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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新奥尔良没有“欲望号街车”

在阳台上抛项链旧街区夜夜有狂欢

王雪

有关密西西比河、路易斯安那州以及整个美国南部的印象还是从中学课本里得来的——风景壮丽的庄园、萨克斯里流淌的爵士乐以及苦难同歌声交织的黑人奴隶生活风情。前不久,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来到了新奥尔良,这是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人口约500万,她与美国其他城市很不相同,到处洋溢着欧洲文化气息,充满了异国情调。

搜寻关于新奥尔良的记忆,最切近的就是那部著名电影《欲望号街车》了,它是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同名话剧改编的,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新奥尔良沉沦的故事,颇有点像曹禺的《日出》。

身处新奥尔良,你会有意无意地寻找作家笔下的“街车”(“街车”是美国人的说法,我国国内一般都叫无轨电车),但一连两天,我只看到两三辆街车滑过路面,车上的乘客也不多。直到最后一晚,我下定决心登上了一辆“河岸街车”,当时夜色已深,我知道自己已无缘一坐“欲望号街车”,但还可以在新奥尔良,体验一下剧中人隔着玻璃窗观看这座城市的感觉。

车窗外是灯火辉煌的大街,到处散发着一种幽深、沉醉的诱惑力,想象着剧中的女主角布兰奇那一头金发在月光下该是何等美丽,我不禁有点神情恍惚。“河岸街车”是一趟行驶于艾斯普兰德大街与朱丽叶街之间的红色电车,晚上坐车的人较多,大多是过完夜生活后返程的异乡人和学生。在车上,我问一个年轻的黑人,这城里有没有“欲望号街车”,他耸了耸肩,露出一脸的茫然。

聚会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和欧洲人一样,美国人总会为了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聚会在一起。而这种聚会和狂欢的气氛在新奥尔良体现得最明显,它因此被美国人称为“聚会城”。

新奥尔良曾受法国、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长达100多年,所以这座城市的建筑以及人文风情,至今散发着欧洲大陆的气息。法国旧街区是靠近密西西比河一侧的地带,由12个街区组成。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这一带便开始热闹起来。

法国旧街区的建筑具有西班牙特色。因为17、18世纪法国移民来到这里所建的建筑,早在18世纪后期就因战火而遭到严重破坏,后来的建筑群为当时占领新奥尔良的西班牙人所构筑。这种建筑最具特色的是它二层楼上的阳台和用细铁丝或铁栏杆做成的围栏,每个阳台的图案各不相同,还到处摆满了热带和亚热带的绿色植物。

晚上,阳台上的人们站在栏杆旁饮酒聊天,同时看着马路上的景色和游人。阳台上的人们喜欢朝楼下的人群投掷当地非常流行的水晶玻璃项链,其颜色多是紫色或金黄色,它是一种热情、友好和幸福的象征,往往是阳台上的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便将手中的水晶玻璃项链扔给他(她)。一个人得到的水晶项链越多,就表示他(她)越受欢迎,那种荣耀和喜悦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

真正的疯狂高潮是在每晚11时以后。在这条街上吃、喝、唱、跳,尽情狂欢的人群中,时不时会有手握啤酒瓶子的女子向你走来,她们尖叫着欢呼着,甚至有人故意袒露自己的乳房,以期引起阳台上人们的注意,将几串水晶玻璃项链扔到她们的脖子上。

新奥尔良还是著名的爵士乐城。在这么一片人气鼎盛、弥漫着欧洲古老情调却又略显凌乱、拥挤的街区,每天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音乐家、作家和艺术家。这里许多爵士乐现场演奏的俱乐部在20时左右便开始营业,每当夜幕降临,人潮歌涌的波旁街就变成一片音乐的海洋,所有的爵士乐俱乐部、酒吧的门连同它们高大的百叶窗都敞开着,各种招揽顾客的先生或小姐站满街头,凡是路过的游人,都可以看到和听到酒吧里的一切。路边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肤色和语言,混凝着啤酒和香水味道的街道上人如潮涌,到处洋溢着人们喜悦的笑声。有的俱乐部里根本没有桌椅,人们就站着,一边享用啤酒、一边感受着乐手们即兴演奏的旋律和节奏,同时感受着来自灵魂深处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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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尿小孩”有700套衣服
比利时第一公民300年不停收礼

吴云

雅克•斯图班特斯是一位普通的比利时人,然而他所从事的职业却是如此特殊,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是干他这一行的。那么,他是干什么的呢?他的工作是给布鲁塞尔第一公民——“撒尿小孩”于连穿衣服。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给“撒尿小孩”穿了28年的衣服了。你可不要小看这项工作,这可是一件技术活儿,不经过长时间的苦练,一般人还真胜任不了。

据专家介绍,给“撒尿小孩”穿衣服,不像给一般的小孩穿衣服那么简单,因为你不是把衣服一件一件地给他穿上,而是一片一片地缝上。“撒尿小孩”的衣服不论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什么式样,都要分成7片,穿衣服时要先一片一片罩在“撒尿小孩”的身上,然后再用线缝起来。

所以每当需要给“撒尿小孩”穿衣服的时候,斯图班特斯总是天还没亮就起床了,趁早晨游客稀少时,将“撒尿小孩”打扮一番,以便使来自各地的游客不仅看到于连永久不变的热诚、微笑和姿势,而且还有这位布鲁塞尔第一公民几百年来得到的礼物——不断翻新的衣服。

