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走向阳光 上证指数, 中国证券, 私募基金, 戏剧性, 赵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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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出牌的方式与众不同：市场上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们远远观望；市场上风高浪急的时候他们慢慢靠近；而在船倾浪涌、危机四伏时刻，“人弃我取”，他们出手了。
赵丹阳第一次引起公众注意就是这么戏剧性。2005年5月，A股市场笼罩在一片哀鸣声中，绝大多数机构的预测是股指将持续下跌，到700点也不足为奇，赵丹阳却对《中国证券报》的记者说：“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即将来临，上证综指1100点以下的任何点位，都是战略性资本建仓的极好机会。”
赵丹阳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旗下管理的三只基金逢低吸纳，5个月后，上证指数又跌去了32％，赵丹阳旗下基金却创造了35.33％的累计收益率，累计分红率则达32％。转过年来，眼看着指数节节上升，大部分投资者幡然醒悟的时候，赵丹阳已经跑出老远去了。
赵丹阳是谁？赵丹阳是赤子之心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而赤子之心仅仅是活跃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为数众多的私募基金公司中的一家。
所谓私募基金，是相对公募基金而言，它的标志性特征是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因为这种非公开性，私募基金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中最为隐秘的一股资本力量。
这股隐秘力量有多大？两年前，中央财经大学在一份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私募基金调查》的课题报告中说，私募基金掌控下的基金占投资者交易资金的比重达到30％－35％，资金总规模则在6000亿－7000亿之间，整体规模则超过公募基金的一半。
但是，到了今年，许多市场人士并不认同这一数字，他们认为这份调查报告大大低估了私募基金的规模。在指数节节高攀、股市一举扭转五年熊途的大背景下，无数资金正以私募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涌入股市。那些在熊市中死亡、离去的私募基金现在又重新活转，而那些熬过熊市的私募基金则迈开更大的步伐。
因为私募基金的隐秘性———受制于我国法律的约束，他们大多数以资产管理公司、顾问咨询公司或理财工作室的名目存在，甚至连中国证监会的有关人士都表示，私募基金管理的资金数量确实难以估量。
这股正随着攀升的指数一起膨胀的隐秘的力量到底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着？又在以怎样的特殊方式参与和塑造着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呢？
从“做庄”到价值分析
10月末的一天，26岁的小李不无兴奋地对记者说：“今年到现在为止我的收益率是160％，还不错。”26岁的小李，三年前大学毕业，没有去找工作，而是和一位同学合开了一家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眼下管理着3000多万资金。
类似小李这样的两三杆枪就张罗起一家私募基金公司的并不在少数。即便是大一些的私募基金，核心员工也往往只有三四人四五人。眼下，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就活跃着不少这样的私募基金公司。
160％的收益率怎么做到？
“我们和市场上一些基金把某只股票价格炒高，然后找一家大公募基金帮助我们把筹码接过去，当然我们要给这只公募基金的经理人一些回报，这对他们个人来说很可观的。公募基金经理人一年也就30多万，顶多也就百万。但私募做好了利润分成就是上百万上千万，而且现在还是大牛市，所以不愁找不到这样的合作方。”小李说。
但是，在赵丹阳看来，像小李这样的生财之道，眼下越来越不占据主流地位。他认为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之所以能活下来，并且慢慢做大，是因为他们在很多时候更多地扮演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角色，在市场行情的把握上比机制僵硬的公募基金来得更为准确和迅速。
赵丹阳旗下的私募基金是最早关注并投资张裕B股的机构投资者，早在2003年初便已经建仓，而公募基金至少晚了一年才发觉到张裕的投资价值。赵丹阳不但曾经到该公司实地调研，还对具体产品的销售进行过调查。目前张裕B的价格已经从买入时的每股5元多飙升到除权后的34元多的价位。
