渐近式疗法，但往往能够治本。所以，在这种中医式的改革方式下，我们能够看到五花八门的产权模式，不过形式上的多样化不能掩盖实质的一致性，那就是能明晰的部分都逐步得到明晰，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华盛顿共识及其扩展范式错了吗？通过中国的特定事例似乎得不到肯定的答案。恰恰相反，中国的增长奇迹似乎在预示，可能的错误在于经济学家在推进该共识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西医式的疗法，方子没错，执行方式错了。

 该文发表于《中国经营报》2008年4月14日
2008年一场关于“热钱”的中国癔病
 
 作者：郭宇宽
来源：　日期：2008-9-23 10:38:36　访问次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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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也和500年前的欧洲人一样面临某方面的理解力困难，全球化把世界连成了一体，什么汇率、QDI、CPI实在太神秘了，复杂的金融现象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比500年前的欧洲人理解地震和森林火灾还要困难。再加上“有良知”的专家或学者以高深的姿态告诉他们，有一个魔鬼叫做“热钱”，他们是从国外来的，中国经济出问题？就是他们搞的。中国老百姓便很容易相信这种解释。


2008年一场关于“热钱”的中国癔病



“热钱”搞乱中国？


有一个笑话说：夏天的一天，老张上班带着口罩，别人问他这么热的天你带着口罩干吗呀？老张紧张地说，你没看电视么？现在流行一种很厉害的“蠕虫病毒”，会传染啊。


这个笑话让人有些笑不出来的地方，普通老百姓常常会被究竟是什么东西都没搞清楚的东西吓得半死。对于2008年那些被中国大陆股市楼市搞得痛不欲生，“财产性收入”都变成“财产性损失”的老百姓来说，很多人都以为，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热钱”的怪兽。


这大概是一些学者和媒体的功劳，如果要评选中国2008年的关键词，相信“热钱”一定会入选，翻开报纸上你会看到这样的醒目标题“万亿美元热钱游走中国酿危机”；打开电视一个头发灰白的著名海龟教授紧皱眉头地告诉大家，中国当前最可怕的敌人是“热钱”（有时候称作“虚拟资金”），根据他的学术研究，这是国际敌人“遏制中国的阴谋”，“这些钱如果涌入产业市场，大肆收购制造业资本，将直接冲击中国的经济安全”。在还有学者热诚地提出建议：“应当从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针对热钱问题专门出台具备追溯力的法规政策，对热钱形成‘关门打狗’的围歼之势，将历史上的外逃资金以及热钱的不当得利收归国有，彻底打击热钱、投机资本搞乱中国经济的嚣张气焰。”这种气势大概只有效法我们的先人，家家户户放炮竹，在门口插茱萸，洒狗血，才能赶走“热钱”这个怪物。


但是赶走这个怪物好象也不对，这种恐惧下，我们的政府可自然没有闲着，一会儿说“警惕异常跨境资本的加速涌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从各个层面围堵‘缺口’。”而且已经“发现了大量异常资金”。一会儿又说“严密监控，防止热钱流出。”忙得不亦乐乎，好像在和一条有鼻子有眼，要在中国进进出出的恶龙搏斗。更有专家发表高论：“既要防止热钱流入，又要防止流出，因为两者对经济都有危害。”


既然已经进来了，而且赶走又不对，只有听天由命了，中国经济体看来已经被“热钱”这个妖怪附体了，就像我们过去认为妖怪附体会发羊颠疯，打摆子，口吐白沫一样，这很能解释中国股市为什么会创下了全球跌幅最大的世界纪录。


哪张钞票不是“热钱”


在追究“热钱”的危害，之前，我们不妨先试着给热钱下一个定义。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热钱定义“只为追求最高报酬以及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但这个定义稍作推敲就会给人带来疑惑，除非过去土财主把钱存成金元宝埋在地底下，当你看到中国的银行发行年利率百分之五点几的债券都会老百姓都要排队购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哪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不在追求“最高报酬以及最低风险”呢？哪个货币的持有人不在寻找本金安全并能避免通货膨胀的避风港呢？至于“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更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怎么定义叫迅速和短期呢，是一天叫迅速，还是一个月或者一年叫迅速？而且投资常常就是一种依赖对于局势做出的适时判断的行为。当一个外国基金经理，买入一只中国股票，他最初也许设想这个公司有10年的持续发展，准备长期持有这只股票，想必不该算作“热钱”，也许过一段事件，他发现产业形式发生了变化，或者这只股票价格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波动，让他的判断产生了调整，他决定套现这只股票。在他脑海中做出决策的一刹那，难道钱就变热了。


如果我们这样定义“热钱”，那我们既要招商引资，大力吸引外资，又要防止“热钱”的唯一办法，就是规定外国投资者需要每天向我们的外汇管理局和人民银行汇报自己的投资意向，是不是想“短期”，“迅速”套现，一旦有这个倾向，就封锁账户，驱逐出境。要想保证汇报准确恐怕还得在每个外国投资者脑袋上还得装一个测谎仪防止他撒谎。


但奇怪的是中国的外汇管制措施之严格是世界前列的，而且中国证券市场没有做空机制。比起那些对冲基金一类的金融工具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的金融开放程度还属于很低的水平，为什么那些金融更开放的国家反而不害怕“热钱”呢？全世界现在大概只有中国人对“热钱”这个话题如此热衷。在网上用 google搜索“hotmoney”的关键词几乎全是关于“china”的文章，怎么“热钱”这个妖怪专门跟咱们中国人过不去呢？莫非它看中国人钱太多了眼红？有专家告诉我们因为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但根据Bloomberg的数据，2007年，澳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是10.86%，巴西雷亚尔对美元升值达20.18%，而与此同时，人民币仅对美元升了6.87%。2008年至今巴西雷亚尔对美元升值也比人民币强劲。但也没听说人家巴西、澳大利亚为了“热钱”一惊一咋的。


更奇怪的是，在我们连“热钱”是什么东西，如何定义都说不清楚的时候，居然已经有专家学者很严谨地算出来，中国目前国内“热钱”有1.75万亿。


热土，热钱


这种对“热钱”的恐惧，形成了一种有压力的社会氛围，我曾经安排一位记者去采访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时，大概是我没交代清楚，那个老总给记者吓坏了，花了半天时间辩白，自己是投资，不是投机，生怕别人把他的钱和“热钱”联系在一起，要划清界限。


定义什么是“热钱”？就好像要规定一个人三围尺寸是多少可以被算作是“美女”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但是讨论一个投资市场资金的热度却是有价值的。在我看来资金的热度也就是投资的活跃程度，而哪里的投资机会更多，哪里的投资基金自然更活跃。而哪里投资机会会更多呢？答案是，市场经济越不完善，信息越不对称，价格越被扭曲的地方投资机会越多。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如果市场总是有效率的，我将会流落街头，沿街要饭。”这蕴含者一个道理，当市场完全有效的时候，再聪敏的投资者也无所作为，整个市场将在所有地方分享平均的增长利钱”的一定不会是经济学家，而是社会心理学家的好课题，就像美国汉学家孔力飞笔下的大著《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一样。

猪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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