作为布鲁塞尔市的标志性雕塑,“撒尿小孩”建成已经300多年了。关于它的传说很多,最主要的是说,一次敌人夜袭布鲁塞尔,想用炸弹引爆城市。正巧一个叫于连的小男孩发现了燃烧的导火索,情急之下用尿浇灭了它,挽救了全城。从此,这座“撒尿小孩”的铜像就成为比利时英雄的象征。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撒尿小孩”一直是赤裸着身子的,其实,在它建成后不久就已经开始穿衣服了。

据介绍,那是在17世纪末,法国和西(班牙)属荷兰展开了争夺比利时的战争。为了救被困的法国军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轰炸布鲁塞尔,但这次被拿破仑称为“非常野蛮但毫无用处的轰炸”没有救得了法国军队,却毁了布鲁塞尔。3年之后,即1698年5月,为了庆祝布鲁塞尔市的重建,当时“低地国家”(包括现在的比利时和荷兰)的统治者——巴伐利亚皇帝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位外来的统治者非常懂得笼络人心,为取悦布鲁塞尔的市民,在举行庆祝活动当天,他将一件蓝色大衣献给了“撒尿小孩”。这件大衣就是于连拥有的第一件衣服。此后,赠送衣服的做法被保留了下来。

据比利时“撒尿小孩”之友协会的负责人介绍,世界上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团体都可以给“撒尿小孩”送衣服,惟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能将给“撒尿小孩”送衣服这件事用于商业目的。“撒尿小孩”之友协会负责决定是否接收赠送的衣服,而布鲁塞尔市博物馆负责保存。几百年过去了,“撒尿小孩”已经成为世界上衣服最多的儿童。他现在共有693件衣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到记者的文章见报时,于连的衣服也许就有700多件了,因为就在记者采访的同时,“撒尿小孩”之友协会又收到了20多份要求送衣服的申请。

给于连送衣服要先向“撒尿小孩”之友协会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该协会会把“撒尿小孩”的身材尺寸告诉捐赠者。当然,这一步骤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1945年后做出的规定。因为在此之前,许多捐赠者不是“量体裁衣”,而是看照片裁衣,他们根本想不到“撒尿小孩”的身高只有53厘米,做出来的衣服往往肥肥大大,完全不合身。有位工作人员就向记者抱怨说,有一次,日本做了一套衣服给“撒尿小孩”,赠送仪式搞得很隆重,布鲁塞尔市市长和“撒尿小孩”之友协会会长都亲自陪同日本代表团前来剪彩,搞得工作人员非常紧张,因为实际上,由于日本方面完全是看着照片裁衣,衣服做大了很多,害得布鲁塞尔市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一大早起来勉强把衣服给“撒尿小孩”穿上,然后又找来一面旗子盖在于连身上,以遮盖这件美丽新衣的破绽。

不过,不论好坏,所有送给“撒尿小孩”的衣服现在都保存在布鲁塞尔市博物馆。在该博物馆的二层,专门设有展览“撒尿小孩”衣服的展厅,那里五颜六色,好不热闹。现存的最早送给“撒尿小孩”的衣服是1747年路易十五送的一件王宫近卫军礼服。据说,当初一位法国士兵曾将“撒尿小孩”偷走,事后,为了求得宽恕,路易十五将一件王宫近卫军礼服送给了“撒尿小孩”。在该馆馆藏中也有中国赠送的一套中式服装,那是1979年,布鲁塞尔庆祝建城1000周年时,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赠送的。

据工作人员介绍,平时,“撒尿小孩”穿什么衣服并不固定,但在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日,“撒尿小孩”总是穿上固定的服装。例如,在每年的4月6日,即美国军队参加一战的纪念日,“撒尿小孩”总是穿上美国宪兵的军服,而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他就会穿上法军下士的军服。除了这些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任何捐送者都可以致信“撒尿小孩”之友协会,指定在某月某日将自己捐送的衣服穿上,而这一有趣的活动也更增加了布鲁塞尔这个著名景点的无穷魅力和神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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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角斗士点到为止
有皇帝、有卫队、有角斗士、有吹鼓手,还有古罗马的战车

史克栋

夏日的一个午后,记者如约来到罗马古道阿比亚18号。还未靠近,阵阵杀声已从门内传来。进入院子,只见一伙人全是短装打扮,他们手持各种器械,正打得满头大汗。这里就是罗马角斗士学校,学员们正忙着为一次表演排练。

角斗士,意大利语叫GLADIATORI,意为持短刀格斗者。2000多年前,古罗马皇帝为了寻欢作乐,将一些奴隶训练成职业角斗士,把他们放在专门的竞技场内相互残杀,场面惨不忍睹。随着古罗马帝国的灭亡,角斗士在社会生活中已经绝迹。不过在罗马角斗士学校里,记者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斯巴达克时代,这里器械室的架子上长矛、短枪陈列有序,墙上的各种头盔、护身甲闪闪发光,地上长方形、圆形的盾牌垒成一堆。这里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罗马角斗士学校是古罗马文化协会为了庆祝罗马城建立2775年,于1994年创办的。学校的宗旨是宏扬古罗马的传统文化,让人们有机会体会、参与历史。为此,学校的体制灵活,基本上设有5个级别的课程,每个级别需要半年时间。一般共设置4个男生班,1个女生班。但为了满足一些外国游客的需要,他们也开设短训班,最短的只有1天时间。

