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叶利钦 叶利钦, 反对派, 戈尔巴乔夫, 明星, 俄罗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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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3日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发布通报，前总统叶利钦当天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6岁。各国政要纷纷表示哀悼。普京宣布4月25日为俄罗斯全国哀悼日，并称叶利钦为一个“率直而勇敢的民族领袖”，敢于为自己的追求承担全部责任，在叶的倡议下，俄罗斯通过了新宪法，从此俄罗斯“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时间人们又想起了这个曾经叱咤风云后又淡出视野的俄罗斯政治明星。
鲍里斯.叶利钦曾经是俄国政坛上的“改革明星”。他1988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被逐出政治局，1989年当选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苏共28大上退出苏联共产党。从1991年8.19事变后他实际主宰俄罗斯政局、同年年底苏联解体最终结束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而开创了叶利钦时代。他曾经辉煌过，但更多的却是坎坷，无论是好是坏，他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任后人评说；无论是褒是贬，他无疑是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1999年12月31日他以一个漂亮转身完美谢幕，宣布提前卸去总统职务，打破了人们对他“嗜权如命”的评价，任命普京为代总统，结束了“叶利钦时代”。
新游戏规则的建立者
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做出判断。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长期以来很多人对叶利钦时代批评颇多，认为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在经济方面，叶利钦时代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不仅俄国的经济总量上不去，俄国的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现实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不上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在他任期的8年，俄国并没有形成像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宫表明俄国人还远未学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于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事务官的专业素质比政务官的民主素质更差，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现的是“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至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的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总之，可以说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

当然，说“立新”无术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立新”，否则在旧秩序不复存在时又完全没有新秩序，那就要天下大乱了。俄罗斯当然不是这种情况。叶利钦离任时为他的后继者已经初步奠定了宪政基础，市场经济结构和雏形公民社会。这种局面，要说叶利钦“只破不立”是不对的，他在“立新”方面不如“破旧”，但毕竟还是“立”了。在政治上，俄罗斯没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与有效的权力制衡，但毕竟已经有了公认的议会与总统选举，有了强大而合法的反对派，有了“可以反对的政府”，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与公民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有了“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而反对只准拥护的政府”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俄罗斯宪法赋予叶利钦的权力虽然在民主国家看来几乎相当于“新沙皇”，但这毕竟是在与反对派竞选中产生的“民选沙皇”。在他统治下，民选议会固然没有多大权力，但绝非橡皮图章。它成己之事则不足，败叶之事则有余。8年来叶利钦的意图在民主程序面前碰壁的事不知凡几：从宪法法院的裁决、“十月事件”被捕者的重获自由并重返政治舞台、总理提名的被否定、“官办两党制”的失败直到他无法选择继承人。叶利钦时代俄国政治上最受抨击的莫过于炮打白宫与政治暗杀。但这两件事是典型的“民主制下的反民主罪行”，它一方面表明俄国民主的脆弱，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主的存在。而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苏联时期岂能有抗命的苏维埃和非暗杀不足以制服的政敌出现？有人说叶利钦嗜权如命，尤其是在他1996年连任以后行为乖张，走马灯似的更换政府，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延续性，但是他最终迈出了“克里姆林宫主人”光环的关键一步，在千禧新年前夕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辞职。