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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华尔街日报之中国视点:个体工商业在黑土地上焕发生机
在位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吉林省九台市，最高的建筑物是一栋9层楼。该市最大的一家酒店每天只能供应4个小时的热水。这里没有一家外资企业：没有肯德基炸鸡店(KFC)，更没有沃尔玛连锁超市(Wal-Mart)。从前曾是九台市经济支柱的一家国营煤矿已宣布破产，现在已经连同周围的几个小镇一起化为一片荒芜。
这座位于东北大平原上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市恐怕很难引起任何外人到此一游的兴趣。不过，在这里花上几天时间倒可以考察一下中国小城市方兴未艾的个体工商业以及它们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也许中国太大、各地的特点也太不相同，很难说哪个城市能够代表中国。但是就九台市的城市大小和地处偏僻的特点而言，它似乎可以反映全国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的一个侧面。
该市的生活水平在全国属于最低层次。去年，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556美元，是全国城市人口平均水平的一半。九台的行政管辖区还涵盖63万在郊区农村从事玉米、大豆和稻米种植及家畜饲养的农民。有人指出，这个地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且水、煤炭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但这里也曾集中了大量国有企业，时至今日，它们留下的只有破产、下岗和习惯行政干预的政府。
51岁的赵洪亮（音）在九台市东面的营城煤矿工作了16年。他的父亲也是该矿的老职工。赵洪亮在矿上的消防队工作。以前，他们的消防队每年都会有几次被派到井下去处理火灾事故。其他时间他们就搞消防训练。现在，他帮弟弟照看鞋店，他弟弟在九台市共开了4家鞋店。
其中一家店在火车站附近。货架上摆满了几百双外观基本没什么区别的黑色男式便鞋，中国无论民工还是老板都穿这种类型的鞋子。这家店里的鞋档次在100块钱左右。
最近一个周六的早晨，赵洪亮的店里顾客盈门，他忙著讨价还价、处理推迟订货和返修鞋子等诸多杂事。他说，现在日子好多了。如果像寄生虫一样老是在家里闲呆著，那自己就完了。
中国东北三省旧称满洲里，曾有过一段独特的历史。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就是满人统治的，当时汉人不能接近满人的土地。清朝皇帝为此在满汉交界地区设立了9座塔楼，九台就是第九座塔楼所在。
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先是被俄罗斯人统治，后来又被日本占领。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东北也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成为新中国主要的重工业和采矿业基地。
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具体到九台，它是在1997年才开始实行鼓励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的，比如减税、优惠转让土地等等，而在这方面沿海城市比他们领先了很多年。
九台市的国企改革也是姗姗来迟：到2002年营城煤矿才宣布破产，全矿2万名员工90%下岗。其他多家国营企业也纷纷被转卖或者关闭。
但近年来，九台市开始重新焕发出生机，这要归功于政府的激励措施和市场激发出的个人积极性。已有一些国内企业在这里开办工厂，目前主要是食品企业。工业企业和房地产行业增长迅猛，服务业的发展也毫不逊色：商店、餐馆、发廊随处可见，出租车也很普遍。
九台市的郊区农村也在发生变化。半数以上的农村人口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到九台市或北京甚至中国南方打工挣钱，甚至远至日本或韩国。去年，该市的本地生产总值较2003年增长了17%，达到9.66亿美元。
九台市正展现出资本主义最原始的一些特征。中国大城市的建材市场现在出售的是织锦窗帘和意大利瓷砖，而九台的装修材料市场不过是一块露天庭院，中间堆放著原木和钢管。城市的商业区虽然繁忙但还没有形成专业集中化格局，显得非常混乱：一个店面挨著一个店面，每家都经营著不同的生意，轮胎铺旁边就是发廊，门窗店紧挨著木地板店，然后是音像店、清真餐馆和乾洗店。
但就在这里，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艳羡已经露出苗头：九台到处都有为新车主培训技术的驾驶学校，各家少儿英语学校激烈竞争。该市的新华书店则是一个成功改制的范例：书店里有针对孩子们的英语和音乐盒带，有Java和Potoshop编程手册；旁边就是《“解放”牌卡车维修手册》和《猪饲料配方700例》。一些大厦的旁边正在散发商品房广告──三室一厅只要4万块钱。虽然现场有点乱哄哄的，但也能看出此地住房市场的繁荣景象。
在新华大街，哈佛外国语学校在九台的第二家分校刚刚开业；年轻的负责人沈志国（音）解释称：“我们是中国哈佛，不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这家总部位于南方深圳的学校目前在九台有大约1,000名学习英语的低龄学生，东北已是公司发展的重点。两年前来到九台的哈尔滨人沈志国称，南方有很多赚钱机会，而北方的父母更重视教育。