角斗士学校的课程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最初只是掌握基础知识,使用木制的仿真器械,后来就改用真刀真枪了。不过,与古代角斗士相比,他们幸运多了。首先,他们是绝对安全的,从头到脚都有盔甲保护。其次,他们的动作只是点到为止,不允许攻击危险部位,有点像中国的武术对打。

这里的学员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看到的排练队伍中就有几名德国人。他们年龄不一,既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一位英俊小伙两腮留着胡子,穿挂起来真像凯撒大帝时代的武士。他告诉记者,他是一名学语言的大学生,酷爱古罗马文化,是利用课外时间到这里学习的。

角斗士学校的学员们经常到意大利各地进行巡回表演。他们有一支30人的队伍,装束全部是古罗马时代的,有皇帝、有卫队、有角斗士、有吹鼓手,还有古罗马时代的战车,浩浩荡荡,颇为壮观。罗马这座永恒的城市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人们在观看了宏大的罗马斗兽场后,总想亲眼目睹一下角斗士们现场格杀的壮观场面,因此,罗马的这些现代角斗士们也就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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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号角不好吹
它长约3.5米,是瑞士人的灵魂

刘军

瑞士民间传统乐器阿尔卑斯号角,被视为瑞士的灵魂。由于特有的联邦体制,瑞士人的“国家观念”并不强,但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听到阿尔卑斯号角声,瑞士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便油然而生。著名的号角制造商日拉尔•波特先生形象地说:“瑞士人的血管里流淌着阿尔卑斯号角的音符”。

阿尔卑斯号角短小的20厘米,长的达47米。普通的阿尔卑斯号角长约3.5米,重3公斤,是用杉木做成的吹奏乐器,状似西藏喇嘛吹的法号。

阿尔卑斯号角的起源已无从考证,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于1555年。那时,阿尔卑斯号角不仅是乡野山民自娱自乐的简易乐器,还可以用来召唤牧群和传递信息。据说,借助山风之力,阿尔卑斯号角声能传出10公里远。

1805年,因斯布嫩镇举办了第一届瑞士联邦阿尔卑斯号角比赛。此后,吹号风俗流传开来。1880年,阿尔卑斯号角的制作工艺和形状才固定下来。

在瑞士,只有少数人掌握制作阿尔卑斯号角的技术。制作一支阿尔卑斯号角需要80个小时。一支普通的号角售价为3000瑞士法郎(1瑞士法郎约合6元人民币)。制作阿尔卑斯号角的关键是要选择上好的杉木。工匠先将杉木剖成两半,将其内部挖成壁厚为3—7毫米的槽,再用胶把劈开的杉木粘合起来并用白藤条、竹片或柳皮加以固定,然后用木圈给号角底部受音最强的部分加固,最后安装木架支撑。为了美观,号角上还印有雪绒花和动植物图案。吹奏时,号角插上黄杨木、橄榄木或核桃木做的号嘴。

阿尔卑斯号角内部一通到底,不像其他吹奏乐器可以利用孔改变音符,因此,吹此号时有些音符吹不出来或者比较难吹。

阿尔卑斯号角发源于乡村,所以吹奏号角时人们要穿当地的民族服装。比如,在弗里堡州格吕耶尔地区,男号手要头戴绣花小帽,身穿前襟绣有阿尔卑斯山花的深灰色粗布衣裤,斜挎牛皮包;女号手要身穿白色衬衫,外套无袖蓝色长裙,腰缠围裙。有趣的是,只有来自山区的男号手才挎牛皮包,平原农民不挎包。据说,牛皮包是牧民上山时必备的家什。包上挂着一个牛角做的小碗,包内放着盐和牛筋细绳。小碗内盛放着牧民挤奶时润滑手指用的奶油,细绳拴在牛尾巴上驱赶苍蝇。

1910年,瑞士联邦变嗓山歌协会成立的时候,人们只找到一位阿尔卑斯号角吹奏者。现在,在所有瑞士的传统节日,人们都能听到阿尔卑斯号角声。《阿尔卑斯玫瑰》、《吕斯蒂拉伯》、《弗里堡2002》等都是有名的阿尔卑斯号角曲目,受到人们喜爱。

阿尔卑斯号角能进行独奏、二重奏、三重奏和合奏,还可以与交响乐团同台献艺。现在,阿尔卑斯号角走出大山,到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今年在瓦莱州南达镇举行的阿尔卑斯号角比赛,吸引了来自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参赛者。此外,瑞士每3年举行一次联邦阿尔卑斯号角比赛,每届都有千余人参加。

据统计,瑞士登记在册的号手达4000多人,大部分人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当中有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还有不少超过70岁的老人。像格莱克先生,他在银行工作40多年,20年前开始吹号角,去年在阿尔卑斯号角比赛中获得独奏第二名,得到的奖品是价值3000瑞士法郎的阿尔卑斯号角。格莱克先生给我他的名片,上面没有印“银行家”的头衔,而是写着“阿尔卑斯号角格里永三人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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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人念叨小精灵
说的有模有样真的谁也没见