这位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总统在大选刚刚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时自愿下台，不仅结束了人们关于他是否会老马恋栈的猜测，而且增加了他选中的接班人普京继任的可能，并且不以“太上皇”名义暗中操纵政局，为自己为之奋斗过的事业乃至自家的善后达成了现有条件下最有利的安排。此举可以说是他在民主游戏规则下取得的最后一次、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成功，也为他的八年任期画上了一个难得的句号。正如俄罗斯《消息报》所评论的，叶利钦“使这个难以控制而且失衡的国家机器顺利运转。他制定了游戏规则，并想方设法遵守这些规则”。俄罗斯《时代晨报》认为，叶利钦以其实际行动证明，“为了实现这些基本原则，他最后以牺牲比他生命还要重要的权力”来保证规则的延续。
克服“帝国后遗症”
1991年6月叶利钦在全民大选中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要努力消除“帝国后遗症”。在世界历史上，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从未能避免这种悖论：一方面消除混乱是维持帝国、实行强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强力本身不但只能掩盖而不能消除致乱因素，以至于没有一个帝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乱，恢复旧帝国也往往是永无可能。于是“帝国后遗症”的结局多数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社会情绪日益极端化，终于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旧式强力更严酷的强力控制。第二种结局是帝国解体后的混乱发展为内战，而内战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机会更加渺茫，绝大多数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内战中的胜者建立新的铁腕控制，其最终结果与前述第一种结局一样，只是经过内战代价更大罢了。第三种结局是外部输入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从而摆脱“专制的稳定”与“混乱的民主”之循环，最典型的莫过于德、日二战后在被占领状态下的民主化，但这种状况要蒙受被占领的耻辱，除非出现非常条件（战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对于“帝国后遗症”有几点需指出：第一，强力控制帝国的后遗症并不是某种“主义”所特有的，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强力控制由于过分地垄断社会组织资源，都可能导致社会缺乏替代组织能力，从而造成强力消失后的无序，出现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俄罗斯的“乱”被一些人指责为放弃了某种主义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认为某种“主义”要为如今的“乱”负责。其实，苏联帝国解体后产生的这些现象，与苏哈托专制崩溃后印尼的混乱、1917年沙俄崩溃、1911年清帝国垮台后的混乱十分类似。它与帝国的意识形态无关。同时，乱中出现的新铁腕也非某种主义所特有，德国“魏玛共和”之后出现极右的纳粹专制，俄国“二月民主”之后出现左派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体制产生于左翼———社会党，而匈牙利的霍尔蒂体制产生于右翼———箭十字党，但结束“混乱民主”，建立比旧体制更严酷的强权则是其共同点。
第二，这种后遗症也非某种“文化”所独有的。儒教的中国、东正教的俄国、天主教的匈牙利与新教的德国都出现过这种现象，而且不但像中、俄这样专制帝国历史悠久的国家出现过，经历过启蒙运动深度洗礼并久已实行立宪制度的德国出现过，甚至在中世纪就长期具有“贵族民主”、“自由选王”等非专制传统的波兰也出现过萨纳齐专制这样的现象。当然，传统可能使人更能适应某种体制，但造成帝国后遗症的一些基本因果关系（组织资源垄断与无序状态的互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第三，外界的干预并非这种后遗症的基本原因。有些国家如后蒙博托时代的刚果（金）、后殖民时代的安哥拉出现乱世，固然与外因有关，但大多数国家，如西亚德之后的索马里、门格斯图之后的埃塞俄比亚、苏军撤走后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乱因素都主要是内因。在有些场合外来干预反有助于稳定，如国际社会的监督对南非过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无论外因是促进稳定还是生乱，都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
第四，“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但真想回到昔日的可能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混乱中产生新强权、更严厉的强权是很可能的，但恢复旧式强权则罕有其例。
从应付“帝国后遗症”的角度看，应当说叶利钦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历史积怨至深的各族之国，俄罗斯人又只占前苏人口不到一半，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危机之积累也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八年中能使俄国基本保持稳定，苏联和平解体、俄罗斯境内除车臣等边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在漫长的过渡期中俄国既没有由混乱发生内战，也没有导致人们因厌乱而走向极端，尽管当时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俄国的“魏玛化”危险或重蹈1917年“二月民主”覆辙之可能，但在叶利钦执政晚期俄国反而出现了日益“中派”化的趋势：1998年以来各方的民意调查显示左右两翼（俄共与叶利钦身边一群人所代表的寡头自由派）影响下降，极左极右（安皮洛夫式的“斯大林主义者”与日里诺夫斯基式的法西斯倾向）更不成气候，而中左翼和中右翼则地位上升，这在世界历史上帝国后遗症事例中是极少见的，而对于传统上向来好走极端、中派从未成事的俄罗斯来说就近乎奇迹了，尤其在1998年出现金融危机、叶利钦本人的行事又日益病态、社会不满加剧的情况下就更是奇中之奇了。无疑，在社会心态“中派化”的情况下出现“左”或“右”的新铁腕、重演魏玛共和或二月民主悲剧性结局的可能性极小。
