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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p

1 经济并不过热？
主持人：2007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1.1%，较2006年第四季度大幅上升。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贸易顺差增速以及CPI增速都出现明显上升，尤其GDP增速和CPI更是超出政府当初制定的目标，那么这些强劲的经济数据是否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过热？
孙明春：从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已高于政府制定的目标。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8%的经济增速和10%的增速区别并不大，可以说都是一个不低的速度。一般而言，经济过热主要是需求过于强劲，大于供给，出现比较明显的供给“瓶颈”现象。例如中国在1985年，1988-1989，1992-1993年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都是如此。1985年，主要由于进口需求过旺，导致外汇储备大幅下降和汇率贬值。而1992-1993年，则是需求增长过快，导致物价水平攀升，出现通货膨胀。但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还并不很高，供给“瓶颈”现象尚不明显，所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的判断尚为时过早。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经济结构失衡。101%的贸易顺差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反弹，仍是推动中国经济的两大动因。唯一可喜的是，从一季度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4.9%，3月份增长15.3%，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14.3%的增幅。这表明中国的消费正在增长。但关键是消费的增长能否持续，成为趋势。
黄益平：消费确实是在稳步改善，但是现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是贸易顺差和投资偏高这两个结构性问题，在过去一年，甚至近两三年内，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恶化。消费增长速度上升固然是好的，因为这是平衡经济增长的根本。但是如果投资的增长速度仍然远远超过需求，出口占GDP的比例还是在持续上升，那么到底经济能上升多久是有一个问号的。如果出口30%的增长没有了，对国内经济将带来多大的压力？当然，也许有一天消费追赶上投资，风险也就没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哪一种可能会更快的发生？目前微弱的消费改善，可能不会逆转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主要矛盾。
孙明春：政府去年已经实施了许多紧缩措施(下半年投资和生产增长得到了降温)，因此我之前预期这些数据不会这么高。但近期的反弹证实，由于政策力度还不够大，造成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为了让经济重新达到均衡，政府已经承诺了要采取全面的政策和改革，但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如果政府还继续慢慢实施这些改革的话，那么经济增长失衡的问题可能会被无限期拖延，并可能让长期前景面临更多风险。
尽管一季度的数据加强了新一轮紧缩政策即将出台的预期，但我对于这些措施对经济均衡发挥的作用持越来越谨慎的态度，预计2007年中国达到10%的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但增长结构失衡的问题可能不会有大的好转。
肖耿：我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整体上并不过热，过热仅仅是局部性的、行业性的。经济整体过热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出现供不应求而导致通货膨胀严重，二是国内投资及消费需求超出国内供给能力而导致国际贸易出现大的逆差。中国经济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与过热不相符。
目前中国通货膨胀幅度并不大，去年只有1.5%，远远低于同期亚洲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如南韩的2.2%,印度的5.5%，巴基斯坦的7.9%，印尼的13.1%，越南的7.5%，及菲律宾的6.2%。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1.5%的通胀率实际上是通缩的表现。今年到目前为止通胀率也就在3%左右。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说明内需不足，特别是进口需求不足，反映的是资本净出口及资本净剩余。
另外，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06年中国民工的平均工资只有120美元/月。而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一般低于民工工资。而农村劳动力加上民工达到4.8亿。这就是说中国有4.8亿劳动力的工资低于120美元/月，这些劳动力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达到充分及最有效率的就业，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的就业压力还很大。中国同时存在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及资本的剩余(表现在贸易顺差)，这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并不热。
但是，在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还是有过热的个别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效率不高的投资造成的重复建设，如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房地产盲目投资，另外，有一些能耗高、效率低、环境及健康监管弱的行业投资也过快，这些低效率的投资是热的，而且导致的社会成本很高。而一些高效率的投资如一些大城市的地铁、公共交通、城乡医疗卫生、环保、清洁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则依然相对缺乏。导致中国经济局部热但整体不热的主要原因不在宏观经济政策，而在计划、金融及监管等微观体制的改革跟不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开放速度。我们的计划体制、资本市场、银行、监管部门还不能有效地大胆地鼓励有效率的投资并阻止低效率的投资。