刘仲华

入秋后的一天,我到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南部出差。车沿着一条主干道行驶,突然,我看见路的前方有一堆大石头横在路中央,本来笔直的路绕着它打了个弯。我赶紧一脚踩住刹车。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条路叫“精灵大道”,那堆石头就是著名的“精灵岩”。据说,当年修这条路时,挖掘机一碰到这堆石头,就发生故障,送去维修,却发现机器一切正常。后来,设计者只好给“精灵的住所”让路。

来过冰岛的人都觉得,这里的地形地貌有些像月球,到处是黝黑的火山岩和荒无人烟的旷野。从1000年前人们在冰岛定居以来,有关“隐形居民”的故事就流传开来。冰岛人把精灵、小矮人、山魈和光精等称为“隐形居民”。“隐形居民”也通称精灵。

冰岛有“通灵者”,自称长着“神秘眼”,能看到精灵的样子。大多数冰岛人虽然看不到精灵,但都相信存在精灵。老人们说:“精灵喜欢住在石缝里、大树下或原野中,夜深人静时才出来散步。精灵从不害人,但如果有人侵犯他们,也会遭到精灵的报复”。

冰岛人相信,精灵是这片土地的“土著”,冰岛人骄傲地说:“我们尊重精灵,维护他们的权利,与他们和谐相处。精灵在冰岛有许多聚居点,像人类一样,他们喜欢群居,尤其喜欢与人比邻而居,借助人气增加自己的能量”。

雷克雅未克市南部的哈纳弗雍德市,约有2万人,有“火山岩之城”的美誉,是冰岛“精灵的首都”。在哈纳弗雍德市中心面对海港的一侧,耸立着一片被称为“王室岩”的石丘,当地人介绍说,这里居住着冰岛最大的精灵家族,是统治所有隐形居民的精灵王室。

在哈纳弗雍德市,有一位名叫厄拉•斯泰芬多特的“通灵者”。她根据古老的传说和自己的经验,专门绘制了一张哈纳弗雍德市精灵聚居点的示意图。当地的旅游服务局适时推出了“隐形世界游”,导游手持标有精灵聚居点的地图,带领游人一处处踏访精灵的家,既神秘又刺激。

我一边听朋友的介绍,一边拿着地图四处寻找精灵留下的蛛丝马迹。哈纳弗雍德市依山傍水,在古老的居民楼旁,树和岩石可能就是精灵的家。市中心的海勒格蒂公园,是当地人散步的好去处,同时也是精灵休闲的场所。据说,一到深夜,常有精灵带着孩子在这里嬉戏玩耍。我发现在一些火山岩上有奇怪的图案。当地人说这就是精灵的教堂和寺庙,他们也有宗教,跟冰岛人一样崇尚和平、宁静和诚实。

“通灵者”厄拉向游人介绍说:“万物皆有灵,精灵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命。哈纳弗雍德市有20多种‘隐形居民’。他们喜欢模仿人的穿着,喜欢艳丽的衣服;多以家庭为单位合群居住。精灵的外表差别很大,高的高,矮的矮。山魈娇小玲珑,一般只有10—12厘米高;小矮人的身材就像三四岁大的孩子,头很大,头上有各种颜色的光环,有的小矮人外表漂亮,对人友好,有的性情急躁,易发脾气,对人较冷淡;光精,包括小天使、花仙子等,他们身材苗条,全身发光,喜欢住在湖边或无人的旷野,在夜间或无人的时候,光精发出各种颜色的光相互沟通交流”。

厄拉介绍,各种精灵的饮食口味不同,食物多种多样。住在熔岩地区的精灵喜欢吃颜色鲜艳的食物,如鱼、蛋类、奶制品、水果和鲜花等,喜欢喝装在高高的杯子里的闪闪发光的饮料;住在海边的精灵喜欢吃各种藻类和绿叶菜,他们吃的蛋糕像花圈般一圈一圈向上缠绕着,周围还点缀着星星一样的果子和蜜糖。

厄拉说:“地球释放的能量有些对人有益,有些会损害身心健康。精灵比人类聪明,他们会选择‘风水宝地’,比如,‘王室岩’就建在石山顶部。人们应学精灵,工作一天,要到适合自己的能量场休息一下,很快就能恢复体力”。

我在哈纳弗雍德市旅游服务局发现一块红框黄底的三角形交通警示牌,牌子中间画着一个既可爱又调皮的大鼻子精灵,精灵画像的下面写着:“小心精灵”。当地朋友说:“这个牌子提醒人们开车时要注意精灵的安全”。

其实,无论冰岛人是否看到了他们所形容的精灵,他们的生活已经和精灵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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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塔下什么都是斜的
纪念品造型倾斜古怪众游人拍照歪着身子

史克栋

十几年前,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比萨的著名斜塔修复期间,有人曾提出方案将斜塔扶正,但是,当时主持斜塔修复工作的专家委员会未接纳这一方案。确实,比萨斜塔要的就是这么个斜劲,如果斜塔不再斜了,还有什么特色可言。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蜂拥到比萨城,都是慕斜塔之名而来。