几个街区之外有一家姐妹俩开设的擦鞋修鞋店，三年前两人从九台市皮鞋厂下岗后就开了这家店。抛光擦鞋一次需要15分钟，收费人民币1元。小店月入人民币1,000元-2,000元不等。去年，姐妹俩将原来的小摊扩成了现在的擦鞋店；下一步，她们希望还能开两家分店，雇上几个人。
“如今只要你肯干，就能挣钱，就能改善生活，”穿著蓝色工作服的、40岁大姐刘亚凡（音）说：“过去你啥都不用想：没有压力。一切都靠组织。现在，这些观念都变了。自食其力才是更好的出路。”
在九台的一些角落依然可以看到过去的痕迹：几家荒废的机械配件厂、一些堆著燃煤的院子、破败空落的水泥厂等等。
官方印制的一份九台地图上标有众多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给人一种重工业繁荣的印象。但事实是地图上的大多数名字，如第二粮库、东恒水泥厂(Dongheng Cement Factory)现在都已名存实亡。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变成了一些商店和服务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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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许多小城镇的官员来说，所有事情都要向南方看齐。广东和浙江等南方地区经济的超高速发展是对他们的无声责备。43岁的九台市市长张焕秋说：“我们是在同过去竞争，也在同全国各地的成功竞争。所有人都在巨大的压力下工作。”
沿海地区成功的秘诀也开始为这些地区所掌握。2002年，张焕秋和一些九台市官员在以经商能力卓越而闻名的沿海城市──温州工作了4个月。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民间投资的优势以及人员流动带来的发展动力。现在，九台建起了许多培训学校，向计划外出打工的人传授技能。张焕秋说，外出打工者除了会向家里汇钱、在外学习技能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积累了资本，终有一天会回到家乡投资。温州就是榜样。
官员们在大型集中规划方面仍显不足。为了响应政府可持续发展的号召，九台被命名为生态示范城市。官员们规划在九台的西面建设一个生态经济开发区，吸引经营上重视生态环境的企业，但还不清楚如何使九台成为更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开发区将包括一个工业园、一个新机场和一个旅游区，不过，热衷规划的官员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旅游者是否希望在工业区附近放松身心。
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述明说，九台应著重吸引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与发达地区形成互补。他说，从长期来说，他们必须面对经济现实，投资者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和成本，而不是官员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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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基本废弃的营城煤矿距离九台城区有10分钟的车程。在矿区附近，可以看到许多男人在街头扎堆闲聊。人们生活在拥挤低矮的砖房中，狭窄的土路上垃圾随处乱扔。
49岁的刘松武（音）大声抱怨道，九台就是一个空架子。刘松武过去在煤矿工作，后来辞职出来做零工；他说由于生病，已经4年没工作了。邻居们聚集过来发著牢骚，从垃圾堆积如山、福利待遇不公平到矿区路况差等等。
这种普遍的不满，既有这些人年龄的因素，也有性格的原因。在中国，50岁以上的人当年都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毫不怀疑地奉献给了国营企业，但上了岁数后却发现预期中的美好晚景不再。多年的国企工作经历使得他们思想上大多缺乏主观能动性、动辄指望政府。刘松武和他的邻居们不愿自行创业谋生，大多数靠退休金和福利生活，等待政府重新安置就业。政府计划将他们从这个正在塌陷的矿区迁走，但当地居民还不知道详情。
一位烫发的中年妇女说，总不能每个人都去开个小店吧，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
穿著皮夹克的一个小伙子说，就算是司机，每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挣人民币4、5百块。
但这里也并非人人都如此消沉。37岁的尹志（音）就做著邻居们不屑一顾的工作：他开一辆出租车，每月收入约为人民币400-600元。他说，他的朋友们靠各种手段谋生：有做小买卖的，有卖瓜种的，还有回收垃圾的。
最近的一个早上，尹志在给家门前的小路砌砖，他的妻子则从附近帮助运送砖头。5岁的儿子骑著一辆塑料车，在附近玩耍。尹志听说了拆迁的传言，但他仍照常地工作和生活。他说：“政府的政策？不要抱太大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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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29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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