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谢幕：格林斯潘告别美联储 美联储, 华盛顿, 工作人员, 格林斯潘, points

whaler

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它永远会写出完美的结局。
--《舞台生涯》
2006年1月31日，星期二。美国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第二十街和第二十一街之间，美联储总部大楼。艾伦.格林斯潘博士最后一次作为联储主席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会议。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提高25个基本点（basic points），至4.5%。这是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第14次加息。会后，格林斯潘和同事共进了一顿颇为低调的午餐，又为联储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招待会，然后平静地离开联储大楼，仿佛只是又结束了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格林斯潘给同事们的临别赠言：“我知道，这个机构（美联储）将继续做出优异的成就。我将在一旁关注、喝彩。”
同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任命本–伯南克博士出任美联储主席。次日中午12：01分，伯南克正式履新，几乎同格林斯潘的离去同样低调。其时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一月的失业率为4.7%，“经济活动的扩张总体稳健，核心通货膨胀在最近几个月里维持较低水平，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依然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美联储2006年1月31日官方公告）。
美国的媒体经常称格林斯潘是美国经济的“maestro”。这个本来源自意大利语的词汇，其实同英文中的master同源、同意，都是“大师”之谓，只是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maestro专指交响乐团指挥。酷爱音乐、早年曾一度想成为职业音乐家的格林斯潘大概会喜欢这样的头衔。作为指挥大师的格林斯潘其实在去年夏天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小镇的美联储年会上就已经正式谢幕了。那时，观众和乐队成员毫不吝惜将无数喝彩、掌声和鲜花奉献给行将离去的大师。而此时，帷幕已经落下，观众也已散场，所有的喧嚣一下子为沉寂所淹没。格林斯潘走了，带走联储同事们送给他的临别礼物，包括一把原来摆放在联储会议室的旧椅子、一只由联储系统十二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签名的旧棒球手套、镶在镜框里的十二张由各联邦储备区发行的一美元纸币样钞，还有一面联储的旗帜。他留下的，是作为一位中央银行家十八年半辉煌的业绩，和“不仅是世界最出色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且是他那一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对格林斯潘的评价）的盛名。
1987年8月11日，格林斯潘正式接替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出任联储主席。其时里根政府正因“伊朗门”（Iran- Contra）丑闻闹得焦头烂额；戈尔巴乔夫刚刚推出他的“新思维”（perestroika）；柏林墙——作为两大阵营间不可逾越的“铁幕”的物化表象——看起来依然坚不可摧；中国还没有股市。十八年半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人与事，而世间的沧桑巨变又让身处其中的人常会生些“哀吾生之须臾”的惆怅。好在世上总有些东西似乎并不改变，让人们多少感觉些稳定、安全。且不论格林斯潘的业绩，单单是他十八年半的任期——在联储历史上仅次于威廉–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的19年任期（1951- 1970），就足以让他成为华盛顿的一座地标，就像广场上的方尖碑。
2006年1月31日，我没有那份幸运去目睹格林斯潘离开美联储大厦，不敢妄自揣度他当时的心情，但读到相关的新闻时，我却不由得记起电影《巴顿将军》临近结尾时，将军的一段话：
“一千多年以前，罗马征服者打完了胜仗，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凯旋而归。在行列里，有吹鼓手、乐队，还有被征服国家里的各种珍禽异兽，满载这一车又一车的珍宝和缴获的武器。征服者站在凯旋的战车里，前面走着带镣铐的俘虏，他的儿女身穿白袍，跟他一起站在战车里，或者骑在马上。一个奴隶站在征服者的身后，手捧一顶金冠，在他耳边低声警告说：‘所有荣耀只是过眼云烟（All glory is fleeting）。’”
“我们信任上帝和格林斯潘！”
美元钞票和硬币上都印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信任上帝”（In God We Trust）。2001年，一位名叫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的喜剧演员作了一首乡村歌曲，叫做《我们信任上帝和格利斯潘》（In God and Greenspan We Trust）。歌中列举了当今美国社会的种种痼疾，最后得出结论，“我们只信任上帝和格林斯潘”。其实这首歌的创意实在算不得新鲜，因为早在1996年，当比尔–克林顿和鲍勃–多尔还在为竞选美国总统使出浑身解数、缠斗正酣之时，《财富》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信任格林斯潘》（In Greenspan We Trust）的文章，说到：
“总统候选人们一个个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从这个州窜到那个州，利用着我们民族那种根深蒂固的缺乏经济安全感的心态，大肆兜售种种似是而非的经济方案，从单一税制，到恢复金本位，到19世纪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指天划地地向民众保证，自己的方案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凤凰涅磐’、重现辉煌，而对手的方案只会毁了这个国家。在华盛顿，国会和克林顿政府也是一头雾水，已经晚了六个月，还没有制定出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更遑论今后七年的预算了。与此同时，市场也是上窜下跳，犹如饥饿的幼犬。
“感谢上帝，我们还有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仍将继续执掌联储，而联储则庶几称得上是我国经济的起搏器。对美国经济而言，格林斯潘的连任甚至比谁在11月赢得总统大选更为重要。这个消息到底有多好？本刊刚刚做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财富》10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有96%的人支持格林斯潘连任联储主席，超过半数给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表现打了A，只有不到1%的人认为今年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联储理事劳伦斯–林赛（Lawrence Lindsey）称，‘如果你的评分标准是一个肉身凡人所可能企及的成就，格林斯潘绝对可以得A。’”
据说，在美国政府中，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如果说联储主席在礼仪上还逊于副总统，但实权绝对在副总统之上。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的一篇报导称，全美有一半左右的成年人不知道现任副总统是谁，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格林斯潘。每年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没有人会留意国务卿坐在哪个位置，但如果格林斯潘刚好坐在第一夫人身边，关于未来经济政策走势的种种猜测与传闻很快便会充斥报端。