比萨斜塔所在的奇迹广场上,有不少几乎和斜塔同期修建的大教堂、洗礼教堂等建筑艺术杰作。修建斜塔时,它在整个广场的设计规划中只是教堂的一座由乳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钟楼,确切地说,斜塔只是个“配角”。1174年,人们开始修建钟楼,修建过程中因地基沉陷而发生倾斜,800多年来斜而不倒,以斜劲“喧宾夺主”。比萨斜塔修复工程耗资约合2500万美元,基本上达到预期效果。专家认为,经过修复的比萨斜塔,只要不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300年内不会倒塌。

由于人们都想亲眼见识斜塔,故游人多不胜数。聪明的商人抓住商机,在这里建了一个斜的世界。

一进入奇迹广场,就是一个一字排开的纪念品市场。五颜六色的纪念品都中了“斜”。那些由大理石、石膏、陶瓷和玻璃等不同材质制作的斜塔,都是以比萨斜塔为原型而仿造的。与它们摆在一起的酒瓶子、玻璃杯、花瓶、笔筒等居然也都中了“斜”,其造型平时看来古怪无比,但是一放在奇迹广场上,看着就非常正常了。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些肤色各异的游人在观看和挑选这些旅游纪念品时,为了能更好地欣赏其中的图案,都歪着脖子看,有的人连身子也跟着倾斜起来。

在奇迹广场上,以斜塔为背景摄影留念的游人,更是各有各的“斜招”。凡是到这里来的人好像都受斜塔的感染,如果站直了在斜塔前留影似乎有点不般配。因此,云集于此的游人各显身手。有的人歪着身子照,使身体与斜塔保持平行。有的人站在远处,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摆出像太极拳里“云手”的姿势,将双手推到与头齐平的位置,对准斜塔倾斜的腰部。现场看,好像人与物相隔上百米,有点互不相干,但是,通过照相机镜头的变化,可以拼合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拿照片一看,似乎整个斜塔完全是靠此人的两只手臂支撑着似的。有的人更出奇想,站在与斜塔倾斜相反的方向,作出推斜塔的姿势,好像斜塔之所以能斜全是他们用力推出来的。塔上停留只限30分钟,要想真正体验斜塔的“斜”味,还是要登塔。

比萨斜塔高约60米,塔体由8个层面组成,在直径16米的塔体中心有可以上下的螺旋形台阶约300级。人们通过台阶可以直接登到塔顶。每个层面周围是用大理石雕塑的柱廊,以前人们可以在每层柱廊间绕塔一周,但是现在为了游人的安全,登塔者一律不准走塔体的外圈,从底层到第七层全是走塔体内的台阶。走这段路时,人们几乎看不到外边的景色,因此对塔体的倾斜感受不深。但是,当游人到了第七层与第八层之间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塔体自北向南倾斜5.5度,第七层与底层相比,已经倾斜了四五米。而且,从第七层往第八层攀登时,空间是开放的,人完全走在外面,虽有护栏保护,但由于塔体斜度加大,站在上面总觉得自己的身体也是斜的,有摇摇欲坠之感。有些游人的腿开始发软,眼睛根本不敢往下看,仿佛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尽管站在高处可以观赏比萨城的全景,但由于脚下倾斜,游人已顾不上欣赏了。

比萨斜塔经过修复重新开放后,开始控制参观人数。以前,斜塔对外开放时,只要买了门票就可以排队登塔。但现在不行了,登塔实行分组和按时段管理,门票上标明持票的游人属于哪个组,具体登塔时间是何时。到时提前在一个专门的地方集合,将所有的手提物品寄存在那里,然后由专人带队,引导到斜塔的入口处。每批登塔者只安排15人,而且在塔上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由于人在塔顶上感觉到明显倾斜,因此,在售票处明确标明:患有恐高症者慎重选择。

每年5月至8月间,比萨斜塔晚上也向游人开放。届时,游人登上灯火通明的斜塔顶层,可一睹夜幕下的比萨古城和奇迹广场的美景。而斜塔本身也在夜幕和灯火中显出迷人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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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赛人还爱算命
走出传统大篷车拿着神秘水晶球

谢戎彬

提起茨冈人(又称吉卜赛人、罗姆人),大部分人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这样的形象:热情、奔放、洒脱、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流浪。确实,茨冈人的足迹遍及欧洲、亚洲、美洲、北非和澳洲各国,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成为全世界茨冈人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巴尔干各国的大小城市,茨冈人无所不在,在南斯拉夫,甚至有“没有茨冈人就不能称作城镇”的谚语。

据最新的考证,茨冈人的祖先是祖居印度旁遮普一带的部落,大约公元10世纪以后,迫于战乱和饥荒,茨冈人开始离开印度向外迁徙,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而是以大篷车为家和交通工具,以卖艺为生,在一个个城市间游荡,逐渐成为世界闻名的流浪民族。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今天的南斯拉夫,那种典型的茨冈人大篷车已经很难一见,大多数茨冈人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但他们多数没有稳定的工作,主要靠给人擦车、算卦看手相和偷卖走私香烟以及买卖外汇过活。

萨奇是一个典型的南斯拉夫茨冈人,今年刚满20岁,却已有了一个2岁的女儿,早婚也是茨冈人的共同特点。萨奇的工作就是在十字路口亮起红灯时强行给小汽车擦玻璃,由于他守候的红绿灯路口是记者进出记者站的“要道”,一来二往,记者也算和萨奇有了交情。萨奇的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大多数的车主都会对他施以白眼或呵斥,即使有车主愿意接受他的服务,萨奇所得的也不过是一点第纳尔硬币或是一根香烟什么的。记者曾多次见过萨奇左手敲车窗,右手摊开,哀求车主多给几个小钱,有时他甚至会表演前后空翻或倒立以取悦车主。萨奇说,自己没有上过几年学,因此也只能干这样的工作,但他并不觉得擦车的工作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自己也是在靠劳动过活,而且是自己给自己打工,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

