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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林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内地百万美元富翁约有23.6万人，比上一年的21万人增长了12%，而这些富翁们所掌握的财富总额更是飙升至9690亿美元。如果以人民币计算，将有近24万人成为千万富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2003年全年中国GDP达到人民币11.669万亿元，折合成美元约为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24万中国富豪掌控的财富大致相当于中国一年的财富增加值，富豪们掌握的财富大致相当于13亿多中国人劳动一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总额。
虽然我们不能据此断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但如此数额巨大的财富相对集中地掌控在少数人手中，对于一个正在发展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来讲，却未必是件好事。
如果这些人所掌控的财富全部是通过合法的渠道取得，并按照合法的渠道聚积、增长，自然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些财富的积累是通过一些非正规的渠道迅速累积，就值得我们深思。
抛开这些问题不说，根据美林的报告，2003年中国富裕人士的人数以12%的比率增长，是全球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位经济学家惊叹：“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8月31日《市场报》)
如此迅速的财富积累固然与社会转型不无关系，但是，财富迅速累积的非正常因素也不容忽视。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有关专家指出，“权力资本腐败”是富翁发迹的捷径。
正是由于掌控财富或权力的人有条件降低制度成本，进而支配更多资本，才使得社会财富向一些人的手中过度集中。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些通过非正常途径致富的富豪，他们占用了较少的制度成本，却积累起了较多的个人财富。
而这种相对较低的制度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是普通公民所不能享有的。显然，这也就必然孕育社会不公，加剧社会仇富心理，进而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林报告也像是一个预警信号，对我国现行的制度完善及设计，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政府有责任通过完善制度来防范社会危机，及时消除不安定因素。制止非法暴富的关键正在于建立起“权力资本腐败”防范机制，完善反腐监督并保障其有力地实施；与此同时，政府必须更多地从资本支配领域退出，把市场的还给市场；同时，政府必须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合理制度平台，防止因制度成本过高造成普通公民干事创业的壁垒。只有这样，非法暴富、权力资本腐败的发生几率才能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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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30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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