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对中国26年的改革过程本身的重新评估 中国经济, 宏观调控, 评估, 矛盾,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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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经济研究网对中国26年的改革过程本身的重新评估
作者：佚名

[摘要]2005年被命名为“改革年”，在国内、外都引起积极反响。改革的谋划不需要太多的牢骚或歌功颂德，而是需要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对改革时机的选择、推出改革之内容、如何更多地照顾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等战略问题。2004年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我国经济、社会方面暴露出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借助改革才能解决。实践证明，单纯靠发展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从来都没有获得过成功。惟有改革对解决这些问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本身就是对经济、社会做出有利于发展的调整活动。矛盾是在不断调整中解决的，不调整结构的发展只能让中国走上越来越不妙的未来。

　　（中经评论·北京）一、如何正确对待当前社会中对改革的议论：分歧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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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与公正。中国的基尼系数、城乡差距、东西差距、三农问题等都成为新左派和激进派攻击改革成就甚至批评政府决策的话题。尽管他们的批评话语有时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但在这个方面，反对方也无法与之进行有力的辩驳，他们只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应付的成本”。大部分反对者认为社会的现状违背了邓小平当初设计的“让多数人富裕起来”的初衷。眼下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吸引该阵营对中国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因为没有谁能够否认这种现状，所以，“我们要减轻临产阵痛的途径不是开倒车（吴敬涟）”的观点被他们当作政府利益代言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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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革与稳定。这是分歧最为严重的领域，正如在发展方面的成就和社会公正缺失无人能够否认，而两大阵营显然都力图达到社会稳定。但达到稳定的途径不同让论战达到高潮。以平均主义达到社会稳定：“全国的财政收入都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的政令才能畅通无阻，经济要素在地区间的流通才能由价值规律支配。”（杨帆）但这让经济学家居多数的对手嗤之以鼻，与集权的中央计划相反，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市场解决效率问题，政府解决再分配问题。但如果效率低下，政府的再分配也不可能有效。所以，反对派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市场的东西太多，而是太少，过多的政府干预直接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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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改革与中国的国际地位。这里的争执同样非常激烈，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一直都存在，他们欣赏毛泽东时代被迫的自我封闭，极左意识形态在这里依然占统治地位。他们将中国加入WTO过程中的谈判让步视为丧权辱国，甚至将龙永图与前清李鸿章做比。依然使用帝国主义来称呼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是一种经济侵略手段等。相反，新自由主义的声音在竭力呼吁国际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为中国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而感到自豪。与两种极端的声音相比，“中国（在国际接轨）并不是在创造一套新的制度，而是被迫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的制度进行修正。”（杨小凯）还算是比较客观的。
　　双方对如下问题达成了出奇的一致：
　　1. 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三农之外；
　　2. 中央、地方的关系必须在财权重新划定之后才能解决；
　　3. 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在行政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之前，无法有大的突破；
　　4. 行政改革将成为中国所有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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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什么要重新认真评估改革？
　　1. 中国是一个转轨大国，但对缺乏对改革的整体评价、以及对改革本身的规律性研究。目前，对改革的大部分评价都摇摆于两个极端当中：要么把改革贬的一文不值，甚至还要“秋后算帐”；要么太过强调改革成果，忽视了伴随改革成就产生的严重社会矛盾，以为那只是“实施中的技术性问题”或“必要的成本”。这些都不是在评价改革，而是假借改革的名义在评价社会现象。显然，这样评价改革并不利于指导以后的改革。
　　2. 2005年被命名为“改革年”，在国内、外都引起积极反响。改革的谋划不需要太多的牢骚或歌功颂德，而是需要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对改革时机的选择、推出改革之内容、如何更多地照顾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等战略问题。
　　3. 2004年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我国经济、社会方面暴露出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借助改革才能解决。实践证明，单纯靠发展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从来都没有获得过成功。惟有改革对解决这些问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本身就是对经济、社会做出有利于发展的调整活动。矛盾是在不断调整中解决的，不调整结构的发展只能让中国走上越来越不妙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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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新评估改革（个人观点）
