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需高速的投资增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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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来，投资增长速度是否过高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争论的焦点之一。尤其2007上半年固定资产同比增长速度达到25.9%，较2006年第四季度有所反弹，更进一步引发争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投资率严重偏高，不仅导致中国产能过剩，而且使中国在被动出口中产生外部经济严重失衡，等诸多问题。
投资增速并不过快
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投资增长速度并不过快。
第一，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带来生产能力过剩。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本轮扩张阶段的高速投资并没有带来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也没有带来零售商品价格的下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普遍的要素短缺或产能过剩问题。
第二，2002-2007年阶段的“高速度”固定投资增长，并没有导致中国出现长期的产业瓶颈。2003-2004年由于经济扩展导致的原材料、燃料、动力、交通运输等产业瓶颈问题，目前基本得到缓解，其价格上涨幅度基本处于正常区间。其中最为核心的指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一直保持十分平稳的状态。1991-2006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增长幅度均值为5.59%，2003-2006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虽然在提高，但仍低于平均水平。
第三，本轮高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前两个周期的投资膨胀有本质差别，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有其坚实的效益基础。首先，资金来源日益市场化。2006年，政府投资(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种基金)仅占全部融资的13.6%，银行资金占19.8%，而企业自筹资金(如体外循环资金)和各种外资占比高达60%以上。其次，投资主体日趋市场化。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达到68.6%。再次，利润率和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位攀升。今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现利润9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1%。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200.41，比上年同期提高21.79点。因此，除非投资市场存在严重“市场失灵”，政府不宜过度遏制投资增长。
第四，从世界经济循环来看，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并不是中国产能过剩的被动产物。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贸易出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如果这种现象是中国产能过剩的产物，必定导致以下结果：第一，作为世界市场的外生冲击的中国出口，必将导致世界市场价格的大幅度下降，或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第二，出口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会出现大量短暂利润下滑和价格降低的现象。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应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投资应当是中国出口的原因。从2003-2007年的表现来看，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并没有出现下降的现象，整体通货膨胀率都保持在2%-4%之间。同时，中国出口产业的利润以及相应产业的价格也没有出现下滑，2007上半年人们普遍预测会过剩的钢铁行业利润增长率达到40%。因此，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具有依附性，中国出口是世界分工格局的产物。
第五，日益扩大的储蓄-投资盈余，决定了中国近期需要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来缓解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截至2006年底，中国储蓄-投资盈余占GDP的比重达到6.6%，预计2007年该比值将接近10%。这样庞大的剩余，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不管采取何种途径，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的落脚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储蓄，增加消费；二是提高投资。事实上，从短期来看，作为消费者理性决策的产物，消费的波动性很小，期望在中短期通过提高消费来降低储蓄的方法不可能成为解决结构性失衡的主导方向，所以提高投资是中短期一个操作性更强的策略。
第六，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经济要实现“软着陆”，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无法在中短期内改变中国边际储蓄水平，要实现中国经济均衡发展，减少外部不均衡问题，就必须提高投资。但是，由于投资增长在本期构成总需求的增长，在下一期却通过资本形成的增长体现为总供给的增长和储蓄水平的提高，因此过高或过低的投资增长速度都不足以带来外部不均衡动态的改善。经济计量分析表明，中国固定资产保持20%-26%的增长速度是合宜的。
关键是投资结构与质量
事实上，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投资增长速度应当保持较高的水平也具有十分坚实的基础。
首先，人口结构决定了高储蓄的格局，也决定了投资速度高位运行。中国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即劳动力占总人数比重很大，家庭负担系数小，使居民产出水平大于消费水平，储蓄水平逐渐增高。如果一个社会人口老年化严重或出生率过高，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积累下降。因此，从社会跨期最优的角度，一个社会必须在“人口红利”阶段进行大量积累以备老年社会的到来。中国总扶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5年的40.1%，中国已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因此，目前的高投资和高增长符合社会跨期最优资源配置原则，有利于进行跨期平衡和解决即将来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国际上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个判断。日本在1950年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以后，出现了持续高增长、高储蓄的局面。1950-1973年，日本平均储蓄为35.4%，平均增长率为9.29%，中国目前的平均储蓄水平(37.7%)只是略高于日本该时期的平均水平。
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也决定了中国需要高速的投资增长。中国经济虽然经过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它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不到2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决定了中国刚摆脱初级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定位决定了中国需要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例如，采取东亚发展模式的其他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的平均投资增长速度也高达16-20%。韩国在1989-1997年期间，平均投资率达到37%；日本在1965-1976年平均投资率34%。其他发达国家在早期也有类似现象。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1982-2007年中国平均投资增长速度为19%，剔除1989年非正常年份，平均增长速度为20.41%。2007全年固定投资增长速度预计为21.6%，虽然超过平均水平，但依然是处于正常水平区间。
综合而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速度问题，而是结构与质量问题。中国投资严重偏向第二产业，重工业化倾向在近年来日益加重，这为中国中长期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能源与环境成本问题。2007年第一季度中高耗能产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平均增长速度。其中，钢铁行业投资增长13.5%，比去年同期的-2.2%加快15.7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的-2.5%加快16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高达56.5%，比去年同期的16.1%加快40.4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的27.9%加快28.6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增长高达43.8%，比去年同期的38.4%加快5.4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的33%加快10.8个百分点。而这种投资重工业化的趋势在利润大幅度上扬的推动下将进一步发展。
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对于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很高——2002-2006年第三产业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58.7%，但产出占比却不到41%，且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的产出-投资比严重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达到90%)，这种结构性效能差异很可能是中国结构性问题的核心症结之一。因此，我国未来的投资政策应当更多关注投资的结构与质量问题，而不是总量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