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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前，金融危机横扫亚洲，惨痛的经历至今仍让遭受苦难的近邻们记忆犹新。那些恐惧的记忆也让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国时时警醒：我们如何通过对金融体系的坚定改革来避免这样的金融危机？
十年之后，我们眼前是似曾相识的错觉吗？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日元利差交易的横行，以及成千上万亿美元国际游资四处游荡……这是不是表明下一场金融危机正在酝酿？回顾十年，史为镜。
1997年7月2日，曼谷。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议之后，泰国银行对外宣布，泰铢不再盯住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制。随后，泰铢狂泻1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铢的贬值开启了一个连锁反应，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相继陷入危机，当年年底韩国也放弃了对货币的保卫……这场危机1998年袭击了俄罗斯卢布，1999年袭击了巴西瑞亚尔，随后蔓延到阿根廷和土耳其。
1998年，洪水没有冲开中国的堤坝，一场持续十年的金融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十年过去，假如危机再次来临，中国是否可以安然？十年之前，中国因为资本账户没有开放而成为避风港，现在，面对升值压力和金融开放的呼声，面对泛起的股市泡沫，中国又将如何选择？
把脉中国
金融危机会在中国发生吗？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说：“我认为金融风暴现在的风险基本上是零。”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几年中，面对同样的问题，悲观的看法似乎更多一些。不仅海外人士危言不断，称 “中国即将崩溃”，即使在国内，一些学者面对银行业高达几万亿的坏账，也是忧心忡忡。
1998年4月，时任高盛 (亚太)首席经济学家的胡祖六即曾表示，银行部门并非只是这场金融灾难的壮丽牺牲品。人们忽视了银行自身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亚洲金融危机主要表现在货币或汇率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外债危机，而这两大病症都可追溯于这些国家早已潜伏的银行危机。
他说，薄弱的银行体系潜伏了金融不稳定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隐患。在他看来，中国金融秩序极其混乱，银行业积累了巨额不良贷款，金融风险相当严重。
1998年，就在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拼尽全力要将整个国家拉出深渊之时，在中国，一场浩大的金融业拯救和改革工程拉开了序幕。
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大区行体制、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合并成正部级的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成立，中国金融分业监管的体制开始形成。在分业监管体制开始形成的同时，金融业开始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
中国财政部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并注资四大国有银行，1.5万亿不良资产被剥离。中央高层对国有银行改革制定了 “三步走”的战略。
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也积聚了极大的金融风险。1998年起，央行开始排雷。当年，国务院和央行相继颁布了 《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等7项规定，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从1998年起，央行相继关闭了一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从1999年开始，央行对信托投资公司进行第五次清理整顿。同时，央行和地方政府合作，动用大量资金化解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风险，妥善解决农村 “三会一部”导致的金融混乱。
入世前夕，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和黄海洲向有关领导人递交了一份报告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发展 》。报告警告说，中国加入WTO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最严重的一种风险很可能关系到中国金融行业的稳定和发展。
这份报告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对金融改革决策产生了相当影响。2002年2月5日，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后五年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启动，经过注资、股改和境内外上市，除农行之外的三大银行的金融风险都得以成功化解。三大银行漂亮的年报标志着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隐患已经消除。
官方的说法更有权威性。2005年10月，央行首次发布的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取得重大进展，金融体系的风险得到及时处置，中国金融总体稳定。
2007年1月19日，在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过去五年来金融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金融业迅速发展壮大；金融改革迈出重大步伐；金融各项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扩大；金融监管和法制建设明显加强。
这让人想到了1997年的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隐患，增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能力。
本报据统计资料计算，从1998年至2005年末，中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
泡沫风险
危机是否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临？进入2006年，这样的担心开始在中国学界出现。一些学者担心，中国楼市和股市泡沫的膨胀，很可能将中国拖入另一场危机，那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所经历的 “失去的十年”。
1998年，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宏在 《日本金融败战》中这样描述：由于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日本的股票价格相当于美国的7倍以上。购买股票失去了分红的意义。买股票完全是出于对股票涨价的期待，股票价格已经涨到难以上涨的水平。
另一方面，商业用地和住宅价格暴涨。日本的土地总值达到美国的2倍，东京千代田区的土地总值可以与加拿大相匹敌。
2003年以来，中国房价在政府持续的调控中仍然不断飙升。在经历了数年熊市之后，股市也开始高歌猛进。仅2006年一年，上证指数上涨了123%，2007年不到半年，股指上涨幅度也在50%左右。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说，以资本市场而论，从整个宏观角度来讲中国正处在日本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况。
