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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战第一阶段，即1937年9月太原会战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确实打了相当数量的战役，消耗了日军8万余人，也损失了自己的最精锐师团，丧失了13个省10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区的人民多达1亿。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在这一年零四个月中袭击、伏击大量日伪军，破坏交通线，迫使日军从正面战场回调大量兵力；开辟了晋察冀、吕梁、晋西北、晋冀豫、山东、华中等大块根据地及皖中、皖东、苏北、广东东江、海南岛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达50万人，抗击了侵华日军58%兵力（47万）及全部伪军22.5万人，真正成了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日本防卫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称“共军”是日军的“致命之敌”，是“最强硬敌人”，始终“无法掌握共军动向”，“宛如坠入迷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费尽力气，毫无成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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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队已从3万多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毛泽东说：“我们力主用游击战为唯一作战方向，来个麻雀满天飞。现在不麻雀了吧，麻雀长成了野鸡！[8]”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靠游击战战略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又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及时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最终赢得了打败国民党四百万军队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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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分置改革赢得全国人民信任与参与

    很多外国人很惊讶，毛泽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达井冈山时，其身边的红军仅剩几百人，但后来，历尽千难万险，越战越强，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已发展到200多万军队，并以弱胜强，打败了400多万国民党军队。奇迹源自何处？其实，最最根本的是战略决策、战略高度，在于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看清了中国革命与别国的不同，“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毛泽东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2]。

    农民占到中国人口的80%，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中国农民必须实现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耕者有其田”。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利益，当国民党军队1945年在大量先进美式武器的武装下，以几百万大军进攻解放区时，毛泽东及中

共中央则指示新老解放区“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3]。1946年，中共中央又发出“五四”指示，决定改变抗日战争时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4]。这就使中国农民、工人看清了国共两党的优劣，人心向着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共产党在战略上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从长期来看必胜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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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分置，是长期压在中国几千万投资者身上的巨石，它导致大股东长期侵犯中小股东权益，如同恶疾肿瘤一样危害着股市。2005年5月9日，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小股东支付对价，并且以法律为武器限令大股东归还上市公司的资金和资产。这都维护了公众股的利益，与当年的土改政策一样，立即吸引了几千万新股民入市，加之人民币升值，中国股市立刻形势大好。关心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利益，这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能排除万难，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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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敌强我弱时，认清形势，坚持游击战、运动战

    毛泽东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他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组织指挥的战役战斗达239次，他亲自写的军事论著与电文达5000余篇，共400余万字，而且打胜仗的概率在90%以上，且都是在常人无法理解的弱势状态下打的胜仗。他在共产党的军队长期处于弱势时，能够清醒地洞察局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游击战”、“运动战”为战略，用局部的“以多胜少”，“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口一口吃掉强敌，最终在战略上取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胜利。

    如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毛泽东去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找绿林兄弟交朋友。[5]”他发现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在井冈山坚持了八年而没有被消灭，就很有信心地说，我们也要“就地打主意”要作“红色山大王”。后来，他领导着不足千人坚持斗争，迎来了朱德、陈毅的红四军主力，红军壮大到有一万余人了，但还是经常处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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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确实能指导我们在市场经济和金融证券的惊涛骇浪中胜利前进。下面，笔者总结了本书中传奇人物的一些思想、经验，谈几点学习体会，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分清战争的性质，决定是否要投身于商战股海

    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对于正义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对于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在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在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

    摆在大家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应买股入市”。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从总体上来讲，中国经过30年改革后，终于基本上完成了艰难的物价改革，能否最终胜利就看股份制改革了。在企业改革中，承包、租赁、资产经营责任制，一切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还得靠股份制。尽管一些公司是冲着从股市筹钱而上市的，但他们总有一天会像一些被收购的公司老总们那样明白：股份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股份制可以转变企业机制，联股联心，可以消除通胀压力。买股票是“不保本，不保息，但保值、增值”，在经常有通胀的年代里，一般的存款是“保本保息不保值”的。因此，无论风险有多大，都要勇敢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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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股市还有如下作用：

    作用一，为企业发展及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募集资金。如2007年的大牛市中，新股IPO合计募集资金高达4469.96亿元，而2002年至2006年五年的融资金额总和为4238.90亿元，仅2007年就支持了120个企业振兴、起飞。2007年给国家上交印花税2005亿元。

    作用二，集中风险分散化，长期风险短期化。搞实业投资，风险往往集中在几个合伙人身上，而且一搞就是10、20年，风险期很长；而股市的运作是（T+1），风险短期化了，且股东可以是几万个。（到2009年6月，中国股市开户数已经达到1.3亿个。）

    作用三，亿万民众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人们可以精挑细选地挑些好股作中长期投资，如贵州茅台、招商银行、深万科等，这些股票多年来已多次分红、送股。1990年在深圳买了“深发展”原始股及2004年买了4～5元“招商银行”的，现在股价都翻了很多倍了，很多人因此脱贫致富。2007年投资者分到现金红利18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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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四，促进人才与资源的社会最佳配置。好的公司股可涨到100～200元；这又可以让它们以较高价配股、增发，募集较多资金；有了资金又可以吸引更多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及优质劳动力。

    作用五，促进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几万家国有企业原有体制僵化，上市后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使得它们不得不按照证券市场的法规完善自己，搞活企业机制，促进中国改革不断深化。

    因此，股市绝不是如有的人所贬低的是什么“赌场”，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一个进步伟大的事业，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人们应该在适当的时间（跌得很低的时候）选择好的股票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