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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21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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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下的“两暴”文化
文化是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不太容易讲的话题。今天中国多元化了，各有各的角度和立场，谁都会有自己的立场，我不能不从我的社会立场出发吧，或者是被称作阶级立场出发吧，对这个问题是我个人的思考。什么是“官本位”？就是社会上的事情，官说了算。官决定着我们的命运。鲁迅先生读中国的历史，他说他翻遍了二十四史，读到了两个字——吃人。我读中国历史这本书读了一生，读出了三个字——“官本位”。中华传统社会所有的构建，说起来非常简单，是建立了一种以中央王权为中心，各级官僚为基础，分级统治的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官僚体系，一统治中国就是几千年。所谓中国的《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次更换统治者的历史，就是打掉原来的统治者又重新换一批统治者的历史，人换来换去，城头变换大王旗，但就是基本社会制度不换。一部《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个朝代的更替史，这二十四个朝代都是建立在以皇帝这么一个最高的官，一直到县官，这么一个金字塔似的结构，形成了以高度专制为特色的中国超稳态的结构。我们中国文明的辉煌，是在“官文化”之中，我们中国文明的毛病，也在“官文化”之中。我用“官本位”和“商本位”这样的词，不是带着某种偏见和褒贬，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讲讲这个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形成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长期的超稳态结构呢？应该讲这是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中华文化是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他们对付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呢？是治水，农耕文化一定要治水。历史上，从大禹治水开始到现在的三峡大坝，祖祖辈辈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跟水作斗争。为了治水，组织松散是不行的，资源不集中是不行的，没有统一的中央王权是不行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与周边相对落后的游牧文化对抗，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不行的，没有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明形成了这种超稳态的、非常有效地使我们民族生育和融合为十亿同胞在这片土地上的这么一种文化。封建历史有它当年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由于这个《二十四史》，由于这个几千年的皇权文化，我们每一个人浸透在这种皇权官僚的文化里面，“官本位”的思维方式、社会规矩，法律伦理，就深藏在我们的基因里，君君臣臣，三纲五常，皇帝和官僚说了算，这些恶劣影响延续直到今天。不要以为这些东西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不要以为你讲的是前朝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骨子里都是这一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他一般就习惯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买单。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排序是仕农工商，仕（官）排在第一位。中国这么多年，我们的精英无非走向这么两条路，一条路是读书做官，另外一条路就是杀人放火当暴民。正道是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中国古人不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他们只能去读书。为什么呢？“学而优则仕”，读完书他们才能做官，才有地位。一朝成为文化精英，他就受到皇权和家父称赞，他就成为“官本位”文化保护下的特权人物了。另一条路，他就走上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像宋江这样的人。受招安是什么？还是做官。当然，第一流的风流人物都是些什么人物呢，那就是《二十四史》里面记载的改朝换代的人物。社会的精英无非走向了这两个方面，要么成为上层的统治者，要么进入草莽暴民世界。官也好，匪也罢，大家最后指向的目标也都是官，都是要在“官本位”金字塔的社会结构里寻找到自己的地位，于是就形成了上层官僚精英和下层暴民精英互动的历史过程。“官本位”基于什么？官场是最肥的，所以都指向官。办法是什么，最后的一个基本支撑点，就是暴力，只有暴力才能支撑。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想去做统治者的反抗者，他们依托的最终都是暴力，暴君+暴民这样的大鬼打架，百姓就遭殃。
前不久，我参加了在云南弥勒举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会上，一位学者说，中国之所以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繁荣起来，生产力和财富不能长期积累起来，就是我们的社会中有“两恨文化”，即恨富人恨能人。其实，这只是讲到一个方面。让我来说，最有破坏性的是“两暴文化”，暴君的文化和暴民的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是暴力来暴力去，“官本位”的历史，本质上就是暴力冲突的历史，不断的革命不断的破坏，人口周期性地被消减，生产力周期性地被破坏。与其说“两恨文化”，不如说“两暴文化”。第一有暴君，当人民为了治水，为了统一，为了对付外侵而需要政府，而人民又在这种政府面前顶礼膜拜，把皇家权力推到极至，推到了天授皇权，推到了最顶端的、极端的独裁，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君。明明是人授君权，但人民却把君主惯成了暴君，于是乎君主反过头来又用最残暴的手段，压制着所有人类的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压制到了极至的时候，人民对付君主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杀掉他们，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暴民，以暴制暴。成功的暴民升格为君主，他的后代皇帝又被新的暴民所取代，彼可取而代之嘛。《二十四史》讲的就是如何以暴制暴，终于以社会底层的这个暴力换掉了社会上层的这个暴力。这就是我们的《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底下起码有“二百四十史”，都是大大小小的以暴易暴、以暴制暴。暴力、流血和血腥谱写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当然这也包括西欧封建文化的历史。只要是农耕文化社会，这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史，就是这样的吃人史，不是暴君吃老百姓，就是暴民吃君王和贵族，最能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工商业者都成为任暴君和暴民宰割的对象。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横飞。这个过程，必然是对财产、对文化，对所有社会生产力积累的破坏。为什么辉煌的中原文化，从阿房宫到皇城古墙往往都变成了残垣断壁，变成了考古学家从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呢？