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回国创业比挣钱更有幸福感 毕业生, 经济学, 普林斯顿, 美国,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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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顶楼，灯火通明。
朱镕基院长为经济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设宴饯行。“我一只手把你们从学校送出去，另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
李山通过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持的经济类
出国留学考试，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走到院长面前，告诉他，“我将去美国留学。”
“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镕基说。
“没问题，我出国经过严格政审，一定会回来。”李山回答。
朱镕基说：“不是政审的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
“我需要付你高盛的工资吗？”
十年之后。1996年元月，旧金山。全美经济学年会在此召开。
1993年李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后在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担任国际经济学家。他与两位清华经管学院的老同学在旧金山重聚时，忍不住说出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明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准备组织一批在全球各大投资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留学生同一天辞职，创办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
在国外各大投资银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担任高级职务的佼佼者，一些人年薪超过百万美元，生活优裕。但李山清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长期为外国资本家打工，希望有机会回国工作，与外国老板在中国金融市场一争高下。这既符合投资银行家的冒险精神，又能把他们的才智贡献给国家。他相信他能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几个月后，高盛公司任命李山为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负责中国市场业务。他找到在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美林公司担任董事的葛甘牛，后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80年代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有丰富的
股票交易经验。他们开始草拟给国务院领导的倡议书。
1997年2月25日，北京的早春时节，乍暖还寒。下午6时，由总裁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
阔别十年的院长站在迎客松画屏前, 向李山伸出了手：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会回来的。”李山有些措手不及。
“我需要付你高盛的工资吗？”
“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李山回答。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朱镕基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发表演讲。
赵纯均副院长将一个文件袋交给朱镕基：“李山愿意回来工作。”
里面装有一份利用海外金融人才，以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投资银行机构(后整合为中银国际)为基础，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
1997年10月初，纽约证券交易所。
中国 移 动正式挂牌上市，融资规模创有史以来日本以外亚洲市场之最。
站在喧哗的交易大厅中央，李山松了一口气。那几个月实在太累了，除了为上市每周工作100多个小时外，还得秘密联络组织分布在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北京的十几位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共同商讨创建国家投资银行的计划。
“我的一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
“中国 移 动到海外上市了，但我们这批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国效力呢？”李山内心焦虑。
1998年4月4日，被高盛调往伦敦担任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李山和中国留学生代表们拜会刚刚上任总理职务，出访英国的朱镕基。《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呈送到朱镕基手中。
“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投资银行技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核武器技术对一国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必须立即着手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阻止外国投资银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几天后，新到任国家开发银行的陈元行长在电话中告诉李山，总理有指示，希望他立即回国面谈。4月16日，李山飞抵北京，任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与传统的国营金融机构不同的新投资银行。”
6月15日，李山飞抵香港，前往高盛亚洲总部，在正式辞呈上签字。这意味着，他将失去高盛公司资深投资银行家们获得的平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
但李山去意已决，“回国创业比金钱更令人有幸福感”。
朱镕基当时的决定是：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但好事多磨，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筹备了一年半的国家投资银行宣告失败。
李山进入了事业上的消沉期，在“无所事事”之时，他打起精神，和清华校友莫天全一起创建了现在被称为“全球华人房地产门户”的“搜房网”。而后又离开“搜房网”，到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出任负责中国投行业务的董事总经理。
一直到2001年4月，李山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中银国际并于6个月后出任CEO；但李山似乎没有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当时的中银国际内部症结复杂，危机重重，历任总裁任期从未超过一年。要走出困境，中银国际必须重塑激励机制。
李山做了令人咋舌的决定：中银国际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固定工资平均降了35%；接下来是大规模的裁员，公司80%以上的员工离职，高层全部换血。李山显示其“冷血”一面。
2002年9月中旬，中银国际发布的关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一场风波，惊动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最高层。香港各大报刊都登出了“朱总理痛斥中银国际”的头条消息，中行内部有人指责李山用人不当，一些和他一起打拼过的同事，包括投资银行部的负责人曾玉煌，李山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因此离开了中银国际。
中银国际陷入了低谷，甚至第二年年初中银国际成功完成的“中外运”海外上市，也被有些媒体猜测为“李山在中银的最后一笔业务”。而李山公开声明：绝不放弃。
又三年过去，中银国际已成为中国顶尖的投资银行。他自信中银国际的业绩能够证明一切。“我的一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
2005年10月，任职四年CEO的李山向董事会提出了辞呈，创办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三山公司”。
“未能人尽其才，
是国家的重大损失”
言谈之间，“书生”李山引用孙中山、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为典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正当壮年的李山显示了“海归”的雄心勃勃，四川人的务实，以及作为投行专业人士甘冒风险的胆识。
出生于四川威远县的李山，其浪漫情怀来自知书达理的母亲。小时家贫，被打成“右派”的母亲在星空下给他讲希腊神话，讲孔尚任的《桃花扇》，也教他写诗，那是何等的理想主义情怀。
再往后，是80年代初那个刚刚20岁的少年人，在清华园早起读书。后来这所学校给了他坚韧的决心，硬朗、内敛的风格和广通的人脉。
人物周刊：你对你这些年的回国经历怎么看，有没有过遗憾？
李山：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始终觉得自己有机会回国效力，并参与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是十分幸运的。
我希望更多的海归能和我同样的幸运， 能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今天，海归中还有很多的人未能人尽其才，这既是他们个人的遗憾，更是国家资源的重大损失。他们经常被批评“不了解国情”。
其实，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现实错综复杂，没出过国的人就了解全部国情吗？如果有人真认为海归不了解中国国情，为什么不给海归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让他们去了解国情——哪有人生而知之？
我举个反面的例子。参加甲午海战的中方将领邓世昌等指挥官们都是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优秀人才。可是北洋水师第一把手丁汝昌是李鸿章的亲信，却不是职业海军，指挥失当；管财务军需的是李鸿章的亲戚，贪污误国。李鸿章虽为洋务先驱，却因用人不当，铸成国耻。
人物周刊：从你所处的金融领域来看，你认为国外最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是什么？中国在金融领域存在什么问题吗？
李山：金融业最关键的是人才。成百上千的教授和博士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工商管理硕士等其他专业人才更是不计其数。国际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们吸引和保留最优秀人才的机制和文化。
国内金融机构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比如组织架构、业务战略、风险管控和IT技术等，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因为这些问题最终都需靠人才去解决。
因此，国家应当打破常规，大胆启用有海外工作经验的高级金融人才。
人物周刊：在你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什么差距吗？
李山：我个人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有我的理想，其中之一就是希望看到海归们能在国家的改革发展中发挥中坚力量。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为缩小这一差距尽微薄之力。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你领教过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李山：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在于中国的教育缺乏批判性和创造性。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教育，要求学生独立思考，探索创新。比如，我自己做关于企业兼并问题的博士论文时，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里泡了一年多时间来想原有理论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