算命占卜是茨冈人,尤其是茨冈妇女的一项传统行业。如今,那种传统的、拿着神秘的水晶球算命的茨冈人已非常少见了,大多数算命者是用特殊的茨冈算命扑克牌来给人占卜。茨冈算命者大都能玩一手“好牌”:她们将一副纸牌在手中转来转去,挥手拍出一沓,反手又甩出一摞,然后叫你从中抽出几张。

记者曾难得见识过一次茨冈人用水晶球算命,当时记者正与几位南斯拉夫朋友在咖啡馆里聊天,一位留着长指甲、手拿一个淡蓝色透明水晶球的中年茨冈妇女走过来,硬要给一位朋友算命,朋友拗不过,就答应了。这位茨冈妇女于是握住放在桌上的水晶球,水晶映着咖啡馆里的灯光,在她脸上闪现出神秘的光芒。随后,她开始喃喃地念起谁也听不懂的咒语,额头上也沁出汗珠,一副很吃力的样子,大约一分钟后,她陡然放开水晶球,用非常缓慢的语调说,她在水晶球里看见了朋友未来一年的生活,未来一年里他将会获得加薪、提职的机会,但同时也有一定风险。对于算命妇女的话,大家自然是当一个玩笑听听,但茨冈人传统的算命方法,却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直到现在茨冈人也很少与外族通婚,如果有,也必须要按照茨冈人特有的风俗举行婚礼。记者曾见过一对茨冈青年的婚礼就在贝尔格莱德郊区的一条小马路上举行,几个大篷车一围就算有了场地。在举行婚礼时,一位茨冈老人举起一只盛满水的碗,然后让新郎、新娘割破自己的手指,将少量的血滴入碗中,然后老人把碗交给新郎、新娘,让他们把水和自己的血分开。新人当然无法做到,老人于是宣布他们已经“分不开”了,并正式结为夫妻。据说,在某些茨冈人的婚礼上,还有一个当场检验新娘贞洁的仪式,只有在新娘的贞洁得到确认后,婚礼才能继续,否则婚礼会被当场宣布无效。

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封闭的生活环境和当地人对他们或多或少的歧视,茨冈人的生活水平远在南斯拉夫平均生活水平之下,茨冈人的人均寿命要比国民人均寿命低7—10岁。不少茨冈人住在狭小、破旧、设施简陋的贫民窟内,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诊所药房,甚至没有急救电话,但茨冈人乐观的天性使他们依然能够笑对生活。在茨冈村里,茨冈男人们心安理得地抽着讨来的香烟,并放肆地跟十几岁的茨冈姑娘开着玩笑;在闹市街头,茨冈人的乐队一刻不停地弹奏着或急促或舒缓的乐曲,也不管路人到底给了几个铜板。

也许,正是这种乐观、豁达,让善良的茨冈人淡忘了他们千年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淡忘了他们是在社会的边缘挣扎和自己所承受的贫穷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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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阿姆斯特丹性博物馆,就怕遇熟人
集性文化大成风情万种

运河边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个美丽的城市。从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正门出来,过运河桥,就是有些陈旧、但绝对充满荷兰风情的丹拉克大街。这里开满了餐馆、酒吧、外汇兑换处,游客云集,各种语言交织。在一片嘈杂中,有个小小的门脸不太惹眼,却终年人流不断,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大名鼎鼎的性博物馆(SexMuseum),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性文化集大成处。

来这里的人形形色色,记者见到售票处前有神情亲密的情侣,也有肤色各异、风尘仆仆的游客,还有学生模样、手里拿着笔记本的年轻人。

走入博物馆,发现里面不大,一层是一条短短的长廊,两个小厅,然后是随旋梯而上的二、三层楼。粗看之下,发现此处的展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人类历史上以性或者性意识为主题创作的艺术作品,主要有希腊和罗马时期的雕像,多为裸体,体态匀称极度逼真,记者看到不少人站在这些雕像前,手拿速写本,认真地摹写;此外,也有反映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生殖冲突的各种人、兽绘画,体现的是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遗风。

第二类是以性为主题的各种生活情趣用品,比如,记者看到了一幅注有“仇十洲”字样的中国明代春宫画,不过多半是伪作。除此之外还包括大量的生活用品,如做成男女合体或人体生殖器官形状的水壶、果篮、胡椒瓶和盘子,大多是用铜、石头等材料制成的,看上去古意盎然,说明古代社会的人在性意识上也有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开放之处。

第三类是运用声、光、电技术制作的各种动态展品,这类展品多用于展现人类性取向中的各种形态,如同性恋、性虐待、暴露狂等。但也有一些是展现作为“性符号”的著名历史人物,其中一位就是一战时期轰动世界的女间谍玛塔•哈丽,这个荷兰女子妖艳的肚皮裸舞在巴黎曾轰动一时,博物馆用大幅的场景表现了玛塔•哈丽翩翩起舞的情景。而另一位世界级艳星——玛丽莲•梦露也理所当然地被请了进来。在这里,“机器人”梦露正风情万种地摆出各种姿态。