几乎每个关注国际财经新闻的人对格林斯潘的媒体形象想必都很熟悉：一个谢顶、满脸皱纹、不苟言笑、带着副超大号的眼镜、目光深邃、面部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从来不会直来直去地讲话的老翁。从我们有记忆开始，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给美国设定利率，其中最重要的是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间的隔夜拆借利率，也就是媒体报道中“美联储加息（或减息）”的那个“息”。“艾伦大叔”每动一动利率，或是让市场觉得他有可能会变动利率，华尔街都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股市或涨或跌，紧接着，全球经济也同步做出反应。这时的格林斯潘倒真像一位指挥大师：手中的利率指挥棒挥上一挥，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就跟着他的指挥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地热闹起来。
这里需要澄清两个误解：
首先，利率并非由联储主席一人制定，而是由上文提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制定。公开市场委员会由美联储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包括联储主席在内的七位理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其他十一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选出的四位，共十二位成员组成，职责是决定美国货币政策的方向。这个委员会通常每年召开八次会议，决定是否应该改变货币政策。在会议前，每个成员会收到并被要求阅读《绿皮书》（Green Book），内容为联储委员会对美国经济走势的预测，《蓝皮书》（Blue Book），内容为联储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分析，和《褐皮书》（Beige Book），内容为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提供的有关地区经济形势的探讨。基于这些信息，在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是否应该提高、降低、或不变更联邦基金利率。联储决定利率走势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并抑制通货膨胀，一个基本的“拇指法则”（rule of thumb）是，当联储决定加速经济增长时，就会降低利率，如果决定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以平抑通货膨胀，就会提高利率。每次利率的调整幅度都不超过50个基本点（basic point，一个基本点即一个百分点的百分之一），在格林斯潘时期，通常为25个基本点。
其次，联储制定联邦基金利率的只是目标（target）利率，实际的利率还要看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毕竟，美联储没有权利“命令”金融机构在同业拆借中“必须”适用联储制定的利率，而只能通过影响市场供求关系来达到目标。在货币供给和需求中，联储能够左右的是货币供给，而其改变货币供给的最重要手段是“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s），即在证券市场买进或卖出政府债券，例如一年期国库券（T-bills）：联储买进时，向卖家支付货币，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卖出时，从买家手中收到货币，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提高利率。在实际操作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定，负责操盘在纽约证券市场上买入或卖出政府债券，因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是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当然，联储还有其他政策手段，如传统的央行操作：调整再贴现率（discount rate）和存款准备金比率（reserve requirements）。实际上，公开市场委员会每次变动联邦基金利率的同时，也相应地变动再贴现率，比如，在1月31日美联储关于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官方公报中，也提到，“相应地，联储理事会一致通过将再贴现率提高25个基本点，至5.5%。”但在美国，再贴现率相对不太重要，因为在联储看来，再贴现率只能直接影响数量有限的有再贴现资格的银行，再由这些银行影响同业拆借利率，而通过变动市场性的联邦基金利率，联储就可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比行政性的再贴现率更为直接、有效、快捷，因而，联邦基金利率已经逐步取代再贴现率，成为联储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这些听起来似乎没什么玄妙的，稍微懂一点经济学入门知识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道理。在美联储总部大楼一层大厅里就有一台电子游戏机，来访者都可以玩上一手，测验一下自己是否也有能力为美国——我们星球的第一大经济体——制定利率。机器会自动生成各种突发事件，如股市崩盘，要求游戏者做出反应。如果哪个高明抑或幸运的游戏者答对了全部的问题，游戏机就会宣告：“足下正是我们踏破铁鞋苦苦找寻的联储新主席呀！”，仿佛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终于为圆寂了的活佛找到转世灵童一样。当然，这只是个游戏，当不得真。但格林斯潘凭什么被誉为“联储历史上最优秀的主席”？为什么在格林斯潘执掌联储期间，美国的货币政策会被说成是遵循“格林斯潘本位”（Greenspan Standard）、说白了就是格林斯潘认为应当如何？
“格林斯潘本位”
前段时间，一位香港教授说 “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人”，结果在媒体很是引来一阵喧嚣，正反双方攻讦不已，最后也莫衷一是。我们且先不管这位教授的这个论断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良有以也”，看看美国的学界一般是怎样评价经济学家的。在美国，通常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应该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最好是某个一流名校的，在大学担任教职，从事独立学术研究，在专业领域著述颇丰，论文被广泛引用，最好还要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之类的同仁组织及第一流的学术期刊担任编委。按照这些标准，伯南克博士是位“合格”得不能再“合格”的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行长梅尔文–金（Mervyn King）也是经济学大家，而格林斯潘能否称的上是位经济学家，则很成疑问了。
格林斯潘虽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但第一，他就读的纽约大学虽然不失为全美一流名校，但素来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其次，他直到1977年、年过半百时才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这个博士学位也颇有点“妾身不分明”的尴尬，因为他并未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他也从来不曾在任何大学执教过；据说他平生只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被引用次数为零。
但格林斯潘的确学而有术。早在五十年代，格林斯潘即开始在华尔街经营过自己的经济预测公司，其间他以擅长从海量数据中发掘经济发展趋势、并为大公司高层主管提供决策支持而奠定了自己的声誉。曾于1991年至1994年担任联储副主席的戴维–莫林斯（David Mullins）博士甚至认为正是格林斯潘在50年代最早“发明”了为公司高管做经济形势分析的生意：“他（格林斯潘）是最早专门为首席执行官们量身定做经济预测的人。”他的咨询公司唐森德-格林斯潘（Townsend-Green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