俄罗斯没有乱出内战，没有乱出极端化，当然更没有落到请外国人来“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驶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行驶。
有人说，斯大林时代对反对派是从肉体上消灭（外加诛连九族），赫鲁晓夫则是从政治上批臭（如对马林科夫等），勃列日涅夫是悄然的组织处理（如对谢列平等），戈尔巴乔夫时代则能将其排挤出官方体制，却不能阻止其在体制外发展（如对叶利钦），而完善的民主制下一个领导人是不能只凭自己的好恶任意把谁排挤出官场的。在这一点上，叶利钦并没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前进多少，但他也没有后退多少。他与戈氏一样可以把异议者赶出官场，却不能阻止其通过体制外途径再“回来”。平心而论，今日俄罗斯的民主与自由已不是有无的问题，而只是多少的问题。这样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戈尔巴乔夫奠定的，叶利钦不是“俄罗斯民主”的创立者，而只是守成者。然而多少“帝国后遗症”的事例告诉我们，这个守成也决非易事。
走出“魏玛化”阴影
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比政治转型更困难，这不仅与中国比，而且与中东欧诸国比也如此。因此叶利钦政权在经济问题上比政治问题上更被动，也不全是他的“错误”造成的。首先，虽然东欧、俄罗斯、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处在不发达状态，都有“命令经济”传统，但是这里还有“欧亚之别”。主要的区别在于苏东的近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分因而要比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大得多。与苏联东欧相比，改革前中国搞的实际上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理论差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人们经常谈到的“马钢宪法”模式和“鞍钢宪法”模式。苏联的马钢宪法强调一厂制、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平衡；鞍钢宪法则强调群众运动、大轰大嗡、政治挂帅、党委领导、政工治厂、阶级斗争等。应该说这两种经济类型在苏东和中国都有，但相比较而言，中国、越南等国“命令经济”的成分要多得多，苏东“科学计划”的成分要多一些。两种经济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地讲“命令经济”的改进比较简单。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放弃命令走向市场，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就能较易地实现过渡。二是放弃浪漫的命令、长官意志，按科学规律办事，改善计划，运用最优化数理模型以计划科学化、理性化的方式进行改革。对命令经济成分较多的国家来说，它无论走哪条路付出的代价都比较小。因为原有的“计划”本来就不科学、不完善，在计划改进方面大有余地可发挥；而要走向市场呢，只要放弃了瞎指挥、放弃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搞经济，给市场一个良性生长的环境就行了。可对于计划经济成分较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复杂得多。对它的改革存在着一个悖论，它在科学计划上越走得远，要回到市场就越困难。因为什么都计算到如此精确的地步，环环相扣、分工细密、有机联系，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生产就会完全紊乱。这两种经济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国企比重要比苏联的小得多，但其改革一直是经济转型中的老大难问题，而俄罗斯有95％的工人在国企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巴萨所说，由于改革前的背景条件的不同，东欧的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中国的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要搞改革，就面临和中国不同的问题，甚至东欧和俄罗斯也有所不同。那就是前苏联不但是全联盟范围计划经济的核心，还是经互会体制下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大计划”的中枢。它的计划是两重计划的建构，这两重中任何一重的解体都会导致大量分工协作链条的断裂，都会导致许多经济过程的中断。从这一点说，俄罗斯面临的问题要比中国、东欧更复杂。
再从体制上看，俄国并未建成有积累激励的产权制度与规范竞争的市场体系，但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是建立了的。实际上，俄国的经济问题有相当成分是因政治不稳定所造成，并非单纯的经济体制问题，尤其在叶利钦时代的始末两端、即炮打白宫前的府院对峙时期与切尔诺梅尔金下台后的政府走马灯时期，经济受累于政治的程度更大。