和私募基金合作推出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的上国投有关人士对私募基金灵敏的市场嗅觉也表示赞同。这位人士举例说，即使在A股市场最低迷的时刻，私募基金的收益率也曾高达27.8％，正是他们最先发现了军工股和旅游概念股。
更重要的是，相比从前，私募基金的操作理念有了根本改变。
“最早的私募基金是做庄派，已经死得很惨。现在市场上的生存者是浪里淘沙的职业人。与以往依赖消息不同，私募基金也开始了严格的投资调研。”业内人士评价。
从2001年开始的四年半时间，A股市场多灾多难，波波折折，不少当年称之为庄家的私募基金，玩得惊心动魄，此起彼伏，但最后的收场大多雷同，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金融游戏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事，便会在旦夕间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从中科创到亿安科技，从唐万新到顾雏军，前赴后继，莫过于是。
“我原来有个朋友，奋斗10多年身家2个亿，2001年1个月的时间，赔没了！我自己也曾经一个不小心一天亏去70％。”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回忆。
这样的经历使人不由得陷入长时间的彷徨与反思：哪里是安全的彼岸？什么是成熟可靠的投资目标？
赵丹阳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在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的时候，参与H股投资让他几乎赔光了身家，不过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形成了今日的投资理念，那就是：“抛弃技术分析，专注公司投资。”
他说，从长期衡量，企业的股价一定会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寻找在不同行业里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存活下来，并且有比较高的成功确定性的企业。
明白了这一点，对他而言，世界再次变得开阔。2000年，从香港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成立首只证券投资基金起，他的投资没有过亏损。
“我现在并不关注市场上的消息，而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他说。例如在银广厦热炒时，他没去公司调研，而是直接去到电力公司，看银广厦每个月用电额度，当发现这么大一个公司每月用电仅上百度时，他就打道回府。当欧亚农业在H股热炒时，很多人劝他持有这个股票，但是赵丹阳不为所动，他对欧亚农业的获利水平深表怀疑。
但是对市场上更多的私募基金经理而言，成为利润预言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有着更加灵活的操作方式。
“私募去上市公司调研花个几十万买业绩和送配等消息，而公募基金却没有这方面的支出，”业内人士透露，“私募基金往往通过精简人员、节约人工方面的成本来进行这方面的投入。”
一面是优势，一面是劣势
“在中国的证券业，一般做不了十年时间，要么被淘汰掉了，要么就出来自己干，这几乎是条铁律。”一位私募基金经理总结道。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私募基金经理原先供职于一家公募基金，“在我们这行，人员的流动很频繁，我的从业时间是7年，认识的一些优秀的基金经理和券商人才几乎都退出去拉大旗做私募了。”他说。
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与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年－1994年，此时证券公司的主营方向从经纪业务走向承销业务，于是开始强调定向吸引一些大客户，久而久之形成信任关系，而证券公司的角色亦转换成代理人，由大客户将资金交与证券公司代理委托进行投资；或者券商自身也出资以合作的形式进行共同投资。第二阶段是1997年－1998年，其时一级市场非常活跃，上市公司将股市募集来的富余款项委托主承销商进行投资。第三阶段是1999年到现在，由于投资管理公司发展迅速，大量证券公司从业人员跳槽出来自己做业务。
“我们做的是绝对收益，而公募基金还要考虑每季度、半年以及年终的排名，这些都会影响长期的稳健投资。”锡泉投资总经理庞道满认为私募有理由跑赢公募基金。
除此之外，相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在投资决策上、投资限制等方面更占优势。
