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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老赖，我竟成了老赖。”帝贤B 董事长王淑贤因为语调高亢而有些声音颤抖。之后他把头仰靠在沙发上，目光中难抑疲态。他那由车间改造而成的办公室宽大得近乎“浪费空间”，但凝固于盛夏空气中的压抑情绪仍让人感觉到些许逼仄。
我咋成了“老赖”
“老赖，是银行对那些不能按时还债者的通称。我现在就是老赖。”王淑贤并不避讳自揭疮疤，尽管这于他而言有些残酷。
眼下的王淑贤正被银行掐紧脖子。“到目前为止，帝贤B涉及银行贷款总共8亿多元，其中1个多亿是倒贷，其余的都要‘欠债还钱’，没啥说的。债权人告我，我输了官司，就应该主动执行。但因为目前没有现钱，法院就要冻结资产，拍卖我的股权，人家做得对呀。因此我从没出过庭，咋判咋是。” 王淑贤如是谈及时下与光大和广发银行之间的借款和票据纠纷。
但即便如此，王淑贤仍然敢梗着脖子对着银行行长喊叫。在去年公司出现部分停产之后，某行长上门要求帝贤B提前还贷，开口就是 “我们银行支持照顾你了，你怎么能不还我们钱呢？” 一句话，令王淑贤虎跳狮吼。
“真是至理名言。”如今提及，王淑贤仍咬牙根。为什么别人听来“蛮有道理”的话却让王淑贤深感刺耳呢？“我心里最明白，这笔贷款是怎样产生的。”当时许多家银行都在向帝贤B推销贷款，就在其中两笔贷款正准备办理手续时，这位行长通过途径找到王淑贤推销贷款，并开出“更优惠”的条件。王淑贤最后决定“支持照顾”这家银行。
“当初是你到我这里推销来了，是求我来了。那时有的银行为了贷款给我，托人请我吃饭，有的干脆就弄个漂亮女孩来，天天缠着，表面上就是邀请我去跳个舞，可我还偏偏不会。银行养活了公司？是公司养活了银行！我从1978年自筹资金50万元办企业开始，已经和银行打了近30年交道。1995年贷款利息最高时达到20%多，我一分本息也没差过。就在去年发生停产事件之后，我欠建行600多万元的一笔贷款到期，愁得我几天没睡着觉，突然想出了个办法：我把个人资产拿到典当行，典当出600多万元还了银行贷款，之后又把资产赎回。一个月38.75%的利息呀。”
如今乾坤倒置，恍若隔世，王淑贤却依然“不肯低下高贵的头”：“在两者之间做个选择：财富可能受损的富豪和可能会被送进监狱的违法者？”王淑贤似在发问，实则答案不言自明。王淑贤真的在面对这样的选择吗？
“现在当我有求于银行时，就发现我必须二者择一。” 王淑贤的“真知”来源于实践。某银行同意给帝贤的一家公司继续贷款，并为此深入企业考察，连称“帝贤是一家难得的好企业”，只待办理贷款手续。一行人临走，王淑贤给对方带了家乡酒。对于之前几乎没怎么和银行人员吃过饭的王淑贤而言，这还算破了例。“不点现金这事肯定得黄。” 王淑贤的助手预言。结果被其言中，贷款一事从此再无音讯。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几次之后，王淑贤明白了其中的门道：“原来5%—10%甚至更多的回扣是贷款的‘明’规则。”
更让王淑贤感到愤然的是，银行贷款终身追究“这么好的制度”竟然成为某些银行工作人员公然索贿的最好理由：“那么点钱怎么够呢，如果你还不了贷款，我得养老婆孩子呀。我们可是终身追究。”于是王淑贤开始明白，为什么附近一家属国家明令禁限行业的不起眼小厂烟囱连烟都没冒过就轻轻松松从银行贷到了几千万元，借款人还轻而易举卷走了2000万元。
“搞了30年工业生产，戴了30年大红花，把企业搞得这么大，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老赖？”即便如此，王淑贤决定只能暂时“赖”下去:“其实解决问题也很容易——拿钱，但行贿犯罪，我不干。”
事实上，王淑贤并非没钱还债。“几乎所有来企业考察的人都承认，公司实际资产相比账面资产要 ‘超值许多’。我手里的几千亩土地可是从老百姓手里一块一块收来的，没有一分是那种开发区白送的。我买的时候也就10万元一亩，到现在已经翻到百八十万一亩。现有的土地、厂房、设备都可以变现，但是，不行啊！这样做，近两万名工人咋办？工人不答应，政府不干，我心里也接受不了。”在承德县，王淑贤有“王半县”之称，意即半个县城的土地都是他的。