2 经济增长质量的挑战
主持人：今年3月，中国贸易顺差额大幅下降，六年来首次出现个位数的增长，这是否表明中国在进出口方面的措施已初见成效？
孙明春：今年2月份，中国的贸易数据出人意料地高于预期；尽管因为春节的缘故工作日有所减少，但出口年同比增长达到51.7%，贸易盈余达到238亿美元。一个月后，贸易数据再次出人意料，出现了六年来的首次个位数增长，出口增长年同比仅为6.9%，而盈余只有“小小”的69亿美元。但这样的大幅波动并不表示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而更多是由于暂时性因素造成，尤其是出口企业预期政府在春节后会进一步下调出口退税率，导致很多可能受到影响的出口企业，都抢在2月份提前出货。
实际上，春节后政府仅下调了对钢铁产品的出口增值税退税率，但这并不一定会减少钢铁贸易的盈余。中国钢材出口近期强劲增长主要由于产能的快速扩张和出口价格上涨。在2001到2005年间，中国的钢材产能已经扩大一倍以上。同时，钢材出口价格近期也出现上涨，2月份年同比平均增长率达到20%，远高于国内价格。对于某些钢材产品，国内外差价高达30%。因此，钢铁企业的利润在2007年前两个月年同比暴涨了360%，这让钢材出口商有足够能力承受退税的下调。
另外，产能的快速扩张已经导致2005年中国钢材进口下跌了18%。如果由于出口退税的下调，钢材生产商转向国内市场，那么进口替代效应可能会更明显，那么钢材业的贸易盈余也许会进一步扩大。
为此，我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比如，除了降低钢铁出口的退税外，一些高污染的产品(如塑料)，经常引发贸易摩擦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等上次已经下调了出口退税的商品，还可以继续下调。但鉴于引入政策的步伐可能比较缓慢，预期2007年盈余仍将维持30%左右的增速。
主持人：除了出口退税的下调等国内因素外，美国和全球经济放缓、美国贸易保护进一步增强等，也会影响到中国出口，那么中国贸易顺差是否会因此出现回落，并影响整个经济增长速度？
黄益平：我们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10.3%，这个趋势不会有太大改变。从目前来看，经济中两大结构性的问题，过度投资和外部市场依赖度过高，还会持续下去。短期内，要看的就是这两个矛盾会不会爆发出来？
从去年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来看，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形成产能过剩，除非需求迅速放缓。那么剩下的最大风险，就是外部需求出现剧烈逆转。我国对出口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出口约占GDP的36%，而且每年以20%-30%的速度在继续增长，这对经济增长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存度已经很高，一旦出现变化，就意味着很高的风险。
现在有观点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已经与美国经济完全脱钩，我认为这个论断
可能下得为时尚早，因为即使是亚洲国家相互之间的区域内贸易在逐渐增加，美国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因为有很多产品最终还是输出到美国和其它一些发达市场。但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到底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还要看它是不是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产品数目下降，以及国内有多大的能力来抵消外部变化。但从目前来看，美国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较有限。更何况尽管美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比较疲弱，但增长速度会逐步回升。
肖耿：我并不担心中国的出口。中国出口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这类企业的投资效率相对较高，即使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宏观调控，也难以抑制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出口企业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除非国际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巨大的滑坡，否则，中国的出口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是自然的。具体看，中国在出口方面的强劲竞争力并非人力成本低廉一个因素决定的，与亚洲其它国家，如印度、印尼、越南、泰国等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并不算低。对于中国来说，出口的竞争力还来自于开放程度高，出口交易成本低(主要是指隐性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好，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低廉人工成本。
我担心的是中国的进口，它受宏观调控及中国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影响很大。中国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劳动力剩余，就业压力很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让资本与劳动力更加有效率地结合，创造有效率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内在潜力。因此，我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强烈的宏观调控措施，中国经济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不是一个问题，而挑战主要是增长的质量是不是能够保证。
主持人：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比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那么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半成品价格上涨、房地产投资增长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为什么会出现回落？这种情形是否可持续？