最后一类展品的格调就不高了,基本都是色情产业衍生出来的各种产品,这些东西大多可以在离丹拉克大街不远的红灯区买到。

说实话,记者在博物馆里参观,心里始终忐忑不安,就怕遇到熟人。不过这里进进出出的人似乎都很落落大方,偶尔看到令人脸红的画面,会有人小声发笑,不过始终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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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迷宫藏在松林里
地下是纳粹军部地上是苏军兵营

江建国

出柏林,沿着96号联邦公路径直向正南方向驶去,路边松涛滚滚,一路上小镇一个连一个。本来不过是环绕柏林的勃兰登堡州的寻常景色,并无出奇之处,然而,就在离开柏林不过20公里的措森县,在这片密密的松林里,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这里的温斯多夫镇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几个朝代,始终是欧洲最大的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威廉皇帝选中这个地方,建立练兵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又在这里大兴土木,建成德国陆军的通讯中心和陆军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占领德国的苏联红军又接管了这个兵营,在这里建立了苏联军队驻德国部队的司令部。直到1994年俄军最终撤退,德国人才撩起了遮蔽这里将近半个世纪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得以一窥究竟。

温斯多夫兵营之大难以想象,它占地为600公顷,约等于780个足球场连成一片。老实说要不是热情的主人为我们准备了一辆面包车,带着我们在这里穿行,我们非得在松林和荒草中迷路不可。

温斯多夫兵营的神秘之处在于它有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世界刚好代表了这个兵营的两个时代:地上的世界是二战后苏军驻德国部队司令部的时代;地下的世界是二战前和二战中希特勒陆军大本营时代。德国威廉皇帝练兵场的遗址大多已湮没或改变了面貌,只有从这里展出的老照片中还可寻觅到它的旧貌。

我们的参观从地上,也就是苏军时代开始。导游一一指给我们看,苏联军队的军官俱乐部、体育馆、飞行员宿舍……说当时这里是“国中国”一点不夸张,因为它不仅完全自成一体,甚至还有自己的专用火车站,每天从这里都有一班旅客列车直通莫斯科。导游告诉我们,苏联军队在鼎盛时期,仅这里的面包厂每天出炉的面包就达到200吨之多。而如今这里人去楼空,一片破败寂寥。由于撤退匆忙,苏军留下了4.5万立方米的生活垃圾,51吨化学品和药品,2556吨报废的电器,1.4万只旧轮胎……着实让德国人收拾了一阵。

参观的高潮是希特勒时期兴建的地下迷宫。导游带我们在松林中穿行,在一座现已成为废墟的建筑物前,他打开了一扇并不起眼的大钢门,门前的水洼里顿时飞起一群蚊虫。门里就是纳粹为准备侵略战争而兴建的陆军最高司令部的通讯中心。它的代号是“齐柏林”。

希特勒自1933年上台后就谋划着称霸欧洲的侵略战争,并决定在这里秘密兴建指挥通讯中心。1937年至1939年间,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希特勒动用了多达2000名工程技术人员,建起了这个深入地下20多米的通讯中心,完工后不久,希特勒就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各种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在寂静而阴冷的地下长廊里,导游指着一间大屋子告诉我们,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就是在这个当年的地下会议室里最后确定的。名为“齐柏林”的地下通讯中心还不是希特勒在这个大兵营的惟一“杰作”,作为陆军最高司令部所在地,德国纳粹又在这个大兵营里修建了分布在两个区域的名为“梅巴赫一号”和“梅巴赫二号”的总共23座深入地下10米、高出地面15米的指挥中心。为了保密,这些建筑物外表都伪装成民居模样。指挥中心和通讯中心在地下相连,在“齐柏林”通讯中心内的一间屋子里的墙上,人们可以见到一排排的金属管,原来这就是指挥中心给通讯中心传递命令的“通信管”。书面命令塞进管内后,用高压气体把它们送到通讯中心,而后发往各个战场。

指挥中心的那些伪装成民居的楼房现在还在,但都已成为废墟。二战后苏军也曾试图炸毁这些建筑,但它们实在太坚固了,根本无法彻底摧毁。六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裸露出来的钢筋看上去仍然结实有力,没有多少锈痕,人们可以想象当年希特勒在梦想建立“千年帝国”时,是怎样顾盼自雄、不可一世的。

德国的重新统一给温斯多夫兵营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块土地从1910年以来,84年后第一次成为一块没有士兵和武器的和平土地。如今,一幢幢漂亮的民居正在兴起,原来的几幢楼房已经改造成为包括古旧书店在内的“书籍城”、饭馆和旅馆。当年德皇时代的马厩现在是展览馆,士兵的大澡堂改造成了旅游接待中心。

告别温斯多夫兵营旧址时,蓦地想起一句古诗:“樯橹灰飞烟灭”。希特勒的军事机器当年是称雄世界的,但最终是“灰飞烟灭”了;苏联从前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军事机器令人生畏,然而,它非但没能保住其地位,连国家都解体了。温斯多夫这个兵营的变迁,值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去研究,也值得普通人去思索。当然,它更值得那些不愿意走马观花、每到一地仅仅拍照留念的旅游者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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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特别冷
存放着一段苦难记忆看一眼让人触目惊心