“被缚颈的公鸭”
“纺织业被列入信贷政策调整范畴，是帝贤B遭遇贷款危机的原因之一。”有分析如是认为。王淑贤对此并无微词，令他不能容忍的是，有些银行不贷款的理由竟是“承德被划为四类地区，只收不贷”。
“银行是怎么分类的？‘黑四类’承德地区的企业是不是受到了歧视？这一地区的好企业是不是因此被冤杀了？”他不明白，“所谓的政策剥夺了我的贷款权，竟还用了金融生态这样的词汇。” 王淑贤嗓门提高了八度：“银行也是企业，为什么不遵循市场法则？为什么国有的银行被私营了？还是开放不够！银行多了，它再这样就得饿死。”
“人穷，脸丑，没城市户口，你所在的地区决定你必须忍受这样的歧视。投资者买股票看来也要充分考虑这种被不公平对待的区域性风险了。”据知情者透露，王淑贤也曾试图寻找“更好的金融生态”，欲把总部迁往北京，但当地政府极劝阻：如果再失帝贤B，承德的3家上市公司将全部陨失。
“我就像被放在火上烤，并且如此炙烈。我想对真正的民营企业说，选择上市这条路要三思。” 王淑贤之所以特别强调了“真正”，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个市场上不专心于产业而利用资本游戏“套”成“民营企业”者不在少数。
王淑贤形象地讲述着他的“鸭子理论”：“我小时候农村老太太买鸭子，鸭贩子的规则是：没钱可以赊着，公鸭不要钱母鸭要钱，但死了的鸭子要付钱。农村人老实，发现活下来的鸭子都是母鸭没有公鸭，于是认定死掉的鸭子也是母鸭，就一同付账。其实卖鸭子的很鬼，他能分出公母，出售之前已在公鸭的脖子上拴了不易被人发现的细麻绳。这些公鸭小的时候还能活，再长大些就会因为难以进食而死。” 王淑贤说，因为有银行这样的垄断性企业造就的不公平存在，民营企业就和这些公鸭一样，根本难以长大，并且还会死于无形。
王淑贤还清晰记得他当初上市时说过的话：“如果你上市公司搞不好，就是千夫所指呀。”如今的王淑贤却真如芒刺在背。“股票跌得惨，董事长是该自杀还是下台？”王淑贤写了公开致歉函，2005年只象征性地拿了一元钱工资。“没脸拿呀。”
“要大鹏展翅露一露，所以上市。结果最难的却是再也下不来了。”对于醉心于“盖厂房”而不谙资本运作的王淑贤而言，他目前的处境是“尴尬，尴尬，还是尴尬”。
喧天锣鼓与响亮耳光
喜辩“黑白”，这常令王淑贤对“灰”有着鲜明的不兼容态度。之前不断发生的故事表明，这一点也成为这位曾经的“隐形富豪”后来被置于聚光灯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民出身的王淑贤如今开着一辆卡迪拉克，他用亲戚朋友凑起来的钱成立了一家纺织公司，取得辉煌业绩。作为私营商，他以前绝对不能在国营股市上发行股票，但现在可以了。……这项改革可能最终会令中国经济改头换面，影响之大不亚于70年代末邓小平打破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 王淑贤坐在他的卡迪拉克里，身子探出车外——2000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登载的照片，记载了这位“创造财富”的富豪也“创造了历史”——中国首家私人控股公司B股上市。
公司上市之后的王淑贤鲜见于媒体，直至2004年7月那次“再次创造了历史”的增发。“事实上，帝贤B打出耳光的力量不亚于他上市时的喧天锣鼓。只是因为身处逐渐被边缘化的B 股市场，公司又偏居一隅，所以声音的分贝被大大消减了。” 帝贤B的几次“出格”事件令资本市场的一位知名人士感慨连连。
2004年7月帝贤B向境外机构投资者定向增发不超过1.5亿股B股，但截至申购缴款最后到账时间只发行出去0.87%，其余99.13%要由承销商南方证券包销。王淑贤当时自问帝贤B“捅下的大娄子”：“恐怕在此之前中国券商并不知道包销是什么概念吧。”一记巴掌重重地打在了券商脸上。
去年1月，帝贤B发布停产公告，“造成停机停产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资金购买原料”。短短数日之后，公司又发布了恢复生产的公告。
谁感到了巴掌的疼痛？“人家都是证监会来查，还说没停产，你倒好，主动公告。”地方政府埋怨王淑贤，“帝贤B当时遭遇资金紧张，如果先立足自身调整解决而不公告，也许不会招致银行提前还贷风波。”