如今人们在评论俄国经济时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休克疗法”与“激进改革”，其实俄国经济问题远比“激进”“渐进”这对范畴所能解释的复杂得多。但如果把问题简化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话，那么这种干预也有权利与义务两个方面。俄罗斯过渡时期国家“放权”中产生的问题能否简单地说成是过于“激进”，本身已可怀疑，而在国家义务的卸除方面肯定不是过于激进、而是过于缓慢。8年来，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长期滞后于其他经济改革，国家包下来的福利负担并没有减轻多少（从这点上看，叶利钦时代俄国其实还是相当“社会主义”的，至少此种成分不比普京时代弱），而国家可动员的资源却严重地萎缩（在这一点上，俄国又比许多西方国家更“自由主义”）。因此造成严重的财政—金融陷阱。而财政—金融危机正是俄国经济中的核心问题。然而，俄国政府之所以收不上税，国家包下来的福利制度之所以难以改革，归根结底也还是政治条件决定的，可以说，俄国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连环套，它处在一种互动关系当中。但是从叶利钦在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依宪交权，使权力过渡能按宪法程序完成，为普京时代俄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好转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跳出了权力诱惑的轮回，彻底摆脱了“魏玛化”的阴影。
“病夫治国”：叶利钦激流勇退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走马灯式的更换政府”。而前三个阶段则分别体现为：一，叶利钦作为“民主拯救者”，其权力和声誉都到达巅峰的时期。这一时间从1991年8.19政变到1992年总理盖达尔辞职，在此期间叶利钦曾大力推行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二，从“两宫对峙”到炮打白宫时期。这一阶段，“休克疗法”被刹车，议会势力上升，最终以叶利钦1993年10月炮打白宫（议会驻地），驱散议会，通过新宪法实行总统集权而告终；三，“寡头化”时期。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成为“民选沙皇”。但是经过此前的挫折、动荡、决斗，叶利钦在实现了“新权威主义”下相对稳定的政局后，也从“改革斗士”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而民主不足的情况和叶利钦对此前始终支持他的民主派的日渐疏远，使脱胎于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顺利变身，从集权制下的国家垄断转而成为新经济条件下的“寡头”垄断，寡头们取代民主派成为叶政权的新的支柱。
在进入“走马灯式的更换政府”为特点的第四个阶段后，叶利钦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5个月便被免职，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复出受阻，叶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8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2个多月，又换了普京。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已经完全不顾政绩标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俄经济止跌回升、形势看好时被免职，普里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初见成效时被免职。斯捷帕申之免职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机”，但严格地讲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叶利钦用人此时似乎也没了价值标准：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尔诺梅尔金如前所说，是寡头新权威主义者，普里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马科夫本人倾向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则纯属事务官员。总而言之，叶利钦此时用人施政已既不讲政绩也不讲“主义”，纯属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的考虑。因此很自然，这时的叶利钦几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评，包括原来拥护他的寡头派。
叶利钦如此措置乖戾固然与他在权力无制衡情况下“病夫治国”之不智有关，但也反映了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阶段中俄罗斯过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加经济上的寡头化———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而叶的声望也进一步下降。在眼看叶利钦病体难支、不能久任的情况下，叶利钦身边的小圈子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能为俄国的长远利益、而且甚至已经不能为他们在上一阶段所主要依靠的社会基础即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只是着眼于怎样能实现一种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这就导致叶利钦在这一个阶段的行为越来越走向个人权术。而这样的短期行为又使俄国的转型期危机拖长、经济发展受损。本来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末期已开始回升的经济，在进入“走马灯时代”后又趋恶化。政府短期行为导致社会短期行为，尤其是资本的短期行为。而资本的短期行为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机虽然有其深层、宏观的原因（无投资激励机制经济不能真正稳定、国际油价下跌致使俄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俄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问题等），但人们的心理预期恶化造成抽逃、挤兑无疑是危机的导火索。而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叶利钦末期的唐突举措是要负至少一部分责任的。
