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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9年，伯克夏公司已经拥有了可口可乐公司6%的股份，当时的价值为12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是伯克夏公司的最大头寸，为此，巴菲特加入了可口可乐的董事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上涨了数倍以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郭思达（Roberto Goizueta）向华尔街的分析师做出了中等到高速增长的承诺。但是，正如施罗德描述的，当时，郭思达实际上是采用 “ 金融工程 ” （financial engineering）的方法，来 “ 维持公司盈利快速增长的幻象。 ” 施罗德写道，巴菲特很清楚，可口可乐公司为了按时完成利润目标、促进盈利水平而买卖灌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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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评论说，这种行为 “ 既不违法，也不是技术上的欺骗行为。 ” 但在公司董事会中，巴菲特对此保持了沉默。巴菲特说，郭思达 “ 完全不是你应该质疑的人。 ” 他还补充谈到， “ 作为董事会的一位成员，你实际上什么都也不能做。 ” 他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既是伯克夏公司的董事，也是可口可乐企业（Coca-Cola Enterprises，简称CCE） —— 可口可乐公司的主要灌装厂 —— 的董事，他说： “ 代表可口可乐企业对可口可乐公司提出质疑不会有什么问题。 ” 但是，霍华德最终还是离开了可口可乐企业的董事会，施罗德谈到，因为 “ 在可口可乐企业董事会和伯克夏公司董事会之间，确实存在着太多的潜在冲突。 ” 到底是什么样的冲突呢？因为巴菲特负责运营伯克夏，同时也身处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会，他也会面临这些冲突吗？

 

自1993年以来，巴菲特一直为公司的股票期权费用化辩护，股票期权是很多公司高管慷慨给予自己、其他经理人以及员工的激励和红利。只是到了 2002年，不顾大部分首席执行官的反对，巴菲特认为是时候促动可口可乐董事会让自己成为第一家股票期权费用化的大型公司。可口可乐的这一行动是会计准则所允许的，但会计准则对此没有硬性要求，不久，《华盛顿邮报》董事会、微软公司董事会和其他公司的董事会也相继采用了这种方式。巴菲特从伯克夏公司领取了具有象征意义的10万美元年薪，同时他自己和其他经理人并不领取股票期权、津贴或者认购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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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

 

施罗德证实，巴菲特没有豪华的房子、汽车和游艇。他总是穿便宜的衣服，非常喜欢吃汉堡包、炸薯条，喜欢喝樱桃可乐，而且在社交场合显得有些笨手拙脚。另外，巴菲特还长时间在线打桥牌，他喜欢高尔夫球、手球和乒乓球运动，喜欢弹夏威夷四弦琴。施罗德将巴菲特描写成了一个 “ 戏剧人 ” ，如果直言不讳会伤害他的业务或者有损其它关系，他便会避免正面对抗，将自己的真实观点隐藏在含糊其辞背后。

 

施罗德写到，在巴菲特的家庭生活中，因为他总是被工作搞得心劳神疲 —— 寻找挣更多钱的更多途径， “ 是一种神圣的使命 ”—— 所以，他没有时间留给妻子和三个孩子。在孩子们在奥马哈成长期间， “ 尽管他对孩子们很友好，不过，他并不真正了解他们。 ” 有时候，巴菲特的秘书甚至拒绝了家人的接近，而且不是隐晦地暗示，而是直言相告，这是巴菲特的典型工作风格，施罗德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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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当他最小的孩子上中学期间，巴菲特会抽暇参加在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和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举办的晚宴，这些晚宴提供的主要是法国菜。当时，他是陪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 —— 《华盛顿邮报》当时的出版人 —— 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施罗德谈到，用巴菲特的话说，这些活动是 “ 大象的碰撞 ” （elephant bumping）。



