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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每一次股灾都会给市场带来一次制度完善的机遇。这一次也不例外，在贝尔斯登与雷曼兄弟陷入危机后，美国财长保尔森宣布将对华尔街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在于将原本只针对一些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措施扩展到投资银行领域。
回顾自1929年以来美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其中一条非常明晰的脉络，那就是针对不断爆发的各种金融灾难、丑闻而加强市场管制和风险管理，更简单的归纳就是不断强化管制的过程。自1929年股灾之后，美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对于美国这种以自由放任为历史渊源的金融市场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从那以后，每一次的金融动荡，美联储都会成为最为有效和积极的救火队员，这与此前需要摩根这样的银行家来充当“救市主”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987年股灾中，美联储主动入市干预，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从而避免了经济上重蹈30年代大萧条的结局，最近的次贷危机，伯南克更是再次效仿前任的做法。2001年，安然事件爆发后，美国很快出台了萨奥法案，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内部财务的监控，尽管这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而对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在救市的同时，美国财政部也祭起了加强监管的大旗，保尔森决定加强对投资银行交易行为的监管。从传统意义上讲，银行资金由于来自居民存款，所以美联储管理力度很强，对于其放贷、投资都有严格监控，对于保证金交易的监控更是十分苛刻，但是对于投资银行的监控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贝尔斯登、UBS、雷曼兄弟之所以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如此脆弱，就是因为它们比起银行系统来，握有更多的风险头寸，所使用的杠杆比率更高，所以更经不起市场的震荡。最重要的是，由于监管的缺位，投资银行的高风险交易行为不会受到任何的干预，而贝尔斯登那帮出身贫穷、蓄谋一夜暴富的年轻交易员完全把公司的命运绑在自己的财富战车上，最终酿成车毁人亡的悲剧，而贝尔斯登的毁灭也最终使华尔街的危机雪上加霜。
根据保尔森新的监管改革方案，今后美联储不仅可以对银行业的交易行为进行监控，同时也会对投资银行的风险交易行为进行监控，以防止因个别公司非理性的市场行为对金融市场造成大的冲击和动荡。
从以上的脉络可以看出，美国金融体系70多年来一直是遵循着以加强管制为方向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的主要背景是美国金融业源于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所谓缺什么补什么，美国政府的逐步加强管制的过程正是针对美国过于放任的经济行为而设立的。
中国股市目前也正处于灾难性的下跌之中，面对目前这种局势，政府方面该做点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关的人士目前争论得很热闹，有人大声要求救市，有人则反对救市，好像争论得不可开交，两派阵营泾渭分明，观点迥异。
对于救市，笔夫也曾表达过相关的观点，5000点时，我主张救市；跌破4800点之后，我认为救市已经没有什么作用，政府已经失去救市的最佳时机，到了这一步，应当摒弃过于功利性的救市手法，而着眼于在大跌之后重新审视我们的制度性缺失，检讨中国资本市场仍然存在的制度问题，做一些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那么，留给尚福林主席要做的这项工作是什么？尚主席是否应该追随保尔森，重新加强资本市场的管制？
当然不是。笔夫认为，虽然同样面临股灾，但是，两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制度建设任务却完全相反。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动荡是因为管制过少的话，那么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依然是管制过度，对于中国股市来说，当前最好的救市手段就是立即放松管制，而不是追随美国加强管制。
计划、管制，这是我们这个经济体的历史渊源和难以更改的特征，因为我们已经搞了近五十年的计划经济，这一点与美国正好相反，所以即使我们的经济再怎么开放和自由，这个烙印永远也不会消退，资本市场尤其如此。
那么，目前股市的困境是放松管制的结果还是管制的结果？
笔夫的观点是，本轮牛市的全部成果可归结为放松管制的结果，而下跌如此之大则是放松管制不彻底甚至是重新强化管制的结果。
先来看放松管制。以尚福林主席为首的证监会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可以看做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放松管制的措施，其意义不言而喻，而且已经获得市场的充分认可。接下来是众多的基金获得批准，政府甚至批准了一些QDII，使那些国内的投资人初次得到投资于海外市场的机会。QFII基金的获批更显示了政府试图将A股市场变成一个国际资本竞技场的决心。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发生在不长时间的两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更加认识到其意义的重大。
但是，对于成绩的过高估计使我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中国资本市场放松或解除管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任何不彻底的改革不仅压缩了改革的剩余空间，而且可能毁掉改革的既有成就。
当我们误以为政策市可能已经远离了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壮大反而增加了监管者直接调控市场的冲动和能力。当我们为基金队伍迅速膨胀而庆幸时，掉头才发现审批制本身就存在极不合理的制度设定，管理者试图以市场走势作为基金发行的节奏。殊不知，不经意之间，管理者代替市场本身充当了价值的评估和判定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买者自负实际上成了一句走过场的空话。
股指期货推出的优柔寡断和一再延误是管理层满足于改革现有成果的又一例证，笔夫认为，正是股指期货的延误才导致了基金抱团取暖的现象，使得市场在没有内在性的制约因素下呈现单边运动格局。实际上，如果允许股指期货这种可以激活市场的内在制约因素的金融产品早日推出，市场可能在不需要经历如此大规模的单边下跌就可以通过市场主体间自律和内在的约束力量来逐步释放市场做空的能量。
在没有做空机制的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行为趋于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力机构通过这种一致性的选择和认识对市场投资价值进行集中引导，从而有利于其实现利益输送和价值实现。所以，在这种集中式的投资价值观引导之下，所谓的风险教育的声音显得是多么的微弱和苍白。
严重缺乏金融产品和不健全的产品结构与日益成长的机构投资者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产品的缺乏将会对投资机构的稳步健康发展埋下巨大的隐患，除了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等在国际上通行的各种金融产品都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显示了政府仍然没有显示出迅速放松管制的意愿，而这些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所造成的无形的伤害恐怕要比目前股市大跌本身的害处还要大得多。
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功利性地考虑救市行为，政府就应该以此次大跌作为契机，对资本市场的制度性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以期资本市场将获得一次更加长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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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31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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