法国巴黎证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也为最近看到的情形担忧。很多股民热衷于炒权证，认沽、认购炒得不亦乐乎，但是， “玩认沽权证是非常危险的，太可怕，是在博傻啊”。他说， “如果中国爆发危机，很可能是由于外部因素传导给内部而爆发的危机。”
一旦泡沫经济崩溃，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如同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一般，急速持续下滑。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一旦急剧下跌，在跌到适当水平时，本来应该有购买者出现，但是，由于大部分企业因房地产价格暴跌而陷入经营危机。另外，从事股票投机、通过 “特金”和基金信托运用资金的企业也受到致命打击。因此，即使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暴跌，也没有购买者出现。
在个人投资者中，不少人通过投资信托或股票投资获得了投资利益，但是，随着泡沫崩溃，这些利益瞬间化为乌有，使他们蒙受了巨额投资亏损。在泡沫经济时期，很多人期待将来工资增加和地价上涨。他们从银行借了远远超过收入能力的贷款，建设了住宅。但是，即使把房子卖了，现在的资产价值也已经降低到不足借款额的一半。他们掉进了借款地狱。
但是，在中国，仍然有很多房地产业界人士声称房价还要涨十年，证券行业人士则声称，中国股市的十年大牛市刚刚开始。
2003年以来，央行和银监会一直积极采取措施抑制房地产贷款的过快增长；今年以来，央行、财政部和证监会纷纷采取措施抑制股市泡沫的膨胀，银监会也对银行贷款违规进入股市和房市进行了处罚。但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根源是汇率问题。
龚方雄一直认为，日元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是日本大藏省一直不让它升值，压了好长时间以后才通过广场协议，突然让日元急剧升值。在升值过程中，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出现并加剧，最终在1990年代初泡沫破灭。
这就是日本泡沫之鉴。
可为之事
亚洲各国先后遭遇金融危机，中国并没有先天免疫力。经济学家徐滇庆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依赖着三道防火墙：高储蓄率；相对封闭的银行体系；人民币不可兑换。这三道防火墙在未来两年内都要发生变化。
他说： “这些不可阻挡的变化一旦发生，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导发一场金融风暴。翻一次车，遭遇一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可能面目皆非了。”
在今年1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也提出了警示。他说， “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对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作用与影响明显增强。同时，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部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业冲击的可能性加大。”
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说，中国融入金融全球化，将对金融稳定带来重大挑战，这就是中国如何成功应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挑战。
1996年底，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宣布，中国将在2000年底之前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进程。
1998年10月3日，戴相龙在24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说，从长期看，资本账户的开放应有利于一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其推动过程必须有序而谨慎，不可一蹴而就。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健的金融体系、完善的法规制度、严格的金融监管措施和对投机资本的合理规范应成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先决条件。
十年之前，中国因为资本账户没有开放而成为避风港，现在，面对升值压力和金融开放的呼声，面对泛起的股市泡沫，中国又将如何选择？
近十年过去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尚未提上日程。金融界的一位权威人士说，他已经向央行有关负责人提议，尽快考虑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问题。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认为，中国资本项目现在已经可以慢慢开放，而且已经在进行的QDII和QFII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现在是个好的时机。
目前看来，资本项目开放的先决条件中国都已经基本具备，但是，从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方面，中国需要做很多事情，首要就是尽快建立人民币交易的期货市场。
日本东京大学的伊藤 (TakatoshiIto)教授研究发现，在2003年1月-2004年3月，为了阻止日元升值，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在芝加哥期货市场卖出35万亿日元，买进3170亿美元。他估计，这样的公开操作至少损失了几百亿美元，因为日元的期货市场不在日本境内，只能通过芝加哥期货市场进行交易。
资深金融专家黎江和黄文治认为，如果中国不赶快采取一些积极政策的话，可能就会重蹈日本银行所经历的一些情况。他们建议，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之前，赶快建立起人民币交易的期货市场，而不是像日本那样通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去干预汇率，这样就把人民币的定价权放在中国自己手上。他们认为，这个机会也就在两三年之间。
这两位专家说，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央行将来想影响汇率的时候，就只能像日本银行那样，通过芝加哥期货市场去操作，那个时候成本将非常高。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黎江向国内一家证券交易所提议，建立起监测系统，从而能够发现哪些交易违规。他得到的答复是：谁违规我们都知道，通知公安局把他们抓起来就行了。他的疑问是：这样的金融基础设施，能够应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冲击吗？
黎江最担心的是，我们的金融系统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在遇到金融危机时突然发现自己束手无策，就像泰国当时那样。他认为，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纳入议事日程之时，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要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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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3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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