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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作良挥别易方达 基金高管地震冲击波升级

基金行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变动似乎越来越剧烈。6月20日,易方达基金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副总裁兼投资总监江作良已提出辞职,并获公司董事会批准。
6月尚未结束,即有9家基金公司发布高管变更公告,涉及高管多达12人。记者注意到,转投其他基金公司担任更高的管理职位是今年高管变动的最大原因,其背后,与合资基金公司逐渐增多颇有渊源。
“大佬”江作良的故事
随着博时“二肖”、工银瑞信江晖、嘉实王贵文、上投摩根吕俊等一批“教父”级人物先后离开公募基金业,江作良作为公募基金中硕果仅存的“大佬”之一,其辞职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
江作良是易方达筹建者之一,自2001年4月易方达成立以来,就一直在该公司工作,历任基金科汇、易方达平稳增长的基金经理、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投资总监、副总裁。在其带领下,易方达基金在牛、熊市中都取得了持续、稳定、优良的投资业绩,这奠定了江在易方达基金的“教父”地位。
此次离职,据易方达基金公司称,缘于其早期的一笔股权投资。
2000年,江作良与其妻李莉参与发起设立宁波立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近日已正式启动IPO(首次公开发行),这成为江作良离开易方达的主要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江作良于2006年9月将立立电子股份全部转让给李莉,李莉目前持有立立电子481万股,持股比例6.24%,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根据立立电子的IPO进程,其首发的初步询价期为2008年6月19日至6月23日,中信建投证券将立立电子的合理估值定位在28.68-33.54元之间。按这一估值的最低价计算,李莉将获得1.3亿元收益(其中300万股认购价格1.9元/股,181万股认购价格1元/股)。
尽管江作良此次投资行为与国内法律法规没有冲突,但为了回避该公司上市后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同时消除公众的疑虑,江作良决定辞去易方达副总裁和投资总监的职务。
据他本人透露,从易方达离职后,尚无计划担任立立电子的董事及参与其实际经营运作,而会继续留在自己热爱的投资界。
“离开公募后,不排除参与一些PE股权投资等项目,但暂时还没有具体打算。”
高管离去原因各异
江作良表示,易方达的投研团队经过近8年的锻炼,已经形成一套有特色的管理模式,公司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水平不会因其离开而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公募基金优秀人才流失日益加剧已成不争的事实。从今年初开始,基金业就已出现高管人员频繁变更的势头,而最近,这种人才流动渐趋升级,高管大挪移频频上演。
仅仅在6月,就有9家基金公司相继公告发生高管变动,涉及高管多达12名。
宏源证券基金分析师蒋全告诉记者,2007年基金经理变动频繁,今年的变动换成高管了,“真是每一轮牛熊就洗一次”。
从基金经理的几波离职高潮看,其离职行为跟市场行情紧密相关,这一关系的表征是,大部分离职的基金经理都选择投身私募基金。
天相投顾基金分析师王广国认为,发生在6月的高管离职潮很难跟市场走势进行关联,市场好坏与高管变动不存在直接联系。在他看来,高管对于基金公司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市场好或不好的时候都十分重要。
王广国分析认为,由于2008年上半年市场情况不好,无论是新发基金的募集,还是老基金的规模,与2007年相比都急剧下降,这对基金公司的发展非常不利,小的基金公司甚至面临生存问题。因此,业内人士称高管变更频繁和市场转弱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离职的高管若还是在业内流动,市场变坏就不能说是主要原因了”。
记者注意到,从今年情况看,转投其他基金公司担任更高的管理职位是基金公司高管变动的最大原因。如南方基金原副总经理邓召明现任鹏华基金总经理,而在5月公告离职的南方基金原副总经理许小松成为国联安基金总经理先江的接替者。
在一位合资基金公司总经理看来,基金公司高层变动加剧和近来基金公司股权变动,尤其与合资基金公司增多分不开。
他告诉记者,截至最近新成立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公司,已有32家合资基金公司(超过60家基金公司总量的一半)。这位总经理向记者透露,一些合资基金公司的外资股东希望获得更大的控制权,必然导致公司高层出现变动,此外,本土基金公司由于股权等问题发生争端导致人事地震的也不在少数。
他向记者表示,高管离职对一家基金公司短期可能造成一定影响,但现在基金公司普遍都强调团队作战,长期看影响应该不大。
这位总经理直言,基金公司不是不想要“明星投资总监”和“明星基金经理”,明星效应现在对投资者依然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但基金公司却在弱化这些“明星”。
“以我所管理的公司为例,投资策略会现在是不会让基金经理登台了。”在他看来,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手中无兵,“80后”的年轻人也已迈入基金经理之列;二是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明星”,最终总是会转身而去。
信息披露不必遮掩
记者注意到,从基金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看,除国泰基金陈坚因退休、易方达江作良因“回避利益冲突”外,其余高管均为“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呈。
一位投资基金多年的投资者告诉记者,他非常关注自己持有基金的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高层变动情况。“变动的原因以及人员的去处,对我的投资会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在他看来,离开原因或许不好讲得太细,但去处却可以予以披露,因为这可以让投资者评估出这家基金公司的现状。
“如果是到其他基金公司升职了,奔好的前程了,我就会评估为中性影响,但如果是到其他去处,我可能会赎回基金离场观望。”
这位投资者同时对基金公司的其他信息披露情况表示不解:“为什么我无法知道基金经理的年龄和投资年限,尤其是这两年新换的基金经理?”
在过去两年的大牛市中,行业规模爆炸式的扩张导致基金经理人才缺口较大,在这期间,很多研究员都被火速提拔为基金经理,基金经理的年龄结构由此呈现出年轻化态势。新上任的基金经理中,多数是“70年代”生人,甚至部分基金经理还是“80后”。
但记者从基金的公开资料中,可以找到的惟一一位“80后”基金经理是大成创新成长基金的倪明,倪明2008年1月12日成为大成创新成长基金经理。
显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80后”基金经理并不限于倪明一人。上述基金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他所知道的就有数位,都是去年以来上任的。他还告诉记者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一家总部在上海的合资基金公司旗下的所有基金经理简历均不公布性别和年龄。
银河证券基金分析师王群航认为,基金经理的离职是正常的人才流动,但一些基金公司在新基金经理的简历披露中的问题却值得重视,只要基金公司认为这个人可以胜任,就没必要遮遮掩掩。“对基金经理的年龄和投资年限进行掩饰,反而让人觉得基金公司本身就信心不足。”
王群航强调,基金公司信息披露应该有一个规范,现在信息披露确实过于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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