事实如此。这个停产公告，成为王淑贤今天“老赖”生涯的发端。“我当时确实停产了，能不公告吗？” 王淑贤今天仍坚持认为“理该如此”。
眼下的王淑贤正感到火辣辣的痛。投资者对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帝贤B眼下的借款及票据纠纷多有不解：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1亿元信用额度是授予深圳菱丰的，帝贤B根据深圳菱丰开出的8300万元票据向光大银行申请贴现并获得资金。王淑贤为什么承诺以其个人全部财产及股权为帝贤B偿还债务？如果按照其他上市公司的“常规”出牌，板子还远远打不到他王淑贤。
“钱是帝贤B用了，帝贤B当然要还。”王淑贤说。
大股东用个人资产为上市公司做担保，在资本市场绝无仅有。“王淑贤此举无疑与那些把上市公司当成圈钱机器、想方设法掏空上市公司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震撼了整个市场。”有评论认为。
事实也证明了王淑贤的“另类”。帝贤B 当初是整体上市，因为不存在所谓的“集团”，所以就没有往外输送利益的通道。“什么叫侵占上市公司资产？我根本就不懂。” 王淑贤所言不虚。在记者暗访过程中，王淑贤亲戚所开一家纺织企业的生产经理“很不满”：“我们通过帝贤B进原料，他们还要每吨加价200元，他们董事长黄淑贤说帝贤B需要资金。”
“董事长” 王淑贤
把“资本市场”四个字暂时抛于脑后的王淑贤是快乐的。
尽管公司里早就有了新的卡迪拉克，他还是喜欢每天开着那辆老卡迪去巡视他的工厂。这占据了他很大一部分工作时间。有人做过粗略测算：如果把帝贤B所有的工厂都改成20米宽连接起来，将长达30多公里。行于宽阔的通道，听着隆隆的机声，工人们会很有眼力地为他掀起悬于出口处的幕帘，这一切都让他感觉惬意。“我这一生没干过别的，就开工厂了，甚至连点业余爱好都没有。”
在承德县，没有人称王淑贤为“王总”，你只要提“董事长”，没有人不知道是指王淑贤。
纺织大王王淑贤更愿意为他的造纸业梗脖子：“产业转移，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转移到我这里就差不多了，再转就要去沙漠了。国内搞造纸的，到我这地区拉木材、煤炭，造成纸，再拉回北京来。我直接造完了拉到北京不就完了吗？并且我搞造纸，机器设备上花的钱还不到同行的1/10，只顶他们的零头。拉开了架势看看，他们哪里优越？”
帝贤B的厂房并不漂亮。被员工指为最漂亮的一座厂房也不过是顶上多了一圈蓝漆，还是因为造纸厂的防火需要——顶子要随时可以掀得起来。“全钢结构的厂房，在他这里只需要每平方米400元，而我们建同样的厂房要800元。”同城一位前来取经的国企负责人对记者感叹。
甚至王淑贤的终极理想是“建厂房——赚钱——再建厂房”。“我盖厂房的本事是和日本人学的。日本人告诉我什么叫厂房——遮风挡雨就够了，因为它不能创造任何价值。我常看有些企业建在开发区的厂房特漂亮，设备也特新。我们的产品质量一样，产量一样多，所以，他们真赚钱假赚钱鬼才知道。干啥呀，不也是纺纱又没纺金条。”殊不知，那样的漂亮厂房更容易从银行贷出“银子”。
王淑贤还会兴奋地讲述他的“战争故事”：他怎样打败了日本人，又缴了他们的械——将日本倒闭工厂的设备很廉价地买回来，最后还把产品卖给他们。他还常对国际时事有着独到的见解。
王淑贤喜欢抚摩他那“完美的产业链”，那么资金链呢？转完工厂后，他的目光会变得异常坚定：“给我时间，有一年多的时间，帝贤B就可以在不增加新贷款的情况下，自己达产并解决问题。只要有能赚钱的机器，我就能开起来。”
眼下，王淑贤已经咬牙把造纸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完成，纺纱厂则采取了对原材料需求较少的“纺细线”方式安排生产。“纺百八十只的棉纱，虽然产值没变化，但附加值提高了100%。”
岁月不能改变的，是王淑贤热切的黑脸膛、不忍沾尘的白衬衫和带着浓重乡音的大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