除了天灾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以暴制暴的过程中，被人们自己的手毁灭的，被征战的战马毁灭的，被自己的枪炮毁灭的。这个历史的轮回怎么就打不破呢？我们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它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可以认为，在历代王朝对“官本位”的创造和维护中，皇权官僚朝廷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中华土地上建立的宗教、文化、思想，不管你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它都让你政教合一，都让你归顺于最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权力统治，无一例外，何况我们工商贾人！中华民族是有经商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血统里面就有着工商文明的萌芽。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设的，但是“两暴文化”管的是抢劫和分配，在这种权力-暴力文化的摧毁下，容不得你工商文明这苗苗长大，容不得你们这些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权利。
中国的工商业者也企图破解“官本位”文化。我翻了一些资料和文章，专门找找我们这些商人的祖先们，看看他们都干过些什么。这一翻，很让我感叹，我们中国商人的祖先们原来也很了不起，最典型的就是管仲、范蠡和吕不韦。
管仲可是战国初期的大人物，距今2600多年了。他平民出身，先经商后从政，他是当时齐国一统天下，称霸诸侯的重要策划和组织者。他留下了一部叫《管子》的著作，里面阐述了他关于经济社会的思想。经济史学家称，这里面有人类历史上最早和最完备的经济学思想。这思想是什么呢？管仲说过，为政之道，就是“不扰不烦，而民自富”，政府不去侵扰百姓，国家就会变富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就是从“扰民烦民”向“不扰不烦”转变吗？管仲也强调，政府要为“民自富”提供司法的保障，以法律来保护百姓自求富裕的冲动。我们搞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怎么行呢？这样的道理，人家管仲早就知道了。他是商人出身，知道没有贸易自由就无法经商，所以要给百姓“自富”的空间。同时，经商就得讲点契约，这就是法治的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自由+法治”=国家富强。这样的想法，没有经过商的人很难有体会。
在中国民间，范蠡是大名人，因为他与当时的第一美女西施有亲密接触，他的名声可比管仲还大。他支持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威名赫赫，但他弃官不做，悄悄带上爱国美女西施跑了，要去做商人。齐国听到他大名，要请他当齐国宰相，他干了几个月，感到无趣，又辞职下海了。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有钱，又有美女西施相伴，自由自在，不认为当官对他有多大吸引力。听专家们说，他闲下来后，思考中国问题，写了一本叫《黄老帛书》的理论著作，成为后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奠基人。他将自己没有机会实践的想法写到书中，传之后世，以待后人。汉朝初期按道家黄老学执政，所以工商业大发展，天下富裕，号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这些事迹，在《史记》中都有记载。他很了不起，平民出身，却官、产、学、情集于一身，登峰造极。但人们往往记住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和与西施的浪漫故事，记不住他的工商业绩。他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位放弃仕途走商道和学道的大人物。范蠡的经历和选择，是对“官文化”的超越，他以商人为句号了此一生，他是追求“商本位”的。一些朋友想把他的故事编成电影，一定很有意思，他可是我们中国商人的老祖宗了。范蠡如此，吕不韦呢？
按民间野史版本，吕不韦本来经商，依法纳税，富甲一方，可是他觉得天天受气。有个县长天天来占便宜，折腾他，带着税官，一来就拍桌子，老子来收税，你违法偷税。管你多大，你牛什么？这样的公司我折腾垮的不是一两个了，你以为你多大，别看老子一个科长，你就过不了我这一关，我就让你没法过。嘿！类似的情况，我就没少遇到，我相信吕不韦也遇到过，真的！他没办法，想了想，与其受这窝囊气，还不如咱也来点邪的。当然有的是正史，有的是野史，他创造了秦始皇啊！这有两个意思，一是肉体上创造了，二是制度上也创造了。他弄出个秦始皇来啦，以为可以变变政权，就像今天的企业家影响着西方政坛一样，我想影响政权了，做到了吗？没有啊！即便是你制造的，即便是你从肉体上和制度上制造了秦始皇，最后对你怎么样？死无葬身之地。在当时的背景下，不是一次呐喊、一个单独的行动能够改变这种封建文化的。最后呢？他刚好制造了一个心理有问题的暴君，深具人类仇恨的这样一个秦始皇。他把暴君推向了极至！他的后代商人就难经商了。他多冤呐，他在九泉之下，肯定觉得这次行动如与美国开国者们的行动相比，他会觉得汗颜哪，他搞错了。他与范蠡一样，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弄到理论中去了，他组织人搞了一部《吕氏春秋》，里面许多篇章强调，要放任自由，要清静守法，经济才能发展。不是工商业者，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吕不韦是清楚的，但他改变不了“官本位”文化，这个官文化在说，给你们放任自由了，我的权力如何体现呢？我的利益如何实现呢？
管仲、范蠡、吕不韦，我们商人的这些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在产、学、官各个领域都了不起，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不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而是表现在理论思想上，他们都明白自由与法治对百姓富裕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感悟相比起来，亚当·斯密只能算是重重重重孙了。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他们的想法难以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只是“官文化”这个主流旁边的支流。中国商人们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是多么遗憾。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过去他们的思想缺少现代科技成果的支撑，当然，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讲，由于这种“官本位”文化，所有的中国文明都被纳入了这个轨道，包括我和你，到今天，到处都还是“官本位”文化。吴思就写了一本《潜规则》，专讲官文化，明的官文化和暗的官文化，控制了社会，包括我们，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企业构架。在座的朋友们，你敢说你完全没有按照这种封建的、金字塔式的、人身依附的办法在搞企业吗？
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方现代工商文化的兴起。在这里，我虽然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些调侃，但我没有一点意思表明西方文明就比我们进步，他们的小农经济、封建文明一样很长，而且他们的封建文明更为残暴。他们有角斗场，让奴隶和野兽斗，大家来看，来欢呼。中国人没这么野蛮，没有这么露骨。在我们的血腥和残暴上面，有一层文人们搞出来的仁义礼智信的薄薄面纱。就中国的封建史上“官本位”文化与西方封建史上的“官本位”文化相比，我们要有文化得多。但是，只要是“官本位”文化，都离不开暴力和血泪，离不开人对人的残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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