比如，公募基金的投资决策链条更长，公募基金的研究部门发现一只有投资价值股票后，往往必须先提交报告，但是从报告的提交到开会讨论，到投资总监做出决定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时间耗费很长，等做出了决定，投资时机也往往错过了。而私募基金则不用顾虑这些，发现了好的品种，他们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
“这也是正规军里留不住人的一个原因。”这位经理说。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私募基金的激励方式较之正规军更有诱惑力。一般情况下，他们和投资客户签订的合约是按三七分成，投资收益中客户拿七，他们拿三，如果碰到投资额相当大的客户，他们也会有上下一个点的浮动。
“我的一个同事去了宁波的涌金理财（一家私募基金公司），不到一年，车也买了，房也买了，日子看上去很逍遥滋润。”一位海通证券的行业分析师说道，而他自己也准备离开海通，加入一家私募基金公司。
“优秀的人才都会选择出来，毕竟私募更有活力，除非你已经做到投资总监这个级别。在华尔街，个人财富积累最快的是两类人，一是网络新贵，二是私募基金经理（对冲基金）。”他说。
硬币的另一面是私募基金经理所面临的压力。当前，私募基金存在的制度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私募基金本身不具有合法地位；二是三方主体不合格，一旦发生争议，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权利也不受法律应有的保护。所以迄今为止他们是随时可能被取缔的一个群体，生存在灰色地带。
这些要作“中国巴菲特”的私募基金人士除了靠行情吃饭，他们还存在难以发展壮大的苦恼。
在成熟市场，私募基金的规模大小取决于基金经理的业绩，但在国内，私募基金的合规性大多存在问题，更不用谈其业绩的公布渠道了，结果就是要想把规模作大也非常困难。有的人虽然在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庞道满坦承：“比如做公募你成功的投资记录就会被投资者看到、了解，而做私募是没有记录的，无法拿过往的业绩拓展客户。”
对于一些已经运行时间较长获得良好声誉的基金经理人来说，募集资金已不是一件难事，比如已经小有名气的赵丹阳和庞道满，每天面对众多慕名而来的资金，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标准。
但更多潜在水下，运行规模较小的基金经理，除了靠朋友间的口耳相传，为了吸引资金，他们需要承诺更高的投资回报，也要面对更为苛刻的管理费用，当然有时也要采取一些并不规范的操作手法，进行着高风险的“玩火”游戏。
合法化努力
在上海、深圳等地，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正在通过与合法机构的合作与创新，尝试着阳光化发行和运作思路。
“这些与信托合作推出的产品及投资过程都是非常规范的。”上海国投有关人士表示。目前，业界采取了三方监管的模式，由信托公司、证券公司营业部、托管银行三方进行监管。
如果说信托是一个舞台，那么私募基金管理人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只是其所有的“表演”，都必须遵守信托公司制定的游戏规则并接受其“监督”。在这些信托方案的设计中，上国投特别引入了“一般受益人”和“优先受益人”概念，前者主要指的是“以证券投资管理为主营业务的投资公司等私募基金管理人”，而后者则是普通信托投资者。
以上国投“蓝宝石”系列中的指数连接产品为例，信托项目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出资，作为信托计划的投资者之一，并以其出资首先承担信托计划亏损的风险，从而约束其道德风险。这类产品中，通常一般受益人与优先受益人的出资比例为2∶3，换言之，如果该信托项目募集资金3000万元，那么私募基金管理人则必须出资2000万元自有资金。总共5000万元被纳入上国投的管理范畴，而资金则由外部托管行负责监管。实际上，形成了由托管行和信托公司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双重监管的格局。
这种信托受益权的分层设计，可以将优先受益信托投资者的本金损失风险降到极低程度，同时投资者还能获得相对稳定的预期收益率。“蓝宝石”系列产品第一代中，大部分到期产品的实际收益率，在4.5％左右。
在信息披露方面，与公募基金需要公布季报、半年报及投资组合品种不同，这些私募运作的信托产品只需要定期通过托管银行向投资者公布基金净值。不同的产品公布周期有所不同，有一季度一次，也有一个月或半个月一次。
操作合规化是信托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的原则。
“作为产品一般委托人的私募基金只能组合投资，不得有通过集中投资操纵市场等行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上海国投人士称。
通过合作证券投资信托计划，私募基金将在严格的风险控制制度下，获得投资管理经验，为日后真正阳光化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