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立新：下一个大势：新兴市场的“中国化”

小事凭“是”，大事凭“势”。小事只要做对了就行，而要成就大事，非得借势不可。
电子产业从模拟向数字技术的大转移，造就了三星和LG。“电信的黄金十年”成就了Nokia，也铸就了华为的辉煌。而全球制造业的大迁徙，则将大半个凋敝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
然后，金融危机来了。GE公司CEO伊梅尔特说，金融危机是几十年一遇的“重新洗牌”(Reset)的机会。就像电脑重新启动一样，一些大势已经终结，新的大势即将兴起。
下一个大势是什么？
恕我斗胆预计，在国内，是新农村建设的“城镇化”，在国际上，则是新兴市场的“中国化”。借助新兴市场的“中国化”趋势，中国企业有可能最终打破“代工不挣钱、品牌不值钱”的死结。

我们先简要回顾过去的几个大势：
1. 从模拟电子技术向数字技术的大转移
亚洲金融危机前，三星基于模拟电子技术所生产的产品几乎无利可图。三星掌门人李健熙认定了未来时间将是数字化发展的革命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此李健熙将三星未来的命运赌在了数字技术上。当时的三星总裁就说的很清楚：你不能在预见了未来之后便坐等它实现，你要创造未来。当时看到数字时代到来趋势的大有人在，比如索尼的出井伸之甚至在1995年就提出了‘数字化梦想’。但是，出井伸之却没有像三星那样坚定地执行这个计划，自己也在2005年黯然谢场。
假定三星今天再次陷入危机，并假定李健熙能够再次出面，他还有可能再次拯救三星一次吗？答案基本是“NO”。人们有理由相信李健熙仍然具备当年的战略洞察力和创新能力，但是十年前惠顾三星的那个数字化拐点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在一个人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能够遇见一次产业的拐点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李健熙应该不会奢望每当危机来临之时上帝都会给他准备好拐点。

2. 全球制造业的大迁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成功地抓住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时机，利用跨国公司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低成本地区的机遇，培育和发展自身的制造业。这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第一次在全球分工当中找到明确的位置。
这一成就的取得，我想50%以上应该归功于一个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历史终将证明，邓小平与300年前推动俄国“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彼得大帝以及150年前开启现代日本新纪元的明治天皇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在正确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正确的事情，中国企业享受了百年不遇的全球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机遇。这时期最重要的是跑马圈地的勇气、长袖善舞的关系以及适当的运气。
联想、海尔、长虹、美的、TCL都成功地抓住了这个大势，因而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初步站稳了脚跟。但是，相对于印度的私营企业，中国企业借势能力强，战略洞察力偏弱，比如我国的电视机产业抓住了制造业转移的机会，却错过了三星借以起飞的数字化升级的机会。

今天，从模拟向数字技术的转移已经结束了，全球制造业对中国的青睐也出现了“审美疲劳”。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企业，需要寻找和把握新的大势。管子说，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就算是圣人，也只能顺应时代潮流而成其事，不能违时而立其功。

未来大势之一：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城镇化”
在经济学上，穷人是最稀缺的资源，而我们恰恰拥有8亿农民这样的资源。
一位企业家多次讲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只是完成了市场经济的启蒙和启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主要受惠于全球化的产业重新布局，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改革开放始于农村，然而当农村从极端贫困的状况下走出来之后，就需要牺牲自己的发展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改革。
但是，今天这一格局无法延续下去了。即便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美日欧不陷入经济低迷，中国也到了转身回来开发自己的农村市场的时候了。今天，“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在过去的20年已经有3亿农民转移到城镇，在未来的10年还将有3亿农民进城。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我相信这个金字塔底部的财富将是下一个十年全世界的关注焦点，而且也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机遇了。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都将展露巨大的商业机会。中央政府已经启动的“家电下乡”活动就是不错的一个切入点，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着把城里卖不出去的低端商品推销给农民，那将是极其悲哀而愚蠢的举动。
新希望集团拥有中国最大的农牧产业集群，如果能够在未来的三年内建立起来肉蛋奶三条产业链并且融合农村金融信贷网和农村电子商务网，率先跨入千亿规模的大企业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新希望贻误良机，市场不会等待，一定会有其他的企业借势成为农牧食品行业的新龙头，创造和开发金字塔底层的财富。针对中国农村的特定物流、通信、金融条件进行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的创新，将造就数十个千亿级别的大型企业。

未来大势之二：新兴市场的“中国化”
相对于一百多年的“西化”，现在或许是“中国化”的时机了，特别是在新兴市场。
你可能会批评我过于轻率地做出这样的判断。我承认，尽管此次的金融危机将中国的“软实力”加速了十年，尽管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吸引了48个非洲国家代表参加，包括4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除了联合国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有如此的号召力，但是中国的直接影响力毕竟有限。据BBC今年2月6日公布的对21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去年对中国影响力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从45%降至39%；同时，这个在奥巴马当选后进行的民调反映，把美国视为正面影响力的比例从35%上升至40%。
即便是新兴市场能够接受“中国化”，与欧美发达市场相比，其市场规模偏小，且成熟度不高，这都是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上面临的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20年，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在新兴市场的“中国化”是一个方向。如果我们判断这是一个基本趋势的话，不论其势头在今天看来多么微不足道，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抢先建立战略制高点。
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为例。对中国来说，东盟是近邻，属于战略上攸关国家安全的地区。对东盟来说，中国提供了美日之外的另一个选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发现越来越难以抵御中国在经济援助上的压倒性影响力和软实力。近几年，大多数东盟国家已被我国“和平崛起”的姿态以及友善支持者的形象所打动从而部分打消了疑虑。
针对某些正处于上升期的产业，比如通信和太阳能，华为和尚德通过技术创新建立了自己的“硬实力”优势。对于那些理性的企业采购方，他们比较容易基于优异的性价比接纳中国的企业。
但是对于家电、服装、食品等消费品，靠技术取胜的阶段已经过去，中国企业已经没有机会通过技术来建立别人难以企及的性价比，因而就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品牌等“软实力”，打入欧美日的高端市场。与理性的企业采购不同，感性的消费者在接纳中国品牌产品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并认同中国国家的品牌。我觉得，中国的“软实力”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打动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地步，因而在欧美日市场上，唯有通过继续代工，继续积累经验，静待时机成熟或者某些特定的机遇出现。
借助新兴市场的“中国化”趋势，中国企业有可能最终打破“代工不挣钱、品牌不值钱”的死结。
在新兴市场，中国的“软实力”将逐步超越新兴市场消费者对中国的偏见。借助“上网本”这样的优质低端产品，中国的品牌企业完全有机会打开新兴市场。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新兴市场总裁陈绍鹏，管辖了全球155个新兴市场国家，他的目标就是让联想成为新兴市场的领袖。海信科龙也表示将加大俄罗斯、越南、印度、巴西及东欧、北非市场的开拓力度；中国远洋已经把自己的集装箱船队运力布局的重心之一锁定在新兴市场，并加强对新兴的加勒比海市场投放运力；清华同方股份也表示要开拓美欧以外的新市场，并计划在今年市场拓展行程单中加入迪拜和孟买。

在历史上，中国历来提倡行“王道”而弃“霸道”，讲求道德与和谐，主张“和为贵”，强调“以德服人”，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现阶段，微笑外交、公共外交及睦邻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寻求“良性霸权”的手段。
美国显然已经觉察到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因而多次批评中国在新兴市场推行“殖民化”，换个角度，这其实是对“中国化”趋势的一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