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就是歪风邪气 党政干部, 上海市委, 中组部部长, 记者,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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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忙碌了一天的上海市民开始准备度周末。上海市高层领导则陆续收到通知，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
“通知没有说会议内容，但我们预感到了。”一位与会领导对记者说。
3月24日下午，延安西路上海市展览中心三楼。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向上海市党政干部宣布了中央重要决定：“习近平同志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韩正同志不再代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
当日下午4时许，新华网对外正式发布这一消息。上海市领导人选的悬念由此暂告一段落。
习近平开始了他的新使命。
一位与会官员告诉记者，习近平在会议结束后旋即离开。第二天，习出现在杭州，与浙江新任省委书记赵洪祝交接工作。
3月26日，消息人士称习近平旋踵之间已赶回上海，开始与相关干部沟通交流。
履历完美
作为高级干部的子弟，1953年出生在北京的习近平身上却有一种“平民情怀”。他的一位工作伙伴向本报回忆说，“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习近平父亲早在1960年代初就被“打倒”，那时习近平尚不满10岁，“实际上他要比一般平民子弟更早地经受生活的磨砺”。
在陕北农村“插队”期间，习近平在数万北京知青中第一个当上大队书记，直到后来他获准进入清华读书时，其父尚未得到平反。“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是以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信任、爱护与支持，也因此很早形成了他的平民情怀。”习的这位下属说道。
经过青年时代的磨砺，习近平正式步入仕途。
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习曾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书记，福建省厦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等职务。2002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是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
由于低调处事，外界并不清楚习近平的施政风格。
3月24日下午，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如此向上海党政干部介绍习近平：
“政治上强，有较高的思想政策水平；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宏观决策能力比较强，领导经验丰富，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强。”
1/3的时间在调研
对于这个评价，浙江的官员早就深有体会。
“你知道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每年在外调研的次数和天数是多少吗？”赵智奎曾经这样问记者。
赵是中国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部主任，从2005年底开始，赵智奎作为课题负责人之一，负责和承担了与浙江省合作的《科学发展观在浙江：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重大课题。课题作为中国当下重大问题调研成果，将直接上报中央。
赵智奎说了几个数字：“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30次大的调研，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各市。”
衢州市衢江区一位官员则向记者回忆他对习近平工作风格的了解。
2006年8月16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风尘仆仆赶到衢州市衢江区工贸职校。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播报和在各乡镇(街道)公开张贴公告，让有诉求的老百姓进行预登记。接访点设立了综合、土地拆迁、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及反腐败、农林水利、交通基础设施、涉法涉诉等15 个来访接待室。
“仅那天上午，习近平率领的浙江省党政干部接访团，就接待167批次315人次的来访群众，当场解决76个问题。”衢州市这位基层官员回忆说。
他还告诉记者一个例子，“当碰到具体法律问题的时候，习书记不是让找有关部门，而是咨询从杭州带过来的律师”。下乡接访带律师，在浙江一时成为美谈。有心人亦可注意到习近平的学历，他是一名法律博士。
“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就是歪风邪气”。党务之外，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上亦有作为。
2002年9月，习近平从工作了17年的福建省调任浙江，两个月后出任浙江省委书记。
此时，浙江省经济已经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但和许多其他省份一样，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003年7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在是次会议上，提出了主动接轨上海、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等的“八八战略”。
而2004年下半年，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与全国工业走势形成了强烈反差。

上海官员的期待
此时，中央的宏观调控如何在浙江落实？
很多浙江党政干部清楚记得习近平的一句名言：“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就是歪风邪气。”
在严格执行调控的要求下，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从2003年的38.9%下降到2004年的20.2%，再跌到2005的10.5%。
在此背景下，2005年3月，习率团到江西进行交流，并为江西带去了300亿的资本投资。
走出去的同时就是引进来。江西行后两个月，他再次率团到美国，举办浙江周。仅在开幕式当天，就获得了中方和美国企业签署的63个经贸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24.9亿美元。
在为本省企业开辟新空间的同时，习近平开始大上重工业项目，推出了“五大百亿”工程，总投资4173亿元，为后来的产业升级打下了资源基础。
“如果没有五大百亿工程，现在的浙江经济发展后劲很难想象。”浙江省政府咨询专家向记者表示。
到2006年，浙江省GDP增长了13.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了14.1%,这个数据首次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
上海官员的期待
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后，习近平注定要比其他人承担更多的期待。
上海的官员对他的确有着更高的期许。他们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位能够将上海带出社保案阴影的书记。
“‘(习近平)政治性很强，很有能力，开拓性很强’，这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参加3月24日的上海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的上海市官员说。这也让他对习近平的期待很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杨建文则指出，当初习近平从福建到浙江主政，有两条看的很准。
“首先就是浙江虽然民营经济很强，但是浙江经济有两个问题：工业不行、外资不行。其次，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问题，在他任下浙江主动接轨了上海”。
前文提到的“八八战略”和“五大百亿”工程恰是杨建文这番评价的注脚。而在上海，习近平显然不能简单的复制浙江经验。
杨建文说，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认为，“上海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杨进一步解释说，这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对上海提出“四个率先”要求中的第一个。
习近平似乎有所准备。在3月24日的履新感言中，他就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总书记殷切期望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新书记的使命
在上海市政府智囊眼中，习近平的履新恰逢上海经济的新历史时期。
从上海内部来讲，对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形成共识；中央也提出了要求。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之一是对现代服务业空前重视。因为沿海制造业饱和，服务业外资对上海是“重大战略性机遇”。
既有内在要求、中央期望，又有国外机会，三者目标统一，但杨建文提醒在这一轮服务业外资带来的机遇中，需要政治家的协调。
习近平当然不缺与外资打交道的经验。2005年率领本省企业出访美国时,习近平结交了时任高盛集团首席执行长的保尔森。2006年9月，保尔森出任财长后首次访华期间就专程拜访了习近平。如今习近平在海外已广为人知，被视作改革和亲商的政治家。
除了与外资协调之外，上海还需重视与兄弟省份和中央关系的协调。
杨建文认为，上海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中央政府是支持的。但由于金融业关系到经济安全，引入金融业外资时，江浙沪三地需要统筹把握，避免恶性竞争引发金融风险。
3月25日，习近平与他的继任者——浙江新任省委书记赵洪祝——交接。赵洪祝当时也表示：“上海是长三角经济区的龙头。习近平同志到上海工作，必将有力推动长三角继续加深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提升科学发展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更长远说来，上海还面临和全国协调的问题。上海经济学者指出，“上海一旦和全国协调好了，就是有重大发展机遇，一旦协调不好，就要出问题”。
在杨建文看来，习近平无疑是上海正需要的那种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