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继铭转战高盛 经济学家, 有限公司, 人民银行, 证券业, 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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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世纪周刊报道，7月23日，在从香港飞赴内地之前，哈继铭透露，将于10月正式加盟高盛，出任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任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已六年有余。一年多前，有关他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一职的消息，就曾引发一波热议。除了经济学在当今中国的显学特性，经济学家群体中的哈继铭，其影响还得益于所处的金融证券业，其所在的机构——包括较本土券商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中金公司，以及个人在国际金融组织、金融监管机构和投资银行的辗转经历。“他希望能为国家政策制定建言献策，他也的确率领团队成为决策层倚重的智囊团。”哈继铭的一位同事作出这番评价。
1993年加入IMF时，前苏联刚刚解体。作为一名经济师，哈继铭的研究对象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些转轨经济体。“休克疗法”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差异，让他有机会观察其间的成败得失。由于对《资本论》这些理论有过学习，哈继铭能够理解这些国家的价格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及汇率政策等。这使他日后更容易理解中国的汇率机制改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哈继铭被调去参与亚洲经济研究，主要任务是参加IMF的代表团，每月与印尼政府磋商政策的执行和制定。每次行程都会有几天的短暂休假，他便绕道中国，了解国内的发展状况。他的邻居都说：“你回国比我去商场购物都要频繁。”哈继铭承认，那时就萌生了回国工作的念头。在围着印尼谈判、磋商一年后，一家国际投行向他提供了做经济学家的机会。而哈继铭最终被IMF说服，成为IMF驻印尼代表，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一生中可能只遇到一次，而投行总会有机会去”。
他的办公室安置在印尼央行，无论货币政策或财政、外贸政策，他无不关注，并有权利和义务接触所有相关官员和部门。这些政策决定着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命脉。在金融危机的动荡中，他直接触及“草根经济”，触及社会问题，对于一国经济的理解，显然与住在五星级酒店、只与官员握手不同。2004年4月，已经有11年IMF工作经验的哈继铭放弃进一步升迁的机会，加盟中金公司。那时朋友们都感到惋惜，但哈继铭坚信这才算回归了主流。派驻印尼四年，他与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沟通更有共同语言。不过，他也不讳言IMF拯救药方存在的问题。他曾向媒体承认这有很大争议性，但应看到政策背后更主要的原因——政府腐败。
自2005年至2009年，在国内宏观经济团队的年度评比中，中金公司一直居于前三名。令他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2004年，学界都在争论中国会“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哈继铭指出了第三种可能——“波浪式着陆”，并断言起伏会比较跌宕。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股指因股权分置改革而大幅上扬，哈继铭等于2007年5月预测——“5000点大约在秋季”。这些预测事后得以验证。
“人口红利”概念非哈继铭首创，但经他的研究而流传。2006年12月，中金公司发出研究报告《人口红利提升资产价格》，引起较大影响。报告提出，2010年前中国工作年龄段人口占比的提高，将使居民储蓄率保持高位，压低市场利率，由此产生的外贸顺差将使货币升值。哈继铭以一句顺口溜描述当时的中国经济现象：“人不值钱，钱不值钱，但是大家都挣钱”。他自认为对中国经济研究建议了一个中长期的框架，提出“人口红利”成为许多长期问题的关键节点。
一位经济分析师称，哈继铭注重研究，不仅从短期来看可以接受，他也重视中长期的走势，而这往往被证明眼光独到。最近，哈继铭将人口与经济关系拓展到国内区域发展的问题，认为内陆地区社会抚养率开始下降，而沿海地区上升，工资压力增大；内陆开始追赶，经济增速加快。他将此称为“20年沿海，20年内陆”。对于这类研究，有的基金经理认为比较新颖独到，也有人不以为然，因为其他券商也开始这样做。中金公司的长处是整体较强，研究与销售独立，很市场化，服务综合。
哈继铭在2006年对房价的判断及“买房不如租房”的观点，引发了巨大争议。对此他承认，当时对国内房地产市场“比较悲观”，对房价上涨的理解比较表面，看到租金回报率低于资金成本，简单地套用国际通行的分析方法，得出“房地产泡沫很快就会破灭”的结论。此后，“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不断加深”，哈继铭回忆道。一位知情者说，即便如此，当时的房价信息也是中金公司的志愿者实地走访收集的。所以面对公众质疑，哈继铭还可以自信地作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