1978年，在所有孩子都长大离家以后，巴菲特的妻子苏珊搬到了旧金山定居。除了当一个养育孩子的母亲，并为朋友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慷慨付出时间和金钱之外，苏珊还提升了巴菲特的自信，提高了巴菲特的人际交往技巧，并增强了巴菲特的社会良知，施罗德写到。苏珊希望，巴菲特一旦挣到了第一个一百万美元以后，就不要全身心浸淫于挣更多钱的工作上了。而巴菲特的行为却导致苏珊离开了他们在奥马哈的家，这是巴菲特生活中一个很大的遗憾，施罗德写到。后来的 2003年，当巴菲特帮助照料接受癌症治疗的苏珊时，73岁的他曾对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的一群学生谈到： “ 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可在生活中却没人对你有很好的评价，那么，不管你的银行账户上有多少钱，你的生活都是一场灾难。 ” 2006年，巴菲特与他的长期生活伴侣艾丝翠·孟克斯（Astrid Menks）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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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资本家不同的是，巴菲特认为，孩子不应该只是因为像中彩票一样的出身背景就继承大笔金钱。他谈到，人们应该给孩子留下 “ 足够的钱，以便让他们能做任何事情，但不应该多到让他们可以无所事事的程度。 ”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念，2006年6月，巴菲特宣布，将伯克夏公司85%的股份捐献出来，这些股份当时的价值为400亿美元。其中的六分之五捐助给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其余部分捐助给由他的三个孩子运作的基金会，其中包括一个根据罗宾汉（Robin Hood）传奇故事中的森林命名的 “ 舍伍德 ” （Sherwood）基金会，另一个基金会以巴菲特已故的妻子苏珊的名字命名。此外，巴菲特还准备将自己在伯克夏公司中的其余股份捐助给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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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运作商业项目一样，在慈善事业领域，为了努力实现在发展中国家根除疟疾和艾滋病等严重疾病、提升美国中学教育的质量等共同的目标，巴菲特在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也找到了乐于助人的合作伙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1991年就成了朋友，他们在《福布斯》（Forbes）杂志评选的2008年全球最富的人中，名列前两位。巴菲特对于遗产的观点，以及资本家应该将自己的金钱回馈社会的观点 —— 他认为，他们的财富从一开始就归社会 —— 影响了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他们因此而设立了基金会。 “ 巴菲特的理想，是一个胜者可以自由奋斗、但通过帮助失败者又能缩小两者之间差距的社会。 ” 施罗德写道。在巴菲特将其数亿美元捐助给盖茨基金会之前，该基金会就已经拥有大约300亿美元的基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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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融的雪球

 

据施罗德说，巴菲特经常和富人们谈到大部分基金会差强人意的历史，在这些基金会中，经理人的行为偏离了已故捐赠者的意愿，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用这些金钱来追求自己的目标以及当作自己的薪水。所以，尽管巴菲特对盖茨基金会和他捐助的其他人深表信任，不过他的捐助计划依然要求他们在20年中，要将每年收到的他的捐助资金花出去。这是少有的很快将资金花出去的慈善捐赠，与某些基金官僚机构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让基金生存尽可能长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美国亿万富翁中，以将自己的巨额财富在有生之年捐助出去而知名的人还包括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查尔斯·菲尼（Charles Feeney）。索罗斯这位取得巨大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人设立了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为削弱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提供了帮助，同时，还为削弱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势力提供了帮助。（参见《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Soros on Soros））菲尼是全球免税连锁商店的创始人，据说，他在为北爱尔兰地区带来和平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自1982年以来，在连他亲密的朋友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菲尼就匿名捐出了40多亿美元的金钱，其中包括捐助给自己的母校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6亿美元，以及捐助给爱尔兰学校的10亿美元。菲尼没有自己的房子，以公共汽车、地铁和出租车代步。菲尼的基金会没有任何他的印记，他准备到2017年将自己其余的数十亿美元资金也悉数捐出。（参见：《亿万富翁不再：查克·菲尼如何秘密聚财和散财》（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作者：康诺尔·奥克勒里（Conor O'C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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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罗德是华尔街详细报道伯克夏公司的唯一一位分析师，她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就曾与巴菲特交流过。她是第一位能全面接近巴菲特和他的家庭以及他大量档案的传记作家。此外，她也很清楚， “ 对那些他担心会批评自己的任何人，巴菲特总是敬而远之，或者对他们惜时如金。 ” 基于这些事实，施罗德的作品因为公正和诚实而广受欢迎，尽管这部976页的作品如果能精简至少100页之后读起来会更加赏心悦目。 
 正如巴菲特经常谈到的，在20世纪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经济为像拥有他那样的技能、性格和个性的人成为富可敌国的成功者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 美国的经济有很多湿雪和长长的山坡，能让他不断滚大自己的雪球。随着巴菲特硕大雪球的快速消融，它将变成一股奔涌的激流 —— 一股能实现他慈善事业目标的激流。

晴儿

好帖子，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