马晴燕

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一天,天气特别阴冷。从波兰南部的克拉克夫驱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小镇奥斯维辛。一路上是安静和谐的田园气氛:整齐的农田,干净的农舍,然而一想到要去往曾经被称作“杀人工厂”,心里还是有些紧张。

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有好几处,相隔不太远。我们先参观了规模较小的一处,也就是今天的奥斯维辛纪念馆。

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奥斯维辛(1940—1945):最大的纳粹集中营。从1942年起,这里成为欧洲犹太人的受难中心。”据保守估计,在1940—1945年间,至少有130万人被运到这里,其中110万是从欧洲各地抓来的犹太人,此外还有波兰人、吉普赛人、俄罗斯人等。

这座集中营占地6公顷,由28幢二层的红砖小楼组成。从外观看,这些牢房跟民宅并无区别,排列还相当整齐,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后听导游说,因为是建纪念馆,这里已经经过了修整,不完全是当初的样子了。

第一幢楼里陈列的是囚犯的遗物。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旧鞋,一大堆已经没有玻璃片的眼镜,一大堆破破烂烂的罐子,甚至一大堆伤了腿的囚犯用过的拐杖!还有一个房间里还堆满了囚犯用过的皮包,每个包上列着囚犯的名字、编号和监狱号。

最让我心惊的是一卷看上去很厚实的麻布,上面挂着囚犯的头发。导游说,这些布就是用囚犯的头发做成的。每个囚犯在临刑前,都要先被剃头,为的是把头发加工成布。因为在二战期间,德国在战场上的消耗很大,国内物资非常匮乏。导游说,对集中营里的囚犯,法西斯“不会浪费任何一样可利用的东西”。犯人的衣服、鞋,比较好的他们就拿去给德国兵穿,差一点的就给下一批囚犯用。其它的东西也一样,甚至连有的囚犯身上的油脂,都被刮下来做成肥皂,尸体烧完后就当肥料。

至于处决犯人,法西斯也采取成本尽可能少的方法。在另一个房间,我见到堆积如山的毒气罐,大小跟我们煮牛奶用的锅差不多,据说这是比较省钱的杀人方法:5个这样的毒气罐,就可以让2000人当场死亡。

在另一幢楼里,展示的是囚犯们的日常生活。有的房间是地铺,所谓的褥子只是一个个填充着泥沙的布包,看上去像今天建筑工地上的水泥包。还有的房间里有“床”,是用红砖把空间分成三层,每个小格是一个囚犯的空间,硬邦邦的砖床上只是铺了些稻草而已。在走廊的墙上,挂着住在此地的囚犯的照片。所有的人,不管男女,都已经被剃了头,让人触目难忘的是他们眼中的惊恐和绝望。今天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将他们入狱和被处死的时间都列在照片下面,我特别留意了一下,发现很少有在集中营中活过一年以上的人。有几个人,入狱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处死了。

我们又走进一幢楼。这里设置了不少“站牢”,四周都由红砖砌成,大小只能容一个人站着。导游说,囚犯在这里被迫做繁重的苦力,如果干得不好或稍有犯规,就会受到各种残酷的处罚。他们常被皮鞭或钢索抽打,或者被关在站牢里。最惨无人道的是,这种站牢没有门,只在下方开了一个60厘米见方的小洞,犯人必须从这个小洞里钻进去,才能站在站牢里。

接着,导游带我们来到两幢楼中间一个并不宽敞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一个刑场,囚犯们在这里一字排开,接受枪决。如今我们只看到地上堆着的花圈。

在营地中间,有一段长长的铁轨,想象当年多少无辜的犹太人被法西斯用火车押到这里,在月台上,他们被分成两部分,干活的留下,老弱病残的被骗去洗澡,然后送到毒气室毒死。最大的毒气室,一次可以毒死2000人。

走出纪念馆,我们又驱车半小时到了另一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里显然大多了,据说有200公顷,能关押9万名囚犯,第一印象是这是一大片荒野,草长得很高。奇怪的是,地上整齐地竖着一根根烟囱一样的东西。导游告诉我们,当年德国兵在撤离时把这里90%以上的牢房都烧了,因为牢房都是木制的,只有房里的取暖设备是用砖头搭的,所以没有被烧掉,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大烟囱。

我走进那十余座没来得及被烧的牢房。它们都是单薄的木结构,木板之间空隙很大,看起来很难挡住雨雪。而牢房的规模大得惊人,像巨型车间,一间牢房足足要住一百来号人。牢房中间安了一条暖气。要知道波兰的冬天是多么寒冷,我想这是法西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暖气,一夜之后,所有人都会冻死。

在这些牢房中,有两间被分别改造成了男女厕所。导游告诉我们,囚犯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中间只许上两趟厕所,而且是统一时间去上。这里差不多一次能让500个人同时使用,毫无隐私可言,卫生设备更是简陋不堪。

导游告诉我们,现在,波兰境内的犹太人正自发地联合起来,想让这片奥斯维辛集中营及其周边的土地不被征用。他们说,请给他们一个存放苦难记忆的地方吧!然而这何尝仅仅是犹太人的苦难,这何尝不是20世纪文明社会所蒙受的一次羞辱!

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心中的压抑久久不能散去。有些伤痕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永远都没法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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