黄益平：我觉得这是个别月份的特殊现象。因为开年有很多特殊因素，且很多投资决策因春节放假有所提前或延后，所以第一季度的数据一般来说都不是非常稳定。我觉得，如果今年政府把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放在降低外贸顺差上，而且这个政策获得一定成功的话，那么不排除以后会出现投资增长速度的反弹。
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和经济过热不太一样，它所引发的后果不会在短期内马上爆发出来，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其次，我们是可以采取措施，但愿意付什么样代价？其实如果真的要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只要把经济增长速度完全降到与消费增长的速度一样，经济增长就平衡了。但是我想多数人都不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经济的高增长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政府不断的采取调控措施，但是效果一直非常有限。
肖耿：对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有多高，学者专家都没有一致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国家统计局并不能区分有效率与低效率的投资。当效率高与效率低的投资都混在一起并形成宏观投资数据时，它对经济决策的作用就有限了。发达国家的投资数据对宏观决策的影响及用处很大主要因为他们的低效率投资相对较少。
价格数据比投资数据更可靠，因为中国的市场已经比较成熟。除了一些垄断行业，中国市场的价格竞争非常激烈，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市场供求。但是，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半成品价格上涨、房地价格上涨都属于正常市场现象，他们是正常的价格信号，将会导致相应的市场供给及需求的调整，并不需要特别的宏观政策来调控。只有普遍的价格上涨，也就是很高的通货膨胀，才需要宏观调控。
我认为决策机构目前不必过于关注投资总量，而应重视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计划、金融及监管体制来提高投资的效率。
3 核心CPI不高，不必加息？
主持人：继2006年四季度CPI同比上升2.0%之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再度上涨2.7%，尤其3月份同比增长3.3%，通胀压力突显。但同时，也有观点认为CPI数据上升主要受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所拉动，不可持续；而且扣除粮食因素后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很低。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既然核心通货膨胀率很低，那是否根本没有加息的必要？
黄益平：由于中央银行制定的通胀目标是3%，或者用他的说法是不超过3%，那么当CPI增长超过3%时，我觉得央行很可能会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因为这涉及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用问题。就是说，如果央行没有完成当初制定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动作，那么以后对投资者的引导可能出现障碍。
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并不面临非常大的经济过热的风险，因为如果把食品因素扣除，核心CPI的增长也就是1.2%左右。尽管从过去几个月，或者去年一年的状况来看，CPI正在出现往上走的趋势。首先，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会对于产品的价格有一些影响。其次，如果货币升值，对出口产品的价格上涨会带来一定影响。但是从总体的供求状况来看，通货膨胀压力还不严重。我们货币政策现在所面临的更大难题，其实是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
孙明春：今年3月份CPI同比增长3.3%，高于政府制定的目标，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我们知道，此轮CPI数据上行，主要受粮食价格上涨的带动，而粮食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受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前几年粮价偏低的一个合理性回调。所以这种粮价上涨可能是暂时性的，除非中国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导致粮食大幅减产。不过由于气象学家预测，今年很可能是厄尔尼诺现象重现，而且在过去几个月，国内自然灾害的发生率也确实较往年更为频繁，所以也不排除CPI还会继续上行的风险。
但我不同意核心CPI较低，就可以不必加息这种说法。事实上，世界各国央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有的参考核心通胀率，有的是参考总的通胀水平。并不见得说核心通胀率就一定是一个比总体通胀率更好的指标。中国实际利率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名义存款利率，无论核心通胀率怎样，实际存款利率已经为负的事实就足以支撑加息的决策，除非可以预见通货膨胀率在短时间内会再降下来。否则，过低的利率只会促使经济结构失衡更加严重。
肖耿：美国的长期通胀率在2%左右，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胀率一直是高于美国2%-3%。中国2006年的通胀率是1.5%，小于亚洲其它国家，如韩国的2.2%, 印度的5.5%，巴基斯坦的7.9%，印尼的13.1%，越南的7.5%及菲律宾的6.2%，也低于美国的通胀率3%。我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现阶段的通胀率可以维持在3%-5%左右，因为中国的生产率持续增长应该导致2%-3%的结构性工资及价格上升，再加上与美国及全球大致2%的通货膨胀率同步，总的通胀率不应太低。
目前中国的通胀压力并不很明显，主要是央行有意识地通过对外汇流入进行对冲，压低了本来应该出现的通胀。如果中国的中长期通胀率能够稳定在一个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类似的水平(5%)，中国的名义利率就应该与通胀率同步上升而保证实质利率高于零，并处于一个合理的鼓励高回报率投资而限制低效率投资的水平。