8月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及其转轨过程，也使叶利钦的声望进一步掉到谷底，而这又反过来使叶利钦身边的“圈子”更担心“后叶利钦时代”的局面，从而使叶利钦的行为更加短期化，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使叶利钦的政治生涯趋于终结。当8月底危机来临时，许多人断言这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俄国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此后几年中俄国将发生大乱，人们只能讨论“民族与国家的简单生存问题”了。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俄国已经面临社会爆炸、秩序崩溃与内战。的确，就叶利钦本人而言，他对这场危机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与过去历次危机中他表现的极为果断、敏锐、自信与机智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叶利钦这时已不再是个“新权威”了。
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而大乱，甚至没有给叶利钦很大难堪。与人们预期相反，叶此后又换了两届政府，发起车臣行动，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对。而议会的弹劾程序无疾而终，许多人预言会发展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游行也进行得十分温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危机后“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渐成气候。社会思潮的“中派化”使俄很有可能向后叶时代平稳过渡。总之，在叶利钦这个“强人”不再有能力逞强之时，当“新权威”的权威基本消失之际，俄国一没大乱，二没走极端，三没走回头路。在专制与极端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利钦能依宪政程序离任已属不易，而在最不利条件下仍能平稳离任就更近乎奇迹了。这表明俄国人在叶利钦时代虽然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的确成熟了。他们很有希望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叶利钦时代尽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规则毕竟有了，叶利钦时代没有建成市场秩序，但市场化的基础也有了。俄国人民尽管对叶利钦不满，他们也不想走回头路的。
盖棺论定：俄罗斯忘不了叶利钦
总之，在叶利钦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既有出色的作为，也干过一些蠢事，尤其是在首尾两端中，如果他在8.19之后不拆戈尔巴乔夫的台，而是合作共创民主新联盟，独联体的隐患就会减少很多，如果他在剧变后立即进行宪政改革，经济改革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证券私有化”设计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头不那么违反公正原则，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他在最后两年不那么乖戾地频繁更换政府，1997年的经济回升有可能持续，1998年的金融危机就不会那么严重。
当然，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带领人民反击8.19政变，苏联就可能出现第二个“停滞时期”。作为一个转型期的开创者，叶利钦顺应苏俄人民摆脱了旧体制的愿望，因此深得人心。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官僚的那种刚愎自用的习气，而在建立了新权威之后，权力腐蚀症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条件下在他周围的小圈子里蔓延，再加上他后期的病态和嗜酒对政局的负面影响也难辞其责。然而他的卸任堪称一大手笔，为依宪交接班做了一个典范。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是，叶利钦时代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黄金时代”。过去几百年来中俄有过太多的恩怨：沙皇时代我们是“以俄为患”，北极熊是伤害我国最甚的列强之一。苏联前期我们是“以俄为师”，但“师生”间从来就不平等，“老师欺负学生”终于导致反目成仇。苏联晚期我们是“以俄为敌”，极权霸主的威胁使毛泽东也不能不摆脱意识形态框框而走向“联美制俄”。只有叶利钦时代我们实现了“以俄为友”，继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叶利钦又使中俄关系连上三个台阶，真正实现了中俄两国“平等信任、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这固然主要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大势使然，但叶利钦的个人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
叶利钦时代尽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规则毕竟有了，叶利钦时代没有建成市场秩序，但市场化的基础也有了。俄国人民尽管对叶利钦不满，他们也不想走回头路的。