　　我们不能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于已经进行的改革造成的，相反，这些棘手的问题是由一些不到位，不配套的改革或者没有改革造成的。成功的改革从来都是解决问题的。我们在此不去评价中国现实的所有社会矛盾，因为这里有太多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非改革问题。我们只评估改革的规律性问题，以期对下一步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没有改革，我们现在可能还停留在现在越南的阶段，讨论国家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无暇顾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改革已经让中国在转轨初期完成了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并且对于消除中国贫困现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改革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改革同时也是消除某些巨大误会的有利武器。中国自从1978年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以前的“反复”阶段，就是中央坚决推进改革的结果。
　　成功的改革向来都是态度坚决、直指问题要害、实施到位的。任何态度不坚决的改革往往无法实施到位。改革要想达成其既定目的，必须以坚定的态度实施。态度坚定的改革可以大大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良好预期，积极地参与改革。否则，不到位的改革还会引起大家对改革的猜疑，甚至为改革设置障碍。以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农村改革看，其实施的坚决性、到位性保证了改革的成功推进，从而保证了80-9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反之，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基础领域改革屡次瞻前顾后、前后出入、态度游离，使中国经济陷入不断的“经济过热”怪圈，大大降低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有损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能力。
　　成功的改革是整体性、配套的改革，可以大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只从局部利益出发的改革只能让某些社会矛盾雪上加霜。从中国改革的成功案例看，自下而上传递经验+自上而下确立其法定地位的改革总能取得巨大成功。改革要想实现其既定目标，必须具有整体性。多种配套改革齐头并进，才能从多种渠道产生效果。从局部利益出发的改革只是社会矛盾的救火队员，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平心而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从技术角度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推出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并未配套，使得许多弱势群体成员失去原由的基本保障。同样，对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益的改革措施因为没有相应配套的农产品市场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农民在被管制的农产品市场中无利可图，外出务工依然受到歧视性对待，反而制约了农民对农业改革信号的良好预期。不配套的改革往往还会造成社会的震荡，这也是许多观点将一些社会矛盾迁怒于改革的重要原因。
　　成功的改革在时机把握上非常受群众欢迎，也能最及时地解决问题。而错过时机没有改革只能将矛盾越积越深，为日后的程度更大的社会问题埋下伏笔。改革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能错失改革的良好时机。在中国最为成功的80年代的农村改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推出时机的恰倒好处。若早，则政治条件不允许，若晚，农村矛盾可能激化。同样，面对199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过热，当时发起的宏观调控正是积极推进投资改革并解决问题的大好时机，然而，种种原因让我们错过了调整投资体制结构的黄金时期。结果，这种投资体制的弊病在2003年再度大规模爆发，导致04年的经济过热。
　　成功的改革总是动力十足、上下一心，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都认为改革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佳途径。中国在启动农村改革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在许多根本问题上达成上下一致，促成了整个80年代的经济、社会改革的巨大成就。然而，有些改革迟迟没有推出，就是在动力方面显得上有余而下不足，或下有动力而上不实施。这样，改革的力量无法统一，造成许多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同时也加大了社会对改革的猜疑和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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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5年被命名为改革年，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关注又重新升温，各路观点可谓“百家争鸣”。当然，其中对改革成果褒贬不一，综合起来，各方观点在如下领域有较大的认识分歧。
　　1. 对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改与不改的争论。有两种认为改革应该停止的声音。一种认为改革造成了太多的负面效应，应该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以恢复社会的平均状态。这种观点甚至不惜使用文革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行为，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把人民的权力夺回来！（左大培）”另一种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了其既定目标，随着中国加入WTO成功，中国已经不再需要更进一步地改革。为此，对改革有清醒认识的人士严正地批评了这种观点，“20多年的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让中国的经济步入了一个正确的发展轨道，但并不是说改革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是根本错误的。（高尚全）”这些对改革的质疑反映了悲观的人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认为要退回改革前时代，而过于乐观的人则忽略了中国社会中的切实矛盾。当然，大部分声音还是认为改革应该继续下去，“我们要坚定稳妥的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总体来说，就是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吴敬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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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革与发展。经济改革26年的成就使中国完成转轨初期的既定经济增长目标。另外，相对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式改革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中国的改革成本似乎远未达到那种水平。而且中国持续多年的将近10%的GDP增长速度创造了另一个东亚奇迹，将作为横向比较对象的其他所有转轨国家都远远抛在身后。“过去的24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存在着问题，也有失误，但是综合而论，它是非常成功的。（钱颖一）”即便是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新左派也作出了如下判断，“虽然中国的改革的不平等、地区差异都很大，而且这些年越来越大，但是总的来说，至少和俄罗斯比较我们还是很优越的。（崔之元）”可见，无论是哪一方，都认为中国的发展全拜改革所赐。然而，仍然有部分声音认为“宁要平均主义的穷，也不要贫富分化的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