4 调控政策组合
主持人：自去年以来，中国央行一直维持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数次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频繁的公开市场操作等等，然而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数据再度证明了经济的强劲，这是否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无效？
黄益平：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比较有限，但这也和我们采取措施的力度有关。比如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多次上调，但没有完全改变或者改善市场中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此外，也不排除现在经济中面临的一些制约，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减少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汇率政策的制约。因为汇率政策不灵活，人民币被低估，人为扩大了贸易顺差，也进一步推动资本流入，而央行要购买这些外汇，就导致国内人民币流动性大幅度增加。反过来，央行在回笼人民币时又面对很大压力，因为其发行的短期票据利率太低，很多商业银行不愿意购买。当然有人会说，那么可以动利率。但在中国，利率传导机制不顺畅，而且把利率一下提高很多，又担心下一轮的资本流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所以，中国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远非某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
孙明春：央行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采用公开市场操作等紧缩措施，但这些手段只能改变流动性的现状，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过是一种被动的货币政策。中国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来解决现存经济矛盾。
肖耿：中国经济的结构不平衡主要原因不是货币政策问题。相反，由于中国经济微观基础不牢固，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执行。从宏观看，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及剩余资本，中国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鼓励剩余资本与剩余劳动力结合，创造就业、税收、增加值、增长。但由于个别低效率的投资领域盲目扩张导致局部过热，央行被迫采取非常谨慎的货币政策，担心低效率投资失控。我认为央行应该更大胆地制造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与其他计划、金融及监管部门合作重点打击及限制低效率、高社会成本投资。
主持人：既然由于种种原因，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调控效果不是十分明显，那么接下来中国政府应该如何进行政策组合？
黄益平：总体而言，我觉得应该采取“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从货币政策来说，还有进一步收紧的空间，比如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短期票据等，也不排除把资本门户更加开放一些。但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一些调整成本，或者给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压力，所以需要财政政策给与一些配合。宽财政主要就是用于推动国内需求，或者帮助缓解结构性调整的成本。这两个政策应该结合起来，只有紧货币，才能下一步的宽财政，如果现在没有紧货币而使劲的宽财政，那问题可能就更严重了。
孙明春：我认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还是贸易顺差过大。为解决这一问题，现行的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必须舍其一。当然，如果人民币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也许能够最有效地减少盈余。但鉴于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稳定，并且这种人民币小幅稳步升值的预期已经形成，恐怕中国政府不会采取行动，而且我认为也不应该改变这种预期，否则将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在汇率政策不改变的前提下，若想减小贸易盈余，那么就必须推进贸易政策转向中性，包括下调增值税的退税率、实施出口税、降低进口税(特别是高科技设备)等等。而且这些措施对某些行业更具有针对性，不像加息会影响到所有的行业。
肖耿：利率、汇率、银行准备金率等都是宏观经济变量，对微观经济指标的调整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质量不够高、速度过快，低效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弹，经济失衡状况等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央行的货币政策也不能说是无效的，而只是使不上劲。人民币汇率应该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升值，但是，汇率升值过快，可能引发通缩，因此，要保证人民币有序升值，央行必须首先保证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通胀压力。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其他部门如计划、银行、资本市场、环保、能源等等如果不能区分高效率与低效率的投资，央行就不敢放松货币供应。
目前，中国国内的投资结构存在主要问题是无效率投资过多，有效率投资不足。比如，有的投资对某个企业或某个地方有利，这种投资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但由于计划、金融及监管体制无法限制这类投资，导致很高的社会成本，如高能耗、环境及健康污染等。因此，政府一定要加大计划、金融及监管体制改革的力度，建立一个能够区分有效率的投资和没有效率的投资的市场基础设施，大力鼓励高效率投资，限制低效率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