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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纷纷涌入中国的时候,一场关于威胁经济安全的争论却因凯雷与徐工的收购而引发。 从早期倾向鼓励产业资本,到现在私募股权投资风声水起,如何看待外资进入中国,尤其是进入中国的重要行业、基础行业?如何认识私募股权投资的价值和作用?本报专访了研究外商投资21年的商务部外资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马宇。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私募股权投资进入中国? 马宇:私募股权基金应该和产业资本区分开。私募这块,体现的是金融资本。 产业资本运作会把企业作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部分,整体经营形式都是长期的,往往是几十年。但私募基金,看企业有没有发展潜力,让其价值被市场认同,然后变现,而不是把自己定格在产品生产中。就是这种特点,决定了政策问题。 以往国家吸收外资,鼓励的基本上都是产业资本。对私募基金,则是一种抵触的态度,甚至说是“敌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它作为一种投机资本。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对这类基金的警惕性非常高。我们说的产业资本都是有产品、有技术、有管理,有利于我们吸收学习,提升国际化水平。这种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起到稳定的作用。 而基金,只是炒作,一般认为没有技术、没有管理,只是资本运营,是增加经济不稳定性的投机资本。所以我国对产业资本比较鼓励。但没有鼓励过基金。 我们在吸收外商投资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按照商业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外商直接投资,不管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目的都是赚钱。 《经济观察报》:产业资本VS私募股权?您更倾向于哪种? 马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并且不能单要一种忽略另一种。80至90年代,肯定是要把重点放在产业资本上。那时,国家首先要解决生产问题。这种情况下,鼓励进入的肯定是产业资金,先要解决技术装备问题。那时候,进入的外商投资都是资本项下经合。无论是合资、独资,还是“三来一补”,设备都需要进口。因此,产业资本对技术水平提升、营销、产品设计都非常有用。 相应的,那个时候金融资本还进不来。即使它们进来,也没有办法操作,无从下手。这样,产业投资是主要的投资模式。一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金融资金开始介入国内。 当技术与生产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能完全依靠产业资本做,必须融资。这时基金进来非常及时。它做的是不断发现投资机会,挖掘经济发展潜力。 对徐工的操作,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不一定专做某个产业,而是用钱,体现为直接投资。实际上它在资本开放的市场作用尤为明显,但我们的股市没有完全放开,不能对国内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实际上大大束缚了金融资本的正面作用。 《经济观察报》:私募股权更应该投资资本市场,完成它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国内的政策是不是应该发生变化? 马宇:中国目前不具备让私募大规模进入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空间。 咱们的政策决定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不同命运。国内的政策,像产业资本,原来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但是要逐步放开,做一些适应金融资本进入的调整。如适应资本的特点,对私募,不是要求它们拿出新技术、新产品,必须多少年资本不得转让,这是对产业资本合作的要求。 现在是需要对金融资本一视同仁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退出机制怎么样?对私募的待遇是否公平? 马宇:我们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什么待遇区别。原来只是鼓励有现金基础,但事实上是鼓励产业资本。 基金虽然不懂产业和研发,但它懂市场,懂资本运作,它对基本企业管理、基本决策都要参与。 不同时期,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着不同的作用。像基金,整体参与企业的运作管理,它给企业带来的管理影响非常大。 在完全开发竞争的市场,需要好好打造企业的竞争力,现在这个市场、技术水平还不够,还需要好好努力,直至境外上市。当企业价值得到全世界投资者的认同时,这时候,金融资本就会比产业资本经营要好得多。 现在行业内的私募投资要求的回报是20%以上,它们敢这么做就是因为生产价值被低估,或者它有信心让生产价值被人们重新认识和认可,这是双方得益的事情。中国的企业就缺乏资本运作经验。而我们如果把国外的资本运作堵在国门外,有什么用呢?我们自己也得运作。不能总是盯着制造意义本身,而且国外资本如果不进来,国内企业根本学不会。敢于引进这种资本运作,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建设一个合适的中国资本市场特别重要。 《经济观察报》:对私募股权投资的政策支持表现在哪里? 马宇:现在基金在中国发展不大,为什么?是由于好多东西没法做。根据它的发展特点,你就知道它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第一,它们不能搞独资企业,只能通过并购来做,在现有的企业中沙里淘金。这时候就买股份,并且争取控股。而如果是产业资本,则可能是小股东参股形式,只是通过参股获得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的好处。对基金,不可能这样,基本要全盘收购或控股收购。 这也是我们国内最忌讳的方式。但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合作别的。 第二,并购法缺失。没有基本的并购的法律,现在的操作,都是部门的行政规章,这些规章,都是对待产业资本的。但并购法,就可以全涵盖。需要一些更市场化的政策措施。 第三,退出机制。对基金而言,最好的退出渠道是股市,或者产权交易市场,在境内外转让。收购再到转手,都是产权交易行为。这里面的相关法律,也没有。 近期,外商一说并购,大家就马上谈外资影响经济安全了。这种经营管理思路,不是市场化的管理。这种操作,就是收权。还是审批的管理方法。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外资并购的政策会不会收紧?应该收紧吗? 马宇:收紧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我认为,现在不是收紧,而是放松的问题,只有放松,才知道什么是战略式产业,什么是最重要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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